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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次山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坦承“做评论不容易。评论员必须专精，尤其是国际课题，范围很广泛，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国际法等等，不容易评论”。阮次山觉得较其他人幸运的是曾在两岸三地、西方寓居，使他在评论方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广泛的人脉。这种亲历式的评论成为他的主流风格。
“从小学到大学，我都在台湾度过，所以，对于台湾问题我是亲历了它的每个层面。台湾社会深层的一面，不是一般人看报纸就能够了解的，很多评论员分析台湾课题时，单凭媒体报道反映的‘现实’及客观环境是不准的。其实就台湾问题来说，我们看到的台湾永远是两个层面的：一个是真实的台湾生活，再一个就是媒体所制造的台湾。我身历其中，并且深谙他们所想要什么。起码我可以区分这个消息来源的准确性与为什么。”
当然，阮次山漫游四海累积的履历与经验，让他在国际舞台上搭通了“天地线”。任何风吹草动，只需一个电话，他便可以从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朋友中，得到言之有据的信息，所以写起评论来，他可以得出与众不同的观点，甚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第八章：我是阮次山（8）
“遍布眼线”不过是他的另外一种说法。阮次山擅长的做法仍然是利用采访得到的消息与观点来印证自己的立场以及说法。客观仍然是他的标准，尽管他说的仍然是“偏见”。
阮次山很快历经了由平面媒体向电视媒体的转型。这种转型使他发现了评论的巨大力量，尤其是当他面临更巨量的收视群体，这种鼓舞与压力使他显得更加小心待之。他认为观众喜欢自己，是因为自己不同于别人的“偏见”。
他打造“偏见”的手法有别于他人。他的评论的来源有点像采访记者，这种多年的新闻专业训练即使在他作为一个评论员的时候，仍然坚持消息来源的准确性。他在对媒体谈到为什么会很少对非洲问题发表意见时，理由十分简单：“我惟一缺憾的是在非洲没有‘线’，所以了解得较少，写评论也较谨慎。”
阮次山的秘密武器似乎来自于“广阔的人际关系”。
当然，阮次山认为，一个理想的评论者，“最好评论什么课题，就是某方面的专家。当然，这对媒体来说，有点苛求，这种规格和标准，不容易做到，你看，很多人评论中国课题时，都是望文生义，不够深入，很外行。”
阮次山因此希望自己独特的做法，会使真正的评论精神得以实现。当然，他希望能有真正的属于自己的理性和建设性的评论。
从2001年开始，阮次山除以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评论员的身份在屏幕上讲评时事外，仍继续专栏写作。在内心深处，他仍然对做一个专栏作家心怀梦想。“写专栏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学者，可以就某一个事件或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读者拿着一份报纸，可以反复阅读，影响更为深远。”他至今仍保持着每周两篇专栏的稿量。
同其他评论员一样，他每天都花七个小时看资料、看书和报纸，早上9点上班，与自己的主持人每天碰面讨论一次，中午12点便上现场节目。如果不是突发事件，通常在前一天下午，他便开始准备了，第二天早上则查阅是否有新的资料和进展，碰上特别事件，他就必须马上转换话题。早期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是吕宁思与郑浩先生，现在则是美女主持谢亚芳。这种色彩上的搭配，使他的节目有了新的感觉，显得有了生气。
这个节目的不同是，当曹景行在下午开始准备的时候，阮先生则开始在《时事开讲》节目结束后，关注新的题目与事件。有时候，他甚至觉得《时事开讲》中讲过的题材，自己又有话想说，他仍会重复去讲。因为许多大事连续发生的时候，你必须得有自己的声音。
评论员很像是资讯的搅拌器，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这个资讯的不同理解度。阮先生觉得自己提供的是阮氏思考的模式。
