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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划一起见可能有必要加以修改。只有涉及一门学科以上的论文需要编写另外的摘要。不要以书本的形式来提供摘要，因为书本本身还需要有索引，而且在书本中，摘要是部分按照主题排列、部分按照发表先后顺序排列的。倒不如直接使用卡片制度，设法把整套摘要卡片送交图书馆和研究所，并设法根据主题进行挑选以便发给要求取得摘要的科研工作者。这当然会使摘要数目比选寄给同一些科研工作者的论文多得多。如果摘要是由负责处理论文的同一机关来编写的话，就可以减少邮费，而且因此增加的总费用一定是极少的。
报告 剩下的问题是把科学交流的单元汇总起来，换言之，即编写各种各样的综合性文章，尤其是专题论文和报告。在这个问题上，只要扩大目前的做法可能就够了。许多科学学会都发行年度报告。我们需要做的仅是把这个做法扩大到整个科学领域，并且使同一或有关的学科的不同报告协调起来。这种报告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而且这种重要性必然会与日俱增。为了跟踪科学的进展，将有必要日益倚靠它们给予指导。然而不但科学家，连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也需要利用报告。也许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进行编纂工作。很可以采取斯坦普勋爵在《社会调整的科学》一书中所提出的方式：“第三个总的措施是推广这种做法：由每一学科的负责机构来定期检阅本学科的邻近腹地。它们应该在每一阶段列出他们心目中的本领域的主要发明和改进。应该把这些发明和改进区分为已经直接地或通过另一门科学在社会领域或在经济领域得到实际应用的两种类型。
应该对每一项发明引起失业和形成新资本的效果加以估计，还要估计被取代的一切就业人员和资本以及工业位置的变动。人们大概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统计技术机构会为这些专门的调查提供便利，而且肯定还需要一个这样的机构来把这些调查资料加以整理并纳入全面综合中。某些科学例如天文学和数学，其全部“成果”只能间接地通过物理学来应用。不过根据一个共同的时间表或是根据需要经过协调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调查表来工作，会使专家产生一种社会意识。这对他以后的工作将有极大帮助。在开头时，这种工作将会是粗糙的和梗概式的。不过问题在于：有关的专家可以作出不可缺少的贡献，而他们自己也可能从中得益不浅。”——《社会调整的科学》斯坦普勋爵著，第四章，第149页。
在专题文章和独创性的科学著作问题上，所需要的改革就更少了。在这里，问题与其说是还要进行技术性的改革，不如说是要实行统一的编辑政策并保证说服有资格的作者每隔一定的适当时间都能写出一些有关他们的学科的著作。对于教科书，也应该作出类似规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教科书的水平，因而也是整个科学教育的水平跟上时代。在过去，不朽的《德国手册集》就在某种程度上履行了这个职能。这些手册认真地及时记载了每个领域中科学进展的细节。即使在现行制度下，也应该有可能通过各出版商之间的协议，做到把用英文记载的科学成果同样包罗无遗地收集进去，不过人们可能希望其篇幅略短一些。只有以纪事期刊形式出版的一类科学出版物需要保留下来，即象《自然》杂志这样的类型。它将以笔记形式报道最新科学消息，不但报道新发现，而且也报道新实验室和行政改革的消息，同时反映科学和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
控制弊端 我们在提出一个合理的科学出版组织形式的同时，还必须正视这种变革所可能带来的危险。科学出版工作可能有两大类弊端：一种是“滥”，即容许出版大量不正确或价值可疑的资料，与此恰恰相反的危险是“严”，以致妨碍了可能有极大科学价值、但在初次发表时可能和正统观点不一致的资料的出版。可能有人担心，任何企图把科学事业加以集中的做法都会增加这两种弊病中的某一种弊病。其实要是处理适当，这理应是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
