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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凤凰卫视直播伊拉克战争的《海湾最前线》节目时，往往可以看到陈鲁豫与曹景行坐镇主棚，一会儿把焦点甩给董嘉耀、马鼎盛主持的《军情观察室》，从军事角度探讨；一会儿又甩给程鹤麟主持的《时事辩论会》，从不同角度讨论，使直播变得丰富有趣。时评的形式正在改变评论的状态。
在最初的一个月里，他们几乎天天都在讲伊拉克战争。而让这个话题引发大家兴趣的是
程鹤麟开发出来的一个新嘉宾，此人就是纯正的美国人马一龙先生。这位曾在美国《新闻周刊》做过记者的美国人，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希望能在凤凰卫视得到一个主持人的职位。程认为他的中文虽然好，但在新闻主播的速度上却达不到标准，于是就问他愿不愿意参加辩论会，结果马一龙就以凤凰卫视高级编审的身份来到了凤凰。
程鹤麟很快就发现马一龙这个人不得了。他是哈佛大学的硕士，又到台湾去学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他在节目里或者是在平日里，就经常讲一些中国的典故，说一点孔夫子什么的。
他原来在台湾做过广播类的节目，做过杂志类记者，来香港做《新闻周刊》的记者。“9·11”之后《新闻周刊》压缩编制，把香港的分部撤了，所以他就改行当老师，教外国人讲中国话。
他的思维很美国化，完全和中国人不一样，而且他知道电视节目是干什么的，就是要让观众愿意看。所以他一直很明白电视就是表演，一定要表演好，让观众愿意看，所以他不在乎他站在哪个立场上。
“有时候一个辩题出来，我们都是先问他，‘你愿意说哪一边的话呢？’他就一愣说，‘你们指定吧，你要是不给我指定呢，我就不知道说哪一边好。’他也很认真，他有时为了一个辩题打电话到全世界的朋友那里去，就是他过去采访中认识的朋友，问他们的意见，是很认真的，准备得也很充足。
“有时候他看到气氛不够活跃，会突然间跳出来指着一个人攻击人家。最明显的就是有一次来了一个法国人，辩论的题目是和伊拉克战争有关系的，到了中间休会的时候，我说刚才的气氛不太活跃。到了下半场，他一上来就指着法国人说，‘法国人就是不好。’
“但马一龙引发观众兴趣的并不是表演，而是他异于中国人的观念。他在谈到联合国的功能时，认为联合国已经落伍。在谈到美国为什么打击伊拉克时，他会说美国需要挽救这个国家。这些与中国人几乎不能等同的观念，从一个美国人的嘴中讲出来，至少会起到一个独特的作用。他几乎总会成为每次辩论会的被批判者。但如果一个人屡辩屡败、屡败屡辩，人们一定对他的争辩动机产生好奇；如果一个人面带忠厚地‘强词夺理’，人们一定会怀疑他的真诚；如果一个人面对三个强大对手不屈不挠，人们一定想赞叹他的勇气了。面对着屏幕上《时事辩论会》中侃侃而谈的马一龙，观众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想，同情他的人说他无辜，反对他的人说他欠扁，有人认为他勇气可嘉，不服气的干脆直呼他是美国鬼子。”
观众从马一龙的出现找到一种美国式思维的参照。这样的立场显得更为重要。有媒体评价说：“美国人士马一龙为其政府的辩护表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即有用就是真理，因此产生出双重标准和多重标准，美国人经常是要求别人遵守联合国决议，自己却不遵守联合国决议”。马一龙因为不折不扣地反映美国的声音，而成为“一个拼命为丑陋的侵略战争涂脂抹粉的人”。“只要是美国政府的立场，马先生都不遗余力狂捧；只要是反战的立场，马先生都嗤之以鼻！马先生的立场是：尽管理屈词穷，也痴心不改！”
马一龙很敬业，没有因为反对声一浪高似一浪而迎合华语观众。真是“虽千万人，我往矣！”
喜欢看《时事辩论会》的人，也喜欢看众辩手反驳马一龙，因为他的存在、他的言行，更能让观众清楚地看到美国式的思维。但有两天马一龙没有准时出现，观众的心里也空落落了：“马先生不能走！他走了，我们就没有了开火的目标！他走了，我们就会失去批判的兴趣！他走了，我们到哪里找练拳的靶子！他走了，我们还骂谁去？”想来马先生做不做“特务”，自己说了也不算。
第十五章：同类项（3）
马一龙在《时事辩论会》中为了美国而辩，用他的话来说，“是解释美国政府的思考方式。就像律师，可能知道嫌疑人确实有罪，但他有义务尽职尽责地为他辩护。”有时，他觉得自己是个演员，把观点抛出来，是要触动观众或自己展开思考，并不一定要得到答案。
