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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支持这种理论的根据并不充足。在当前这个社会中，公众的科学知识是那样地缺乏、肤浅和支离破碎，没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大多数美国人在涉及政府和生活质量的问题时会科学地进行思考，更不用说能够以那种思考来指导他们的行为了。科学扫盲、科学教育和科学新闻的状况如此糟糕，这都表明科学思维在广大人口中缺乏民主基础。蒂莫西·弗里斯（Timothy Ferris）问道：〃在这样一个美国社会里，五个中学毕业生中只有一个人选修过物理课，四个人中只有一人听说过宇宙正在膨胀，竟有21％的人以为是'太阳围绕地球运动'，还有近半数的公众相信'上帝在上溯不到一万年的某一时刻造出了本来比今天要漂亮的人来'，那种断言科学已经渗透进我们社会的说法，难道真的站得住脚吗？〃
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有见识的选民这一民主的必要条件已经成熟。但是，如果科学权威被用来帮助解决问题，而选民的科学知识却又缺乏到不足以理解那种权威，那么，那个基本前提肯定是不成立的。增强理论的核心是认为可以把我们政府和我们生活质量的那些好的方面归功于民众像科学家那样思考，那显然是不可信的。民主主义科学
然而，关于科学，民众总会要思考，尽管他们不像科学家那样思考。假定民众要参与关于科学的决策，这当然与精神自主理论相抵触；假定科学教育、科学扫盲和科学新闻的现实状况就是如此，它们都在否定科学加强民主的理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来描述科学在美国民主文化中所处的位置呢？
爱德华·拉森（Edward Larson）描述过他所说的〃大众科学〃，对于科学的非科学家的理解和科学家的理解在那里会合，因而那里是两者的共同领域。他所指的，就是必然要受到公众舆论影响的公众所支持的科学教育以及其他一些有关的活动。拉森强调指出，即使在科学教育领域，科学家的意见，影响也是有限的。那是因为，施加影响的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观点，例如立法机关、法官和学校董事会，他们在就科学和科学教育问题作出决定时，往往使用的是非科学的判断标准。拉森在他的书中说，一件科学事务，倘若公众的意见不一致，那是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事实上，科学政策问题同科学教育问题一样，也属于民主程序问题，因为非科学家肯定要过问这些问题。我把拉森的看法稍加扩展，提出〃民主主义科学〃的概念。那是指包括了各种文化条件（包括非科学家的价值、意义、符号、判断和意见）在内的一个铸模，在这个铸模里，科学的风格和内容都是由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民主过程加以定型的，而这些过程有立法、诉讼、协商和妥协等。主题内容是科学，但构架却是美国的民主文化。说得更明确一些，民主主义科学已经考虑到如下这些情况：学校董事会关于科学教育内容的决定；有关饮水加氟和其他科学政策的公民投票；一些敦促政府作出决定的运动，例如要求尽快批准某一种药品［如二甲化砜（DMSO）、苦杏仁素（Laetrile）］的使用，要求为某项研究和发展计划（如冷聚变）提供财政支持；在立法机关和法院讨论垃圾处置、电磁场和其他现代技术时搜集和展示科学家的证言。
由此可见，如果通过这种民主主义科学的办事程序来作出关于科学的决定和在这样一种民主文化中培养关于科学的正确思维方式，那么，让民众了解科学，就不单单只是由科学家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和成年人而已。这时侯，各种观点，新教徒模型、有用知识哲学和科学研究精神，都会参与进来，彼此竞争，抢着得到公众的注意和信任。（有用知识哲学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通常会竞争获胜。）抱有科学研究精神的科学家有权提倡他们的那种科学，但是他们的努力，由于他们坚持的增强理论和自主精神理论受到怀疑，总是处处受阻。这样来讨论民主主义科学又引出另外一些问题：存在的这些困难是美国民主文化独有的吗？或者说，它们是所有民主文化都会遇到的共同困难吗？其他民主文化有什么让科学适应人民生活的别的方法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比较的人类学问题。有一批政治科学家，他们不等人类学家去探讨，早就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而且找到了一些存在争议的答案。