当然，他在评论中，对于两岸间事务的批评占据多数。尤其是对于台独问题，他以亲历的经验向台独“开火”。他的手法之严厉甚至准确，让台湾当局相当重视他的评论。因为这些批评由一个曾是台湾人的美国人之口讲出的第三方立场，更具客观性。阮先生并不因此对于大陆事务就置之不理。时常可以在节目中，听到他关于大陆问题的一些批评，当然，这些批评总让人觉得有点提建议与建设性的成分。他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国内官员和企业思路与国际法规及惯例违背的问题上。他觉得一个想在世界上说话有分量的国家，必须与国际接轨，就如踢球，自己越位却不自知，球已出界还照踢不误，就会让对方不知所措，就会无意中伤害对方，无论内政外交莫不如是。
观众来信认为，他的许多话题听多了，你会听到一个模式，一个思路，甚至一个方向。
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优势。
如同网上时常有观众挑剔他太过于“爱国”，对许多问题时常会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阮先生大方地表示，这个观众很有眼力，因为他自己最大的“缺点”就在于他是一个十分热爱祖国的人。作为一个加入了美国国籍的中国人，他的思想无法脱离自己的祖国。
第八章：我是阮次山（9）
先有祖国，才有立场。
这是每个人存在的依据。
一家媒体甚至为他打出了这样的评语：较简单的口头表述（也好，他口齿不太流利），潇洒自如的观点伸展，深厚的专业方面知识，优秀的综合归纳能力，简单明显的论点和结论
，勇敢和大气的观点与动议，时时免不了的偏向中国大陆或一统中国而又较具备第三方价值观文化背景的心结。
这些就是阮氏价值。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1）
在香港《信报》开设长达10年的两岸关系专栏
◎ 杨锦麟的专栏成为备受两岸关注的意见
◎ 书生言责气度与五套唐装阴差阳错地成就了杨锦麟的独特风格
凤凰卫视2003年间的改版，改变了许多栏目的命运，也改变了新闻人杨锦麟的命运。他在凤凰卫视与时俱进的发展变化中，实现了自己从平面媒体到电子媒体的转型，成功地寻找到了自己人生新的定位，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形式。这位年过半百的新闻人在凤凰卫视里的“摸石头过河”，乃至“掠水而过”的尝试和实践，也使一向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整日板着严肃面孔的时事评论员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情感表达的外衣。
2003年开始的这个节目似乎就是完全为杨锦麟量身订造的。自称在“媒体本身上投入了太多精力与热情”的老板刘长乐，显然从《时事开讲》的成功中，受到了鼓舞。这位沿用自己从业多年的经验改变了电视格局的老板，的确有许多独出心裁的想象力。他总是会把大家司空见惯的普通一面，化成令人惊叹的媒体行为，并创造出至少在中国电视史上独一无二的开创式的作品。早年间的《锵锵三人行》刚刚创立时，这个节目的名字与形式的创意就出自他手。这个节目为凤凰卫视贡献了将近一个亿的广告收入。而《凤凰早班车》则是老板在美国期间发现早间新闻已成为美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正在现代化的中国，在早间新闻方面还存在空白。于是他让陈鲁豫走上前台，用“剪刀加口水”的方法，成就了陈氏“说新闻”风格。陈鲁豫在所著的书里说：“老板在这个新节目第一次开播结束后开会总结时讲了一句话，我永远都记得，‘早班车很成功，鲁豫说新闻的风格将在中国电视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
这个节目的资料源自报纸。
在那个只有三个人的早间节目里，他们没有什么画面，也没有记者，有的只是陈鲁豫超强的记忆与香港巨量的报纸新闻。这是凤凰卫视的第一个读报节目。当然，曾经从事过平面、广播、电视的刘长乐，似乎总能从自己的爱好中，寻找到观众新的需求。刘的习惯是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要看看当地的报刊。当然，许多信息他还是希望从香港、台湾等地报刊上看到。他在北京、深圳、香港三地的办公室里，订了相当多的香港、台湾地区的中文与国外多家重要英文报章。在内地要看到海外报刊需要相当的资历与级别。但即使有权享受，有些厚得如同一本书的越来越多的报刊，要读完仍是一件费力的事。
老板因此设想如果有一个专门可帮助类似自己的观众读报的节目，每天从巨量的报刊中，帮助观众挑选到真正有价值的新闻。一方面可以满足类似自己这样的观众的需求，也可以为更多的观众提供一个海外的窗口。
每个节目都应当有自己的气质，当他将这个设想与台长王纪言交流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杨锦麟。
杨锦麟与凤凰卫视的际遇奇特。
