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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在狱中可以看报，但是报纸被切割得厉害，很多地方都成为天窗。雷抗议，监狱负责人说：“有问题的新闻你没权利看。”雷震说：“就算你们说得对，可是你们一切割，背面那一块没问题的也给切掉了，那一块我有权利看啊！”监狱方面没办法，就改用墨来涂，不再切割了。但这种做法只是掩耳盗铃，重要的新闻，还是可以“补”上。雷震举例说：“李宗仁回国的新闻给切割了，可是过几天看到白崇禧责备李的新闻，就可以推断出那天被切割的新闻是什么了。”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说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墓碑要面对太平洋
殷海光口述遗嘱，在遗憾对不起太太和孩子两事后说：“在我的思想快要成熟时，我怕没法写下来，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有所贡献。对青年一辈，可能没法有一个最后的交待，《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只是一个开始，何况我又一直在改变和修正我自己的思想。我若死在台湾，希望在东部立个大石碑，刻着‘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身体化灰，撒在太平洋里，墓碑要面对太平洋。”
赵树理抨击时事，也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出之。有一个时期，很多作品对农村情况多粉饰夸张，他回乡住了一阵，回来做报告，说农村的情况不像许多作品描写得那样好，农民还很苦，城乡差别还很大。他举例说，我这块表，在农村可以买五头毛驴，这是块“五驴表”！他因此受到批评。
解放后，群众运动不断。葛剑雄曾记谭其骧晚年，为又一次运动的结束写了一份小结，葛见谭写得奇快，不像学术文章那样要拖上好多天，不禁感到惊奇。谭长叹一声：“咳，解放以来这样的东西不知写过多少，无非是骂自己吧！”
“文革”初期，孙冶方坐牢之前，曾与顾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劳改。顾准对孙冶方说：“反正我是受了那么多罪，再也不要连累你了。我的手上没有血。”
梁思成说：“一个东方古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征，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为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的衰落，至于消失的现象。”
有人说，冯友兰的哲学著作一直含有“应帝王”的成分，随时代政治风气变化而相应改变。但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里，一切功利的浮影消融殆尽。经历了多年的反复与自我批判，作者晚年的心境平和中正，他说自感自己接近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状态，他也相信中国哲学必将走过四边形期的混乱状态而大放光彩，走到“仇必和而解”的全新天地中。
1986年，晚年的王瑶如此认识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柏杨青年壮年多有不幸，他在晚年回忆时说：“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受苦，这是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回顾风沙滚滚的来时路，能够度过这些灾难，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这使我充满感恩之情。”
钟开莱对沈从文说：“数学研究到达一定境界，就像文学创作中写抒情诗。”沈从文因此写道：“表达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似乎又不如音乐。”
成舍我说：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用行动来证明自己配得上自由这两个字；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与那些不让你自由的力量周旋到底。
