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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种替代品似乎也有可能。
①如果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技术引进，遇到本国的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的阻力——甚至在可感触到的更好更舒适的生活前景里也不能避免这种阻力——那么，这种前技术的传统本身会成为进步和工业化的源泉吗？
这种国内的进步，将要求实行一种有计划的政策，这种政策不是把技术外加给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而是在其自身的基础上推广和改进这些方式，消除那些不是利用这些方式来保证人类生存发展的压迫和剥削力量（物质的和宗教的）。
必不可少的前提是社会革命、土地改革和减少过剩人口，而不是模仿发达社会类型的工业化。本国的进步在一些地区看来是确实可能的，这些地区自然资源充足，只要摆脱了压制性侵占，自然资源不仅能维持生计，而且足以保证体面的生活。在缺乏资源的地方，不是也能通过逐步的零星的技术援助（在传统形式的框架内）而使资源充足吗？
①以下参见勒内。迪蒙写的优秀著作，特别是《充满活力的地区》（巴黎，普隆，１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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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的社会７４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在老牌的发达工业社会里并不存在（而且从不存在）的条件，将会占统治地位，也就是说，“直接生产者”
本身将有机会靠自己的劳动和闲暇去创造他们自身的进步，并决定进步的速度和方向。自我决定将由这个基础开始，为获得必需品而劳动能超出自身而趋于为满意的幸福而工作。
但是，即使在这些抽象的假设之下，也必须承认有对自我决定的严格限制。那种通过废除精神的和物质的剥削，为新的发展创造先决条件的早期革命，几乎不能认为是自发的行动。而且，本国的进步也以今天左右着世界的两大工业阵营的政策变化——抛弃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为前提。
目前，还没有这种政策变化的迹象。
福利国家与战时国家可以这样来概括：由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所造成的遏制变革的前景，取决于福利国家的前景。福利国家似乎能够提高被行政管理的生活标准，这是一切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固有的。。。。。。
能力。在这些社会里，作为支配并超越个人之上的独立力量而建立起来的流水线技术装置，在其作用上则取决于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和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削弱自由和对立，不是道德或精神的堕落与腐败的事情。毋宁说，就大量增长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使顺从成为一种合理的技术态度而言，这是客观的社会进程。
然而，福利国家尽管有其一切合理性，却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因为它的全面行政管理限制了（１）
“技术上”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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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到的自由时间，①（２）
“技术上”可得到的满足个人根本需求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质量，（３）能理解并实现自决能力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智慧。
后期工业社会（如果不是对个人来说，而是对整个社会来说）
已经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对于寄生和异化职能的需要。
广告、公共关系、灌输、有计划的废弃商品，都不再是非生产性的管理费用开支，而是基本的生产性开支的因素。这种社会必需的浪费性生产，为了更有效，则要求不断合理化，即冷酷无情地应用先进技术和科学。因此，一旦克服了某种落后状态，政治上操纵的工业社会的几乎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力创造了日益增多的剩余产品，无论是由私人还是由中央占有和分配，都能容纳已增长起来的消费——尽管生产力的闲置业已增长。只要这个天体雄居天穹，它就会减少自由的使用价值；只要被管理的生活是舒适的，甚至是“好的”生活，就没有理由执着于自决权。这是对立面的统一，即单向度政治行为的合理物质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社会内部越轨的政治力量被遏制了，。。
