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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0万年前人科动物的直立姿势逐渐确立，那时非洲正变凉、变干，但脑的大小并没有很大变化。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在过去的30万年至26万年间的非洲气候变迁过程中脑有任何增大，而那段时期非洲出现了不少哺乳类新种。这里不拟对参与人类进化的所有因素进行广泛讨论，但是重要的是应当注意到，人科动物脑在250万年前至200万年前之间开始增大，其大脑皮层继续增大，惊人地超过了猿的4倍。这一时期是冰川期，虽然非洲并非冰川发生的主要地区，但随着洋流的重组，可能经历了气候变化剧烈的波动。这一次冰川期并不限于北半球；安第斯（Andes）山脉的冰川也同时发生变化。
有关大西洋浮冰的第一个主要事件发生在251一237万年之前，浮冰漂至的纬度相当于英国所处的纬度。从那以后，南极、格陵兰、北欧和北美的冰层相继形成，虽然不时有所融化——称为冰JI！间歇期（我们现在正处于其中之一，它开始于约一万年前）。冰的消长有一个缓慢的节律，这个节律与地轴倾斜和地球绕太阳运转的轨道的变化相关联。
地球与太阳最接近的季节（近日点）是变化的，现在是一月份的第一周；它随日历缓慢变化，在19000年至26000年后（依其他行星的位置而定）回到一月份。其他行星的位形约每40万年重复出现（约每10万年太阳与地球接近一次）。太阳引力使地球轨道的形状从近似圆形变为椭圆形（在七月我们离太阳要远3％，接收的热量要少7％）。此外，地球的倾角则变化于22．0度和246度之间，其变化周期为41000年（上一次最大的倾角发生在9100年前，目前是23．4度，并正在减小）。这3种节律组合起来导致每10万年发生一次较大的冰川融化，一般是当地球倾角为最大，且近日点在六月时，这会在具有大多数冰原的局北纬地区引起特别炎热的夏季。
叠加于缓慢的冰川期之上的是前述的突然变冷和回暖期。第一次发生在13000年前，那时所有对地球绕太阳运行轨道有影响的因子综合起来在北半球产生炎热的夏季，使地球上一半的积冰融化了。这种称为近德律阿斯期（YounyerDryas）的突然变冷现象〔按一种北极植物（Dryas）来命名，这种植物的花粉见于丹麦古湖泊底的地层中起始得相当突然。对取自格陵兰冰层中的冰芯的研究表明，它发生得就像一次干旱一样突然。年降雨量减少，冬天暴风雪剧增，欧洲的平均温度降低至摄氏7ny。所有这一切发生在几十年中。这突然的寒冷持续了1000多年，直到暖雨期的突然回归。（谈到固温室效应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请注意前次发生的突然变冷期，那是在一次主要的全球渐变暖期之中）。
格陵兰冰山内芯形成于长达250万年的更新世冰川期中最后的十分之一时期内，也就是说现在尚存在于格陵兰的冰川是在该期最后25万年内形成的，这也许是由于倒数第三次的融化致使所有基岩裸露。冰川内芯确实记载了最后两次的主要融化，一次是在13万年前，最近一次始于15000年前，结束于8000年前。最重要的是，内芯记载了整个25万年中的冰川的全部增消过程；你可以看到最近几千年里形成的“年轮”，由此计算年代，对其氧同位素取样，并推出大西洋中部海水蒸发（其后又冰凝成雪降落在格陵兰）时海洋的表面温度。
古气象学家现在能够看到，在过去的13万年中叠加于缓慢的冰川期——甚至发生在温暖期中，有几十次突发事件。大的冰川漂移可能是原因之一，就像我曾在《智力的追溯》一书中所讨论的，这只是因为大量淡水在混合前漂浮在海洋表面可能使洋流发生重要改变，这一洋流将大量热量带入北大西洋，并有助于使欧洲的气候在冬天保持温暖。那就是为什么我担忧一次冰川涌动会在格陵兰峡湾产生一个巨大的淡水库，当冰坝最终塌陷时，它可能在一日之内顿库而出的原因。上一回当我飞越格陵兰东海岸广惠的峡湾区时，我惊骇地看到，峡湾虽还开口于海，但已显示下洼蓄水库的澡盆似的模样。在现在的海岸线上伸展着一条无冰的地带，到处似乎都是相同的高度。这提示，自上次冰川期后某个时候曾形成过一个巨大的淡水湖，它对冰原作了匀称的修剪。
要是再来一次温度骤降可能对欧洲的农业及其所供养的5亿人口来说是毁灭性的。近德律阿斯冷却期效应在全球到处可见，甚至在澳大利亚和南加利福尼亚也能见到。虽然它会威胁人类文明，但过去的几次在人类从其类人猿祖先进化而来的过程中可能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其发生得非常迅速。
