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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都是一切权威制度下的共同的弊病。一个对科学事业更加特别有害的弊病是：所有科研人员都必须作出研究成果，而且必须予以发表。刚刚从考试制度压力下解放出来的青年毕业生发觉自己已经以一种奴隶地位换取了另一种奴隶地位，因为他的前途不但取决于他所发表成果的质量，而且取决于他所发表的成果的数量。所有穷苦的科研人员，即大多数的科研人员，都无法利用那一段本来可以最有效地加以利用——象伟大的科学家们那样最有效地加以利用——的岁月，来学习、思考和进行表面看来漫无目标的实验。其结果，在独创性最能出成果的时候，在独创性还没有受到以后的行政和社会职责负担的影响的时候，就把独创性扼杀了。另一个结果就是使科学文献中充满大量毫无用处的论文，从而使发掘优秀论文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科研职业 这一切现象所以产生都是由于科研人员地位本身不正常，没有成为公认的体系的一部分的缘故。科研过去原是由业余爱好者或教师在业余时间进行的。人们还不习惯于把科研看做是一种独立的职业，人们也没有怎么认识到进行科学教学的能力和进行科研的能力并不总是一回事，以适当的方式承认科研是一种单独的职业，就会使情况大为改观。这样一来，也许会有少数无所事事的科研人员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在同时却能保证大多数认真的工作者全心全意地从事工作，不必再象现在那样致力于自我奋斗了。在法国现在已经承认了科研职业而且加以照顾，这个事实说明这是一个完全切实可行的目标。
现在从事实际工作的科学家是现行的选拔和教育制度的产物。在如此迥然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他们同那些奠定现代科学基础的人们有所不同是不足为怪的。在过去，决定从事科学研究是一种个人的抉择，只有极少数人这样做而且他们在作出这种抉择时，还准备承担由于选择如此无用的职业必然要产生的严重不利后果。因此只有有钱的人和能够取得别人赞助的人才能从事科学。现在科学肯定是一种职业了，至少可以从中取得中等的生计，因此吸引了许多新来者。在科学教育体系内部进行的选拔过程，一方面注重技术效率和勤奋，另一方面注重遵奉社会习俗的一般态度。假如一个科学家想成功的话，他就象行政人员一样需要同有权势的人打交道。过份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会带来有双重恶果：使人不能专心致志工作，而且促使舆论认为他不可靠。在科学界中有一个缺乏历史根据的不成文的传统，认为：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对社会问题应该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关心，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表现出关心社会问题，承认自己对合法当局以外的事物有所偏爱，他就同样可能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持有偏见而且不可靠。
当这种看法越来越多地不仅应用于政治活动方面而且应用到人们本身工作范围以外的几乎一切文化活动方面的时候，正式的科学界就变得缺乏一般文化素养了。对文艺的爱好没有真的受到谴责，而且事实上还可以作为一种无害的嗜好而加以宽容，可是实际写作或绘画，除非显然很拙劣，就肯定会危及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名气。文化界和科学界都有过错。双方都对另一方不甚了解而却显出鄙视的态度。这使大家都不光彩。科学界的确也象其他重要的职业一样，当然有一些真正有修养的，有独立精神的出类拔萃的和光辉的人物，不过他们不能代表所有从事此项职业的人。懦怯的百依百顺的态度是一个更为常见的现象。由于外界不把科学家当做科学家加以赏识，为了弥补偏见，科学家们就在日常生活中显得很平常，并把自己的整个脑力活动用于科学专业的狭窄范围之内。科学家的工作使现代世界面目一新，可是并不是由于科学家有这样的性格，才使世界变了样，而是尽管他们有这样的性格，仍然使世界变了样。
科普工作任何科学教育方案的效果都见于科学在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在这里，问题不在于科学的物质贡献——各种发明。
因为：这些发明不是作为科学的贡献，而是作为在科学昌明之前已经存在的事物的代替物或延伸物而交给使用者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影只不过是更容易看到的戏剧，而电话也不过是同朋友讲话的一种简单工具而已。在几乎所有这些情况下，使用科学用具并不需要很多科学知识，也根本不需要知道科学方法。小孩子们不大知道电台设在哪里，也根本不知道电振荡的原理，却能很容易地收听自己所需要的节目。
但是到处存在的，包含科学原理的机器和服务项目必然迫使人们产生一种不同于先前时代的科学意识。在职业科学家队伍之外，有着成千上万的人对科学感到某种程度的兴趣，包括业余无线电操作者需要实际掌握某些有限的科学知识，直到一般人对科学奇迹所感到的兴趣。为此就产生了大量的科学普及读物、文章、杂志和书籍，其数量并不比科学文献本身为少。
