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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
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滴饮酒，盗贼不绝，
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
这可见处于流亡状态的农戾痛苦，是如何地引起了王充的关心，他的“酒
论”虽然不是贫乏的关键处，但农民贫困问题引起了他的同情，从而也反映
到他的具有人民性的思想里面。
王充的时代，正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和统制政策变本加厉的时
代。此所谓变本加厉，即已经由西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子学，独尊大艺之科、
孔子之术，变而为东汉光武的宣布图谶于天下；已经由经今文学家董仲舒的
推演灾异的神学体系的御用，变而为谶纬之术的露骨神权思想的御用。前者
之取得具“正宗”的合法地位，远在王充百年以前；后者的发生，也在前于
王充的五十年的成哀平三朝之际，而其取得“正宗”的合法地位，则为王充
壮年时代（光武中元元年，充三十岁）的现实。两汉“正宗”思想的表现形式
虽略有不同，而大体上则同为有神论世界观向荒唐无稽处愈陷愈深；“正宗”
思想之无止境的向下堕落，则由于统治的王朝，面对着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
自觉到不能在健康理性里说明自己统治的合理，而不得不从天人感应的神学
里，甚至从低级迷信的图谶里来寻求其统治农民的合理性。例如：武帝之钦
定经今文学为“正宗”，与当时的“山东群盗大起”自有其照应的关系；光
武之宣布图谶于天下，也与建武年间的“度田”事件以及两次的“妖巫”大
起有其联系。此即是说，两汉的“正宗”思想都负有反对农民战争而为汉代
统治阶级辩护的宣传侄务，都是王朝御用之以对抗农民战争的奴婢思想。由
于被敌对王朝的思想上的反对命题作用所推动，灭秦而王天下的汉代，不得
不在内藏法术刑名的苛刻政策之外，利用堂皇的文化欺骗而定儒学为国教；
又由于反对农民战争，不得不假途于神学及迷信，以为统治阶级辩护。于是，
汉代的“正宗”，必然地走入了曲解原始儒学（孔子思想）的道路。关于此点，
章太炎曾说：
“孔子之在周末，与夷惠等夷耳；孟荀之徒，曷尝不竭情称颂，
然皆？？未尝侪之圜丘清庙之伦也。及燕齐怪迂之士兴于东海，说
经者多以巫道相揉。？？伏生开其源，仲舒衍其流；是时适用少君
文成五利之徒，而仲舒亦以推验火灾，救旱止雨与之校胜。以经典
为巫师豫记之流，而更曲传春秋，云为汉氏制法，以媚人主而梦政
纪；昏主不达，以为孔子果玄帝之子，真人尸解之伦。谶纬蜂起，
怪说布彰，曾不须臾而巫蛊之祸作，则仲舒为之前导也。自尔，或
以无变灾异，宰相赐死，亲藩废黜，巫道乱法，鬼事干政，尽汉一
代其政事皆兼循神道。”（文录卷二驳建立孔教议）
与“正宗”思想的堕落相平行，王朝的思想统制也愈加严厉。到了光武
建武二年（王充生前一年），“异端”一词开始获得了新的语义（其原义详见本
书第一卷第七章），而与叛道的“邪说”可以互驯。例如，博士范升，上疏指
费氏易与左氏春秋为“异端”，极言不应立博士（后汉书卷六六本传），此即
为“异端”与“邪说”同义的开始。这一语义的转化，无疑地是中世纪思想
统制政策的直接产物。在长期的“正宗”思想支配之下，循着统制的道路终
于僵化了古代逻辑思想里的矛盾律，而通过儒家经典的神圣化，在西周“皆
原于一，不离于宗”的官学形式上找到了定思想于一尊的先王仪范，把“离
于”正宗，“不原于一”而“裂”道术为多元并存的“异端竞进”（范升语）
的思想自由发展，遂武断成了“叛道”的别名。在这里，古语的“异端”便
不得不变为“邪说”的同义语。汉儒注论语“异端”，以“善道有统，故殊
途而同归”为理由，而认定“异端不同归也”，这种看法，正是中世纪思想
统制时代的特定产物；古代思想自由的判断论里，绝不可能有此逻辑。但是，
这样的逻辑，恰是王充所要冲决的桎梏，在以谶纬化的儒学为“正宗”的东
汉，他敢于公然揭出道家的旗帜，不但问孔刺孟，而且对于“正宗”的全盘
思想，“订其真伪，辨其虚实”，而揭发其“是反为非，虚转为实”的欺骗
本质。毫无疑义地这是对于思想统制的英勇的抗争，是对于“正宗”的大胆
的反击。仅就他在武帝以来一统“法度”之外，独立地创成一家之言而论，
也可以看出他的斗争精神和人民性思想的端绪。
复次，“异端”之名虽起于东汉初叶，而反抗思想统制，自贰于“正宗”
的“异端思想”，则自武帝以来未尝中断，远之如汉代司马迁的反抗思想，
次之为桓宽监铁论的暴露思想，最后为通贯两汉的经古文学派反今文“正宗”
的积极传统，都具备着鲜明的“异端”色彩。此事有关于王充的思想渊源，
茲更分别说朋于下：
第一，王充对司马迁的赞扬将在后面详说，他对桓宽有这样的赞语：“两
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桓宽之监铁论？？之类
也。”（案书篇）至于他宗左氏而不宗公羊，是古文而非今文，自刘光汉以来
