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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事物都是众缘合成的，事物形成的因缘是‘因’，事物本身是‘果’。事物从本质上分两类，一类是物质，一类是精神。物质实体都是物质的基本分子集聚的物质众缘和合体，精神意识是以极短的时分为单位的生灭连续不断的‘意识的续流’，犹如河流、电流，前一刹那的意识是后一刹那意识的同质因，后一刹那意识是前一刹那意识的同质果。刹那意识，前后相续，因果接连不断，便形成了生命意识之流。瓜种生不出豌豆，石头变不成花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任何事物无因不生，异因也不生。人的意识，也是无因不生，非同质的异因物质也无法生出意识。意识和物质，虽然相依，却非同质。意识中生不出物质，物质中也生不出意识，因果同质性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从因果必然同质之理可以推出，人的意识的前因必然是意识而不是物质。既然人的意识的前因是同质的意识，人在母胎中形成时的第一刹那的意识的前因是从何而来呢？作为人的有形的物质肉体，其同质的物质因，来自父母的精血，与肉体相连而性质完全不同的意识，不会没有同质先前因，这先前因若不是前世的最后一刹那意识，还会有什么呢？
（二）续流先前因。
意识不是物质分子集合体，而是先后相续不断的续流——意识流。既然意识是续流，不是突然生出，突然灭亡，而是一种与时间相同的无始无终的生灭连续过程，既然是前后相续的过程，怎么会没有先前之流和后续之流，只有现时之流呢？以现实的意识为例也能证明意识先后相续的道理。如识别作用和回忆都离不开先前意识，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也是先后意识连续不断的证明。意识续流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总体意识续流的一个时段，现时生命，从生到死，这一时段也是生命自身总流转过程中的一个时段，并非全过程。
（三）习性规则。
生命活动中的每一种重复的实践，会变成习性。这种习性，也称本能。牛犊和象仔刚生下几分钟就会寻找母乳吃奶，人和动物的异性相求，也不需要谁来教。这都叫作本能。这种本能习性，若无先前的实践活动，怎么会形成呢？机器人为什么没有本能？本能习性是实践中形成的，因此，幼儿和初生动物身上现出的本能习性，也必定有先前的实践活动。若有先前的实践活动，初生生命的先前实践活动，不在前世，又怎么可能在今世呢？
（四）前世回忆。
‘回忆’是指对过去经验的事件的回忆。没有经验过的事情不会有回忆。现实世界中有许多回忆起前世的儿童，有许多根据回忆认定前世住址、家庭、亲人的国内外事例，古今中外的传说记载，何止一二。即使是不承认定中回忆，也无法断然否定许多儿童凭回忆认定前世的实例。通过逻辑推理和现实事例，完全可以证明生命转世理论的正确性，能证明生命定有前世，也同样可以证明，生命定有后世。
100、信佛是不是迷信？
在近现代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有一部分人以为佛教是迷信的，信仰佛教的人们也是被迷住了等等，产生了诸多不客观公正而又很是幼稚的看法，现在也有一些不懂佛法的人持这种相当轻率的态度。但真正有智慧的人们当中，没有人说佛教是迷信的，虽然他们自己并不信仰佛教，但在他们的心目当中，都以为佛教是很高深博大，是相当了不起的，只不过现在暂时还没有时间去进行深入研究，或者自己还没有缘份加入到佛教信仰者的行列之中。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章太炎先生说：‘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贵的。’张东荪先生说：‘我对于佛家，却相当的敬重，以为他所提出的问题是对的，他的动机是大勇大智大仁。’杨振宁，1944年获硕士学位，1948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说：‘佛教是世界上伟大的宗教之一，两千多年前传入中国之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5年9月12日，在美国纽约的大乘寺玉佛塔落成典礼上，杨振宁说：‘我是一个信奉佛教的科学家。’李叔同（弘一大师）说‘出家人是最高尚、最伟大的。’
所以，他们有智慧的人，虽然不一定对所有的事物都能精通，但却对人类高尚伟大的佛教文化都抱著尊重的态度。然而恰恰是那些没有智慧的人，尤其是对世间及出世间329法都不懂的人，反倒会说佛教是很迷信的，这种说法在六、七十年代相当流行。那时候的人们普遍陷入于一种愚昧而又疯狂的状态，不管是对西方的现代文明还是对东方的传统文化都是践踏得一塌糊涂，特别是对西方的人文科学和华夏的传统文化，基本都挂上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迷信’等封资修的招牌，现在继续这样痴迷不悟的人不是很多了，但希望那些还在说佛教是迷信的人们首先应该作一些观察，如果对一个事情不作任何观察就随随便便地下结论，那不管您是什么样层次的人，以您自己所崇拜和信服的比如说是某一个学问或主义，别人若也不加深究、思辨就说成是迷信，想必您也不会苟同。说佛教是迷信，其实就和说科学是迷信一样荒谬。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包括现在社会上的许多著名的学者和科学家们，也尊崇佛教为智信而不是迷信的。比如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和康有为一起宣导变法维新，世称‘康梁’，他曾说：‘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中国现代科学家尤智表也说：‘佛教不但不是迷信，而且是破除迷信最彻底的学理，佛教不是神道设教，不是精神痛苦时的麻醉剂，乃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处世接物的实用之学，佛教是理智的，平等的，自由的，客观的，彻底的，具体的，积极的，入世的，实用的宗教。’又说：‘科学愈昌明，佛教的教义愈发扬光大。近年来世界各地佛教的日渐兴盛，实与科学之进步成正比，即如我国近年来佛教徒中，就有不少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这是因为佛法的理论，都能透过科学的考验，故凡对于科学造诣愈深者，愈能解释佛经中素不能解的真义，知佛教中一切事相，在常人视为迷信者，都有其健全而坚强的理论基础。’张君劢，曾任大理‘民族文化学院’院长，他说：‘盖世尊330之说法，因众生而起大悲心，因大悲心而生菩提心，而成正觉。既有觉，自然不离智慧。悲智双修者，佛教之最大特色，为世界其他宗教之所不及。他教之教徒，谓起于迷信可也；归依佛法，则智者之事也。’