马一龙先生已在这个节目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然，他也成为这个节目里一个主要的亮点。
《时事辩论会》的另类评论员们给了大家一个好玩的选择。程兄很快找到了主持这个节目的乐趣。他认为：“我做《时事辩论会》的基本原则是这样的，除我之外是三个人辩论，对少数派的意见，我一般是见死不救的。如果我是赞成多数人的意见，我会和那两个合起来攻击最少数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辩论会因为上了电视，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辩论，是一个辩论作秀。”但他也坦承，许多形式仍然在寻找中，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会在辩论中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许多话题，就像辩论伊拉克战争，我们都辩论了不止一个月，其实就算辩一年，也辩不清楚。我们根本也没有办法把一个事情说清楚。我们的口号叫做‘真理越辩越明’，这是一开始的口号，其实是越辩越糊涂。”
当然，程鹤麟在尺度上有着超强的把握力。许多他请来的专家不论是什么政治立场，程都会告诉他们，“电视台不是你个人的政治舞台，所以我们一定要围绕这个主题去讲，不能有过多的个人的东西出来。当然，你要发挥个性，但是自己的政治立场是要有所收敛的，因为在香港规定所有的嘉宾的言论要自己负责任，同时也要平衡。”
这个纯粹的口水节目自然收获到了它的荣誉。激烈的反对声与强势的赞美，都在这个落地区域仍然很小的频道上，显得像是一个争议极大的节目。而巨大的争议部分地说，就是巨大的赞美。
凤凰卫视显然在评论上正在编织着自己的一个与资讯相匹配的评论带，并且正在显示出独特的成功。老板刘长乐认为，凤凰卫视2003年间，两大战略性的内容改革就是打造完成了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直播的新闻资讯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解释性的评论带的形成。
在老板刘长乐所叙述的新闻类节目编排中，凤凰卫视中文台相继开通了以《早班车》、《午间特快》、《时事直通车》、《子夜快车》为主的四趟车，同时在全天增加九档90秒的《凤凰快报》。资讯台更是24小时都有“整点播报”。这使凤凰卫视的新闻资讯能在不同的时段内，将全球最新发生的大事不间断地传播给观众。
与之相配套的几大时事类的评论节目，也在这些新闻时段之后开播了六档不同的节目。元老性质的《时事开讲》是对全球发生的事件，包括正处于半夜以及欧美白天正在发生的大事，进行即时性的评论。《新闻今日谈》主要负责《时事开讲》之后正在发生的资讯类的评论。因为《时事开讲》之后的12个小时里，时事仍在欧美发生。这个节目从时间段上看，需要提供的是可以覆盖中东、北美新闻之后的评论。后来，这个节目调整到资讯台，同时由美女主播谢亚芳、曾静漪与阮次山、何亮亮先生共同主持，打造一种全新的时事主持风格。美女与老人的评论方式，似乎正在枯燥中生发春色。2003年开设的《有报天天读》，仍然是对报刊的重点的评论与新闻的重新解读。此外还有程鹤麟主持的《时事辩论会》、石齐平先生主讲的《财经今日谈》、王菁瑛与马鼎盛先生主持的《军情观察室》。凤凰卫视目前已全面打造完成时事、政经、军事方面的权威评论带。
对于评论的重视，正使评论员们成为主角。凤凰卫视高层还专门在香港总部为评论员们装修了一间豪华宽敞的办公室，正式定名“凤凰卫视言论部”，他们的办公室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是奢侈的。曹景行正式出任言论部总监，以资讯台副台长的身份协调言论部的日常运作。凤凰卫视在伊拉克战争直播后，正在大量引进各阶层的评论员，以完成各个不同层面的评论专家的囤积。原《人民日报》的资深评论员马立诚先生——这位曾呼吁中日关系要有新思维而引发争论的评论员，已成为凤凰卫视新的签约评论员。与他同期签约的还有台湾方面资深的经济专家石齐平教授，负责经济方面的评论。许多方面的专家都在凤凰卫视的关注中。目前，凤凰卫视已拥有了近十位不同方面的评论员，基本完成了由一个节目到一个部门的过渡。
第十五章：同类项（4）
而凤凰卫视管理层在言论部成立后，又于2003年9月，在全天24小时每逢整点都有新闻直播的凤凰卫视资讯台，增加了“新闻点评”环节。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每天10次，在《正点播报》节目中，都有不同的评论员轮番上阵，点评最新时事，使凤凰常态新闻评论进入直播状态。