已成定论。所余的问题则为：王充为什么具有一般的经古文学的性格及其对
经今文学斗争的思想。关于此事，我们认为，这是依据着一般中世纪思想史
上“正宗”与“异端”之争。但这不是说凡经今古文学之争都是这样，相反
地，后来经今古文之争的外表虽表现为儒家经典的解释，而争论的实质则为
在中世纪王权的思想统制夹缝里争取合法的地位。
第二，汉代的经古文学家，由于“经学偶像”的约束，有着种种的缺点。
例如，只敢准诸神圣的教条以争思想的“邪正”，而不敢本之客观的事理以
争思想的“是非”，只以取得“正宗”博士官的合法地位为满足，而没有否
定现实黑暗的变革思想；及其未流，更不惜推演谶纬及其天人感应之说，以
求容媚于王权，丧失了自别于论敌（经今文学家）的理论特点。然而，统观大
体，两汉思想史上的经今古文学之争，仍然具有着中古“正宗”与“异端”
相争的意味，仍然表现着“正宗”与“异端”相对立的基本特征；这一相互
訾应的进程，从经学的内部斗争出发，终于循着由量变质的原理，导出了经
学自己的炸裂，王充公然从道家的世界观上批判了整个的儒家，从而更明确
地显示出思想史以“正宗”与“异端”、唯心与唯物的对立或斗争为具发展
规律。
最后，除了一般的经古文学的传统为王充所承借所发展而外，在王莽与
光武之际，尚有郑兴、尹敏与桓谭等“非毁俗儒”“尤好舌学”的反谶纬思
想，这对于王充尤有直接的影响与启示。茲分别言
其生乎行事与思想概略如下：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是从今文派转人古文派的经学家。
所以范书本传说他“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傅，遂积精深思，通达其
旨”。在王莽天凤年间，刘歆美其才，“使撰条例章句驯诂，及校三统历。”
更始立，为长史合。光武建武六年，为太中大夫；九年，坐“私买奴婢”，
出为莲勺令，旋去任卒于家。
郑兴的学术，据本博所记：“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是于历数，自杜
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达自传其父业，故
有郑贾之学。”东汉初叶的古文学派，如前所述，多受天人感应说的影响，
郑兴也未能免俗。例如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他上疏说：
“春秋以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
往年以来，谪咎连见，意者执事颇有阙焉。？？夫国无善政则谪见，
日月变咎之来，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择人处位也。？？今
年正月繁霜，自尔以来，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罚。天于贤圣之君，
犹慈父之于孝子也，丁宁申戒，欲其反政，故灾变仍见，此乃国之
福也。”（后汉书卷六六本传）
似此，以日食天降谪咎，欲人君反政，与令文家的思想殊无二致。但郑
兴的思想仍有矛盾。此矛盾表现于他主张有神论而不信谶纬说。本传说：
“帝（光武）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
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
‘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兴数言政事，依经
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兴去莲勺后，遂不
复仕。？？三公连辟，不肯应，卒于家。”
生于谶纬“正宗”统洽的王朝而自称“臣不为谶”，明为“异端”思想。
至于他的思想的自相矛盾，与他在皇帝面前不敢自认“非谶”，则是东汉“异
端”思想初期阶段的性儒表现。但从他“三公速辟不肯应”的消极不合作与
“以不善谶故不能任”的被黜斥看来，已经说明了“异端”思想的悲剧运命。
尹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
毛诗、谷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待诏公车，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后三迁
长陵会。尹敏与班彪亲善，每相遇辄日旰忘食，夜分不寝，自以为钟期伯牙，
庄周惠施之相得。水平五年，诏书捕男子周虑，虑素善于敏，敏坐系免官；
十一年除郎中，迁谏议大夫，卒于家。
尹敏的思想态度略同于郑兴，他相信天人感应之说；所以建武二年他曾
上疏，陈洪范消灾之术。但也不信图谶。本传记：
“帝（光武）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敏对曰：‘谶书非
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
纳。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
