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求古之病”条）
由此看来，他主张文字最宝贵的是当代活的语言，这和方以智相似，流
露出近代的语言改革的要求。不但语言文字是这佯，其他制度也应是这样，
同条下他还说“官职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号，。。于理无
取，而事复有碍者也。”
炎武又反对改古从己的主观主义方法，主张就古制的实迹以考竟源流。
他说：
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
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乃列古今音之变，而究其所以不同。
（“亭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序”）
三代六经。。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
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书”，而后人往往效之。
然犹曰旧为某今改为某，。。至于近日，。。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
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同上卷四“答
李子德书”）
第四，炎武虽然说遵循“六经之所指”，但对于诸子百家之学，并不认
为异端。他在“日知录”中一再引用“墨子”“尚贤篇”之文，亦引用“老
子”之文。他一再说：“有其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然则
开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见“日知录”卷十九“立言不为一时”
条，“明夷待访录”附“顾宁人书”语略同。）所以，立言之用，万殊同归，
无所谓异端。他在三百年前首倡诸子研究，说：
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
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 （“日
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
她并且明白主张九经与诸子百家并读，说：
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
亦莫不然。（“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
炎武博学于文，不但研究到异端，而且研究到“外国风俗”。我们不能
因他讲说六经而忘记了他综览诸子，更不能因他祟尚三代而忘记了他参考各
民族（他的标题是不对的）。他说：
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辽
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织毛饮海以为衣食，各安
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
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邵氏闻见录”言：国纥风俗朴厚，
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事一，劲健无敌。自有功于唐，赐遗丰腴，
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
虚耗，而其俗变坏。。。“史记”言：匈奴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
之囚不过数人。“盐铁论”言：匈奴之俗略于文而敏于事。宋邓肃
对高宗言：外国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繁故
迟。“辽史”言，朝廷之上事简职事，此辽之所以兴也。然则外国
之能胜于中国者，惟其简易而已，若舍其所长而效人之短，吾见其
立弊也。（“日知录”卷二十九“外国风俗”条）
他列举他所谓的“外国风俗”对于劳动、骑射、社会等次之不甚大异，
事简职专之敏速效力，都是善制。（参看“日知录”卷二十九“西域天文”
条）这种历史观点，除开其标题的错误外，在当时说来，是进步的。
以上所论是炎武方法论的优点，不仅“复古即解放”罢了；他的治学方
法的最重要的地方即逻辑上的归纳法。他没有方法论的专书，但他却有方法
论的示范作品以及修养工夫的自述。今先就其学问修养与博采见闻的研究态
度概述于下： “日知录”卷七“朝闻道夕死可矣”条说：
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周，周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
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篇弗
措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俯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有一日
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学问思辨行为是一个过程，人不停
止地笃实追求学问，积累经验的工夫要直至死而后已。这里所强调
的就含有经验论的因素。
炎武自述他的两部代表著作是这样做成的：
予纂辑此书（“音学”）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障，无日不以
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亭林文集”卷二“书学五书后
序”）
炎武所著“日知录”，。。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
学之不博，见之不卓。。。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欲更刻之，而
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
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
自限。（“初刻日知录自序”）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炎武方法论的内容：
第一、重调查——
炎武不独在书本上搜集证据，并且还注重实地调查，以期能获得一事物
的真实面目。潘耒在“日知录”序上这样说：
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是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
利病，如指诸掌。
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也这样说：
先生。。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逃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
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是最基本的
求学方法。缺乏实地调查的条件，那就要陷于教条主义。
第二、重直接资料——
炎武平生最恨窃书贼，把古人的制成品，加一点减一点便成了创作。所