不能指望一个圆形的人能立刻嵌入一个方孔。他必须要有时间去修整他的外形。
马克·吐温
在动物的一生中多种才能是否重要取决于时间尺度：无论是对现代旅行者还是对进化中的猿都是如此；取决于天气变得有多快和旅行持续多久。当乌干达黑猩猩到达果树林里，它们常常发现可吃的果子早已被那些能干的当地猴子抢劫一空。虽然猩猩们能捉小虫，或是逮只猴子把它吃了，但实际上这种竞争使它们的种群受到极大限制，尽管它们的脑体积是其在行的对手的两倍也无济于事。
多种才能并不见得总是优点，并非总是越多越好。常坐飞机的旅客知道，当那些带着3只大衣箱的旅客还在等行李的时候，只带手提行李的旅客已经坐上了出租车。另一方面，如果天气是那么变幻莫测和好走极端，以致每个旅行者都得带上从泳装到滑雪衫等所有服装，那么“杂家”一定比单打一的“专家”要强。行为上的多种才能的情况也如此，它使一种动物能在瞬息间从“圆”的变成“方”的。
才能的多样性可能很需要一个更大的脑。但是你需要寻找一些讲得过去的理由来抵消一个大尺寸的脑的短处。正如语言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Pinker）指出的：
为什么进化已经选择了一个尺寸大、呈球茎状、代谢很高的脑呢？具有大尺寸脑的生物所经受的生活综合了多种不利，就像将西瓜不偏不倚置于扫帚柄上所产生的那些危险……以及让妇女每几年排出一颗硕大的肾结石所引起的痛苦。对脑的大小的任何选择本身肯定会特殊照顾脑小者。对更强有力的计算能力（语言，知觉，推理等）的选择一定已经给了我什1一个大尺寸的脑作为副产品，舍此无它。
事情变化得有多快对智力的递增积累模式是至关重要的，不管参与这个过程的是脑变得更大还是只是脑的重组。在任何单一气候下，一个专门家最后能进化而胜过负荷过重的通才。然而，解剖方面的适应则比冰川时期气候频繁的变化要慢得多，这就使适应难以跟随气候的变化。确实，气候的突然变化发生在单个个体的一生中，这个个体可以有在困境中生存所需要的储备能力，也可以不具有。
上述的这种论证对许多杂食动物都适用，而不仅仅是对人类的祖先。但是在最近的几百万年里，脑增大约4倍的情况并无任何其他的例子，所以一种不稳定的气候本身并不是导致脑袋变大的确凿理由。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同时在发生，而气候的突然变化可能放大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从而防止了那些平庸的竞争者在竞争中超过“杂家”而取胜。
这些其他因素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他钟爱的理论。我的观点是：必须在狩猎时投掷得准，通过吃其他食草动物而安然过冬。但是大多数人则认为是语言，尤其是句法。
（对语言的理解）涉及智力的许多方面：辨词，断义，按语法分割意群，将意群组合成句，推测各段陈述问的联系，在处理后面的内容时依旧记着前面的内容，推测作者或演讲者的意图，总结出段落大意，以及在回答关于某段落所提问题时记忆的检索……（读者）对所叙述的情景和情节在构建一种思维上的表象…读者倾向于记住他们构建的有关原文的思维模式，而不是原文本身。
戈登·鲍尔（GordonH．Bower）
丹尼尔·莫罗（DanielG．Morrow）
我常常发现，一部小说，甚至一部写得很出色的引人入胜的小说，在我读完后马上会变得模模糊糊。我完全回忆得起读时的感觉和情绪，但是我对它所叙述的细节却不那么肯定。正如路德维希·维林根斯坦（I－udwigWittgenstein）论及他的命题时所说，那几乎像是一架待攀登的扶梯，在服务于其目的后将弃之不用。
斯文·伯克茨（SvenBirkerts）
《谷登堡的挽歌》
第四章 句法——智力的基础
难以想象没有语言的生灵会怎样思考，但是人们可能猜想，没有语言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会和没有货币的世界差不多——在没有货币的世界里，用作交换的是实际的物品，而不是代表它们价值的金属符或纸符。在这种情况下，最简单的交易尚且慢而麻烦，稍复杂的交易谈何容易！
比克顿