质变可能只表现为来自外部的变化。。。
为了抽象的自由观念而拒绝福利国家，这很难令人信服。
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曾经是前两个世纪的真正业绩，而在能够使得被管理的生活安逸而舒适的国家里，这两种自由的丧失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损失。如果个人都满足于行政管理带给
①“自由”时间不同于“闲暇”时间。后者在发达工业社会是充裕的，但就其受商业和政治的管理而言，并不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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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的社会９４
他们的商品和服务的幸福，他们为什么非要为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不同生产而执着于不同的制度呢？而且，如果个人都被这样地预先制约着，以致令人满足的商品中也包括思想、感情和向往，他们何必非要自己思索、感觉和想象呢？
的确，提供的物质和精神商品也许是坏的、浪费的、低劣的，但绝对精神和知识并没有提出拒绝满足需求的论据。
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带有或不带有“新的”这一前置词）去批判福利国家，就其有效性而言，根据的是福利国家已超越的状况，即较低水平的社会财富和技术。这种批判的凶险方面，表现在反对全面社会立法和政府开支充分用于非军事防卫事务的斗争中。
斥责福利国家的压制能力，因而有助于保护福利国家以前社会的压制能力。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阶段上，这种社会是一种被征服的多元体系，其中，相互竞争的制度共同把整体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力凝固化。而且，对被管理的个人来说，多元管理较之全盘管理要好得多。一种制度可以保护他免受其它制度之害；一种组织可以缓和其它组织的冲击；逃避和矫正的可能性是能被预测到的。无论怎样受限制，法律的统治也比超越法律或没有法律的统治，不知安全多少倍。
然而，鉴于这些主要倾向，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形式的多元化是否加速多元化本身的灭亡。发达的工业社会确实是各种起抵销作用的力量的体系。但是在更高度的统一中，即在保卫和扩大既定状况、抵制各种历史替代品并遏制质变的共同利益中，这些力量却彼此抵销了。这些相互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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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并不包括那些反对整体的力量。
①这些相互抵销的力量趋于使整体形成免疫力，以克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否定。
对外的遏制政策表现为对内的遏制政策的延伸。
多元化的现实变成了意识形态的靠不住的东西，看来是扩大而不是减少了操纵和定向，推进而不是阻碍了命定的一体化。自由制度与专制制度的竞争，都把敌手当作这个体系内部的死敌。这个死敌刺激了增长和创造力，但不是通过“扇形”
防御的大规模的经济冲击，而是通过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防御社会。因为敌人是长期存在的。敌人并不处在非常紧迫的局势中，而是处在正常的状态中。他在和平时期的威胁如同在战争时期（而且或许不止是在战争时期）的威胁一样大，因此他正被当作一种凝聚力而纳入这个体系中。
不断增长的生产力或高标准的生活水平，都不取决于来自外部的威胁，但它们对遏制社会变革并使奴役永久化的用途，却取决于来自外部的威胁。敌人是一切行动和毁灭的公分母。敌人不能等同于实际上的共产主义或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在这两种情形中，他都是自由的真正幽灵。
再说一遍：整体的精神错乱消除了特殊的精神错乱，并把违反人性的罪行变成合理的事业。当易受公众权威和个人权威激励的人们准备过总动员的生活时，他们所以通情达理，不仅是因为面前的敌人，而且也因为在工业和娱乐上投资和
①对加尔布雷思的意识形态观的现实主义批判评价，见厄尔。莱瑟姆“公司的主体政治”
，见Ｅ。
Ｓ。
马森《现代社会中的公司》（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９）第２２３、２３５页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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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的社会１５
就业的可能性。甚至最疯痴的计算都是合理的：五百万人的灭绝总比一千万、两千万人的灭绝要好，如此等等。不要指望以这种计算来证明其防卫正当的文明会宣告它自身的终结。
在这种气氛里，甚至现有的自由和逃避行为也摆脱不了有组织的整体的控制。在被严密组织的市场这个舞台上，竞争是缓和还是加剧了更大更迅速的倾覆和毁灭的竞赛？政党之间是为和平安定还是为更强大而且代价更高的军事工业在激烈竞争？