不过，正如大众化音乐大大不同于古典音乐一样，大众科学几乎是同样地大大有别于实际科学的。人们以或多或少正确的方式或者以耸人听闻的方式转载了一些关于科学成果的消息，但这些消息却是零星片断不完整的，把整个科学方法和精神都置诸脑后。英国的报界从来不曾重视过科学，除了一两个突出的例外情况，甚至没有一家报纸有相当于科学编辑的人员。科学消息是零星刊登的，其内容一般变动于耸人听闻和神秘暧昧两个极端之间。杰拉尔德·赫德先生1936年在他为《科学战线》所写的绪言中，是这样地加以描述的：“不过科学消息是几乎不见报的，即令见报，印出来的几条新闻也好象是完全无关联的零星消息。畅销报纸刊登一条有关某种发现的消息仅仅是因为这种发现似乎有点惊人——仅仅是因为它似乎推翻了我们公认的观点。比较严肃的报纸实际上也不比这更好，因为当它们刊登科学消息时，它们就叫一个专家写一段文章。他不仅认为他是在为和他自己一样有知识的人写文章，而且他还认为有知识的人也和无知识的人一样，看不出或者不知道这块新积木和未知图案——科学正在加以拼凑，使其成为巨大整体——的其余部分有何关系。这种消息除了一时使人感到新鲜之外，很难令人对之产生智力上的兴趣。要我们对这些片断的消息加以保存，分类，筛选和整理就更难了，除非我们能够看出它们在什么地方能为日益增长的知识的战线增添实力。”——《科学战线》，第9页。
科普杂志情况较好，不过多半仍然包含着惊人的故事，实用指导，偶尔也有一起正确而严肃的文章。没有一个刊物的宗旨在于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描述科学在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背景下的进展情况。科普书籍最为糟糕了。其中内容都是一些大概是为了出版商利益而拼凑的卖弄学问的和一般说来不符合要求的知识摘要，业余科学家对最新成果的叙述（他们严重歪曲而且不理解这些成果）以及科学界中最知名者的不胫而走的说教。其中也有几本书做到既通俗易懂又正确无误，不过它们并不能树立良好风尚，它们和其他出版物的比例比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还要少。
科学在现代的影响 科学对公众事务的价值可以用它有意识地对当代思想产生的影响来衡量。毫无疑问，虽然总的说来，现代英国人对科学有相当大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却没有为科学提供充分的群众批评背景。前几个世纪甚至在社会上对科学感兴趣的人还很少的时候，科学思想和群众思想之间就有着互相交流的关系，现在却没有了这种交流关系。人们观看足球赛或者赛马的时候，有着一种全神贯注和训练有素的欣赏能力，对于科学，则没有这种能力；这不能仅仅用科学幻想不能引起人们的赌博兴趣或科学本身艰深难懂来解释。生物学或者生理学论战的确不能象打板球或打弹子那样使人感到有意思；不过要是人们真的对科学感兴趣的话，人们不久就会发现：以十比一的赌注押在甲教授的理论上以反对乙教授的理论，该是多么有趣呀！无可避免的是：科学在很大程度上高高在上地脱离了群众的觉悟，其结果对双方都极为不利。这对普通大众之所以不利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日益人为的世界中，却逐渐地越来越不认识制约着自己生活的机制。说到底，在干旱或疾病等自然现象面前一筹莫展、一无所知的野蛮人和在技术进步引起的失业和科学化战争等人为灾难面前无能为力的现代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他们两者都面对着不可知的可怕的灾难，而又无法理解它们。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类都只好求助于异想天开而神秘的说明。人们原以为占星术和招魂术早已在中世纪末寿终正寝了。现在占星术和招魂术又复活了。这决不是偶然的。笰E惑群众的法西斯思想更加危险地发生影响，足以说明群众是多么无知和他们多么需要有一种信仰啊。
科学的孤立 这对科学也是很不利的。从最粗糙的观点看来，除非普通大众——这包括富有的赞助者和政府官员——明白科学家在做些什么，否则就不可能期望他们向科学家提供他们的工作所需要的支援，来换取他们的工作可能为人类带来的好处。不过，更加微妙的是，如果没有群众的理解、兴趣和批评的话，科学家保持心理上的孤立的危险倾向就会加强。这种心理上的孤立通常并不象人们常常设想的那样，表现为科学家成为一个超世脱俗的人，仅由于女性亲属的帮助才能勉强生活下去。这是科学的孤立而不是科学家的孤立。撇开了他的专业，他可能显得极为普通：玩高尔夫球、讲动听的故事，而且还是一个忠诚的丈夫和慈父；不过他的专业是自己的“本行”。他除了向二十个左右内行的人透露一二之外，对此守口如瓶。受过文学熏陶的人几乎都假装对科学一无所知，科学家自己也不能例外。不过对他们来说，这是指他们自己专业以外的一切其他学科。在社交场合，以科学为题材的有趣的普通对话是极其罕见的，即使在座的人大多数是科学家时情况也是如此。当伏尔泰和夏特勒夫人在家宴中进行哲学实验或者当雪莱以同样的热情讨论化学和完美的道德时，情况当然决不是这样的。在较年青的著名英国作家中，只有一个人在作品中表现出他对现代科学有所了解，而他这样做是有家庭的原因的。
