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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根据什么情况说我们是自己发明的绝对主人呢？“的确，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埋怨公众忘恩负义，说公众甚至也不肯以赞美之词来报答向他们透露的科学原理。凡是没有揭露出来的东西总是被视作神妙非凡，一旦泄露之后，人们就说：‘也不过是如此罢了’，他们是想说明自己以前早就知道了。连最最轻微的蛛丝马迹和一点点的相似之处都要被用来证明这一点。这就为各类学者们提供了对知识加以保密的借口，其余的人也根据这个理由故弄玄虚要使人们付出高昂代价才能得到这些东西而且觉得乐趣无穷。这些怨言是由于公众的不公正态度而产生的。但是，即令人们所抱怨的事情象某些作者所说的那样确有其事而且很普遍，人们是不是就有理由不让大家知道可能有用的东西呢？医生有时也难以希望某些病人报恩，甚至明知他们一贯忘恩负义。可是在危急情况下，医生是否有权利拒绝拯救这些病人呢？精神上的优点难道不如身体上的优点重要吗？得到应有的重视的知识难道不是最最确实的财产吗？我还要说，我感到：凡是不尽可能清楚地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仅仅说明一部分内容而让人家去猜测其余内容的人，都应该负浪费读者时间的责任。我希望人们不会钦佩那些与其说是要使自己有益于人类，不如说是要沽名钓誉的人。
“现在来回答我方才说过的第二个反对理由。有人不同意公布这本回忆录所探讨的新发现；他们本来希望把这些发现保留在本王国范围之内；希望仿效我们的某些邻国向我们提供的保密范例——我认为这是不足为训的。我们首先要对祖国尽责任，不过我们也要对世界其余地方尽责任；为促使科学和技术臻于完善而工作的人们，也必须把自己看作是全世界的公民。总之，假如这本回忆录所记载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我当初开始工作时想要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再没有什么国家能得到象本王国所得到的那么多的好处了；它在将来完全可以不必再象目前这样从国外输入纯钢了。不过这要假定我们不会忽视利用自己的资源，我们往往是会忽视这一点的，而且还要假定我们不会虎头蛇尾，不会轻率地着手进行努力又同样轻率地放弃我们的努力。”他在这段话里显出自己既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又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提出的两个原则——科学原理的发现者的工作成果属于整个社会以及科学和技术工作者是世界公民——此后就一直是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指导原则，直到目前才再度处于危险之中。
民族科学的观念当然也同现代科学本身有同样悠久的历史；英国的皇家学会，法国的科学院，普鲁士和俄国的科学院都是为了培养国内有科学才能的人而创建的，而且也十分明白地说明是为改进国家的贸易和制造业而创办的。但是在早年，由于科学家有在国外居住和工作的更大自由，由于鼓励科学，鼓励公开出版科学著作会使国家统治者得到威望，这些危险都得以避免。目前的危险是：念念不忘紊乱的经济、念念不忘准备总体战争的政府，都从最狭窄的经济意义上来看待科学的价值。研制代用品以取代来自国外的工业原料和食品变得极端重要了，这种情况也不仅限于德国。由于这在合理的世界经济中是没有必要的，它其实是不幸地把科学创造发明力量引上邪路。科学研究就象政府本身一样深深受到了巨大的垄断企业的控制，科学的自由公开活动的传统很可能抵抗不了要把科研工作引向这种目标的巨大压力。
国际垄断组织 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被设立国际垄断组织的倾向所抵消了。更准确地说，这些国际垄断组织就是由国内垄断公司自愿组成的国际联合组织或者卡特尔，其合作范围通常仅限于确定价格、通过协商划出排外性的销售区或者通过协商共同利用销售组织，而特别重要的是分享专利和产品制造秘密。属于同一卡特尔的不同企业的实验室按理应该互通声气，至少它们的研究成果是可以彼此加以利用的，不过实际上，大部分科研工作往往是集中于卡特尔组织中的一家企业，其余的企业几乎完全依赖这些企业所取得的成果。例如，在化学工业中，卡特尔的德国成员I。G。法本化学公司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要比任何其它化学工厂都多。