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
帝深非之；虽竟不罪，而亦从此沈滞。”（后汉书卷一九上）
尹敏的“异端”思想，表现出对于神学的讽刺，与郑兴以“逊辞”获免
的态度，形式虽有不同，然也不免于“从此沈滞”。尤其永平五年因友人周
虑事件入狱，及出叹曰：“喑聋之徒，真世之有道者比，何谓（刘■校：“谓”
当作“为”）察察而遇斯患乎！”此寥寥数语，已经活现出了初期“异端”的
悲剧。
综观郑兴与尹敏的思想成就，均颇贫乏，只不过对于王室御用的神学“正
宗”显示出了若干的离心倾向。但对于“正宗”的离心力的出现，则正是“异
端”思想的初步；其思想史上的价值并不能因其量少而降低。此一新的思想
趋势，在桓谭那里，可以看出较为展开的成就。
桓谭（字君山），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对天文学更有研究，主谭
天说；又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
疑义；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熹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哀平间，
位不过郎。新莽之际，儒者莫不称引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光
武朝，官给事中，后以反对谶纬，光武目为非圣无法，将下处斩，谭叩头流
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病卒于道，时年七十余。著
有新论二十九篇。
桓谭的新论已佚，章怀太子后汉书桓谭传注中还保存了新论的全部篇
目：
“新论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辅，四言体，五见徽，六谴非，
七启寤，八祛蔽，九正经，十识通，十一离事，十二道赋，十三辨
惑，十四述策，十五闵友，十六琴道。闵友琴道各一篇，余并有上
下。东观记曰：光武读之，敕言卷大，令皆别为上下，凡二十九篇。”
这一论著，就谴非、启寤、祛蔽、正经、辨惑等篇目看来，显然富有火
药气味，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更明白地揭出这一论著的战斗性与批判性：
“桓君山作新论，论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
莫不证定。”（超奇篇）
“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
得实矣。”（定贤篇）
这种辩昭然否、证定虚妄伪饰之辞的议论，虽因全书已佚而无可详征，
但我们仍可从残存的材料中窥见其断片。
“余与刘子骏言养性无益，其兄子伯生曰：‘天生杀人药，、
必有生人药也。’余曰：‘钩藤不与人相宜，故食则死，非为杀人
生也。譬若巴豆毒鱼，誉石贼鼠，桂书獭，杏核杀猪，天非故为作
也’。”（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药部）
这里提出的“天非故为作”，实是反对神学目的论的重要命题，其意即
为万物自生，而非“天”所故生。这一命题中所表现的哲学观点和王充是很
接近的。我们再结合下一条材料来看：
“天下有鹳鸟，郡国皆食之，三辅俗，独不敢取之，取或雷震
霹雳起，原夫天岂独右此鸟？其杀取时适与雷遇耳。”（太平御览卷
十三天部，又卷九百二十五羽族部）
据此，桓谭显然是否定“天”有独右鹳鸟的意志，认为雷震霹雳起与杀
取鹳鸟二事的同时发生，不过是事之偶合，不足以证明天意使之然，这些观
点，都表明桓谭是倾向唯物主义的。此外，我们还可以我到桓谭反对神仙方
术的一些断片：
“刘子骏信方士虚言，谓神仙可学，余见其庭下有大榆树，久
老剥折，指谓曰：‘彼树无情，然犹朽蠹，人虽愿爱养，何能使不
衰？’”（艺文类聚卷八十八木部）
“余与刘伯师夜坐，灯中脂炷爋秃将灭，余谓伯师曰：‘人衰
老亦如彼秃炷矣！’伯师曰：‘人衰老应自续。’余曰：‘益性可
使白发更生黑，至寿极亦死耳！’”（太平御览卷八百七十天部）“曲
阳侯近方士西门君惠，从其学却老之术，君惠曰：‘龟称三千岁，
鹤称千岁，以人之材，何乃不及虫鸟耶？’余应曰：‘谁为人与龟
鹤同居而知其年岁耳！’”（意林卷三）
这些对长生却老之说的诘辩，虽没有提到理论的高度，却表现了健康的
理性推断，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桓谭的政治思想，据本传（后汉书卷五十八）所载陈时政所宜疏来看，大
体为儒家思想，而以抑商贾防兼并为其方略。例如：
“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指汉高祖）禁人二
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今富商大贾，
多放钱货，中家弟子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人；
