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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整个科学经费筹措问题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性质远远大于它所具有的纯科学性质。一旦科学在推动社会进步中起了公认的作用，依照一个合理计划为科学筹措充足经费的问题就不应该有什么困难。所需经费的总额是这样微不足道，除了遇上极大的危机或者在破坏性战争以后的重建时期，为科学研究找到充分的或者过于充分的经费理应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一旦把科学很好地组织起来，使大众能迅速而直接地受益，它的价值就会变得十分显著，把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二拨给科学事业使用也就不会遇上什么困难了。这个数字将等于科学在今后二十年中可以吸收的经费，而且相当于今天它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吸收的金额的五至二十倍。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限制因素将不是可以取得的经费数额，而是可以使用这些钱的人人数不足。在人类需要可以用我们现在无法设想的方式满足之前，科学有着得到充分利用的前景。
科学事业需要组织起来 我们已经讨论了科学组织工作的一般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这种讨论不能不带有纸上谈兵的性质，因为我们所谈的都仅仅是将来可能存在的组织形式，所以提不出具体例子。在这种论述中，仅能考虑到一些可以估计的因素，然而更为重要的却是那些不可估计的因素。
一种组织形式，不论规划得多么完善也不论它和总的社会规划结合得多么密切，如果它不能代表推行这个组织形式的人们的实际愿望，就毫无用处。因此，只有主要根据科学家自己的态度以及公众对科学的态度，我们才能估计出任何改组科学的工作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承认迄今在科学界还存在不信任任何组织形式的想法是没有用的。不过这种不信任部分地是来源于科学要保持本身自由，不受教会和经院式大学的蒙昧主义限制的老传统，部分地来源于国家控制科学的较为近期的经验。至于第一点，老是念念不忘科学界过去的斗争往往只会使人看不到眼前的真正危险：人们已经不再对科学进行全面压制，而是具体加以利用。应该把现代的科学自由看作是行动的自由而不仅是思想的自由。为此就有必要组织起来，不过科学组织形式要想起作用，就不能而且也不可能是不加考虑地从企业或者政府机关硬搬过来的那种组织形式。把科学置于这种纪律和常规的束缚之下，科学就肯定会夭折。目前受到这种束缚的很大一部分科学工作实际上已经死亡了。组织起来不一定就意味着受这种纪律和常规的束缚。
正如我们已经设法证明的那样，它可以既自由灵活，又井井有序。如果科学事业能保持以民主形式表达的民主精神作为它的主要核心，没有一个科学组织会失去科学的实际进步中所固有的团体精神和追求知识和争取造福人类的渴望。如果我们要拥有一个科学组织，主要要由科学家自己努力把它建立起来。他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将在下一章予以讨论。
科学家和人民 不过建立科学组织不能单靠科学家自己。科学家不能强迫社会接受他们的服务；他们必须成为科学与社会之间自觉自愿的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可是这就意味着不从事科学工作的公众要更加充分认识科学的成就和发展的可能性。为了使科学充分发挥威力，也需要从经济上把社会妥善地组织起来，使普遍的人类福利——而不是私人利润和民族扩张——成为经济活动的基础。科学家也许会比目前社会中任何另外一部分比较富裕的人都更适合于这样的经济制度。因为科学事业一向是科学工作者的公社，彼此帮助，共享知识，它的个人或集体不追求超过研究工作所需要的金钱或权力。他们一贯以理性的眼光和国际眼光看待问题，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同力求把同甘共苦的原则不但扩大到知识界而且也扩大到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去的运动是殊途同归的。为什么科学家或者社会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个基本的共同点，将留待下章讨论。
＇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
