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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丢失的“江山”。１９５０年春，海南岛，大陆沿岸的其他一些岛屿相继丢失，而且，据可靠情报，人民解放军正在作攻台准备。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
当然他也不想兑现对部属说的“来生再见”的承诺。时刻注视着国际风云，侥倖地等待着。他要借助于美国的武力干涉，维持自己和国民党的政治生命。然而，此时的美国非彼时的美国，昔日的后台老板，美国政坛，正在围绕“谁丢失了中国？”吵得不可开交。而且当权的杜鲁门政府对台湾到底如何是好，还举棋不定，用他们的话说要“等待尘埃落定”。到了１９５０年１月５日，杜鲁门作了明确的表态：“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海峡获得特别的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这等于是说，美国要抛弃蒋介石政权，放弃台湾。蒋介石绝望了。但蒋介石是很倔强的，不到“木已成舟”时，决不放弃“幻想”。他企盼着一个奇迹的发生，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他兴奋不已。他正在吃早饭，蒋经国递给他一个简报，告知“朝鲜南北发生战争”。虽然信息太过于简单，但凭他的直觉，把在自己台湾的前途与朝鲜战争联系起来。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终露端倪。朝鲜战争爆发没有两天，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扩大朝鲜战争，同时宣布派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武装侵占台湾。这对于蒋介石是天赐绝处逢生的良机。但此时的美国政府，如何称呼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还花了一点心思，在送给台湾当局的备忘录中，没有用台湾当局希望的“中华民国政府”，而是一寓意含糊的“在福摩萨（台湾）的中国政府”。即使这个对其不恭敬的备忘录，他也如获至宝。
蒋介石重新得到美国的保护，受宠若惊，内政、外交全听从杜鲁门安排，他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在美国宣布出兵朝鲜的第三天，通过“外交部”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愿派遣３３０００陆军精锐部队，参加美国组成的干涉军，进攻北朝鲜。当然他也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朝鲜战争扩大，他可以趁机进攻东北，还可以在沿海开辟第二战场。但是，由于英国承认了新中国，并建立了外交关系，怕把事情闹大，提出英国“不能和台湾军队并肩作战”。这样美国照顾到英国的情绪，采取“取英舍蒋”的策略，蒋介石的献殷勤，美国没有能领情。
即使如此，蒋介石趁朝鲜战争的炮火躲过一大劫难，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是朝鲜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美国虽然已在事实上承担“保护”台湾的责任，但是，还是使蒋介石放心不下，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多变的国家，随着，政治利益的变化而变化同，这种事实上的“保护”不稳定；此外，美国又是法制社会，注重法律的约束力。蒋介石希望美国的承诺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他的企盼又出现了转机，那就是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他上台后，奉行所谓“崭新”、“积极”的外交政策。要求第七舰队放弃所谓“中立”，他在声明中表达的反共言辞，给了台湾当局心理上的支持。蒋介石高度赞扬了艾森豪威尔“取消对台湾军事力量限制”的决定。还吹捧说：“无论就政治、军事以及国际道义而言”，这一决定“实为美国最为合理与明智之举措”。
１９５３年２月，美国政府决定将卡尔·兰钦从公使提升为“大使”，以提高台湾的地位。兰钦明确地提出，台湾是反共的“堡垒”和“基地”，这是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加强的一个重要标志，如同给蒋介石打了一剂“强心针”。这样签订一个法律性文件确认美台关系，已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１９５４年１１月，美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举行了九轮会谈，商定缔约“共同防御条约”事宜。缔约虽说是顺理成章，但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美台在条约草案上存在明显的分歧。蒋介石希望美国对台湾的“保护”、对他的“反攻大陆”有明确的表示与支持。然而，美国则从国际大格局和他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要防止台海两岸的军事冲突。它要“国民党政府”在没有取得“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不采取任何有可能引起共产党报复的进攻行动”。这与蒋介石的期望相悖。蒋介石直接指导台湾代表的谈判活动，代表及时向他汇报，他要作出明确的指示。１１月１１日，他收到顾维钧１１月８日电报后，对互换照会问题做了指示，他对把“议定书”变成“互换照会”和先提交照会“Ａ”文本的建议都表示赞成，指示顾维钧照在给他的电报中所述“１”号指示行事，尽力说服美方采用互惠的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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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国际交往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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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艰难的谈判，最终达成协定，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２日，《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字。