譬如说，我们并未建议把出版工作的编辑职能交给永久性的行政班子。他们将仅仅充当论文作者和在目前制度下担任科学期刊编辑的人们之间的桥梁。编辑们怎样才能很好地完成他们的职能其实是一个人选的问题，因而这多半要取决于科学家本身的组织方式。特别是青年人在这问题上应当比目前有大得多的发言权。总的说来，将来的趋势是灵活，因为发表一篇质量差的科学论文的害处要比压制一篇怪癖但却可能有价值的论文的害处小得多。在新的制度下，无用的论文是没有人要的；它们不至于塞满科学期刊的篇幅，也不会使这个制度不适当地多花钱，同时它们的最终价值将在定期的批判性报告中加以判断。原则可以是，一篇论文只要在编辑部中得到任何一个成员的赞同，都应该发表。
为了替存在大量科学期刊的现象辩护，常常有人断言：在目前情况下，一门新学科或者对建立已久的老学科所持的新看法，不可能期望在现有的期刊中得到应有的赏识，所以一些热衷于此道者就联合起来，另外创办新刊物。在这里，用经济得多的办法也可以达到同一目的，那就是在遵守这些规则的编辑部中为新学科的代表安插一个地位。单单为了制止科学出版物的泛滥，大可以采用加倍发行某些论文的办法来消除目前在若干不同期刊中同时发表同一论文的弊端。譬如说，如果论文中包含大量有价值资料，但其大部分内容只有少数人感到兴趣，可出版份数不多的全文，另外出版缩写本以供普通人阅读。只有某些中心档案室才需要收存所有论文的全文。所有这些论文都可以用微型胶片加以复制和妥善储存，做到即使遇上战争或地震也不会毁掉，或者至少做到某些整套资料有保存下来的可能。
只有通过在职的科学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的最密切联系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上述任何一种出版工作的弊端。出版机构将越来越成为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一种方便的邮局，发挥同直接的个人联系和同一研究所各科学家之间的资料交换一样的作用。
出版机构所提供的可能性之一是，有可能使科学家经常获悉在有限领域内正在进行的工作。这就会消除不必要的重复工作并且提供获得大量情报的捷径。在目前，嫉妒和渴望优先得到情报的因素也许可能破坏这样一个制度，不过一旦把科学工作好好组织起来，而且有充沛经费，这种态度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消失。出版组织决不会支配科学，而只会为它服务。
眼前的可能性 出版工作合理化的建议和这里所提出的大部分歧他建议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更容易做到。这部分是由于它在初期不需要很大开支，而且经过一段很短的时间后，就会证明是更加经济的办法，这部分还由于它并不会使科学、国家和工业之间的关系产生什么变化。阻碍采用这个制度的困难倒是如何结束旧制度并另起炉灶的问题。出版商在科学出版物方面有一定的既有利益，但是除开教科书之外，他们从科学出版物所得的利润是很少的，而且在新制度下，可以答应出版商出版更多半技术性书籍和科普书籍以作为补偿。这类书籍肯定会随着国内科学出版制度的合理化而增加。
同时还可以利用他们来建立新制度的行政管理部分。
一个更为严重的困难在于经管主要科学出版工作的现有科学学会的反对。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出版工作是学会的严重经济负担，然而在不少情况下，它却构成它们存在的主要理由。人们也可能单纯由于感情的原因而反对取消科学刊物。不过一旦人们明白了，现行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科学的进步而且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把它完全窒息，而新的制度则会几乎立即使每一个科学工作者大感方便并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这些反对理由就不再有力量了。毕竟期刊是为科学服务的，而不是科学为期刊服务。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达成一个妥协办法，把某一领域里特别有价值的某些类型的论文装订在一起，使它们成为原来由一个学会掌管的期刊的继续，并且以这种形式保存在专门的图书馆和纪念档案室中，以保存传统。
国际上的问题