1935年，法本负责发展555项新的有专利的生产方法，杜邦负责508项（1936年）I。C。I。（帝国化学公司）仅仅负责270项。但是世界性的国际卡特尔正逐渐地而且肯定地被政治上与各强国集团有联系的有限的工业集团所取代了。在这些工业集团内部，进行了一些科学和技术情报的交流，但是各工业集团之间的竞争却随着保密和互不合作的相应发展而愈演愈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大家正把科学和技术动员起来，以准备即将到来的战争。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要在下一章中加以研究的直接涉及备战的各个方面。
工业科研工作走上邪路迄今所讨论的大多数因素都是有碍于科学成果的有效应用的因素。但这仅不过是一部分情况而已。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不仅在数量上受到了限制，而且在性质上也受到了限制。
我们的现行经济制度所特有的有效需求的性质，使整个科学应用研究完全走上了邪路，因而也是使整个科学研究完全走上了邪路。从造福人类的观点看来，大家对于生产资料和重工业过于重视，对消费资料和普遍福利过于忽视。即使进行了这类科研工作，它的效果也往往由于商业上的考虑而化为乌有。这一点特别适用于消费生产方面的研究。使用消费品的公众没有什么技术知识，最容易受广告的欺骗。对于消费者，商业的目的并不是以最低廉的价格供应质量最好的商品，而是以竞争的限制条件下所能维持的最高价格，供应最低贱的商品。目前消费生产的主要倾向是：生产那些由于具有各种讨人喜欢的外表而最容易推销的商品，而不是生产最耐用最经济的商品。这些商品还必须能够尽速用坏，以便防止市场达到饱和状态，以便尽量增加生产，满足消费者重新购置的需要。工业科研工作目前的主要实际目的是生产品质低劣和容易出售的商品，例如，象汽车这样的典型产品，看起来在过去短短几年中，似乎已经大大改善其性能并且同时降低其价格，可是这方面的成绩却远远地赶不上新式大规模生产方法所可以做到的程度。它的各种改进也不足以使车主得到最大的方便和支出最少的费用。制造厂除了有意识地把汽车的耐用性和便于修理的优点尽量保持在最低水平，甚至还加以降低以外，由于要使汽车行驶平稳和速度高，还牺牲掉经济和效率。在技术上的确有可能生产出价格和维修费用减半的汽车，而且还能够使它的耐用程度达到目前生产的汽车的两倍。但是有人认为，这会使汽车市场整个垮下来。这种想法可能是十分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汽车生产的科研大体上走上错误的道路，就不足为奇了。
满足中间生产厂商和一般消费者需要的各行业的科研工作也面临重重困难。我们可以拿无线电电子管的情况作为一个有趣的例子。为了保证电子管有销路，就必须保证电子管性能良好，既然保证电子管性能良好，就必然使制出的电子管的使用寿命相当于其所装配的收音机的寿命或更长一些。
但这样做的结果，电子管制造厂就无法向广大消费者推销大量的电子管，它向收音机制造厂供应的电子管的数量就不得不减少，价格就不得不大大降低，再不然就得自行生产收音机。这种情况只能鼓励人们从事降低产品质量的研究，而不是改善产品质量的研究。
直接消费生产的研究工作大体上也是如此。就专卖品而言——消费中的越来越大的部分是专卖品——由于商标繁多和广告宣传大吹大擂，消费者实际无从作出自己的选择。
附带说一下，这个趋势正迅速地把正统经济学的最后基石之一冲走了。在这种情况下，科研本身往往变成了广告的一部分，被用于非常庸俗的目的，即使不是彻头彻尾的欺骗目的。
我们不是常常看到推销某种牌子的香烟或专利食品的广告上画着一个身穿白大衣的科学家，俯身观看显微镜或者眼睛盯着一只试管吗？人们往往在想：要是可以让这些人公开说话，他们自己会说些什么呢？不过美国的消费者研究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却说明只要花费极其有限的资金也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在这里，这个团体向自己的成员提供了一些关于市场上各种产品的相对功效的准确情报并且把骗人的牌子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是由于禁止诽谤法的阻挠，它无法向广大消费者提供这种出色的社会服务。欺骗公众的合法阴谋在我国要更加奏效。有害而无用的专卖药品可以风行多年，因为为了安全起见，这些药品的已知的成分是揭露不得的。而且在法律后面还站着依靠广告收入的报界托拉斯。