“富裕”
的生产是在推进还是在推迟满足仍未实现的生活需求？如果选择前者是正确的，那么当代的多元化形式就会加强这种遏制质变的潜力，从而防止而不是推进这种自决权的“灾难”。民主将会成为最有效的统治制度。
以上各段所概括的福利国家的形象，描述了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奴役与自由、极权主义与幸福之间的一种历史反常现象。技术进步的现行趋势足以表明它的可能性，而爆炸性势力也足以构成对它的威胁。当然，最强大的危险，还是核大战的准备可以变为现实：威慑也有助于威慑各种消除威慑要求的努力。另一些因素也在起作用，它们可以排除专制和幸福、操纵和民主、他治和自治的友好结合——简言之，有组织的行为和自发的行为、受制约的思想和自由的思想、权宜之计和坚定信念之间的前定和谐的永恒化。
甚至最高度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作为经济调节者，也保留着对私人占有和分配利润的社会需要。也就是说，它继续把实现一般的利益同实现特殊的既得利益联系起来。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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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它继续面临着不断增长的缓解生存斗争的潜力同强化生存斗争的需要之间的冲突，以及进一步“废除劳动”同保存作为利润之源泉的劳动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永久保存了那些构成人类社会金字塔基底的人们的非人生活，即外来者、穷汉、失业者和无力就业者、受歧视的有色人种、监狱的囚徒和精神病院的病人的非人生活。
在当代共产主义社会里，外部敌人、落后状况和恐怖传统，使得“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成就的压抑性特点永久化了。由此便加强了手段对于目的的优先地位——这种优先地位唯有达到缓和才能被打破。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继续在全球规模上并通过全球性设施而非武力性地展开竞赛。这种缓和意味着真正的世界经济的诞生，即民族国家、国民利益、民族事务以及它们的国际联盟寿终正寝。这正是当前世界得以动员起来的可能性：
民族主义继续流行，是如此无知无识。二十世纪的军备或工业，不以在军事和经济事务上在世界规模上举足轻重的组织，则不能保障“祖国”的安全和生存。但是，在东方以及在西方，集体的信仰并不适应现实的变化。
那些大国形成了它们的帝国或修补了它们的大厦，而不承认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给了这种或那种联盟以效力和意义。
并且：被国家所欺骗，被阶级所蒙蔽，受苦受难的民众到处都被卷入冲突的氛围中，在这氛围中他们唯一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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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的社会３５
是那些故意利用工业和权力的神秘性的主人。
现代工业和恐怖权力的勾结是一种罪恶，这种罪恶较之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要现实得多，必然性的辩证法并不必然地消除这种罪恶。
①
当代世界上仅有的这两种“君主式”社会制度之间命中注定的相互依赖性，表明了这样的事实：进步与政治的冲突、人与其主人的冲突，已经变成全面的。当资本主义遇到共产主义的挑战时，它就遇到了它自身能力的挑战：在削弱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私人谋取利润之后，使全部生产力取得惊人的发展。当共产主义遇到资本主义的挑战时，他也就遇到了它自身能力的挑战：提供惊人的舒适、自由，并减轻生活负担。两种制度都有这些未被认识到而被歪曲的能力，而且在这两种制度中，归根到底理由都是一样的，即反对那种会使统治的基础解体的生活方式。
①弗朗西奥斯。佩罗克斯《和平共处》第３卷，第６３１、６３２、６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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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对痛苦意识的征服：
压抑性贬黜
我们已经讨论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一体化，这个成就之所以可能，靠的是不断增长的技术生产力和不断扩大的对人和自然的征服。现在我们转来看看文化领域中相应的一体化。
在本章，我们将用一些关键的概念和文学形象及其命运，来解释技术合理性的进步正在怎样肃清“高级文化”中的敌对性和越轨性因素。实际上，这些因素屈从了当代社会发达地区盛行的贬黜过程。。。