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也是第一位把罗素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他晚年对舒衡哲说：“我希望可以，非常希望，我们必须坦诚地谈，因为对我来说，讲真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曾对友人说：“我吃亏在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
陈岱孙在北大为他举行的95岁寿辰上说：“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直在学校教书。”
坏人的子孙却未必都是不好的人
章太炎少时受外祖父朱有虔启导，在其十一二岁时，朱即讲《东华录》，说夷夏之防不可不严。章问：“以前的人有谈过这种话没有？”朱说：“王船山、顾亭林已经谈过，尤其是王氏的话，真够透彻，说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章说：“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朱答：“现在不必作此说。如果李闯得了明的天下，闯虽不是好人，他的子孙却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现在不必作此说。”
姚学塽极为赞赏魏源的悟性，魏源要拜姚为师，姚不允，辞道：“你他日定然在我之上，我又如何为你之师？”魏源：“师学识渊博，又具极其宽容之治学之境，当为我之师。”姚说：“心在而已，何必如此斤斤而计？”
胡林翼年轻时才华崭露，在著名循吏陶澎幕府格外受到青睐，后来成为陶的女婿。胡在陶任两江总督期间，徜徉于秦淮河温柔乡中，陶氏严禁僚属冶游，只是不责备胡林翼，并且说，润之（胡林翼字）他日为国宣劳，将无暇晷以行乐，今之所为，却是预偿以后之劳累的。胡氏后来任湖北巡抚，式马倥偬，军书旁午，力疾从事以至于死。
沈葆桢少时胆子极小，夜里听见猫叫都害怕。沈母教以儒家道德观念，问曰：“你敬仰历朝历代的忠臣孝子吗？”葆桢回答：“当然敬仰。”沈母随即举例说古代忠臣孝子九死一生，万折不挠的故事，问儿子：“你知道他们的胆子从哪来的吗？”葆桢说：“他们天生大胆。”沈母说：“不对，因为他们做人做事都堂堂正正，心里想的都是如何孝敬父母，报效国家，所以胆子就大了。”随后又经常有意让沈葆桢独自往返阴森可怕的地方，一来二去，沈葆桢的胆子也就练大了。
李鸿章母亲精明能干，她特别“多产”，共生了六子二女。生计窘迫的李文安大感烦恼，写诗发牢骚：“难得多累怨丁添，烦碎高堂问米盐。”她听了以后把眼一瞪：“我教孩子发奋读书，长大后都能成为栋梁之材，哪还怕什么贫穷？”她天生一双大脚，嫁到李家，下田劳作，立下汗马功劳。鸿章兄弟显达后，这双大脚也闹出不少笑话。李作直隶总督，将母亲接来天津同住，各级官吏纷纷设家宴迎请，以示巴结。每当出门坐上八抬大轿，老太太总要将一双大脚伸出帘外，招摇过市，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围观，成为街议笑料。李面子上下不来，于是苦苦哀求老妈将脚收敛一点。老太太勃然大怒：“你老爸当年也不敢说这般话，没有老娘这双大脚，谁供你们读书做官？”说罢倒头便睡，绝食三天，以示抗议。李只好连跪三天赔罪告饶，从此任凭老妈为所欲为。
汝务近名，不务蓄德，非先世之志也
张寿波幼时天资聪颖，过目能诵，24岁时中广东省乡试第七名举人。光绪二十年赴北京，联名“公车上书”。戊戌政变后，其母吴太夫人教训他说：“大易，天地闭，贤人隐。汝犹未解耶？汝务近名，不务蓄德，非先世之志也！宜再求学，以补汝短。”张于是东渡日本求学，后声誉日隆，所到之处，声响非凡，时国事鼎沸，张又投红十字军，其母斥曰：“一代废兴，劫运难测，丝棼难理，纲绝难举，汝宜安分，毌戾祖宗遗教也！”张因此收心。
康、梁神离貌也不合时，康有为曾访周善培，问周：“我真佩服你，言必称赵先生（指赵熙）。你为什么那样服从赵先生呢？”周知南海恨任公不服从他，就答复说：“赵先生只同我讲学问，学问的道理是方的，我无法违背他，只有服从他；你同任公变法以前也是讲学问的，变法以后，就专讲政治，政治的道理是圆的，你有你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自然他对你就有从有违。还有一个重点：我做官是做的我的官，不是替赵先生做官。我做了六年官，赵先生从来未向我要过一个钱、荐过一个人。你对任公是否如此，请你反省一下。”康有为听了很不满意。