在丹麦，有一系列〃协商会议〃，由人数不多的一批不是科学家的人聚在一起，一连好几个月仔细地研究当前的某一个科学问题，然后提出一个详尽的方案。接着，政府的〃技术委员会〃给该课题取一个名字，从全国挑选出一些代表人物组成一个小组，人数有时多，有时少，但其中没有与该课题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专家。小组里的人只能从技术委员会那里得到一份介绍背景的文件及其他一些有关材料，他们需要自己搜集有关信息，其中也包括专家的证言。最后的成果，是形成一份反映非科学家关于所研究问题的意见的报告。这样形成的意见，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只反映非科学家关于当前某个科学问题经过协商后取得的一致立场。不过，对于制定政策的人和那些与之有着利害关系的群体，那样的立场是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荷兰在全国建立起一个包括有50个〃科学信息站〃的信息网络。通过设在全国各地的那些信息站，大学里的科学家把他们的专业意见提供给一些非营利性的组织。那些组织也带着污染或者工人安全一类他们关心的问题主动找到信息站请求帮助。当那些信息站把关于某个问题的有用知识提供给他们时，有关的科学家也就知道了公众需要什么和在关注什么，同时也使那些非营利组织相信科学的确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瑞典创造了一种在工作场所推动技术改造的〃斯堪的纳维亚方法〃。当提出一项技术改造任务时，由于与每个人都有关，所有的人，包括工人在内，都积极参加到改造项目的整个过程中来，包括项目开始的设计阶段。有些参加者会有较多的技术专长，但是，即使技术差一些的人，也不会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相反，一项技术改造如果考虑到了技术水平不同的所有人，效果会更好。实行斯堪的纳维亚方法的结果还表明，技术水平原来不太高的人，在必要时都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的水平。
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借用一个例子，生动地表明了那种方法如何地与众不同。例如，一家公司有一项业务需要使用功能更强的计算机软件，一种用于绘图的软件。该公司可能会购买一种美国制造的软件包，因为它几乎能做一切事情。但是，那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产品，使用那种软件，会使雇员的作用相对说来变得不那么重要。比如说，人必须适应那种软件。然而，如果一开始就让雇员也参加决策过程，整个业务工作便把雇员的技能也考虑在内了，那么购买的软件就必须适合已有的人。结果，有关业务得到了计算机绘出的更好的图表，而雇员们也提高了他们使用计算机软件的能力。那项技术改造满足了所有人的需要，同时所有的人也都承担起让那项改造发挥更好作用的责任。温纳说：〃普通人，不论他的地位和能力如何，都有机会参与这一类决策。〃
丹麦的协商会议、荷兰的科学信息站和斯堪的纳维亚方法，促使其他工业民主社会也实行有类似的制度。它们全都表明，采用民主的程序，科学可以在民主文化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有用知识哲学的影响虽然显而易见，但是， 协商会议、科学信息站和斯堪的纳维亚方法也非常巧妙地运用了来自科学研究精神的那些知识。
在美国是否也可以使用这样一些方法？如果不能，那么我们的文化是否能够找到别的民主方法去使科学适应人民的生活？兰登·温纳对此有长篇的论述。他认为，我们不必待事情发生以后才对技术改造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作出反应，我们应该先预见到可能产生的后果，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后果迫临之前就该项技术改造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作出抉择。温纳认为美国人同斯堪的纳维亚人很相似。我们在必要时可以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变得非常在行，但是我们常常会在那之前便已经造成危机有害的垃圾，严重的污染，或者对资源形成威胁。〃当他们的好生活面临威胁时，（美国）公民可以迅速地处理技术细节而成为行家里手，而且在政治行动上也变得十分精明。〃