第十三章 发展科学的战略
科学工作可以规划吗？
一旦解决了科学的充足经费和科学的完善组织问题，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如何指导这个组织在科研及其应用方面进行工作。事实上，我们得制订一个科学规划。
乍看起来，科学发展的战略问题似乎是无法解决的。科学就是发现人们过去所不知道的事物，在本质上是无法预知的。在许多人看来，科学发展的规划是一个语词矛盾。不过这种观点过于绝对；实际上，除非在某种程度上对科学工作加以规划，科学工作就无法进展。虽然我们的确不知道自己可能发现些什么，我们首先应该知道到哪里去找寻。某些短期规划一直是科学研究所固有的，长期规划则含蓄地体现于科研人员的培训中。例如，如果不是考虑到化学还需要研究五十年的话，就不会去培训化学家了。发展规划的确是这样含蓄地存在着的，不过它是传统和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我们的任务是用一个经过更加自觉的深思熟虑的规划来代替它。这个规划将在同时顾及科学发展的不可逆料的性质。
灵活性 要制订这样的规划显然需要一切科学领域的科学工作者通力合作。由此得出的不是一个实际规划，而是这样一群人所可能制订出来的那种规划的纲要。它称不上是一个确定的计划，当人们把不同学科的一切发展前景汇总在一起并编成一个科学总规划的时候，大家就可能发现原来的侧重点完全改变了。不过即令只是为了促使大家向这一共同事业前进一步，也还是值得尝试编制一个计划的。任何这类规划的第一个要求将是灵活性。刻板地执行预订规划对于科学是再有害也不过了。现在几乎被人忘记的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规划就是这样。计划需要定期地，实际上是经常不断地修订。为整个科学制订五年或十年规划，并为各门学科制订较短的规划，也许是可行的，而且还应该规定可以修订，因为在任何时刻，新的综合性发现可能极为重要，以至要求对原先的规划进行全盘修改。在这个问题上，自觉的指导理应证明比目前无计划的科学发展灵活得多。由于缺乏有组织的预测，新发现的影响往往需要多年才能表现出来，甚至在其本领域中也是如此，而且还需要几十年才能进入其他科学领域。
全线推进 科学知识战线上的进展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应该是划一的。它总是包含一些凸出地带，在那里，进展容易而且迅速，在那里，未知领域的阵线被确定地突破了。在目前，凸出地带是核物理、量子化学、固体和液体结构、免疫学、胚胎学和遗传学。迄今的趋势是：大多数有才能的科研工作者，涌向这些地带，并且在其后面还拖了一大群才能较差的科研工作者，正象在淘金热潮中，跟在有经验的勘探者后面的人仅不过是想迅速发财而已。结果，没有出现惊人进展的其他科学领域可悲地遭到遗忘，而且由于失掉了本来很有前途的研究工作的知识，甚至可能倒退。就这样，化学在本世纪的成绩，同它在十九世纪所取得的巨大进展相比，就微不足道了。一旦这些被遗忘的科学发展地带受到人们的注意，借助从比较发展的学科借来的新原理和新方法，这些学科到时候就会变成最容易发展的学科。只要组织得更好一些，这个最后的进展就可能一直保持下去，科学知识就不致于失落而需要人们重新拾起。
受阻地点 在科学战线上，也有一些这样的地带：在那里，人们遇上了一条死胡同，在那里，某一条发展战线似乎进展不动，或者遇上了无法克服的理论或实际困难。将近十八世纪后半期的电学就处于这一状态。伽伐尼和伏打的发现把它从这种状态中拯救出来。十九世纪，在消色差显微镜发明出来以前，生物学一直没有进步。遗传学由于无法分析的原因，直到1900年为止始终进展不动。理论宇宙物理学在现今也进展不了。这些科学发展受阻的事例本身就意味着需要把科学工作加以全面组织。一个领域的科学工作者可能认为某些问题无法解决，可是在另一个领域中却可能已经有了现成答案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存在的困难完全超出了现代科学力所能及的范围以外，显然就需要把这个学科本身以及其邻近领域的最有才能的人员集中起来研究这些问题。因为恰恰是在科学观察看来无效或者得出相互矛盾的结果的领域，我们有最大的理由怀疑原来的理论是否有某种内在的缺陷，因此我们也有最大的理由去组织新的突破以深入这些未知的领域。物理学在十九世纪末叶就处于这种状态，后来靠了一系列幸运的偶然事件才摆脱了这个局面。不难看出，假如当初对物理学有了更为全面的观点，并且对经常存在的不正常现象加以应有的注意，目前的局面可能老早就到来了。
在科学史上，解释为什么没有某种发现，比解释为什么有这种发现要难得多。一个有组织的科学规划可能获得的一个确定好处便是能减少发生这种情况的次数。