中国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鲁迅先生在阅读了《贤愚经》、《瑜伽师地论》等佛经论典后，对佛的智慧感叹不已，对他的朋友许寿棠说：‘释迦牟尼真是伟大的圣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于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伟大的圣哲。’不必说人们送给鲁迅先生多少个美称，只是他一生中所写的等身著作一般人已望尘莫及的了，以他如此的智慧也是对释迦牟尼佛赞叹不已，那我们有些对世间上的文学、哲学等也不怎么了知通达的人，凭什么说佛教是迷信的呢？否则，鲁迅先生等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反倒有宣扬迷信之嫌，而您却在坚持正信了。所以那些说佛教是迷信的人们应该好好地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太过于孤僻浅陋了，就像藏族人讽刺那些孤陋寡闻的人所常说的那样：‘这种人除了自家的锅灶没有见过别的地方，除了母亲以外没有见过别的人。’
由巴厘文《增支部》的《迦摩罗经》，佛陀对迦摩罗人开示十项不迷信的守则，可以供给你我检视是否迷信，也可当做戒惕之用。‘迦摩罗人啊！你们的怀疑、你们的迷茫是正当的；因为对于一件可疑的事，是应当生起怀疑的。迦摩罗人啊！你们要注意不可被流言、传说、及耳食之言所左右，也不可依据宗教典籍，也不可单靠论理或推测，也不可单看事物的表像，也不可溺好由揣测而得的臆见，也不可因某事物之似有可能而信以为实，也不可作如此想：“他是我们的导师。”迦摩罗人啊！只有在你自己确知某事是不善、错误、邪恶的时候，你才可以革除他们。。。。。。而当你自己确知某事是善良的、美好的，那时你再信受奉行。’（《迦摩罗经》）
由此来看，我们要完全免除迷信须具备正确的知识与圆满的智慧。而佛陀就是福德与智慧圆满的人。佛陀最大的愿望也就是希望我们众生都成佛，都成为福德与智慧圆满的人。
佛准许他的弟子们自由思想，这在宗教史中是前所未闻的。这种自由是必要的，因为，根据佛陀的话，人类的解脱全赖个人对真理的自觉。
佛陀所教的尚不只此。他告诉他的比丘们：弟子甚至须审察如来（佛）本身。这样，他才能充分地相信他所追随世尊的真正价值。
根据佛的教诲，疑是五盖之一，能覆蔽人心，使之不得如实见到真理，并能障碍一切进步。疑却不是一种罪恶，因为在佛教里没有盲信这一条。事实上，佛教里一切恶法的根本是无明与邪见。不可否认的是：只要有疑、迷惑、意志不坚定，就不可能有进步。但同样不可否认的，在没有确实明了之前，疑是一定存在的。可是想求进步，就绝对必须祛除疑惑；而要祛除疑惑，又必须确实明了。
叫人不怀疑，叫人必须要信，是没有道理的。仅仅说一声‘我相信’ ，并不能表示你已有了真正之信。一个学生做数学题目的时候，到了某一阶段，他不知道该怎么演算下去。这时他就生起疑虑和惶恐，只要此疑不除，他就不能进步。想进一步演算下去，他就必须解除疑惑。解除疑惑的门径很多，仅靠说一声‘我相信’或‘我不怀疑’ ，并不能解决问题。强迫自己去相信与接受某些不明了的事物，是迷信，不是佛教，也不是睿智。
佛陀为了祛疑解惑，素极热切。就在他圆寂前几分钟，他还数度要求他的弟子们，如果他们对他的教诫仍有所疑的话，应向他提出问题，而不要到后来再后悔没有把这些疑问搞清楚。可是他的弟子们都没有出声。那时他所说的话极为感人。他说：假使你们因为尊敬你们的师尊而不肯提出问题的话，甚至有一个人肯告诉他的朋友也好。（这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将所疑的告诉他的朋友，而由后者代替他向佛陀发问。）
总之，佛教是一种以实证经验为基础的思想信仰体系，它要求人们培养美德，开发真智，用自己的智慧抉择是非，认识对错，反对盲目迷信。佛曾对弟子们说：‘众比丘，善知识，你们要像煆、切、磨、试黄金以鉴别其真假那样，对我的言教进行鉴别，不能因尊重我而盲目信从。’
迷信是经不起研究和考察的，因此，凡是迷信都不允许人们怀疑，要求绝对地信从；不让人们学科学，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教理；要求信徒越愚越好。因为迷信说不出合乎逻辑，合乎客观规律的教理，因此，就要借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手法博得一些头脑简单的群众的信仰。佛经中的有些说法，在人类认识发展的过程中已得到了证实，如元子论、相对论、事物缘起论、无常论等等。有些原理虽然用感性为基础的实验方法解决不了，但却可以用推理的方法得出合理的即合乎逻辑的证明。所以有人说‘佛教是科学的宗教’，并不是没有 根据的赞美之词。
在佛教里，一向是由智慧得正见、正信，而不是由盲信生信仰。盲信就是迷信！如果我告诉你：我握紧的掌中有一颗宝石，这就产生了信与不信的问题，因为你看不见。但是如果我张开手掌让你看这宝石，你亲见之后，相信与否的问题便无从产生了。因此，佛典中有这样一句话：‘悟时如睹掌中珍。’
悟就是智慧的开启！悟者就是要做一个福德与智慧圆满的人，一个利益一切众生的人。
在智慧的灿烂阳光下，没有丝毫迷信的阴影！
附录
毛泽东读书劄记诠释331
作为宗教文化，佛道两家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对中国人的人生观有著重要影响。 毛泽东，间或也出入其间，阅读和谈论有关书籍，阐发哲学和人生方面的一些道理。
（一）早期论佛。
毛泽东从早年开始，就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1936年，他曾对斯诺说：‘我母亲信佛确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小时候，毛泽东也是把信不信佛当作很重要的事情的。当然，他接触的只是民间流传的初浅的佛教知识。有意思的是，在父亲开始信佛以后，毛泽东说：‘我越来越不信佛’。