这种迅速学会专门知识的事实是否能够成为增强理论成立的现实证据？确实，它是实现那种理论的潜在基础。但是，这种看法有一两处漏洞。按照增强理论要求大多数公民在正常情况下成为科学上的内行是一回事，而只有他们的少数邻居在威胁突然来临时才会去急忙了解某个具体的科学问题则是另一回事。此外，在美国社会中，解决冲突的办法首先是诉讼。就科学和技术以及其他事情公开作出决定，对那作出决定采用的程序本身就常常会有激烈的争论和反对意见。诉讼也尊重专家的科学知识，因此却忽视了其生活直接受到科学和技术影响的其他人正在遭受到的痛苦。虽然诉讼过程中常常会有妥协，但那远不如协商。结果，对于由公众就科学和技术问题作出决定，自然有越来越多的公民不感兴趣。毕竟，我们只是在〃应付〃那些事情，而并不是以对或错作判断来解决那些问题。这就是民主主义科学。
采用怎样的办法和在什么时候，科学才能被美国人理解从而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点缀呢？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种科学的人类学，从美国人生活中科学的历史问题转到一个人类学问题。
第二部分 科学的人类学
第四章 科学符号与文化意义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后现代主义者，其中有作家、读者、评论家，还有那些没有阅读过本书也能够说出书中某些内容的相当精明的人，大家对科学的意义都多少有些看法。我们都感到，科学的内在价值和它的外在好处，已经不像我们的老师和父母以前所想的那样一目了然。我们还都知道，科学知识并不会自动地改善我们的生活，而且，科学方法是不应当在解决人道主义问题时加以借用的错误模型。同时，我们也都明白，科学极有可能被歪曲，总会有一些人借用科学的一鳞半爪来宣扬某种信仰，或者求助科学的绝对权威来支持别的什么事物。
尽管如此，就算是我们许多人全都是透过后现代主义这同一块黑色玻璃去看科学，我们观察的方式和观察的深度还是极不相同的。不幸的是，后现代主义那过分修饰雕琢的论述有时却相当含糊，分不清在方式或者在深度上存在着的那些差异，容易使读者在作者并无深意的地方胡乱猜测。经常会读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术语，例如〃难题化〃（problematize）、〃解构〃（deconstruct）、〃黑格尔式的论证〃（hegemonic discourse）以及我自己喜欢用的一个怪词〃以阴茎为中心的〃（phallocentric）；它们有时不一定表示了什么，却能够引发出太多的联想。我们在这里还能遇到太多的类似通行字和代码字那样的隐语，它们如同蹩脚的抒情诗句〃路易，路易〃，让我们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却不必去问作者或者其他读者究竟该怎样理解。
不过，当我在把自己对科学的历史观察开始转向一个人类学问题时，我要先讲明我的倾向，以免有读者在一开始会误以为我的后现代主义倾向与他们的相同。我的观点属于一个被称为〃说明性人类学〃的文化人类学学派。所以有这样的称呼，是因为这个学派的主要工作，是根据人类文化中看到的符号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去说明那些符号，同时也用体现了某种意义的符号去说明指导着我们生活的那些意义。意义和符号
我们大家一起通过创造和分享道德、哲学、思想体系、信仰和价值来了解我们生活的真谛。这意味着，人类文化具有存在于经验中的实质。〃意义〃就是文化人类学家用来表达这种实质的术语。然而，这些意义是无形的。为了了解它们、对它们施加影响和在人们中间交流它们，我们需要用到有形的和看得见的符号。故事、仪式、形象、徽记、口号、美德和角色榜样等等，都是这样的符号。
一种给定的文化就是由意义和符号组成的一个特定的矩阵，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一群人依靠这个矩阵来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用克利福德·基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话来说，〃符号是固着在可觉察形式上的经验的抽象物。〃它们的功能，詹姆斯·皮科克（James Peacock）写道，〃是表达一种人群意识构型。〃
在理想情况下，意义和符号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简单的、明确的和稳定的。然而，这种关系通常并不确定。符号具有〃多义性〃：它们能够传达多种不同的意义，例如同一幅图像对于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的意思。而且，意义和符号之间的关系还可能随时间而变化，亦即某一符号今天代表的事物与它不久以前代表的事物有可能不同。针对这种情况，文化人类学就是要努力去阐明意义和符号之间存在着的那种不确定的关系，那是一种〃标志和符号的自然史，一种意义载体的民族史学〃。为此，有下面这些问题需要回答：当存在着一组给定的意义时，人们使用了哪些有形的符号去体现那些无形的意义？人们又是怎样做的？