条约包括一个序言和十项条款。序言第一条规定，条约双方“承允照联合国宪章之规定”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并避免使用武力的义务。第二条规定双方“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保持和发展自身能力和集体能力以抗击武装进攻与“共产党颠覆活动”。第三条规定承允将“加强其自由制度”并在经济与社会方面展开合作。第四条规定双方将通过“外交部长或其代表”随时磋商。第五条规定“每一缔约国承认，对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任一缔约国之领土上之武装攻击即将危及其本身与安全，兹并宣告将依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对付此共同危险。”
条约签字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都发表了简短声明。杜勒斯特别提到蒋介石前一天送来一封短信。他表示同意蒋的说法，即签约意味着“在远东地区防卫线上增加了必要一环”。
这是一个很不轻松的缔约。杜勒斯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这是一轮艰苦的谈判”，而叶公超对顾维钧私下表示他“不敢肯定这个条约应被看作一项荣誉还是一个错误”。叶公超的话道出个中的隐秘。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它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美国通过条约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为干涉中国内政获得所谓的“法律依据”。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引起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强烈愤慨与谴责。１２月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声明指出：该条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是一个严重的战争挑衅”。
蒋介石本来想借助共同防御条约，仰仗美国的武装保护，得到安全保障。然而这个条约签订后，中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决定通过一定军事行动显示自己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的意志和决心，反对美国的使台湾海峡现状固定化的阴谋。１９５５年１月华东军区在张爱萍司令员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了建国以来首次陆海空协同作战。仅用数小时解放了一江山岛。这不仅引起蒋介石的恐慌，而且使美国决策者紧张了一阵，忙于应付“海峡危机”。
台湾海峡危机不断升级，世界各国都为之不安。许多国家担心美国会卷入中国内战，进而演变成为东西方大战而殃及自身。有的国家在联合国提出了《停止在中国大陆沿海某些地区敌对行动》的提案，要求海峡两岸双方立即停火。但有些国家则提出了想把台湾分割出去的主张，如建议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或中立国“代管”。还有一些人乘机鼓噪“台湾独立”、“中立化”。
对于想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各种主张，都是为一切炎黄子孙所不能接受的。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再严正表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明确规定台湾归还中国，绝不容许联合国或中立国“代管”，不容许外国侵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是为了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蒋介石是积极主张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但他坚决反对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也反对“两个中国”。自１９５５年２月８日起，他接连发表声明，强调大陆、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不能容人割裂；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
后来，在１９５８年的第二次海峡危机期间，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中出现了鼓吹金门、马祖“中立化”的逆流。美国政府也想搞“划峡而治”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蒋介石的态度强硬。他公开拒绝杜勒斯“停火”、“撤兵”的建议，他仍然声称要“反攻复国”的口号，这是他的一个政治动员性的口号，他明知不可能，却要坚持，目的在于，为了维持台湾的稳定。此举也违背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意愿。另外，他以强硬的态度反对“台湾独立”、“国际托管”、“台湾中立”等种种制造“两个中国”的言论和行径。美国当局动员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兵，退回到台湾本岛，企图压蒋介石搞“划峡而治”。对美国的这一企图，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美国的这个意图，是通过杜勒斯在９月３０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达出来的，美国打算以让出金门、马祖为条件，换取中国政府的“停火”和不使用武力，从而在海峡之间确立一个永久的分界线，达到“划峡而治”、永远分裂中国的目的。
