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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应该成为我们力图了解的对象。
比克顿
第五章 思维——瞬息间的达尔文过程
对现象的预见和驾驭能力依赖于对其序列的了解，而并非取决于我们对其起源或内在特性可能已形成的任何见解。
约翰·米尔（John Stuart Mill）”，《孔德一和实证主义》
一件事跟随着另～件事发生是一种相当简单的概念，许多动物都能掌握。确实，这就是大多数学习的主要内容；对于巴甫洛夫的狗来说，紧随铃声之后的是食物。
两件以上的事也可能成串发生；许多动物能产生复杂的鸣叫序列，更不要说那些千姿百态的行进序列（如步法）了。学得词汇，理解基本的词序，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对人类和猿是较易完成的语言作业。
要是序列是如此的基本，那么为什么超前计划在动物界中却如此罕见（除了褪黑激素能有效控制对昼夜节律的预见之外，但这并不占重要地位）？为了对一种新的偶然性作好准备，还需要什么别的精神机构？（也许是语义结构，就像在那些提起动词的“手柄”中？）在没有确切的记忆作引导时，我们如何去做；或者甚至只是去想象那些我们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呢？
我们总是在说一些我们以前从未说过的话。在我们生活中，频繁地发出的另一种对新奇事物的预测是（虽然常常是下意识地进行的）：“下一步将发生什么？”我们在第一章中谈到因环境的不和谐所带来的幽默而又令人沮丧的作用时曾提及过。
也许预见的机制与在思维语法较复杂的方面所采用的机制是相似的，这些机制包含有长期的依从关系，就像标准词序为作“谁一什么一何时”的提问时交替的词序所替代一样。很可能，短语结构所使用的那些规则，或语义结构所蕴涵的所有那些强制性作用就是思维机制，这些机制就更一般的意义而言，对预见是有用的。
有些思维结构可能易用于智力性猜测，而思维语法也许正是我们对这些思维结构所具有的最详尽的一整套见解。本章将考察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分团，排序和达尔文过程。
同时与多种东西打交道是多重选择题所测定的能力之一，特别是那些类比题：A之于B 相当于C之于（D，E，F）。它也表现在我们记住很长的电话号码的能力上：许多人能强记7位电话号码达5一10秒，但要是遇到外区号的号码或更长的国际电话号码，就需要把它写下来。
这样的限制似乎并非位数本身，而是“团”数。我把伦敦的区号（71）记作单一的“团”，而非两位数。我将旧金山区号（415）也是作为单一“团”，而451这3位数对我是无意义的，我必须将它作为3个团，即4，5，1来记忆。“分团”指的是把4，互，5化为415这个实体的过程。旧金山10位数的电话号码，如4153326106，对我来说仅仅是8团；当我们记下号码对，常用不拨号的分离符号，如（415）332－6106或4153326106，其作用主要是帮助“分团”。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地把两位数字当作一个词〔如“ninete。n”（19）〕，巴黎电话采用的分离符号的方式42－60－31－25，对记忆8位数字来说更容易。
你能强记住多少团呢？这因人而异，但典型的范围为“魔数7士2”，这是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 Miler）在1956年一篇著名论文的题目。头脑中的空间好像都是有限位数的，至少在用于即时记忆的工作空间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位数接近于你的极限，你会力图把苦干位数化为一团，从而产生更多的空间。词首字母缩略词是分团的一种形式，即把许多词作成一个“词”。其实，许多新词均组来取代较长的短语，如有人想出ambivalence”这个词，因此省去了一整段解释。一本辞典就是几个世纪以来分团的一册概要。分团与快言快语相结合，可使在短期记忆的短暂范围内包容许多涵义，这对同时能记忆尽可能多的信息肯定是重要的。