扩大战线 此外，还存在着从来没有人进行科学研究的未知领域。科学战线仍然是过于狭窄了。扩大科学战线是可以为科学本身和整个人类都带来好处的。我们仍然遵照传统来管理我们的很大一部分生活。我们感到这些传统多少是有用处的，然而它们却没有科学根据。在最近二十年以前，我们甚至还不明白或者不肯费神，从科学角度研究一下我们吃饭睡觉或者养育子女的问题，甚至到现在，我们的整个家庭事务——吃饭、洗衣和烹调等等——还没有受到科学的过问，极其有限的和具有商业目的的那种科学除外。在纯科学世界中，各学科之间仍然存在实际上未经探索的广大地区。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的巨大成就就是填补这种空白的例子。不过生理学和心理学之间以及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之间的空白大体上还没有填补上。任何完善的规划都应对这些情况加以特别考虑，而且要把现有的一部分最精锐的兵力布置到这些领域中来。
过去二百年来科学分支的迅速增加说明科学智慧能进入多少新领域。同时这种局面也对科学造成局部损失，因为原来的单一的领域现在分裂为若干部门，彼此之间在开头很少联系。物理和化学一度是不能区分的，在十八世纪末，它们明确地分家了。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人们感到有必要建立一门新学科物理化学，以便把两者联系起来。科学组织工作应该保证这种联系经常保持下去，而不是事后才想起建立这样的联系。任何学科取得进展都应立即向一切其他学科提供情报。显然要求一切其他学科的科研工作者把某一个学科的成果全都吸收下来，并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科学出版物有责任保证这些成果的交流。哪一个领域可能需要这种资料，就应把这些成果编写成短小精干易于理解的资料供给哪一个领域，而不是仅仅提供原始资料。应该鼓励新工作人员进入中间地带，以保证科学前线上的工作的不间断的连续性。
巩固阵地 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科学进展的前线。一旦取得进展，就要加以巩固。我们现在研究历代科学家们的生平和工作的好处之一，便是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示，这些启示过去一直没有挖掘出来，但对未来的发展却是很有意义的。这意味着他们当时的很大一部分工作都是白做了。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他们无法逐一地研究这些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上取得进展，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实际上不可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全都取得进展。他们也缺乏由能够研究这些问题的合作者组成的足够的学派。保证人们在最迅速的科学进展之后展开充分的大规模合作性后继研究并且不让有前途的开端湮没不闻，这是科学工作组织规划的一个重要部分。
最后，在一门新的学问的主要轮廓已经十分明显之后，打扫战场的工作总是值得进行的。总是有一些细心和工作有条理的工作者宁愿担任日常性工作而不愿当开路先锋，可以责成他们来详细研究普遍性理论的含义。我们所以有必要这样做不是由于我们有一种学究式的愿望，要想使理论无所不包，而且是由于我们明白：往往正是通过这种耐心的研究才找出理论失效的事例，而这些事例又可能转过来成为新的和有意义的修正的起点。
理论的重要性 除非创立充分的和全面性的理论来为新发现奠定巩固基础，否则科学的进展就没什么价值。我们已经看到，过去，在许多学科中，特别是在生物学中，一方面不断地有人进行重复的而且同别人不相配合的实验工作，另一方面，也不断地有人建立同事实没有充分联系的普遍性理论。如果科学实验者和理论家不是同一个人，应当加强他们之间的联系。这并不是说理论可以按照订单创立出来。建立新理论仍然将是思想家个人的最无法预料的特权之一。我们可能做到的是：向任何希望在某一领域进行综合工作的人提供经过整理、可以一次吸收的、该领域中过去的一切研究成果，而不要让他们通过大量调查和学术研究才能零零星星地把这些资料搜罗到一起。有条不紊地发展科学理应会使目前的状况一去不复返。目前，在一个领域重新进行研究往往要比查明这个领域过去有什么可靠的研究成果容易一些，而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以前没有研究成果，而是研究成果重复太多。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促使理论尽可能和实验的结果密切吻合而且还能为以后的实验指出方向。