蒋介石对杜勒斯的讲话作出了强烈的反映，他在回答《星期日泰时晤士报》记者时，用尖锐的语气指出，美国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说法和“托管”台湾的建议，是“空洞和愚蠢的”，重申台湾无可争议地是中国领土。
在两岸军事对峙，炮火连天的情况下，蒋介石拒不撤兵，坚守金门，把美国拖住。两岸领导人以一种民族心灵上的默契，挫败了“划峡而治”的分裂阴谋。毛泽东把话说透了，炮击金门，“就是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
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的种种暗流，在客观上对于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华民族的团结，抑制美国对台湾的进一步侵略，有其积极作用。
评 析：
蒋介石率领国民党残余势力败退台湾之初，惶惶不可终日。但没有多长时间基本上转危为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朝鲜战争的影响，朝鲜战争的炮火“掩护”蒋介石躲过一劫。而从蒋介石主观上分析，对国际突发事变，观察比较敏锐，反应比较迅速，及时作出一种姿态，透过这一突发事变寻求美国等列强的庇护与支持，可以说蒋介石是朝鲜战争的最大获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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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国际交往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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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退台后，仰美国人的鼻息，得以苟延残喘，虽然策略属于“下三烂”，为后人所耻笑，却对于国民党而言，对于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而言，得到了一定的实惠。然而，这着棋的最大的失败在于，给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实。当然，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知其难为而弥坚为之，除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外，还是有民族意识因素的驱动，其意义在于，实际上在台湾岛内维系了“反独促统”的根基。客观地讲，这有功于国家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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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权传嫡子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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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宋美龄
蒋介石是一个封建主义思想极浓的人，又是一个猜疑心极强的人。这样的一种理念与这样的一种心态结合，表现在权力传承问题上，必然是父传子接，且无特殊情况，非嫡子不可。
蒋氏父子的权力传承，从准备到最终成为事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把潜意识地超前准备算在一起，大体经历了育苗、洗脑、磨砺、清障、部分权力让渡、亲政六步曲。
从实践检验的角度审视，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是比较成功的，在蒋介石撒手离开人间时，避免了腥风血雨似的权力争夺与社会大的震荡，而且其子蒋经国把台湾那块小天地治理得还不错，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然而，这种非民主政治程序的权力交接留下了祸根。
当蒋经国准备权力交接时，摒弃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庸俗的权力交接班的模式，但却没有一套健全的民主机制与程序遵循，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借鉴其父蒋介石凭直觉和个人的好恶选才用人的经验，使得李登辉这一类的伪君子、野心家有机可乘。蒋经国把权交给了一个“台独”分子，这绝对不是蒋氏父子的心愿，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经儿可教”，蒋介石严督其学有所成
在蒋经国和蒋纬国幼小时，蒋介石用这样的话进行赞扬：“经儿可教，纬儿可爱。”蒋介石有区别地对两个儿子作这样的评语，不知是儿戏，还是确实是有感而发的议论，无法作进一步的考察。但是从两人成年后的不同性格，以及对他们的不同的政治安排，可以揣摩出蒋介石对他们的期望有所不同，对蒋经国的教育花了很大功夫。
事 例：
从对蒋经国起的学名看，望文生义，希望孩子长大了，能成为经国济世之才。蒋经国性格内向、执著，私塾教师对他的评语是，“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比他小５岁的弟弟蒋纬国的来历有种种说法，最可靠的说法，那就是他们俩不是一个母亲生的。比较知道内情的作家，进一步说蒋纬国的母亲是一位身着和服的东洋女子，是蒋介石在日本留下的爱情结晶。之所以要把他与戴季陶联系起来，不是因为他是戴的私生子，而是蒋把他过继给戴做干儿子。即使是这样，按照中国的传统，经纬两“国”，有嫡庶之别。