因此，关于工作记忆最初的诫条之一是：它似乎是～种有限的高速暂存存贮器，较适合于记忆5～6项，要是翻了2倍，情况就更糟。这对智力（肯定对智商测试）可能有某些意义。但是智力活动的关键特征是创造性发散思维，而非记忆本身。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将能作出良好猜测的过程。
语言和智力是如此强有力，以致我们通常认为多多益善。但是进化理论学家热衷于证明进化充满了盲端稳定性，这种稳定性防止那种直线式的“进步”，他们喜欢指出有多种用途器官所参与的进化的间接途径。许多器官实际上是多用途的，随时间改变其功能的相对比重。〔充的气体交换器官（因其在平衡浮力中的作用，被称为“游泳气囊’勺——鳃何时变成肺＊如果可以与计算机软件作类比的话，那么与任何其他的器官系统相比，脑变成多种用途要容易得多。脑的某些区域确实也是多种用途的。
因此，在探索预见或语言的神经机构是如何起动时，我们必须记住，其机制可能为多种功能服务，其中任何一种均能为自然选择所驱动，有时因此使其他功能受益。它们与建筑学家调之的基础设施（如复印机室，邮件收发室）很相似。例如，嘴是一种参与饮水、尝味、吸收、发声和情绪表达的多用途的“基础设施”；某些动物也用它来作呼吸、降温、角斗。付钱买一样东西，而无偿得到另一样东西，是一种耳熟能详的市场策略。人类的何种能力有可能是伴之而生，就像众所周知的付了饮料钱伴之可得一份“免费午餐”那样呢？特别是，句法或计划能力是否有可能只是因为它们能在闲暇时间使用一种“基础设施”（基础性能力），而与某种别的能力相伴而生呢？
我意识到，“免费午餐”的解释将伤害进化理论中严格的适应论学派的加尔文主义信徒”的情感，他们认为对每一个不起眼的特征都必须付出代价。但是斤两悬殊的核算并非总是最要紧的东西。正如以前所指出的（增大一个也增大所有的），哺乳动物大脑的增大并非零零碎碎的。“免费午餐”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考察最初的适应论者本身所强调的问题。达尔文在对适应作一般性强调时，提醒他的读者要注意功能的转换是“十分重要”的。
在功能转换的过程中（例如从鳃转换至肺），可能存在一个多功能时期（其实它可能持续至永久）。在这一时期中，在自然选择之下，原来是为实现某种功能的解剖特征，现在对某种新功能趋之若鹜，远远超出了迄今为止自然选择已对这种新功能所作的安排。肺的呼吸功能是从早先的漂浮功能转化而来的。那么，是什么样的脑功能带动了其他脑功能的发展呢？它能为我们对智力的认识提供某种启示吗？
我们肯定热衷于以结构化的方式把事物串在一起，这些方式远远超出了其他动物所建立的序列性。除了把词组成句，我们还把音符组成旋律，把步子组成舞蹈，把叙事以程序规则组成游戏。结构化的串连特性有可能是大脑用于语言、讲故事、超前计划、游戏和伦理行为的一种普遍重要的能力吗？对于这些能力中的任一种的自然选择有可能增强共同的神经机构，从而使语法加以改进后用来扩展超前计划的能力吗？
在考虑器官的转换时，十分重要的是要记住自一种功能向另一种功能转换的可能性……
达尔文，《物种起源》
人类高于猿的某些能力（如音乐）颇令人困惑不解，因为很难想象环境会赋予音乐天才进化上的优越性，而不赋予那些五音不全者。在某种程度上，音乐和舞蹈肯定是某种神经机构的继发性功能，这种神经机构由更受自然选择影响的有结构的成串行为（如语言）所形成。
还有什么别的高于狠的能力也可能一直处于自然选择的强烈影响之下呢？乍一看来似乎并不可能，但对运动的预测也许已经推进了语言、音乐和智力的发展。猿具有若干基本的快速前肢运动形式，如捶击、棒击、投掷，这些运动人类都十分娴熟。人们能想象打猎和制造工具的景象，而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是对人科动物基本的聚集和收集食物策略的重要补充。如果相同的结构化的成串行为也像用于弹道运动一样用于嘴，那么语言上的改善也可能促进手的灵巧。反过来说也可以：准确的投掷就有可能经常吃到肉食，就能在温和地带安然过冬——这不妨说是一种偶然的得益，一顿“免费午餐”。