凤凰卫视经过三年时间的打造，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资讯传播与评论带。
这个评论带显然正在改变着中国的新闻格局。
曹景行：“好好学习，天天开讲”（1）
去年，凤凰卫视每个主持人都要为自己的节目写一些话，我写的是“好好学习，天天开讲”，最短。今年还是那八个字，还是最短、最简单。简单，正是《时事开讲》的特点，我相信，中国没有什么别的电视节目（即使是CCTV的天气预报），会比《时事开讲》更加简单。
四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休假回来，见到钟老师（副台长钟大年先生）就问：“那个新闻评
论节目还做不做？”凤凰卫视策划一件新的事情，变数经常很多，我休息了一阵子后，必须确认先前的安排有没有改动。钟老师回答：“没有变化，做啊！”我又问：“取什么名字？叫《新闻开讲》好不好？”“还是叫《时事开讲》吧。”就这样定了下来，前后大概一分钟。
凤凰的决策者偏好“时事”而回避“新闻”，从最早开播的新闻节目《时事直通车》的取名就可以看出，有点玩弄障眼法的味道。“开讲”的说法则流行于台湾（TVBS就有一档王牌节目叫《2100全民开讲》），现在大陆媒体也接受了，应该与我们这个节目多少有点关系。
确定《时事开讲》的名称后，我们又用半小时试了一次镜：灯光如何打，开头结尾时董嘉耀如何转来转去，开场白“紧贴时事，现在开讲”何时道出……那是在正式开播前的三四天。“院长”王纪言和钟老师还决定，节目时间接近午夜，气氛可以松弛点，开讲者不穿西装，只系领带。1999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十三）我们第一晚“开讲”，此后每个星期五个晚上“天天开讲”，到今天已经讲了1000多个晚上，看来还要再讲下去。
操作简单的好处，是让我们有可能把最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节目的内容上。凤凰体制的灵活，给了我们超出预料的空间；资源不足又迫使我们“另辟蹊径”，到头来反而成为某种优势。《南方周末》曾形容《时事开讲》是“不可复制”的，其实，真正“不可复制”的正是凤凰的这种体制。
“开讲”能够如此简单，因为我们可以不必做许多事情。本书写出后，我对师永刚先生列举了一连串的“不”，首先就是“不开会”。《时事开讲》四年多来，记不起正经八百开过什么会。反正就那么两个人，有事情见面谈上几句，或者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何必开会。这种作业方式特别合我的胃口，早先在大陆开了许多年的会，实在开怕了，到香港后也遇上过喜欢开会的主管。在我看来，有些事情非开会不可，更多的事情不用开会也能够解决。我在凤凰快六年了，承蒙管理层照顾，很少要我参加会议，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还是因为人手少，时间紧，每天的《时事开讲》大致上由我们“自作主张”，一般来说，谁是主讲者，谁就决定当晚的题目，只要告诉“对手”董嘉耀，不必上报什么人，也无人会来问你。全部的准备工作完全是主讲人与嘉耀的事情，彼此简单沟通几句，就分头做自己的事情去了。找资料、上网、打电话向各地朋友请教，是我的主要工作。大概要到进录影棚前半小时，我会把三页字迹十分潦草的提纲交给嘉耀，等他大致辨认出我写了些什么，进棚时间已经到了。
嘉耀晚上除了《时事开讲》，常常还要播报《时事快报》及《时事直通车》，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演练”一遍。而我们的录影等于直播，直接从棚里通过光纤传到“上天”的地方，到时就播出。所以，每次录完节目我们就完事了，从来没有人审查，也不再做剪辑或修改。实际上，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手和经费。经常有观众来信，希望我们为《时事开讲》打上字幕，就像北京CCTV的许多节目那样，但我们今天仍然做不到，在时间和成本方面都不可能那么“奢侈”。对观众的要求，我们只能再表歉意。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这几个“老头儿”没有受过电视专业训练，普通话不标准，有时还口齿不清，观众半夜收看又不得不开低音量，实在说不上是什么享受，还请多多包涵。