这个社会的成就与失败使得它的高级文化失去效力。对自立的人格、人道主义、悲剧的和浪漫的爱情的赞美，象是倒退了一个发展阶段的理想。现在正发生的事情不是高级文化退化为大众文化，而是用现实来驳倒高级文化。现实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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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的社会５５
了它的文化。人们今天所能做的超过了文化英雄和半神似的。。
人物所能做到的；人们已解决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人们也背叛并破坏了那些在高级文化的升华中得以保存的希望和真理。
可以肯定，高级文化一直是同社会现实相矛盾的，而且只有少数特权者享受了这种文化的幸福并代表着它的理想。社会的这两个对抗领域一直是共存的；高级文化一直是随和的，它的理想和它的真理极少挠乱现实。
今天的新特点是，通过消除高级文化中敌对的、异己的和越轨的因素（高级文化借此构成现实的另一向度）
，来克服。。。。
文化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这种对双向度文化的清洗，不。。。。。
是通过对“文化价值”的否定和拒绝来进行的，而是通过把它们全盘并入既定秩序，在大众规模上再生和展现它们。
实际上，这些文化价值成了社会凝聚力的工具。自由的文学艺术的伟大性、人道主义的理想、个人的悲欢、个性的实现，是东西方之间竞争斗争中的重要项目。它们被用来激烈抨击目前的共产主义形式，每天都受到管理和出卖。人们未能考虑到它们同出卖它们的社会相矛盾这一事实。由于人们知道或感到广告和政治讲坛不一定必须是真实的或正确的，而且聆听和阅读这些东西，甚至听任它们来指导，所以他们接受传统的价值，并使之成为他们精神资质的一部分。
如果大众传播工具和谐地而且经常不引人注意地把艺术、政治、宗教和哲学同广告节目混成一体，它们就使得这些文化领域成为它们的公分母——商品形式。灵魂的音乐也是推销商品的音乐。计算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真理价值。现状的合理性集中在这种交换价值上，而且一切异化的合理性都服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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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它。
由于竞选领袖和政治家在屏幕、广播和舞台上奢谈自由和实现抱负的伟大言词，这些言词便成为无意义的声音，只是在宣传、生意、训练和休息的语境里才有意义。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同化证明着理想已经堕落的程度。它从灵魂、精神或内在的人的崇高领域堕落下来，转化成操作的术语和问题。
这里有大众文化的进步因素。这种堕落表明，先进工业社会正面临着理想被物质化的可能性。这个社会的能力正进一步降低那个使人的状况得以表现、理想化和控诉的崇高领域。
高级文化成了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个转变中，它丧失了它的大部分真理性。
西方的高级文化——工业社会仍然承认它的道德、美学和思想的价值——在功能以及年代的意义上说，是前技术的文化。它的效力来自对一个不复存在而且不能重新得到的世界的体验，因为在严格意义上说，技术社会会使它失去效力。
而且，甚至在资产阶级时代给了它某些最持久的配方时，它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种封建的文化。
它之所以是封建的，不仅是因为它限于少数特权者，不仅是因为它具有内在浪漫的因素（一会儿我将论述这一点）
，而且还因为它的典型作品在方法上表现出自觉疏远整个商业和工业领域，疏远其斤斤计较和注重赢利的秩序。
当这种资产阶级秩序在艺术和文学中找到它丰富的甚至是肯定性的表现时（如在十七世纪的荷兰画家中，在歌德的《威廉。麦斯特》中，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中，在托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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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的社会７５
曼那里）
，这种秩序仍然受到另一向度的贬损、破坏和拒绝，这另一向度势不两立地同商业秩序相对抗，控诉它并否定它。
这另一向度的代表人物，不是宗教、精神和道德的英雄（他们经常支持既定秩序）
，而是象艺术家、妓女、奸妇、大罪犯和流浪汉、武士、造反诗人、恶魔、蠢汉这样的破坏性人物——他们不靠挣工资生活，至少不按有秩序的规范方式生活。
诚然，这些人物并没有从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学中消失，但他们的残存有了根本的改变。
勒索金钱的荡妇、民族英雄、垮了的一代、神经过敏的家庭主妇、匪徒、明星、有超凡魅力的巨头，起了一种和他们的文化前辈非常不同乃至相反的作用。他们不再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形象，而是同一种生活的畸形者或典型，与其说是对既定秩序的否定，毋宁说是肯定。
肯定，他们前辈的世界是以前的一个前技术世界，一个对不平等和劳苦状况怀有良心的世界，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