在各种手的运动间作选择，包含先找到一种候选的运动程序（可能是大脑皮层神经元的一种特有的放电模式），然后找到另一些程序。这在人脑中是如何发生的人们还所知甚少。一种简单的模型是：每种运动程序有几种拷贝，每一种拷贝在大脑中竞争空间。把手掌展开的程序可能比作V形手势或精细的挟指手势的程序更易制作拷贝（见图51）。
弹道运动（之所以这么命名是因为一旦发动了，就再没有机会修饰其指令），与大多数运动相比，需要的计划量大得惊人。它们也可能需要许多运动程序的拷贝。
对于持续时间少于约八分之一秒的突然肢体运动，因为反应时太长，反馈校正多半是无效的。神经传导得太慢，不可能以足够快的速度作出决定；如果目标尚未逃逸，反馈可能有助于作出下一次的计划，但对现时并无帮助。持续八分之一秒的捶击、棒击、投掷和脚踢，大脑必须计划运动的每一个细节，然后一下子实现，很像寂然地在一架自动演奏钢琴上掠一下琴键，然后任其演奏“。
对于弹道运动来说，我们几乎需要在“准备期”内作好完全的提前计划，而不能依赖于反馈。捶击运动要求为几十块肌肉计划好严格的激活顺序。对于投掷运动来说，困难之处还有另一个原因：存在一个发动时限，即当抛射体被抛出而仍击中目标的时间范围～。随着抛射体从速度递减的手上被抛出，松手正发生在手的运动速度达到极大值后不久。使这个极大速度恰在正确的时间和与水平方向成正确的角度发生，是一种技巧。
在存在发动时限问题的情况下，你能看到为什么对于人的弹道运动作计划是如此困难。发动时限的大小取决于目标有多远、多大。假如人在相当于一个平行泊车车位的空间距离之外，能在10次中有8次击中兔子般大小的目标，其发动时限为11毫秒。在两倍远的距离以同样的命中率击中目标，就意味着在1．4毫秒的发动时限内松手，即缩小8倍。神经元就其定时的准确度而言并非原子钟；何时产生冲动多有变异，如果是单个神经元柬控制球的松手的定时，那么，这种变异足以使人难以击中一个谷仓的宽阔的一边（见图52）。
幸好，许多有噪音的神经元比只有几个神经元的情况要好，只要它们都各行其是，也犯它们自己的错误，这样能把噪音平均掉“。同样的原理也见于心脏的活动，它使心脏跳得更加规则。起搏细胞数增64倍可以使心搏颤动降低一半。为了使弹道运动松手定时上的颤动减少8倍，就需要对多至64倍的有噪音的神经元的输入进行平均（这64倍是指相对于为原来投掷动作进行编程所需的神经元的倍数）。如果你想以42％的命中率在3倍距离之外击中同样的目标，你就需要召募许多帮手，因为你所需要的神经元数将是你在标准的短距离投掷运动中使用的神经元数的729倍。这似乎显得冗余，但这里谈及“冗余”是与每架大型飞机都有3种方式来降低其着陆速度的那种“冗余”是不同的。
这样，我们现在对复杂序列的大脑机制有了第三个见解：除了句法的那些树形结构和手柄，以及鼓励成团倾向的有限暂存存贮记忆外，我们看到，复杂的激活序列，如弹道运动，可能与其他复杂序列有相同的大脑机制；我们也看到，对于某些序列，精细的定时十分重要，它们需要的冗余度要高百倍。
你在对一个非标准距离的目标作投掷时，你并没有已存贮的运动计划（如掷标枪或篮球罚球时），那也需要许多作计划的空间。对于非标准投掷，你需要在两个标准程序间建立一组非标准的程序异体，并挑出～种异体使之与击中你的目标最为接近。即兴制作是需要空间的。一旦你选择了“最佳”的那一种异体，所有别的异体均发生变化与之协调，那么你就会有留在发动时限内所需的江金度。猜想象有满满一房间的独唱演员，他们各唱各的调，然后汇合到他们能作合唱来唱的旋律。为了准确起见就要召集许多帮手，就像训练有素的唱诗班唱赞美诗时四听众召集起来一样。
一种专为结构化序列的基础性能力能解决许多问题。然而，它确实存在吗？如果它确实存在，我们有时就会看到相似运动之间的协同或拮抗。
达尔文是首先指出手一口协同的人之一。1872年在一本关于情绪表达的书中，他写道：“当某人用一把剪刀剪任何东西时，你可以看到他的下颚与剪刀的刀刃是同时运动的。学写字的儿童常常在他们的手指移动时，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卷动其舌头。”
那么，我们所谈论的是何种序列呢？节律运动本身是普遍存在的：咀嚼、呼吸、行进等。它们能由脊髓水平的简单回路所实施。像简单的一件接着一件发生的事件序列似的学习一样，对于节律和其他序列来说，并不存在确定的大脑回路。但是对于新的序列呢？难就难在这里。如果对于较复杂的新运动存在一种共通的序列装置，那么它位于脑的何处呢？
