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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精神不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成功的发明的创造源泉。而实用主义精神是把目光投向现实的，它的目的是判明主宰着已知现象的规律并且发现还没有发现的新现象和物体。……教条主义学派的物理学家在物理领域中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的出发点是一些主要从自己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观念或者是他们对符号之间的关系所下的专断定义，他们可以赋予这些符号以概括的和物理学上的意义。他们通过逻辑推理和数学运算把它们结合起来，由此得出用数学公式表示的结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以时空座标或其微分的专断定义为根据的。它也是教条主义精神产物的同等明显例子。
另一个这类的例子是薛定谔的波动－机械说。他通过物理－数学奇技的惊人表演，首先得出一个微分方程式，作为最后结果。接着他就问：他的方程式中出现的函数可能具有何种物理学上的意义？为此，他提出了一种意见，专断地认为，在原子周围的广大空间地带充满了电子，可是其他教条主义的物理学家们（玻恩、约尔丹、海森堡、索末菲）却违反基本的经验法则，以特有的方式为薛定谔的函数提供了另一个教条主义的意义。他们硬说，电子以不规则的方式在原子周围跳动，而且在外部活动，仿佛它是带着一个电荷同时存在于原子周围的所有各点上似的，这个电荷相当于电子在每一点上的统计学上的逗留时间。……由于我有可能多次观察到德国教条主义精神对于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发展所起的极大破坏作用，所以我对它开了战。在这场斗争中，我也对犹太人对德国科学的有害影响进行了斗争，因为我把他们看作是教条主义精神的主要鼓吹者和宣传者。
说到这里，我想起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的精神面貌的民族性方面。可以从科学史举例证明：物理研究的奠基人，以及从伽利略和牛顿算起直到我们当代的物理学先驱们为止的伟大科学发现者，几乎都是雅利安人，其中以日耳曼人为主。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最常见于日耳曼人。如果查一查现代教条主义学说的创始者、代表人物和宣传家，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后裔。如果我们再回想到犹太人在建立神学教条主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教条的创始人和宣传家大多是犹太人的话，我们就必须确立和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出身于犹太种族的人特别经常地显出天生的教条主义思想倾向。”——《自然》杂志，第141卷，第770—72页。
他在黑衫队机关报《黑衫队》中发表的原文就更为露骨了：“尤其是在一个领域中，我们可以遇到表露得最为强烈的“白种犹太人”精神，而且可以直接证实“白种犹太人”观点和犹太学术与传统之间存在着共同点，这个领域便是科学界。把犹太人精神从科学界中肃清是我543第八章 国际科学概况们最紧急的任务。因为科学处于关键地位，学术上的犹太主义总是可以从这里重新夺得影响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的重大力量。例如，很可以说明问题的是，在德国医学面临新的任务的时期，在人们等待着遗传学、种族卫生学和公共卫生学取得决定性成就的时期，我国的医学杂志竟在六个月之内，在总数2138篇文章中发表了1085篇外国人写的文章，其中包括苏联的俄国人写的116篇文章。这些外国人写的文章几乎毫不涉及看来急待我们解决的问题。在“交流经验”的幌子下，隐藏着所谓的科学的国际性原则，这个原则是犹太精神一直在宣扬的，因为它为无限制的自我推崇提供了根据。”（1937年7月15日）对犹太人的迫害在国外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但是，学术界的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命运就更悲惨得多了。对他们说来，不仅是失去工作，而且在不少情况下，还要被残暴地投入集中营。
对科学的镇压 这些措施本身本来已足以使德国科学一蹶不振，但是其实际影响范围还要大得多。凡是有一个科研人员和教师实际受到迫害，就必然有许多其他的人不敢维护纳粹国家所痛恨的客观标准以免暴露自己。大学和技术研究所的标准化工作也往往是这样。不仅校长以下的一切经选举产生的人员统统被纳粹党所任命的人员取代，而且在管理机构中还委任了一个地位很高的纯粹的纳粹官员。这样的人很少懂得科学，而且通常还从小就受到藐视智力活动的教育。