开始做《时事开讲》时，台里曾问我要不要配个助手，我考虑了一下，还是不要。首先，像这种评论节目主要是靠自己的眼睛和头脑，靠自己挑选材料，靠自己思考，别人很难帮上忙，弄不好还会添麻烦。其次是为了节约开支。找一个有用的助手，在香港或许要一两万月薪，一年就是一二十万。我的想法是，如果这方面省下了，邀请嘉宾或外出采访或许能宽松一些。
曹景行：“好好学习，天天开讲”（2）
这几年，不断有人问我们：“你们的老板刘长乐从来不干预你们讲什么吗？”如果说他或其他管理层完全不管我们节目，那也不符合事实。偶尔，他们会提议讲一下某件新闻，也会告诉我们某次开讲引来怎样的反应。但那大多是在办公楼里不期而遇或者饭桌边聊天时讲到，而且那样的机会本来就较少。我知道刘老板一直盯着《时事开讲》，有时也会紧张，有时甚至承受压力，好在他并不把压力转移到我们头上，不改对节目的支持。这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四年多来，难免有时我们只顾自己讲得痛快，忘了可能带来的麻烦，但却从来没
有为这种事情“写检讨”，也从来没有人要我们承担责任。光凭这一点，就应该感谢凤凰和老板刘长乐。
最后再重复书中提到的一个看法。对于《时事开讲》应该探讨的是，华人世界的媒体如何才能拥有自己的“新闻解释权”，特别是“第一时间解释权”。
阮次山：我和凤凰卫视结缘前后（1）
1999年8月中旬，我应一位朋友之邀到台湾去挽救一家有50多年历史但濒临停刊危机的英文日报。这年年底，这家被我救活的报纸有了身价，转售给一个具台独色彩的食品商，我乃决意掷笔罢编，但是，为了实地观察台湾的“大选”，我决定留下一段日子。2000年3月下旬，陈水扁当选，国民党败北，我立即拂袖离开这家报纸，到香港，应一位朋友之邀，在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担任顾问。
到了香港不到一个月，曹景行先生邀我到《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节目”客串“，有时候一周之内达三次，平均一周两次，就这样我和凤凰卫视就结了缘。
到了2000年底，《凤凰卫视》筹设资讯台，应刘长乐先生邀请，我在2001年1月1日开始担任资讯台的总编辑兼首席政治评论员，主持每天半小时的《新闻今日谈》节目，但是，我在报界已经当过20多年的总编辑，已经不愿意再负责行政工作。因此，经刘老板的同意，我其实是个全职的时事评论员，总编辑只属兼职，是一顶帽子，功能属顾问性质，有“问”则顾，平常既不顾也不问。不过，从2001年开始，我还负责中文台的政要访谈节目，起初，和陈鲁豫一起负责“VIP会客室”，后来这个节目改为《时事大参考》，主要是贴近时事访谈中外政要。从2003年起，这个节目改为《风云对话》，升级为专访世界风云人物，由董嘉耀主持，我则担任采访各国风云人物的任务。
资讯台的《新闻今日谈》从2001年元月1日起开播，到现在已经“谈”了1000多期，回顾往昔感触良多，相信刘老板、王“院长”和曾经与我合作过的吕宁思、郑浩也都有这种感受，因为资讯台开播时，在中国内地的落地情况不理想，我们在落地地点上的“蚕食”速度极慢，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新闻今日谈》每天等于是对墙壁谈，没有什么观众，我之所以有这样感叹的心情是因为在这段对着墙壁谈的日子里，我只有拼命每天上阵自己谈，很难邀请到嘉宾，因为别人知道当时的《新闻今日谈》实际上是“对着墙壁谈”，都不愿上这个节目“自言自语”。现在，许多人往往主动要求上《新闻今日谈》；人间冷暖，由此探知。
早期的《新闻今日谈》虽然是“新闻面壁谈”，但是从第一集开始，我一直告诉我的搭档吕宁思，我们必须认真选题，认真准备，卖力“演出”，努力争取哪怕是一位偶来一集的过客，这种努力“卖艺”的心情和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还一直叮咛我现在的搭档谢亚芳：我们做的每一集《新闻今日谈》都必须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每一位观众，对得起凤凰卫视的期待。因此，每天就会忙于准备工作，午餐都以盒饭或三文治解决，充饥而已，因为我无法去吃一顿午餐，奢侈地浪费个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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