每个人的交际注定了周边的人际关系可以有机会分享到他可以散发的边际效益。杨锦麟与曹景行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相识注定了他与电视的结缘。曹先生任职《亚洲周刊》和中天传讯电视的时候，就对以谈论台湾问题而在两岸三地名传一时的杨锦麟十分欣赏。专栏作家们的圈子里当然也有互相欣赏的诤友。曹先生由此养成了从专栏作家中选择嘉宾的方式。杨首次参加的中天传讯的政治清谈节目《理所当言》成为他接触电视评论员节目的开始。其后他陆续参加了香港、台湾的多个电视政治评论节目。他的重要电视作品是邓小平逝世当晚和次日清晨。“我刚刚看完当日撰写的《快报》社论清样（当日的社论《但悲不见九州同》，这篇后来被《参考消息》转载的文章，曾引发相当反响），即赶到中天传讯电视，以政治评论员的身份，对邓小平去世以及对大陆政局的影响进行了实时和现场的评论。”其后，《时事开讲》的开播，使杨锦麟成为了这个节目的常客。那会儿他是凤凰卫视的客人：特邀评论员。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2）
这位原来并不觉得电视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专栏作家，起初仍然不认为电视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客串者的身份使他显得潇洒自如。他在2000年间台湾选举前一天晚上在台北接受董嘉耀的越海联线采访以及直播陈水扁“5·20”就职演说专题节目时做现场评论。这位前福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以对大陆与台湾政情的真实研判，预测陈水扁的得票面是33％，和实际结果只相差零点几。这个预测杨锦麟认为对自己而言，只是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但对于一位时事评论员来说，他的预测的准确度就是他评论的水准。
当然，在评论节目中七情上面、性情中人的杨先生，似乎注定与凤凰卫视结缘的过程曲折跌宕。电视给他带来出人意料的影响力。他在某次去韶关的火车上，被许多人认出，一车厢的人都在讲，有一位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在车上。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直到他2000年间去新加坡圣淘沙玩，刚上船，就有一个小青年直冲着他奔过来，说：你就是凤凰卫视的杨锦麟吧。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的时候，使他开始感叹，自己写了一辈子专栏，认识他的人没有几个，但只上过几次电视，就成为众人瞩目的人物。连在东南亚，甚至中东国家的迪拜都有人认出他来。视觉的冲击力让他开始思考，对于电视的见解也在发生变化。
这种痛快与影响力使他喜欢上电视，并珍惜每次在电视中侃侃而谈、抒发书生情感的时机，但他却数次与凤凰卫视擦肩而过。个中原因杨先生至今不明，或许是缘分未到的缘故吧。杨锦麟在很久之后的一次私下场合中，淡淡地做出了合情合理的解释。
早在曹先生参与策划构思《锵锵三人行》的时候，曾设想过杨、窦、曹三人行的方案，但试镜之后，他自觉三个人要“斗”起来不太容易。从此之后也就没有了下文。杨先生说他不好去问，只是觉得凤凰卫视做事应该有自己的规矩吧。杨先生后来投奔《香港商报》做主笔，写社论。这些命运近似的专栏作家们，总在不断地与电视的偶尔相遇中，像个被不断挑选的人。当然，董嘉耀仍不断邀请他做《时事开讲》嘉宾。杨笑称当初参与节目，每次只能拿到500元车马费，扣除真正的“车马费”之后，所剩无几，但朋友之间相互帮忙无所谓。另外一位客串嘉宾、《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先生也觉得“车马费”少了些。董嘉耀和曹景行经过无数次力争，台长王纪言先生发话，最后终于让自己嘉宾们的“车马费”涨到了每次千元，这个价钱至今未曾改动。
机会其实是自己的一种创造。杨锦麟似乎天生就适合电视。他每次应邀参与《时事开讲》，总有一种表情会在电视屏幕上获得最完美的表达。在《时事开讲》这个20分钟的节目里，激昂的杨锦麟是几位评论员中比较“有表情”的人。他经常是七情上面，充分表现新闻人的真性情，他会拍着桌子骂娘，会严肃、会激昂，会一针见血，会大骂贪官，甚至批评当局……语言生动，俚语、幽默、形象化的词，脱口而出，且喜怒于色。曾经喜欢在高兴时喝上两杯的杨锦麟更认为在《时事开讲》时，如果可以“抿上一小口”可能效果会更好。
只是在这一切的背后，他惟一秉持的仍是“客观、持平”的评论态度。