德国科学家所享有的一个优越条件之一——他感到自己是社会中重要而且受尊敬的成员——如今已不复存在了。科学工作主要是靠它本身的惰性进行下去；科学家继续工作着，直到人家找到了反对他或者反对他的工作的某些借口为止。有些借口是基于种族上的理由，有些借口是基于政治上的理由。
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影响便是破坏了科学工作的自发性；独创性变得很危险了。
不过，只有等到新的一代科学家出现时，这个制度的全部影响才能显示出来，因为纳粹国家干涉得最具体的便是科学教育。第一，除开不准犹太学生进入大学之外，学生人数也锐减了。还强调学生必须基本上出身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工人或农民出身的大学生人数目前已寥寥无几了。而且纳粹对大学实行改造的结果，学校越来越无法对许可入学的学生进行有效的教学。劳役和兵役耗费了多年的潜在学习时间，而且在学习中目前是把全部重点放在体育和德育上面，而不是放在智育上面。
“国家必须把它的教育机器的全部力量用来培育绝对健康的身体，而不是让它的儿童充满知识。发展心理能力仅是次要的。我们首要目的必须是发展性格、特别是发展意志力以及勇于负责任的精神；科学训练要远远地放在后面。”——希特勒，《我的奋斗》，第542页。
一个好党员“一听到人提到元首的名字，眼睛就会发亮”；会进行军事操练，而且会为了自己的荣誉，以公认的传统普鲁士方式进行决斗。这样的人变成了理想的好学生。求知的倾向、特别是任何客观批判态度都肯定是个人往上爬的绊脚石。要是这种制度能经历一代时间，那就一定会把伟大的德国科学传统摧残一空。
一切科学都为备战服务 本来连一点伪科学的遮羞布也不要，可能要更干脆一点。显然，从血统和国土哲学的观点看来，科学是根本用不着的，然而有意识地在文化上实行野蛮主义、把欧洲文化传统作为非日耳曼的传统而有意加以摈斥，仅不过是纳粹运动的一个方面而已。另一个日益重要的方面是发展德国在世界上的势力。这两方面的矛盾在科学领域中显得最为突出。如果德国青年能够单凭赤裸裸的力量睥睨全世界和确立他们的优势，那就太好了。不幸现代战争却需要机器和有力的经济后盾，因而需要科学。所以纳粹不得不自相矛盾地使用自己鄙视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力量。德国科学的存在也全靠这个军事和经济大国对科学工作成果的需要。但是在这里却存在一个最大的难题：为此目的究竟需要多少科学以及需要那一种科学？多年来，德国技术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不过要是仅仅维持原状，就不需要把科学进一步加以应用。在另一方面，如果要在军事上取得成功，要使国家能完全不依赖国外物资供应，就不仅要维持现状，而且还要创造和改进新的技术手段，这样便少不了科学。不过可以严格地规定科学的发展以达到这个目的为限。因而就有意识地制订了一个把科学事业变成国防部门的政策，即鼓励有助于直接间接的军事目的的各类科研，而且只鼓励这几类科研。从《我的备斗》中摘录的一段话说明，这始终是希特勒所力求达到的目标：“种族国家也应该把科学看做是培养民族光荣感的手段。不但应从这个观点来教授世界史，而且还应该从这个观点讲授整个文化史。一个发明家不仅要作为发明家而显得伟大，而且要作为民族的一员而显得更为伟大。
对于每一项伟大成就的钦佩情绪必须变成因为这个幸运的成功者属于本民族而深感自豪的情操。
学校课程必须有系统地依照这一方针来设置，而且在进行教育工作时，要使青年离开学校时，不是成为一个半和平主义者、一个民主派或者诸如此类的人，而是成为一个全心全意的德国人。”（第473页）“让我们从小就教育德国人民只承认自己国家的权利，而且那怕是在保全个人品格的问题上，也不要让孩子的心灵沾染上‘客观性’的祸害。”（第124页）“种族国家必须把毕业青年的思想训练和体育训练当作自己的任务，并且通过国家机构来贯彻这个任务。就其主要内容而言，这种训练已经可以算是以后的兵役的准备阶段。……要把军队看作是国民教育的最后和最高级的学校……他必须在这里学习怎样保持缄默……而且还要学习在必要时如何沉默地忍受冤屈。”（第458—59页）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厄恩斯特·克里克博士更露骨地说：“大学教育目的何在？我们的大学训练的目的并不是客观的科学，而是军人的英雄科学、是富于战斗性和斗争性的科学。”——《论希特勒式学校与外国学校》，1937年。
所以在大学的物理课中，最受重视的不是关于宇宙或原子结构的基本理论，而是弹道力学。关于宇宙和原子结构的基本理论都是犹太人创造的，因而要受到遣责。化学课自然而然地要适应生产炸药、毒气和代用原料的任务，发展德国自产的食物则变成了生物学的最重要的具体目标。