以他以“日知录”的材料，比诸采山之铜。他说：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
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
人传世之宝，春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
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
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儿采山之铜也。（“亭林
文集”卷四“与人书十”）
这段话不但是清初的优良传统，而且还可以当作后人的教训，不注意踏
寻道路而在那里凌空统摄的人，应该重视这一段话。
第三、重广求证据——
这点在“日知录”各条中都可以看出求的。潘耒说炎武是：“有一疑义，
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日
知录序”）
炎武引陈第的话说：
。。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
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从审其音，参错以谐其韵。（“音论”
卷中“古诗无叶音”。按陈第语出“毛诗古音考序”）
炎武在“金石文字记序”里也说：
一二先达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兰台之坠文，天禄
之逸字，旁搜博讨，夜以继日，遂乃抉剔史传，发挥经典。（“亭
林文集”卷二）
我们为了说明炎武的这一重要方法，可举一范例，以证明他的话是正确
的，“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即从古音证据言古文字义，今节录于
次：
开元十三年敕曰：“。。‘洪节’。。‘无偏无颇’。。颇字
宜改为陂”。盖不知古人之读义为我，而颇之未尝误也。“易象传”：
“鼎耳革，失其义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礼记”“表记”：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是义之读为我，
而其见于他书者遽数之不能终也。。。“易”“浙”上九：“鸿渐
于陆，其羽可用为仪”。范谔昌改陆为达，朱子谓以韵读之良是；
而不知古人读仪为俄，不与达为韵也。“小过”上六：“弗遇过之，
飞鸟离之”。朱子存其二歌，谓仍当作“弗过遇之”，而不知古读
离为罗，正与过为韵也。“杂卦传”：“晋，书也；明夷，诛也’”。
孙奕改诛为昧；而不知古人读书为注，正与诛为韵也。“楚辞”“天
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诒女何嘉？”后人改嘉为喜；而
不知古人读宜为牛何反，正与嘉为韵也。。。诗曰：“泛彼柏舟，
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惟我仪，之死矢靡他”。则古人读仪为俄
之证也。“易”“离”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
嗟”。则古人读离为罗之证也。。。“诗”曰：“君子偕老，副舞
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则古人读宜为牛何反之证也。。。此文列举之韵读许多字，本证旁
证兼采，而孤证不取。第四、重辨源流、审名实——上面我们已经
说明炎武对于经术思想主张考究古今的异同离合，这种历史方法是
值得注意的。潘耒说：
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
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凡经义史学。。一一疏通其
源流，考正其谬误。。。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日知录序”）他不
仅倡导着明辨历史的流变，而且在“日知录”中存有他自己研究的范例。如
“帝王名号”条（后为王国维所订正）、“郡县”条、“都邑”条（后也为
王氏所订正）、“奴仆”条（后为王氏所发展，但皆据炎武未见的文字）。
今且举他讲周末风俗之流变如下：
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
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
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
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
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
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日
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
战国为氏族贵族的没落时代，他所指的流变，颇关重要。除开他的主观
的理想，他论氏族制是合于历史的。例如说：“氏焉者所以为男别也，姓焉
者所以为女坊也，自秦以后之人，以氏为姓，以姓称男，而周制亡，而族类
乱，”（“亭林文集”卷一“原姓”）
炎武论音学这样说：“先之以音论何也？曰审音学之原流也。”（“亭
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后序”）他要求析辨出“古今音之变，而究其所以
不同”（同上“音学五书序”）。他更引申说：
三百五篇，古人之音书也。。。自秦汉之文，其音已渐戾于古，
至东京益甚。而休文作谱（四声谱），乃不能上据雅南，旁摭“骚”
“子”，。。而仅按班张以下诸人之赋，曹刘以下诸人之诗所用之
音，撰为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下及唐代，
以诗赋取士，其韵一以陆法言“切韵”为准，虽有独用同用之注，
而其分部未尝改也。至宋景祐之际，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刘
渊始并一百六韵为一百七。元黄公绍作“韵会”因之，以迄于今，
于是宋韵行而唐韵亡，为音学之再变。。。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
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
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
可乱，乃列古今音之变，而究其所以不同。。。自是而六经之文乃
可读，其他诸子之书离会有之，而不甚远也。（同上）
炎武的军制论，从审名实为明流变之要旨，更为可贵，详见后节。第五、
重明古今史学——炎武研究历史，不但着重在“六经之所指”，而且着重在
古今历史之递变。他说：
唐。。谏议大夫殷侑言，。。此来史学废绝，至有身处班列，
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
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今史学
废绝又甚唐时。。。宋。。太常博士倪思言，举人轻视史学，今之
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
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
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薛昂。。尝请罢史学，哲宗斥
为俗佞。吁，何近世俗佞之多乎！（“日知录”卷十六“史学”条）