蒋纬国与其兄性格有很大的反差，他性格开朗，而且长大以后幽默，比如在台湾已经佩上将军衔的他，当谈到他与蒋经国的关系时，他逗笑地说：“过去我是总统的儿子，现在升为总统的弟弟。”这样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他这样一说别人听起来却很轻松，常言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从中看出孩提时的蒋纬国的性格是如何的了。这可能也是蒋介石觉得“可爱”之处。不同的评语，是不是蒋介石已经对他们的前途有不同的预期，这很难说，但两个人后来走了不同的仕途，一个从政到掌握党权、政权，一个从军到执掌军权。
儿时的蒋经国，并没有得到通常人家那样的父爱，这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正在从事“革命”活动，另一方面，是他在追赶“性解放”的时髦。但我们绝不可由此而做出蒋介石并不喜欢蒋经国的结论。他作为父亲，把蒋经国的关爱放在严格教养，悉心培养，照他所规划的模型铸造上。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说得好：“我们姑且不谈蒋先生本人的行为德性，和他一身功过，他对儿子的教养，是下过很大的工夫的。”这就是说，蒋介石对儿子给予的是一种不同内涵的关爱。
他对蒋经国兄弟俩的教育，非常严格和认真。即使蒋经国刚刚上本镇的武山学校时，就给小蒋提出具体的阅读任务，据蒋经国回忆，他年仅１０岁，其父要他读《说文解字》，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二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其教子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蒋介石严格督促蒋经国学习，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那就是成为一个大有作为之才。不过，他对蒋经国的具体要求，则因时因境而有所不同。他最注重的是，用儒学塑造蒋经国的德性。他给年幼的儿子开的书单子中，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曾文正公家书》。他期望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成为“治国”之才，而“治国”，始于“齐家”。“齐家”的标准，“在家，对亲需要孝顺。”他效法曾国藩对自己的子弟的训诫，那样要求自己的儿子，在承袭传统道德上成为模范，甚至在政治上，也要效法曾国藩，作为“中国的政治家”。
１９２２年，蒋经国离开家乡到上海，考取了万竹小学，成为四年级的插班生。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家乡学校的教育，是新式的教育，课程有外国语文、数学、生理卫生、人文科学、历史地理。此时的蒋介石不是保守的而是能趋时而进，他在督促儿子读书的观念上，也很有长进，要求儿子用心学习英文，他说到这样的程度：“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于是这个对学外语并非很在行的父亲（因为他有念德文、俄文均半途而废的不良记录），却给儿子额外地规定学习任务，传导如何学习外语，云云，如此蹩脚的家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那是一个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那是一个最能激荡有爱国之心的青少年的革命年代。蒋经国也被卷入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一个急进分子，被下逐客令。因此而在上海待不住了，转到北平就读，后来也因同样的原因，来到广州，听到在苏联举办的“孙逸仙大学”在招生，于是，他要报考“孙大”，到苏联留学。此时的蒋经国，他要求到苏联留学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为了“革命”。就他自己而言，他是一个革命急进分子；就他父亲而言，被人称为“红色将军”，高喊着“我们党的前途端赖尊俄为师”，他有这样的要求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此时的蒋经国赴俄的目的不能用后来的蒋经国成事后的结果来套，他的确是为了追寻理想，坚持信仰，献身中国革命，去莫斯科“孙逸仙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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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权传嫡子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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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让他去“孙逸仙大学”，其初衷就不那么简单了。他有一种矛盾的心态，自他考察俄国起，对俄国革命并无好感，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在内心是反对的。从这一点说，蒋介石不赞成蒋经国去苏联留学，也是很自然的，他还有现实的因素促使他同意蒋经国到莫斯科“孙大”读书。最主要的有两个原因：
一是蒋经国已是一个革命急进分子，因参加上海“反抗五卅惨案”大游行，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没有办法，只好把蒋经国拜托给在北平的好友吴雅晖，在吴雅晖办的北京外语补习学校短暂停留。可蒋经国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下狱两周。北平也呆不下去了。与其在国内，倒不如到俄国去更好些。
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