迄今，我们一直是把科学交流的问题看作是一个影响到一个清一色的科学家集体的问题来考虑，而不涉及国与国的关系的困难问题。我们已经指出过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国际性以及科学界又怎样划分为四五个超国家的大区域。对于科学出版工作说来，这种区划自然是关系重大的。象上文大略说过的那种把出版工作加以合理化的任何制度，除非是在比大多数国家单位大得多的规模上应用，否则就不可能奏效，虽然对美国或者苏联那样的大国可能是有效的。不过，只有在它完全具有国际性的时候，它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为仅在一国建立合理的国家组织，就意味着在跟踪外国研究工作方面所花费的一切力气和混乱状态仍然存在，而且还要增添在国内采用一种制度和在国外采用另一种制度的麻烦。这必然会进一步使国内科学和国外科学脱节而且破坏科学的国际统一性。不幸目前国际形势并不能鼓励人们对马上实现科学的国际化抱很大信心。至多仅能希望实现某种程度的协作。即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利用科学来达到本民族的目标，可供出口的剩余的东西也还是有的。这些东西，就是那些被认为不具有直接军事价值的物资，而且这些东西由于质量优良还可能提高输出国的威望。这就可能意味着：科学的最有价值的部分将具有国际性质，而且只有它们才是可以用有组织的和合理的方式拿给别人的。
分散化 撇开目前的本民族的考虑不谈，虽然科学有其国际统一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可能它的组织形式，特别是它的出版组织形式，还是以分散方式为好。地理上的考虑决定，一般来说，在同一个国家中工作的人们之间的交流要比在不同国家工作的人们之间的交流更为密切，而且在任何一国中都只有一定数量的科学成果可以输到国外而得到好处。在一个理想的制度中，不会只有一个科学出版物中心交换所，而是有好几个彼此密切联系的中心交换所。对本国或本区的科学工作者说来，每个中心将成为收集和发行点。他们将把需要在其他国家大量发行的科学论文送交相应的中心。这样就可以达到最大程度的自治和国际协作。不同学科所需的国际协作程度自然有显著的差别。某些学科只有在国际协作之下才能工作。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物理学、土壤学和防疫学都已经有了有效率的和合理的国际组织。这些学科的这类组织可以立刻把出版工作抓起来。在其他学科中，这也许是不可能或者不相宜的。
第二科学语言 语言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个领域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合理化。英语、法语和德语是三种最好的科学语言。不过其余国家的语言还用于各国国内流通的一切科学论文。一个合乎理想的制度将是这样的：除了所有这些国家的语言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公认的国际科学语言，起着拉丁文在科学发展的第一个伟大阶段中所起的作用。
尽管有了民族主义的阻力，还是有希望通过使用英语或者基本英语之类经过简化的英语变种，来做到这一点。毫无疑问，这种变革将会对科学产生最迅速和最有益的影响。语言的障碍仍然是极其现实的困难。只要看一下任何一本涉及科学题材的教科书就可以明白：作者想来总是一位有训练的科学家，然而他对用本国语言发表的著作比对用外国语言发表的著作却熟悉得多了。
不过如果要等到采用了这种通用的第二语言后才进行科学出版物合理化的工作，那就不对了。要使新出版制度适应语言方面的现状按理是不困难的。每一个一国范围的发行中心将处理以本国语言发表的论文。编辑部将负责安排把一切经断定具有足够重要性的论文，以及国外有特殊需要的论文，都译成一种或所有三种科学语言。在另一方面，他们将负责安排把自己国内有特殊需要的任何论文译成本国语言。所有论文的摘要都将以三种科学语言发表。如果某些国家有足够重要的科学成果，也可以用这些国家的语言来发表摘要。报告的出版工作也可以遵照同一办法。报道科学消息的国内期刊将以本国语言出版，但是它们都将同样刊载关于有国际重要性的发现的笔记。人们当会看出：这样的制度一方面使人们可以进行最大限度的情报交流，另一面既不伤害民族感情，又不要求人们受单一国际中心的严格控制。三四个协作中心，譬如须一个设在日内瓦，一个设在美国，一个设在远东，就必然会有助于沟通各个国内中心的活动。
个人接触的重要性