鲁迅的童年是很寂寞的，他是长子，负担着家庭门楣的重任。但这种对爱的渴求成为他深厚的人道主义底色。没有游戏，也没有相应的读物，当长妈妈踩死了伴他读书生活的隐鼠，他愤怒了，公开向长妈妈诘问，并从此对长妈妈产生了憎恶。他憎恶长妈妈，并不仅因长妈妈踩死了他的隐鼠，还因长妈妈总爱向人群中“切切察察”，总限制鲁迅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都要管束。但是，当长妈妈用蓝布衫为鲁迅包回鲁迅渴望已久的四本绘图《山海经》，鲁迅一下子把长妈妈敬若神明，以前谋害隐鼠等怨恨，全都消失了。多年以后，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纪念长妈妈，鲁迅写道：“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徐世昌少时家贫，其母刘氏系桐城派刘大櫆的后代，颇有修养，教子很严。一次，徐世昌与弟世光见桌上有三块糕点，都争着要多吃一块，刘氏大怒，掷糕点于地，不准他兄弟俩吃，说：“你们如果从小就不兄友弟恭，长大了怎么办？”
程潜少时，学习刻苦，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程潜伴如豆油灯，摇头晃脑，琅琅出声。一夜，月悬中天，程潜正襟危坐，一遍又一遍地诵读《诗经》，恰逢屋檐下一小偷驻足，贼盗为程潜抑扬顿挫之声所迷，禁不住扑哧一笑。后来，此小偷对乡里一农民说：“程家的后生读得真认真，将来定有出头之日。”
于右任少时丧母，家贫，父亲于新三在外经商，由伯母抚养。稍长，父亲回来，用心督促儿子学业。遇到必背课文，儿子背诵一遍，他跟着背诵一遍。且背书时如师生礼仪，肃然异常。右任背书时，须先给父亲作一个揖；父亲背书时，将书本端正地放到桌案上，儿子站立一旁，父亲向书本恭恭敬敬地作一个揖，而后背诵。“一灯如豆下苦心，父子相揖背章文”的情景在当地传为佳话。
罗振玉为培养翻译人才，开办了东文学社。一次，他在一同舍学生扇头上看到一首咏史诗：“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罗对此很欣赏，他认为写诗的青年会有大出息，于是开始关照写诗的王国维，在王生活困难之际，罗振玉包他学费，让他在社内兼职，使其无后顾之忧。
放低天伦辈份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林长民、林徽因父女喜欢文学与艺术，林徽因对人说她是父亲唯一的知己。其父女关系非同寻常，“中郎有女”，林长民生前常以此自喜，但他也曾慨乎言之：“做一个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份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溥杰年少时，生活养尊处优，曾无意中在窗玻璃上写了“小米半斤”四字，为其母发现，大发雷霆，严厉地责备了溥杰一顿，主要理由是：计算粮食，有失身份。
丁文江出生于江苏泰兴的一个士绅家庭，其幼年所受教育完全是为将来走科举道路作准备。他13岁时，“出就学院试”，适遇知县龙璋，“龙大叹异，许为国器，即日纳为弟子，并力劝游学异国以成其志。而赴东留学之议，乃自此始。”
程潜参加同盟会后，从事革命，举凡辛亥、讨袁、护法诸役，莫不为民前驱，其乡人庆之，其母则说：“男儿以身许国，除暴安良，分内事耳，何以庆之？”为绩而不辍，人复劝休止，则又说：“人贵自食其力耳，吾不欲以身暴人。”
1920年，在上海国民党总部工作的孙铁人在《大晚报》上读到他昔日的学生聂绀弩的诗作，大为惊异，马上致信报社总编、好友胡石庵：此生颇有文才，但尚需开拓视野，这样才不致埋没乡间。他邀请聂绀弩去上海，聂由此走进了革命和文化的队伍。
沈从文18岁时到北京来谋生，他住在一会馆的小亭子间里写小说。冬天到了，凉快透顶，下大雪时，没有炉子，身上只两件夹衣，他就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地写小说。郁达夫去敲门：“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么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我还会再来看你……”郁看吃饭时间到了，邀请沈从文去附近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回到小亭子里谈了一会儿，名作家告辞，留下他的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找回的三元二角多零钱。沈从文伏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蒋百里曾带两个孩子到德国，一个乡下老太太对他说：“儿女求学固属重要，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重视合群生活。青年人最忌产生忧郁或孤独的情绪，学习求好了，身子却弄虚了，精神也被消磨殆尽。这种有学问的人，对国家和社会有何用处？因此之故，除求学外，父母还须注意儿女们的周围环境，让她们跟多数人在一起，多过点滑冰、游泳、打球的野外生活。”蒋回头提醒孩子：“这位老太太的话，就是课堂外极可宝贵的学问。”
就是落铁，也得去