这位与曹景行、何亮亮生平相似，甚至在许多方面生活雷同的先生，带着那代人特有的质朴与豪气。出生在福建厦门的杨锦麟，在同一个年代里，和曹先生们在不同的地方上山下乡。他的命运是当过乡村小学的代课教师，插秧、犁田、烧瓦挑砖、放牛养羊……他由此认为也许人一生都在为一件事做准备，如果你回过头去看，其实你现在所做的不过是你经历的一个总结。短暂的乡村代课教师经历锻炼了他的口若悬河、声若洪钟。
其实许多事情可能都会有出处，多年后，回头再看，读报对杨锦麟来说并不陌生，早在下乡的年代，杨锦麟就曾经读过报。1969年，不到16岁的杨锦麟下乡务农，在田间地头给农民读报，基本上是照本宣科，读完之后可以算工分，还能和生产队长一起抽口烟，休息一下。那时候每天出工要干十几个小时，杨锦麟一天的收入是四角钱。一年出工最高是320天，扣掉口粮，还能分红分到36块钱。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3）
当然，这位命运起伏的书生，最熟悉的却还是厦门这个美丽滨海城市老城区的下水道。他从乡下回到厦门后，曾经在老城的下水道，清过整整半年的污泥。那之后，他依靠自学，终于走进了厦门大学。如果不是当年的历史得了全市第一名，选择的专业可能是他一向钟爱的中文系。杨锦麟至今并不遗憾自己当年的选择，因为选择了历史，也就为他研究台湾问题奠定了必需的入门基础。
从厦门大学毕业后，杨锦麟留校任职，其后进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并逐渐成为一名专研台湾事务的学者。在这个研究所，他试图以言报国。他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老师的鼓励之下，首先提出设立《台湾学》的构想，但毕竟人微言轻，响应者寥寥；书生报国，往往还需要足够的份量。直到今天，他仍为自己当年的设想没有得到完成而抱憾。在这里，他以研究者的心态研究了台湾与大陆关系互动的历史沿革。其中值得一提的学术成就，就是写了一本关于台湾反对运动的领军人士李万居的《李万居评传》。
评论员们的人生阅历，总令人觉得似乎或者笃定有某种命运的整体安排。曹先生、何先生是因为家人的缘故进入香港，杨锦麟则因为一个“历史的偶然”。1998年，年近不惑的他来到了香港。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这几位后来成为同事的评论员先后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
他们的命运也十分相似，到香港媒体谋职，最后以写专栏谋生。杨锦麟曾有过一个小时写九篇稿件出手成章的纪录。这种“爬格子”谋生的命运对他来说，既充满刺激也充满艰难。
他在香港先后历经记者、编辑、投资顾问、报社主笔、杂志主编等工作，跳槽时间居多，这正是香港人必备的命运挑战选项。最持久的一个则是10年在香港较重要的政经报刊《信报》主笔专栏《台湾透视》，笔名陈子帛。他认为这个专栏改变了自己的评论态度。这家报纸评论版编辑文灼非先生很热心，《信报》老板林行止夫妇的宽容使他感恩，这个专栏使得他对两岸三地政治时事评论有了一个系统的学习和认识。他认为：“《信报》提供了一个平台，有时候他们不同意他的看法，但同意你在上面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他关于台湾问题的评论，也在这时候形成风格，他喜欢选择重大的敏感的题目，这些新闻评论的观点和切入，一般也都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但他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刻意去取悦当局，即使尖锐的批评意见，也从来不是无的放矢，那是发自于内心的真诚。这个专栏至少使他的评论寻找到了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书生言责。客观、公允、持平，也是两岸三地多数政论界人士对杨锦麟所撰写政论文章的评价。
当然，没有人在香港可以用10年的时间，一直用民间知识分子的身份去撰写台湾问题。《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先生认为：“杨锦麟论述两岸关系的文章，跳出北京与台北的官方立场，从民间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冲破意识形态的约束，但又兼顾历史的影响与权力竞逐的现实，提供给读者更多思考的空间，刺激两岸决策者开拓新的思路。”
这个专栏提供给他系统观察研究和梳理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互动的机会。台湾中正大学政治与行政学教授李南雄先生称，这个专栏从“两岸开始民间互访以来，着眼于这段和平统一过程所遭遇的挑战与凸显的问题，将焦点放在冷战时期的两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