经常的修正 妨碍科学进步的因素不单是缺乏理论；过时的理论对新发展所起的拖后腿作用也是同样严重的。老传统的压力束缚并挫伤了活泼的思想。只要科学界单是由老人掌权，就一定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已经提出的补救办法——由青年人参加的实验室委员会辅助个人指导科研工作——是摆脱这个困难的一个方法。足一个方法是保证每隔一时期研究室主任可以脱产学习，以便使他有时间赶上时代，如果他们的思想还没有僵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在制订科学发展规划时，应该更进一步地指出：在任何科学领域中，一旦一个新理论否定了旧的观念，就要毫不拖延地在那个领域进行彻底的修正。当然，由于旧的理论曾经在自己的时代证明是令人满意的，它们一定也有值得重视的成分。这些成分并不一定都包含在新理论中。有时老理论的某些方面会重新出现在后来的第三种理论之中。光的波动说和粒子说就是这样。在根据新理论对任何科学领域进行修正时，应当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不过这些因素的存在并不能作为一种理由，让新旧知识永远互相矛盾地混在一起。目前，这种新旧知识的大杂烩就被当做科学传授给别人。只要理论有了充分发展，在没有理论的情况下，只要人们对实验知识作出了有条理的归纳，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有可能对现有知识作出全面综述。这种综述能够根据研究的性质，提供详略程度不等的有关各种事实和技术的综合性说明，作为科研和实践的任何领域的工作基础。
基本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平衡 任何发展科学的规划都应该始终在基本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保持一个适当的比例，并且要使两者之间始终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们已经在别的地方讨论过做到这一步的具体组织形式，即成套的研究所。人们将通过这些研究所把田间和车间生产问题归结为基本科研问题，然后逐级加以解决，一直到最后加以实际应用。不过在这种组织形式中，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的人数和质量及不同部门拥有的经费之间，必须有适当比例。这种比例必然随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时间而有所不同。如果在某些领域中全面性的基础理论在涉及具体实践的范围内已经为人们所公认，例如在化学或物理学中，就应该对应用方面给予极大的重视。在生物学方面，需要进行比目前多得多的基本研究工作，不过把任何领域中的基本研究和应用研究割裂开来当然都是不大自然的，尤其是在我们刚刚开始获得精确知识的领域里。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理论研究之所以不出成果，主要是由于它们没有同这些领域的实践结合起来。研究社会科学甚至比研究物质世界更需要同社会活动结合。
第一阶段：对科学作全面调查
规划科学发展总方向的第一阶段是，在我们已经说明的意义上，对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现有知识和技术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只要进行这样的调查就一定要对科学的一切分支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这并不是一个新主意。在科学大发展的其他时代前夕，都采用过这个办法。皇家学会的创始人在十七世纪和法国大百科全书派在十八世纪都开展过若干次全面调查，不过我们可以在比他们高得多的水平上开始。
大自然的世界和人的世界 必须对两个主要的调查和活动领域加以考虑。在其中一个领域中，即在大自然的世界里，我们面临着如何替人——作为一个生理学单元——找到和创造最优环境的问题。这就牵涉到全部具体技术和其背后的自然科学的全部内容，还牵涉到建立在比我们目前拥有的深刻得多的生物学知识基础上的生物学技术。我们必须理解人类产生以前自然界的全部过程，才能为人类进取精神创造最好的生物学背景。自然科学的学科，如天文学和群论，不管如何生僻或抽象，都不是同这一目的无关的。在第二个地带，即社会的世界里，问题已经变得比生物学上的生存问题更为急迫了。对社会、种族和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交互作用的整个过程的理解和综合，要达到比我们目前有办法做到的高得多的程度。而且在将来，人类的社会方面显然会变得相对来说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