顾颉刚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母亲对他要求甚严。一次天降大雨，顾想借故逃学，对母亲说：“今天雨太大了！”母亲说：“你不想去了吧？就是落铁，也得去！”
钱穆幼年时聪明，家中来客，客人多出题考之，其父唯唯不答一辞。一晚，客人带他出去炫示，其父亦不禁止。第二天，父子过一桥，其父问：“识桥字否？”钱点头曰：“识。”问：“桥字何旁？”答曰：“木字旁。”问：“以木字易马字为旁，识否？”答曰：“识，乃骄字。”父又问：“骄字何义，知否？”钱又点首曰：“知。”其父就此挽着钱手臂，轻声问道：“汝昨夜有近此骄字否？”钱穆闻言如震雷，俯首默不语。
华罗庚从16岁开始自修，五年后，他动手写数学论文投稿，当他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刊登出来后，惊动了清华大学的熊庆来教授。熊庆来看完这篇文章，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恰好有江苏籍的教员在旁，忽然想起了他的弟弟有个小同乡名叫华罗庚，便道：“这个华罗庚哪里教过什么大学，他只念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熊庆来惊奇不已，迅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王静安遗体入敛之时，清华师生去给王遗体三鞠躬以敬礼。陈寅恪与众不同，他身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叩头，并三叩头。陈行孔孟之道，非此一端，他在国学研究院时，其学生到上海陈家去谒见其父散原老人，散原老人与一帮学生谈话，均坐，独陈先生站在一旁，并坚持到谈话完毕。
蒋梦麟小时曾作文让日文教师中川指教，里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种”的话，但他的日文老师笔下绝不留情，中川随笔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当天晚上，小蒋梦麟为国家的前途流泪。
顾维钧虽以外交干才称，却非常看重中文。他曾要求秘书杨玉清每天从古文中选一点材料抄给他，他夜晚回家去读。他对杨玉清说：“一个中国人，当然应该把中文学好。一个人不能说年纪大了就不求进步。我应该学中文。你这样做，是帮我的忙。”
章乃器年轻时寻找人生出路，当他从一本薄薄的经济学教材绪论里读到“通商大埠，常位于大江大河下游”时，立马为之倾倒，赞叹其为“一切古书里找不到的知识”，从此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
邓宝珊幼年丧父，因家境贫寒只读了几天私塾就失学了。１５岁当兵至新疆伊犁后，十分思念家中老母，可是他识字太少，连一封报平安的家信也不会写。他打听到驻地附近有一位能断文识字的老先生，就去投师求教。到了老先生家，邓宝珊恭恭敬敬地说明来意，但这位老先生哼哼叽叽了老半天，态度暧昧，始终没说一个“行”字。老先生家里，除了他的老伴外，别无他人。邓宝珊见先生家水缸已空，二话没说，抓起扁担，就去挑水，水缸担满了，便悄声离去。从这天起，邓宝珊天天来挑水，却不提投师的事。这样一连挑了十几天水，老先生被感动了，找出一本《秋水轩尺牍》，说：“来吧，就学这个，认会一篇背一篇！”过了半个多月，在老先生的指点下，邓宝珊熟识和背会了书中１５篇文章后，就自己动手给家里写出了第一封信。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奴才建造的
胡适曾对青年朋友们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王世杰、李四光等人与蔡元培谋创在原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筹设武汉大学。李四光为武大选中偏僻荒凉的罗家山（后取闻一多建议改为今名“珞珈山”）和狮子山一带为校址，王世杰受任为武汉大学校长，他对国民政府宣称：“要我当校长，就不是一个维持武大现状的校长。武大不办则已，要办就应该是一个新的、国内一流水准的大学。武汉位居九省通衢，如同芝加哥之于美国，武大应与此重要地位相称。”王后来很看重自己对武大的拓荒之功，曾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刻武汉大学校长衔。
1931年，《中学生》杂志社向鲁迅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先生）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鲁迅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