与现存的猿中我们的“至亲”相比（它们也具有我们所具有的相当一部分能力，如群居智力，安抚性的触摸及行骗的能力等），人类具有某些突出的能力。我们有符合句法的语言，通过这种语言，我们能作比喻和类比推理。我们总是超前计划，为未来构思远景，然后把各种偶发事件放在一起考虑作出选择。我们甚至有音乐和舞蹈。在从黑猩猩类的生物进化为人类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阶段？那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个中心问题。
无疑，句法是人类智力的主要标志，如果没有句法，人就比黑猩猩高明不了多少。奥立弗·萨克（OliverSack）以一个在没有手势语的情况下度过了10年的11岁失聪男孩为例，描述了没有句法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约瑟夫（Joseph）会看，会辨认，会归类，也会运用；他在感知归类和泛化方面完全没有问题，但他的能力似乎仅限于此，他没有掌握抽象概念的能力，没有反射，也不能玩耍、作计划。他似乎毫无想象力——不能把玩意象，不知何为假设，也不能推测可能性，进入不了想象或比喻的王国……他似乎像一头动物，或一个婴儿，拘囿于现在，限于直接而刻板的感知，虽然他所运用的意识非婴儿所能企及。
类似的病例说明，对语言的任何内禀的倾向肯定是由幼年期的练习而发展起来的。约瑟夫在他的幼年的关键岁月里丧失了观察句法如何运作的机会：他听不见别人说话，也不知道手势语的句法是怎么回事。
可能存在一种生物学程序，有时称之为通用语法。它并非思维语法本身（每种方言毕竟都有不同的思维语法），而是从其周围多种可能的语法规则中去发现特定的语法规则的天性。为了理解人类何以如此聪明，我们得了解我们的祖光如何对猿的整套符号进行重建，并通过句法的创造而使之提高。
遗憾的是，在过去400万年中我们祖先留下的唯有石头和骨头，而不是它们的高级智能。另一些物种沿此途径分叉出去了，但是它们已不再存在供我们测试。我们必须退到600万年前，那时还不存在与我们有共同祖先的物种：非人类的分支本身在300万年前分叉成两支——黑猩猩和少得多的倭猩猩。如果我们想对祖先的行为有所了解，倭猩猩是我们最佳的选择，它们具有与人类更多的行为上的相似性，对于研究语言来说，它们也比黑猩猩要好得多；对黑猩猩语言的研究在60和70年代多若繁星。
语言学家们有一个坏习惯，他们认为缺少句法的东西都不是语言。那就等于说，格列高利圣咏并非音乐，因为它缺少巴赫所使用的密接和应的对位技术、平行声部进行和主题镜式转位。因为语言学将其自身限制于“巴赫及巴赫之后”，那就使得与句法出现前的那些问题打交道主要落在人类学家、行为学家和比较心理学家这样一些“音乐学家”的头上。语言学家传统上把所有这种研究都置之不顾（所谓“你知道，这实际上并非语言！”）是一种古怪的范畴上的错误，因为这种研究的对象便是认识句法所提供的强有力的构建功能的先行事件。
人们有时能从个体发育对种系发生过程的再现中得到一些帮助，但是人类语言在幼年期的习得是如此之快，以致我怀疑将其一体化会完全遮掩任何初始的阶段，这很像因有了公路而将旧时的驿道完全忘却一样。随着音素界线划分的发育，语言学习在婴儿期开始走上快车道：原始音素成为“磁铁”，把诸多的异体都俘获过来。之后，在第二年中明显地吸收更多新词，在第三年获得推出同型的能力〔孩子突然开始使用过去时（－ed）和复数（－s），毋需作多次练习便能使句子前后保持一致，到第五年习得叙事和遐想。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黑猩猩和倭猩猩缺乏这种快车道式的发育，因此，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研究在它们的发育中先于我们很强的句法能力的那些中间阶段。
野生的黑长尾猴能用4种不同的叫唤声，来对它们不同的主要的掠食者作出报警。它们也用别的叫声来召集同群或对另一群猴的靠近作出报警。野生黑猩猩大约有三四十个不同的叫声来表达约三四十个不同的意思，每一种叫声都像黑长尾猴的那样有其自身的意义。黑猩猩大声吼叫“哇”表示反抗和生气，柔和的咳嗽般的叫声，使人惊奇的是表示一种威胁。“呜啦”混杂着害怕和好奇（“这个古怪的东西！”），柔和的“呼”表示奇怪，但并无敌意（“这是什么东西？”）
如果一声“哇一鸣拉一呼”的叫声指的是某种不同于“呼一鸣拉一哇”的意思，那么黑猩猩必须忽略每声叫唤本身的标准涵义，直至在整串声音都听全并作出分析之后才作出判断。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些叫唤组合起来并不用来表示特别的涵义。