就连英国医学协会要刊登一则极其温和、很不容易引起反感的广告，提醒人们注意提防饮用未经消毒的牛奶的危险性，都遭到大部分大报的拒绝。其实只要单单从目前的巨额广告费——约为全部科研经费的五十至一百倍——中拿出一部分钱来进行科学研究，来了解哪些类型的产品最叫人满意，就能越来越不费力地增加人类福利。不过在目前这种想法还只是空想，追求利润的生产使科学成果的应用研究走上极其错误的道路。单是增加应用科学研究的经费或组织效率本身，是无法大大地改善这种局面的。虽然我们惯于把目前看作是科学得到越来越重要的应用的时期，不过同现有的知识和人力可能产生的效果比较起来，也许目前的科学应用研究比过去三百年来任何时期都更加不能令人满意。只有在发展科学的同时，把生产方法重新用于增进人类福利而不是用于增加利润，才能改善这个局面。
科学和人类福利所有这一切当然都取决于一项假定：把科学迅速加以应用就能增进人类福利。这正是浪漫主义的反动派和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竭力反对的论点。浪漫主义的反动派立论的出发点就是全盘反对目前的科学成果，因而也就是反对科学本身。
他们所以反对科学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厌恶当代文明的肯定无疑的弊端——恶魔似的吃人工厂、失业、乡村的破坏——另一方面通常又从宫堡而不是从茅舍看中世纪世界，从而把中世纪世界理想化。因此，他们在思想上矛盾重重。不能区别科学的必要作用和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弊端是很自然的。科学所遭受的摧残以及科学发展的可能性，如果没有人清楚指出，是不容易看出的。在苏联，科学已被应用来为人类造福，并已取得效果。但是，有人却不予报导，或加以歪曲宣传，力图掩盖这方面的确凿证据和实例。但是不论是分析或是实例似乎都不可能影响这些浪漫主义者反对科学的态度。他们自觉地反对理性思维，他们成见过深，无法晓之以理。要不是因为法西斯主义利用他们的论点作为笰E惑青年的宣传核心的话，我们原是可以对他们置之不理的。
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则提出了一个合乎理性的、不过却是十分奇怪的论点，说由于把科学成果迅速加以应用，造成了飞快的工业上的变化，打乱了现有的经济制度。他们认为，目前的经济制度是再好也不过了，它不可能出毛病，需要减少的是科学所带来的令人痛苦的后果——附带说一下，这也是同一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按照这个制度的吸收能力把技术进步的速度放慢下来。不过要是把问题说得这样赤裸裸，就容易使现行制度本身遭到攻击，于是人们就不得不把技术改进所必然引起的经济失调现象以及技术改进给保守的人性或社会带来的负担当作限制技术进步的理由。
据说把科学成果过于迅速地加以应用会引起三个主要后果：技术改进带来的失业，高额废弃费用和经济不稳定。此外，人们还认为，科学成果的应用可望带来的富足是空的，因为它仅仅考虑到技术因素，而没有考虑到经济因素。没有人否认社会上存在失业和不稳定状态，而不存在富足状况。不过科学成果的应用与此有多大关系却是另一回事。无疑这些都是科学对一个无法吸收它的成果的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不过可以直接算在现代科学的帐上的却只是其中比较小的一部分。
技术改进带来的失业 斯坦普勋爵决不能说是一个主张迅速发展工业的人。他却认为，人们过分夸大了科学所带来的好处“在任何特定时候，科学的冲击总是会使某些人失业，不过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在过去的冲击下失了业的人陆续获得建设性的就业机会。但是人们容易夸大技术改进带来的失业人数的净差额。因为工业失调有许多原因，与科学毫不相干。式样改变、资源枯竭、人口增长率的差别、关税和税率的不断变动，由于货币原因和其他原因而产生的心理性的景气和萧条以及其他原因都会影响平衡，因而也都会使某些地方的失业人数有所增减。