在军事科研的掩护下，人们的确也设法暗中进行了不少真正的科学研究工作。剩下来的寥寥几个优秀科学家的确由于他们的同事受到镇压而得到了很大好处。不过后继无人，并且存在日益焦灼的气氛。
科学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这种把科学加以歪曲来为备战服务的行径，主要影响到比较精确的科学门类。在其他领域里，他们进行了性质上不同但破坏性更大的歪曲。人们必须为纳粹的种族优越的巨大神话和进行军事斗争的必要性提供科学根据。为此就有必要把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整个地加以歪曲。在后几门学科中，他们对公认的事实大肆加以曲解，以至使这几门科学完全不复存在，然而却也竟然能找到一些显然乐意鼓吹这些理论的体面的德国科学家。的确这些理论都是其他国家的更为反动的科学家提出来的。事实上，纳粹观念的绝大部分都是舶来品。他们的最基本观念——他们的种族高人一等、是上帝指定的——完全是源出于犹太人。在德国，过去五十年中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取得的进展大多被消灭干净了。为了替德国重新采用野蛮刑法和恢复惩罚性刑罚作辩护，需要更为粗暴的解释。新的种族科学就出色地满足了这种需要，下面所引的几段话便是关于这种科学的权威性论述：“不过，作为生命的基本力量的血统和国土都是国家－政治观点和英雄式生活方式的象征。它们为一种新型教育打下基础。……对我们说来，血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能满足于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的学说。从种族一开始出现，这血统、这股生命的暗流，就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且把我们指引到形而上学的领域中去。血统是躯体的构造者，也是种族精神的源泉。我们祖上的遗产隐藏于血统之中，种族体现于血统之中，人的性格和命运产生于血统；对人类说来，血统是隐蔽的暗流，它象征生命之流。人类可以从这里站起来，并登上光明的、精神勃勃的和明智的境界。”——K。克里克，《国家政治教育》，来比锡，1933年版。
“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在于：它对一切关于存在的问题采取了英雄的姿态。这个英雄的姿态渊源于唯一的和决定一切的信仰的表露，即血统和性格。种族和灵魂只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而已。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是一门新科学的兴起，我们可以把这种新的科学发现叫做种族科学。从足够高的高度可以看出，这门新科学只不过是一种达到日耳曼人的自我意识的影响深远的尝试而已。”——A。罗森堡。
罗伯特·A。布雷迪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结构》一书中所引的一段话，第60页。
“阿道夫·希特勒的理想包含了一切可能的科学知识的绝对真理。……国家社会主义为人们在德国科学地进行工作提供了硕果仅存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德国法律史家象一切科学家一样，只可能有一个出发点：即应该把德国历史仅仅看作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史前史。……我们认为：一切科学工作（它的目的毕竟还是为探索真理而服务）的研究成果都必须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相吻合。因此，国家社会党的纲领就变成了一切科学研究的唯一基础。……真正的阵线精神比科学讨论更为重要。……”——德国法学家领袖法兰克部长于1936年10月在蒂宾根所作的报告。
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却产生了一个新困难。在国内镇压和歪曲科学是比较容易的，可是还有需要维持和扩大德国在国外的威望。如果歪曲科学的过程发展到顶点，德国科学家和国外科学家就没有共同语言了，纳粹以其特有的干脆而粗暴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不以在自己国内歪曲科学为满足，还要在国外歪曲它。例如在最近的刑法学会议上，他们把德国代表塞满会议，设法在会上通过一项赞成德国刑法理论的决议。他们打定主意，凡有可能就要利用在德国或国外举行的一切国际会议来歌颂纳粹国家。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们怎样甚至在国外也做到这一点。他们干脆以撤出整个德国代表团为要挟，来阻止最著名的一位生物化学家宗德克教授参加阿姆斯特丹的一次大会。在这里，纳粹的政策是在科学的最关键问题上对科学发动进攻。不过迄今由于国际科学家间的礼貌传统的缘故，人们还没有在世界科学客观传统问题上展开对之有力的驳斥和辩护。