人类也有约30一40个发声单元，称为音素，但是它们均是无意义的。甚至大多数音节，如“ba”和“ga”，也是无意义的，除非与其他音素组合起来形成有意义的词，像“bat〃（蝙蝠）或“galaxy”（星系）。在进化的某一阶段，我们的祖先使这些发声本身的意义完全消失。只有它们的组合才有意义：我们把无意义的声音串在一起组成有意义的词。在动物界中这是独一无二的。
进而，可以把语符列”再串起来——例如用词和短解组成一句句子——好象同一原理又在另一个组构层次上被重复。猴和猪可能以重复发声来强化它想表达的意思（许多人类语言，如波利尼西亚语”，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至今还没有发现野生的非人类动物会把不同的声音率在一起来建立全新的意义。
至今尚没有人能解释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越过用无意义的音素的有序组合来代替一声一义的障碍，但这可能是在由猿向人的进化过程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至少在一个简单的协调系统的涵义上，蜜蜂似乎已经把一符一义的模式打破了。蜜蜂在返回蜂房时所跳的8字形的“摇摆舞”，把关于它所发现的食物的位置等信息传递给同伴。8字形轴之指向为食物所在的方向。舞蹈所持续的时间和离蜂房的距离成比例，例如，至少接这一故事的传统版本，意大利蜜蜂跳三圈8字形舞意味着它发现的食物距蜂房约60米（对德国蜜蜂来说则意味着150米，这主要取决于基因而非饲育其中的那个群体人语言学家对蜜蜂的这种行为评价不高，比克顿在其《语言和物种》一书中论述道：
所有其他的动物只能就对其具有进化意义的事情进行交流，但是人类能就任何事进行交流……动物的叫喊和动作在结构上是整体性的，并不能像语言那样被分解成基本组分，…尽管构成语言的声音本身并无意义，但它们可以按不问方式组合而形成数千个词，每个词各有其意义……同样地，有报的词—…能组成数量无限的句子。动物的交流不可与此同日而语。
经过足够的训练，许多动物能学到大量调、符号，或人作姿势一旦是你必须将理解与进行交流的能力小心地加以区分，它们并不一定是并肩而行的。
如我在前曾述及的，一位心理学家驯养的狗能理解大约90个信号；其产生的BO个信号与其能接收的大多在意义上不相重叠。海狮能学会理解190种人体姿势，但它不能用姿势表达任何意义。侯猩猩甚至能掌握更多词汇符号，并能结合姿势来表达它们的需求。鹦鹉能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掌握70个词汇，包括30个物体名称，7种颜色，5种形状，以及各种其他“词汇”，并能用其中某些来表达需求。
所有这些聪明的动物都不能告诉你谁对谁做了什么，它们甚至不能谈论天气。但是很明显，我们的“至亲”黑猩猩和倭猩猩，在有经验的善于调教它们的教师的帮助下，对语言的理解力能达到相当可观的水平。最有才能的倭猩猩在萨维奇一伦堡的调教下能理解它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句子，当听到“康莱（Kanzi）”，到办公室去把那红球取来”时，它能做得像一个两岁半的孩子一样好。无论倭猩猩还是两岁半的孩子都不能造这样的句子，但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能理解。理解在先，表达在后，就像儿童的语言发育一样。
我常想知道，在猿的语言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有限的成功中，究竟有多少单纯是由于调教不足；也许教师必须要足够律才能取代幼童正常的自发的习得语言的特性。如果一头倭猩猩在其生后两年中能被调教得以接近同龄儿童具有的速度理解新词，那么那头倭猩猩随后有可能以学得句法前儿童的那种方式来发现词的组型吗？但是，这一过程是否发生得太快了，以致使我们无法看到先于掌握正规句法的那些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已为目前人类基因组所提供的一体化“公路”所遮掩）？
所有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