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也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如在1917年4 月的《体育之研究》一文里，便说‘释氏（按：释迦牟尼）务求寂静’，又说：‘释加往来传道，死年亦高。邪苏（按：耶稣）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按：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在稍后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写的批语中，毛泽东还用佛教术语‘差别相’来说明宇宙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千差万别。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第一次表述了他的宗教观念。泡尔生在第8 章‘道德与宗教之关系’里，说到神的功能，是保护弱者，威慑惩罚那些欺侮弱者的坏人。毛泽东读此批注：‘在未开化之时，宗教亦有抵制蛮暴、保护幼弱之功。’泡尔生接著说：‘信神矣，则足以鼓其勇敢而增其希望。。。。。。。无此等俯仰，而能立伟大之事业者，未之有也。’毛泽东又批注：‘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1917年暑假期间，毛泽东同好友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到湖南好几个县的农村‘游学’。行至宁乡县沩山密印寺时，他们特意拜访了老方丈，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据萧子升后来在《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一书里记叙，他们从沩山下来后，兴致勃勃地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毛泽东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著，不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两人都觉得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对佛教，毛泽东并非偶然说说而已。在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一封长信中，他向这位处于师友之间的兄长淋漓尽致地倾诉志向，说自己的社会理想就是怀慈悲之心以救苦海的众生，共同走向大同圣域。这明显是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儒、佛相融。
1920年，毛泽东已开始热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6月7日，他给黎锦熙写信，仍然表示：‘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
（二）与达赖、班禅论佛。
建国后，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经》等。1959年10月1 日同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在中南海颐年堂谈话时，他便径直说过：‘佛经我读过一些’，还说：‘你在美国（访问时）常常提起《圣经》，我也想读读《圣经》，但一直没有时间’。据工作人员回忆，后来，毛泽东是抽出时间，读了《圣经》的。或许正因为人们知道毛泽东注意阅读佛教经典，对佛学有兴趣，在建国初，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的陈铭枢，把自己积年潜心写作的《论佛法书》，寄呈毛泽东。毛泽东在百忙中，于1950年6 月12日特复一信，说：‘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是再与先生商略。’陈铭枢有‘佛教将军’之称。对佛教，毛泽东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发挥。
1955年3月8日，在同西藏达赖喇嘛谈话时，毛泽东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1959年10月22日，在同西藏班禅大师谈话时，毛泽东又说：‘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起，作了群众领袖。东晋时西域龟兹国的鸠摩罗什，来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汉译本《金刚经》就是他译的。我不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坊经》（引按：即《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
在中国佛教几个宗派中，毛泽东熟悉的是禅宗。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
毛泽东读佛经，对它的引伸发挥，重在普渡众生、解民痛苦这一面。为此，他很推崇释迦牟尼不当王子，去创立佛教的举动，认为它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人讲话’的。他还把佛经分为‘上层的’和‘劳动人民的’两种，提出《六祖坛经》就属于后一种。这算是他立足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家的情感立场的一家之言吧！这个观点，在毛泽东青年时代即有隐显。他当时熟读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这两部书吸收了佛教学说的许多思想，强调君子仁人、英雄豪杰当以慈悲为心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