科学处于危机之中 法西斯主义的存在对科学是一种双重危险。凡是它的势力抬头的地方，科学就遭到毁灭。奥地利的悲剧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它的思想影响还蔓延到其他国家。这些思想到处加强了蒙昧主义势力，并损害了科学精神。在欧洲的每一国家，甚至在美国，反犹主义正在发展，随着发展的是科学上的民族主义。法西斯国家的科学发展清楚说明，不论是科学的理论或者应用都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根本不能相容。处于晚期的资本主义是经不起客观检查的；科学家必然变成批判家，而批判则是不能容许的。所以科学家不是闭口就得失业。如果他照第一种办法做，他实际上已不再是科学家了，而且无法把科学传统继续传下去；如果他不这样做，科学就会同样必然地而且更迅速地告终。在至今仍然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里，科学家很容易用极其惊恐的态度看待法西斯统治下的科学事业的遭遇。不过他本国的科学的命运还是个未知数。它取决于和科学本身毫不相干的因素。除非科学家了解这些因素，而且知道怎样利用自己的力量来影响这些因素，他的处境就仅仅类乎坐以待毙的绵羊。幸而对这种情况有所警觉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考察其结果。
科学与社会主义
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有赖于社会本身的组织原则。直到现在，在讨论所有国家的科学事业时，我们一直基本上假定它们都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之下的。除开以维持经济制度为其基本职能的多多少少起限制作用的国家机器之外，人的生活和人与人的关系都受到下述两个因素之一的支配：依靠劳动而生活的必要性和雇用工人获取利润过活的可能性。宗教、文学和科学的独立传统都是在这个体制的范围内发展起来的，不过它们最终取决于自己对总的体制的适应性。它们为了前进都必须付出实际的代价，我们已经考察过科学和这个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说明了它的主要发展方向不是取决于大多数人民的需要，而是取决于那些为利润进行生产的人们的需要。必须认识到，这个动机比先前的任何社会形态所产生的动机都更多更快地增进了我们对于宇宙的认识，不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既为我们揭开了改善人类生活的前景，也为我们开辟了毁灭人类的可能性。现存的制度对前者是完全无法加以利用的，但对后者却是利用得过于得心应手了。
苏联的科学 在过去二十年中，现行的社会制度已经不是遍及全球的制度了。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国家，在那里，基本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完全不同了，因而科学同社会的关系也完全不同了。苏联和一切先前的文明社会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前构思出来的，而且是人类第一次自觉地努力设计自己的社会活动的框架。这些观念的基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过去一百年中对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批判。马克思是十九世纪迅速发展的科学传统培养出来的；他看到了科学向人类提供的可能性，不过和看到这些可能性的其他人不同，他明白这些可能性怎样不可能实现和为什么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就是利用人类知识、科学和技术直接为人类造福。因此，当列宁建成这个国家并且在头几个关键年头击退其余世界的进攻，保住这个国家的时候，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便是怎样在实践中来这样地利用科学。马克思比当代科学家们更清楚地明白科学理论与其在技术上的应用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他看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种不自觉的联系怎样可以变成自觉的，而且为了使两者都充分发展也有必要使这种联系成为自觉的。
恩格斯是一个毕生研究当代科学的学者。他对这些观念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