我们对失业的分析使人清楚地看到：失业也同资本积累一样，是由许多因素所造成的。最近的一个官方报告表明：即使在繁荣时期，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失业人数或失业率。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某一地区可以有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的失业率，但却可能缺乏所需的劳动力。例如，在英国，在我们应该称之为好年头的年代，也可能有足足一百万的失业人口——这便是我们为了保持在业人员的高标准生活而付出的一部分代价。因为，一种实际工资水平可能很高，以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那一工资水平上就业——虽然这决不是失业的全部经济原因。上述数字之中大概有二十万人在通常情况下实际上是无法雇用的——即所谓“老失业者”。也许有七、八十万人形成一个经常存在的人群，其成员不断发生变化，其中包括的工人都随着其季节性的职业不断改变其工作岗位、处所和行业——这些都是由于各种原因而产生的“游离”失业人员。我敢说，在这个数目中，单单由于科学发明这种特别令人不安的因素而失业的人不会超过二十五万人。
这便是可以算在科学帐上的最大罪状，战后时期之类特殊时期除外。在战后时期，由于新的科学发明的通常应用在战时耽搁下来，所有拖延下来的技术改革大有纷纷上马之势。当然，在任何特定时刻，根据新生产方法超过它所取代的旧生产方法的潜力计算出来的由于技术革新原因而失业的人数，似乎要大得多。不过这是毛数，必须从其中扣除由于利用科学成果生产新产品或扩大旧产品生产而增添的人员。假如我们要提出在任何时刻都要科学负责的那一部分游离失业人数的话，那就是由于采用新生产方法而减少的总人数，加上由于需求方向改变而裁减的人数，再扣除由于生产新需求的商品而吸收的新就业总人数。当我们看到原来由十个人操纵而现在由一个人操纵的机器感到惊惶时，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社会调整的科学》第41—42页。
二十五万人为数不算少，然而这只是好年头失业人数的六分之一，或坏年头失业人数的十分之一而已。因此，在这方面，更重要的似乎是补救经济制度中的主要不稳定因素，而不是设法阻止科学的进展，而且无论如何，这二十五万人是科学在人们没有进行任何努力来调节在旧式生产中损失的劳动和在新式生产中增加的劳动的条件下所造成的失业人数。正如斯坦普勋爵所说的那样：“大可以假定：总的说来，整个社会由于科学迅速发展得到的好处足以弥补其所造成的损害。不过社会并没有自觉地设法调节变革速度，使损益的净差额达到最适宜的程度。”——《社会调整的科学》，第45页。
如果在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中，通过有条不紊地采用新生产方法——或许通过使用在下一章提出的某些办法——来明智地处理这个问题，那么技术改进引起的失业就可能完全消除。设备废弃费用也是这样。它主要是为新生产方法筹措经费和引进新生产方法的混乱办法造成的。这些办法并不是无法改变的，不过斯坦普勋爵和一些最保守的经济学家们却似乎认为：这些办法是不可改变的：“科学家往往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实际应用的问题：仿佛为了社会利益应该加以考虑的唯一因素就是尽快地加以应用。他们把垄断组织或统一经理部由于地位不同而可以‘阻挠’新发明的应用看作是对科学的摧残。所以有人说：‘设备废弃的危险是科学获得根本性应用的巨大阻力。大企业对生产结构往往持过于僵硬的态度’。假如所说的废弃是成本的一个实际因素，不论是什么形态的社会，即使个人‘利润’刺激力已不复起作用，人们在计算过渡费用时也会把它考虑在内。用拐带方法是不可能把它拐走的。”——《社会调整的科学》，第42—43页。
除了改变经济因素之外，有两个技术措施可以大有助于把废其费用“拐走”而又不至于妨碍新发明的应用。一个办法是建立保育工厂或试验工厂，来发展生产革新项目，直到能将其投入正式生产的阶段为止；另一个办法是有意识地灵活地设计工业设备，以便在资本损失最小的情况下进行改建。我们将在第十及第十二章中讨论这些问题。甚至科学的最危险的敌人也无法把目前社会制度在经济上的不稳定直接归因于科学。不过他们的攻击中也包含一点真理。那就是：现行经济制度和科学进步不能再并肩前进多久了。要末把科学加以扼杀、使现行制度本身在战争和野蛮状态中消灭，要末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让科学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
不可能做到富足 保守派经济学家的根本性的理由是：科学成果的应用看来可以带来的福利只是空想；虽然在技术上可以做到这一点，它却受到了科学家所不容易看出的经济和政治原因的阻挠： “科学家认为，如果有一种社会能更加迅速理解科学的好处、更乐于提供所需的资本、更乐于为脱节现象付出任何代价，因而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