他把不重史学的人，斥为“俗佞”，甚中当时空谈之病。“人不通古今，
马牛而襟据，行身陷不义”（同上卷十九“文人之多”条引韩愈诗）。
第六、重存疑，不盲从——
这在“日知录”中，如考证古书错简（卷七“考次经文”），如指出“昔
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卷四“左氏不必尽信”），都说明炎武的
研究，宁肯阙疑，不作主观的臆度。他说：
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经补字”，并属诸生补此书（“九经字
样”）之阙，以意为之。。。予至关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识
者，显与所补不同，乃知近日学者之不肯阙疑而妄作如此。（同上
卷十八“张参五经文学”条）
第七、重虚怀广师——
“日知录”之作，炎武自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亭林文集”
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因此时常修改增订，常叹“向日学之不博”（“初
刻日知录自序”）；虚怀若谷，老而益坚。他说：
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自小小也，自大亦小
也。（“日知录”卷七“自视欿然”条）
时人之言，而亦不敢没其人，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与进于学。
（同上卷二十“述古”条）
他的为学自感不足、谦虚下怀的精神，正是一个学人的过人处。他又说：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狐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
习染而不自觉。。。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学也。（“亭林文
集”卷四“与人书”一）
每接高谈，无非方人之论。。。“论语”二十篇，惟“公冶长”一篇多
论古今人物，而终之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是则论人物者所以为内自讼之地，而非好学之深则不能见己之过，虽欲改不
善以迁于善，而其道无从也。（同上“与人书”十四）因此，他在“广师”
篇中列举当世在野的布衣可师者甚多，师法他们的优点，以解放自己的孤陋
与习染。他说：
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
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
自得天机，吾不如传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
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
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凶；好学不倦，篇于
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张氏
评炎武“音学五书”）。至于达而在位，其可称述者亦多有之，然
非布衣之所得议也。（同上卷六“广师”）
这样的虚心学习态度，表现了他的胸襟！所谓“广师”实难，自大不可，
自小又不可。潘耒以“综贯百家上下千载”的通儒崇赞他，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八、重手腊并用——
炎武的治学方法还有一个特点，即不专门靠书本，而重在实践中检证，
和王夫之所谓先“甘苦自尝”是相似的。他的“修己治人之实学”，并不是
后来乾嘉考据学流于一套玩物丧志的倾向所能继承的，“当务之急”也不是
他所谓“传食于诸侯之文人”所能了解的。他以为文人不做事，“华而不实”。
他说：
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之时，民之秀者，
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
大宰以九职仕万民，五曰百工节化八材，计亦无多人尔。武王
作“酒诰”之书曰：“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
长。”此谓农也。“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此谓商
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则谓之士者，
大抵皆有职之人类。恶有所谓群萃而州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
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
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
以土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土兴而先王之法坏矣！
（“日知录”卷七“士何事”条）
炎武不仅自己这样说，而且还真正地实践他这种主张。这一点，我们在
他的生平事迹中便可以知道的。他每到一处，定下来，不是种田，便是垦荒。
并且他还不仅个人这样地干着，还邀了许多朋友也同样地干着。他说：
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
所雇从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此不足以累足下也。
近则稍贷赀本，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应募垦荒，同事者二十余
人，辟草莱，披荆棘，而立室庐于彼。然其地苦寒特甚，仆则遨游
四方，亦不能留住也。彼地有水而不能用，当事遣人到南方求能造
水车水碾水磨之人，与夫能出赀以耕者。大抵北方开山之利过于垦
荒，畜牧之获饶于耕耨。使我有泽中千牛羊，则江南不足怀也。（“亭
林文集”卷六“与潘次耕书”）
从这里，我们看到，他和颜元的办法是一样的，不欲做空头无用的士人，
而理想上要做到劳心与劳力的统一。这种理想，在当时是不能实现的，但它
不失为十七世纪的启蒙者对于时代前景的憧憬。炎武还托古以自圆其说，历
述古代圣王都不只是高高在上的人，而且还是一般的从事劳动的人。他说：
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劳；宅天下之至贵者，必执天
下之至贱。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旧劳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
之。后妃亦必服浣濯之衣，修烦缛之事。及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
王业之所由者，则皆农夫女工衣食之务也。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
后能使人，其心不敢大于一物之细，而后可以胜天下之大。舜之圣
也而饭糗茹草，禹之圣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济天
下而为万世帝王之祖也。况乎其不如舜禹者乎？（“日知录”卷七
“饭糗茹草”条）
总之，炎武的方法论所谓“验物”“治事”，是有进步性的。尽管验物
之验有经验论的因素，治事之治有封建道德的规范，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