或者说，从流传在一种给定文化中的那些符号，我们可以通过怎样的推想，去揭示出推动着人们、受到人们关注、同时又让人们感觉到这个世界的真实性的那些意义？
符号怎么会传达多种不同的意义？
以及，意义和符号之间的关系怎样变化？
文化人类学的这个学派的名称是〃解释学〃（hermeneutic）人类学。我们中间有些人感到它书写和读念起来都不方便，干脆把它叫做〃说明性〃人类学。关于这个理论有一个现成的例子：科学本身可以是多义性的吗？如果可以，又是怎样变成多义性的？加里·L·道勒（Gary L。Downey）对于科学在美国核电力冲突中表现出来的意义所作的剖析，同时回答了这两个问题。道勒分析说，在那场核工业与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冲突中，前者的表现通常更多地体现了科学，因此，反对核工业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常常全都被视为敌视科学的人。但是，道勒说，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思想体系中也包括有科学。在一场具体的争论中，不同的人对科学有了非常不同的理解，由此可见，他们掌握科学的动机也不相同。这就表明，每个派别关于科学有着各自不同的意义。原子核工业理解核科学，根据的是美国的有用知识哲学。后者把科学归结为技术，于是被宣扬成一种能够为许多人造福的科学。在政治上保持自由的环境保护主义者，通常来自中上层阶级，他们视科学为一种可信度极高的证据宝藏。他们可以利用科学来证明核工业违反了民主文化的一份不成文契约，因为核工业妨碍了别人享用自然环境的权利，而且在这样做时违背了民主决策程序。激进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同样也承认科学是极有价值的证据，但是他们把技术看成一种邪恶力量，认为它会制造严重的社会不公正。于是，科学作为〃关于自然界权威知识的一种文化来源〃，对它就有了一种三重评价，而且这三种意义中的每一种，均是依先于存在的外来政治意义而定的。这三种政治意义分别是繁荣、民主程序和社会公正。把这三派人作比较，不能说其中哪一派对科学比其他两派更友好或者更敌视。每一派都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结合了一定的科学权威。三种力量平衡的结果，没有哪一派能够让公众信服科学证实了它那一派的立场，而另两派不可信。〃关于（核）风险始终未能得出明确的结论，〃道勒写道，〃因此战斗仍像它开始时那样进行着。这是一种在冲突的思想体系之间的派别之争，所有各方都求助了科学这个权威，但没有哪一方完全成功。〃西方文化
文化人类学的说明性学派，从传统上说，一直是以非西方文化为研究对象，使我们对于那些文化中存在的实质有了许多了解。不过，这个学派最近已经转向自身，它现在已经在研究产生自身的西方文化。终于，我们有了关于西方意义及相应符号的人类学。这种关于我们自己的人类学，尚处在不成熟阶段，因此，它面对西方文化的意义和符号系统，常常犹如在乱石滩上行进，备受颠簸。须知，西方人类学家若不着手摆脱非西方世界中的那些说明性难题，那么，他们就难以勾画出那些西方系统并突出其民族史学细节。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人类学家新提出或者再次提出了什么西方思潮。我的意思是，人类学家和其他研究者最近才发现，生活在西方文化中的各民族借以悟出生活真谛的那些意义和符号系统，同其他文化的相应系统完全一样，也是非常奇特和成问题的。研究西方文化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在西方文明内部传播的信息数量太大。在这里，可以得到的信息有数据、文本、图像、模型、电子存贮器，等等，它们的数量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文化中的都要大得多。事实上，在今天，它们其实是无穷大。这样多的信息，没有哪个人、大学、政府或利益团体能够消化得了。生活在西方文化中的人，正在被过多的知识塞得患消化不良。我们理解这全部信息需要凭借的那些文化意义，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这一方面是因为那些意义不可能随着信息快速变化而及时变化，另一面还因为它们无法把全部这些信息即使大部分精炼成可以理解的意义和符号系统。
法国社会学家吉恩·鲍德里拉德（Jean Baudrillard）对于这种情况作过非常中肯的评论。他指出，在被电视和计算机塞满了的这种现代文化中，意义和符号之间的关系，甚至有形真实事物与它们的表象之间的关系，已经遭受到严重破坏。这些文化，他说，主要由图像的图像组成。如今，这些图像已经能够脱离原以为它们所代表那些意义和真实事物而独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