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诸商贾
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己，不
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田亩修，则谷人多而地力尽
矣。”
今按，重农抑商，乃是汉代儒家所主张的传统政策，桓谭此意，本无甚
新见；惟其反对高利贷，反对不耕而食者的淫靡奢侈，则颇有批评的精神。
此外，桓谭对于东汉初叶的立法司法，也多指摘，，例如：
“夫张官置吏以理万人，县赏设罚以别善恶，恶人诛伤则善人
蒙福矣。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
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
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今宜明申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
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如常二等，不得雇
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
“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
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
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
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怨滥矣。”
综计桓谭的批评，不能说有多大的新义，但其着眼所在，皆现实性的问
题。其解决问题的方案，完全委诸于人力；比在东汉谶纬迷信盛行时代，颇
有积极意义。
桓谭所持素朴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与其“尤好古学”“而熹非毁俗儒”
的批评态度，是有关联的；此在取媚于统治阶级的俗儒当涂，多见排抵的桓
谭，似多少自觉了悲剧命运的不可幸免；所以疏里曾说：“贾谊以才逐而晁
错以智死，虽有殊能而终莫敢谈者，惧于前事也。”
桓谭所非毁的俗儒，即是当时朝野共信的图谶伎数之士。所以本传曾载
光武信谶，多以决嫌疑，谭复上疏说：
“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
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
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
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食邪诖误人主，焉可不 抑远之哉？臣
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木，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
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
意，屏群小之曲说，远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似此，桓谭反对图谶，只是依据着五经“以仁义正道为本”的儒家思想
来屏弃“奇怪虚诞之事”，而并没有坚定的无神论世界观；本质上与孔子“不
语怪力乱神”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同样显示着常识的健康理性
的看法。然而，只此一点常识的看法，已经被专制帝王目为“非圣无法”的
异端：以七十老人，至于“叩头流血良久”，暂时幸免于斩死。
如前所述，东汉初叶的“异端”多出于经古文学的左派，其右派的代表
如贾达等，则已投降了谶纬的“正宗”以致贵显。光武时代的思想统制，与
西汉武帝时代相较，已经更为严厉而黑暗，所以“异端”思想无不带有鲜明
的悲剧气质。范书（卷六六）的贾达传论：
“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亦徒有以焉尔。桓谭
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按此处应增人“尹敏以不信谶系
免”一语），贾达能附会文教（按此谓其引左氏明汉为尧后），最差贵
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郑兴尹敏无著作，其影响于王充者不可考按。而桓谭新论（亡轶于南宋，
沈阳孙冯异所辑桓子新论一卷非本书），则论衡的超奇、佚文、定贤、案书、
对作等篇，曾称述八次之多，全为褒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