科学交流并不全都是通过发表论文进行的，甚至也不是大部分通过发表论文进行的。一批科学工作者和另一批科学工作者之间还通过访问、个人接触和通信进行科学思想的交流，其范围要比我们所认识到的广泛得多。在不少情况下，一个实验室的新思想，要等这个实验室变得十分有名，以致使其他科学中心的重要工作者慕名而来的时候，才能传播到这些新思想的发源地以外。现代科学的最伟大的发现有一些有赖于不同来源的思想的相互作用。只有当吸收了不同中心的思想的工作者聚集一堂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的发现。玻尔原子理论是我们一切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它所以能产生，就是因为玻尔在德国吸收了普朗克的量子理论，以后又到卢瑟福的实验室工作，并且在那里接触到原子核的理论。这种交流的价值是再大也不过了。我们确信这种交流还没有在科学发展中充分发挥它可以发挥的作用。一个实验室的科学家对另一个实验室的同道的访问，几乎每次都会带来一项新情报或者一个新观点。这是无论读多少书也办不到的。自然，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目前出版物过多和过于混乱。不过，即使消除了这种状况，还是会有不经当面示范就无法传授的技术以及无法宣之于笔墨然而却可以通过个人接触而交流的思想。
为旅行提供便利条件 迄今妨碍这类访问的主要因素是缺乏金钱。除了应邀参加某些大会外，科学家是自费旅行的。他的薪金，特别是在他最能给人留下印象和最活跃的年头里，往往不够支付旅行费用。我们必须为科学家前往其他工作中心和在那里居住提供多得多的便利。设立休假年是这方面所采取的一个步骤，不过相隔七年时间也太长了。不同种类的科学家的需要大不相同，不过一般可以公平地说：科学家在正常的休假之外，每年在自己的实验室以外的其他实验室工作两个月是有好处的。虽然这项费用对于科学家个人说来是很大的，但对整个科学事业说来却显得很微小。可以很容易地增加目前的旅行基金，使这些旅行、特别是在铁路由政府控制的国家中旅行，所费极少。至于接待问题，凡是有学会组织的地方，一般说来不至于有什么额外费用，因为来访的客人总是和外出的主人人数相等，而私人接待费用可以由中心基金来开支，负担不会很重。这种互访的好处不应该限于高级科研人员。不但应该无限制地向青年科学家提供这种机会，而且把它扩大到机修师和实验室助理员也是有很大好处的。他们在目前实际上毫无旅行的机会。他们尤其可以从实用技术交流中得到好处。如果可以安排这种旅行的话，实验室技术水平会更加一致而且会发展得更快。
改组科学交流制度的总的效果，将表现为科研效率的迅速提高。不仅如此，就是科学理解力本身也会变得更容易为普通公众所理解。这样，明智的合作就将取代对不理解的事物的盲目钦佩。以这样小小的努力却能获得如此可观的效果的改革是几乎没有过的。
科普工作假如我们不在同时使对科学的真正了解成为我们时代普通人的生活的一部分的话，增进科学家对彼此工作的了解就毫无用处。法西斯主义所以能在今天恢复十分明显的野蛮行径，是由于受到了人们的盲从态度的纵容和鼓励。人们所以有这种盲从态度，则主要是由于人们缺乏知识，特别只有一知半解的知识和错误百出的知识。对科学的理解的基础在于改革教育，不过几乎同样重要的是要使成年人有机会理解科学今天所起的作用，以及了解这种作用对人类生活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传播这种知识的自然媒介是报纸、无线电和电影院。此外，可以通过书本和实际参加科学工作而建立更为牢固的联系。
科学和报界 今天的报纸对科学的报道大多是耸人听闻和肤浅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报刊对生活的各个方面普遍都是采取这种态度，不过为什么控制报纸的人们不希望人们对科学产生按照科学的重要性应有的兴趣，也有着一个特殊的理由。如果天天向人们灌输科学为人类谋福利的可能性，就会激起一种无法抗拒的呼声，要求实现这些福利。这是报业老板和登广告客户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不喜欢的。然而为了商业宣传的原因，英国报纸是完全可以多登一些科学消息的。这种理由早已为美国报纸所理解了。在这里需要的是完备的科学新闻机构，由有能力的科学家准备材料并向报纸发布，并在所有日报和周刊任命科学编辑人员。他们主要是新闻记者，但须受过科学训练。现职的科学家在科学新闻工作中取得成功的情况是不多的。这个领域的工作者应不限于科学家。上述报道制度的改进，理应使新闻记者更容易对科学作正确而有趣的报道。
通过无线电和电影院来传播科学知识 美国广播公司举办关于科学题材的讲座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事实上朱利安·赫胥黎和利维教授等人的谈话说明他们对社会的理解比任何其他科学讲演人都深刻得多。自从他们作了这些讲演以来，已经有了令人注目的反应。不过只要有了开明的政策，应有可能通过无线电广播讲话，在现在或者还可以通过电视让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