序列化本身并不需要大脑皮层。在脑中许多运动的协调是在皮层下水平，即在基底神经节或小脑进行的，但新的运动倾向依赖于前运动皮层和前额皮层（在额叶的后三分之二处）。
大脑皮层的另一些区域也可能参与序列性活动。额叶的背外侧部分（如果你头上长着一对角，这些区域便正在角之下）对于延迟反应作业是关键性的。如你给猴看某种食物，允许它看着你把食物藏在哪里，但迫使它等待20分钟，再让它去寻找。额叶背外侧部分损伤的猴子将不能记住这个信息。它实际上并非是一种记忆不能，而是形成持续性意图方面有问题，也许甚至是形成“议事日程”有问题。
伟大的神经病学家亚历山大·卢里亚（Alexander Luria广描述过一个病例。病人躺在床上，把手放在床单之下，卢里亚要他把手从床单下伸出来，但他做不到。然后要他在空中把手举起放下，他能做到。他的困难在于计划一种序列，使其避开床单的限制造成的障碍。左前额叶出了问题会使病人难以展开一种特有的动作序列，或者首先是难于对此作出计划。左前运动皮层损伤的病人不能把动作串连成一种流畅的运动，卢里亚把这种串连的过程称为动态旋律。
额叶底部（恰在眼的上方）生了肿瘤或中风也会影响序列活动，如购物。有一个著名的病例，病人是一位会计师，智商很高，对一系列神经心理学测试反应良好。但他在安排自己的生活上困惑不已；在2年内，他多次被解雇，濒于破产，在冲动之下结婚后又两次离婚。尽管智商很高，他却时常不能作出简单、迅速的决定，如买什么牙膏或买什么衣服。他会无休止地进行比较和对照，最终常常做不了什么决定，要么就纯粹胡乱地进行挑选。外出晚餐时，他会考虑每个可能的餐馆的座位布置、菜单、气氛和管理。他甚至会因之驾车去看一看一些餐馆有多忙碌，但还是犹豫不决，决定不了在哪里用晚餐。
有两类重要的证据提示外侧语言区在非语言序列化中起重要作用。加拿大神经心理学家多伦·基姆拉（Dorren Kimura）和她的同事们所进行的研究显示，左外侧脑中风病人有语言上的困难（失语症），在执行一种新的手、臂运动序列时也有相当大的困难（失用症），例如不能执行一种复杂的（虽并非新的）序列：从口袋里取出钥匙，找到所要的那枚，把它插入锁孔，转动钥匙，然后推门而入。
西雅图的神经外科医生乔治·奥杰曼在癫痫手术过程中用对脑的电刺激的方法证明，脑左外侧语言的专门化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参与听音序列。这些区域包括与勃洛加（Broca）区相邻的额叶，初级听皮层两侧额叶的顶部和感觉区背部顶叶的某些部分〔西尔维厄斯（Sylvian）沟”周围区］。使人特别惊讶的是，正是这些区域似乎也紧密地参与口一脸运动序列的产生，甚至参与非语言序列，如模仿一系列面部表情（见图5．3）。
命名大脑的不同区域的危险之一是，我们指望称为语言皮层的区域完全和语言有关。但奥杰曼的资料表明，皮层专门化在本质上远更泛化，它与各种新的序列有关：手与口，感觉与运动，模仿与叙述。
许多种动物不仅能学会抽象的符号和一种简单的语言，而且有些显然能学会归类。确实，动物常常会泛化得过头，其发生的方式就像一个婴儿总有一个时期把所有成年男子都称为“爸爸”一样。有一些关系是能够学会的，如“是一个”（is－a）或“…比…更大”（Is－fanger －than）；一只香蕉是～种水果，一只香蕉比一个核桃大。
与智力更接近的是作类比、隐喻、明喻、寓言性比喻和产生思维模型的能力，它们包括对关系的比较。我们在is小bigger－than（…比…更大）和is－faster－than（·。·比…更快）之间作一种不完全的类比，推断出bigger－is－faster（更大的是更快的），即是这种情况。
我们人类的思维能在～个人们所熟知的领域中运转（如把一个文件放人文件夹中或扔在废纸篓中），且能把这种关系带至人们不那么熟知的领域，如存入或删除计算机文件（可能借助于在屏幕上移动光标）。我们能在一个思维领域中作一种表示，在另一个领域中对此加以解释。所有这样的映射均在某处不再成立，用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能把～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