渗入科学界的迷信 科学缺乏文化背景的局面，使科学专业化的种种害处更为严重了。但是，与此同时，更糟糕的结果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些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最具体的科学理论以外的一切科学理论中去的社会影响并不是一个有鉴别力的、有教养的社会的成熟想法，大多是当代最常见的偏见和迷信。其后果反映在科普读物中。虽然公众既缺乏训练又缺乏兴趣因而无法理解科学的作用，他们还是可能愿意为科学成就喝彩的，越是了不起的成就越好。他们也愿意去听取有相当名气的人就任何题目发表的意见。他们能够理解这些意见，因为这些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意见，经过权威批准之后再送回来的。相对论和宇宙起源之类问题本来是极其艰深难懂的，却被认为十分适宜，并不是适于作技术性说明，而是适于提供论证，来说明人类之无能和愚昧以及造物者的福佑和智慧。在此同时，量子论等更有意义、更有实际重要性的理论却很少受到注意。
结果不仅加深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鸿沟，而且也加深了科学家和科普读物之间的鸿沟。从事实际工作的科学家对宇宙和生命起源或者生物学中的活力论等课题的态度和科普书籍所发表的意见截然不同。科学家认为：现象的实在性正在消失的设想完全是无稽之谈。他们明白自己由于有了量子论就能够更好地掌握物质，由于有了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知识就能够更好地研制生物制品。他们也明白自己无法使人们明白这一点，因为推广这些观点比推广相反的观点困难得多。结果公众大上其当，误以为唯心主义在控制着科学界而实际上却是唯物主义在取得全面胜利。同时从事实际工作的科学家却因为自己有知识，因为公众无知迷信，而独自沾沾自喜。
有不少原因造成这种可悲的局面。说来奇怪，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和文化实际隔绝是由于学校里讲授科学的缘故。可以说科学正是由于失去了它的业余活动的性质，同时也使公众对它失去了很多的兴趣。谁也没有必要自己费心去想到科学，总是有人知道这一类事情的。科学发明一日千里的发展和其日益增多的数量大有令人不知所措之势。使这一情况显得更加突出的是，科学家自己也各有专业；而且还有一个神话被愈来愈多的群众信以为真：任何一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智力掌握不止一小部分人类知识——更不说掌握全部知识了——并身受其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实际上，这个信条所说明的问题是：解释和传达科学知识的方法还跟不上发明的速度。一个安排适当的科学出版体系（其性质将在第十一章中加以讨论）应该完全有可能使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科学领域的全貌有足够具体的了解，以便使自己能理解任何一个科学部门中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目前他所以不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科学语言十分暧昧和科学刊物十分混乱的缘故。
前科学的态度 对科学缺乏适当认识的现象还不限于普通大众：它在行政管理人员和政界中特别严重而且带有危险性。这种前科学的态度使我们无法从科学研究的技术成果中取得我们本来可以得到的大部分好处。人们从不以科学方式考虑影响人类生活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普遍性因素，甚至也不去收集科学分析所必需的资料。《政治和经济规划》的一份宣传资料对这一情况作了出色的叙述：“在工业主义的倡导之下，一种文明已经发展起来了。这种文明要求动员巨大的知识资源，以便使这种文明运转自如而不致于经常发生令人痛苦的故障。我们这样说决非言之过甚：我们既不具备必需的知识，也并没有在目前作出充分的努力以取得这种知识，虽然这一点并不是做不到的。我们对知识的取得和使用的整个态度仍然受到科学和技术昌明以前时代的偏见和假定的影响。长期以来只有少数人在进行孤军奋战。由少数人在这里对房租和收入多作一点调查，在那里对心理学多做一点研究，再对教育研究、社会调查、交通调查、医学研究等等多加注意，是搞不出名堂的。问题还不在于不能提供某些设备，问题要比这还要深刻。居民中很大一部分有教养的和无教养的人还需要认识到：技术既然能生产出电力、无线电、飞机、化肥和新品种的动植物，如果适当地加以改进，也就能够同样充沛地创造出十分急需的社会性质、政治性质和经济性质的发明来。不幸，虽然第一流的生产方法或产品可以由一个古怪的人在亭子间里想出来，而且可以利用小额私人投资制造出来，可是社会性质的发明由于它的性质的缘故，却往往需要获得大体上只能到群众中去搜集的原料。而且，企业经理已经渐渐认识到：一种产品或生产方法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因而理所当然地必须为创造新品种和新技术做好准备，可是人们却没有相应的警觉性或设备来检查和改善——举例来说——政府机器、卫生机构的性能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