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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一条鞭”法的优点，是因了租赋则例纷繁，不得不改为“官民一
则”。其实问题在于“私相典卖”。上书说到：
初官田粮重，民间白佃以输公赋（租）而已。久之贫人贪餽，
改则以利鬻，富者得业，准劝以就轻。加以豪富隐漏，胥吏奸诡，
驯致兼并者安享膏腴，逋逃者哀鸣中泽，税粮虧额，里甲包赔。。。
嘉靖壬子，。。所部六邑，通行丈量，俾富而强者田必有赋，贫而
弱者粮无虚赔。。。第惜当时。。仍滋欺隐，兼以官民均为一则（即
指条编的先声），恩怨卒成二途。（同上卷三十二）
不但官田已经由宫而民，屯田也由军而民，变化甚大。上书说到：
嘉靖中，屯田御史张监，以原额屯田多为豪强兼并（按上文言，
屯田可“私相典卖”），。。佃买之田，概充募军承领之数，。。
军民互讦，追夺纷纭。（同上）
滁州的情况是“屯军。。好出游服买，不治农。。。甚者。。阴受民货，
逐私买卖。”“泗州志”“屯田”条：“卫所之占种，旗军之复侵、盗卖。”
又说：
泗人毋论大小人户，专以买种屯田为利，取其价之廉也。而一买之后，
视之不啻若世业。然开垦修筑，殚力经营，若将谓生且息于其中，子孙可永
保而无失也。豪军旁伺，一见臂腴，不借口于同伍之绝业，则驾言于顶差之
额也，公然争夺。。。不敢显言曰买，而必托为佃种以自解。（顾炎武：“天
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四）有一种城市居民中的新发户，叫做“寄庄户”，
上书说道：
寄庄户，则人非版籍（在里、甲、排之编外），徒以田产置在
各里而得名者也。其人成为流寓，或系都村，此等（人）通天下皆
有，而惟南都为最多。盖南有三十六卫及各衙门钦天监太医院等
役，又四方流寓之所萃聚，皆得置买田土。。。然此寄庄皆富
室。。。一条编未行之时，有力差一事，往往破人之家，人皆以田
为大累，故富室不肯买田。。。行一条编法，。。“城中”富室始
肯买田，。。至今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由富室买田
之故也。。。富室不能自种，必业与贫民，。。收一石，则入分五
斗。（同上卷十四）
因为阶级关系的变化，粮长的选派也变做以城市富人为对象。“天下郡
国利病书”引“嘉定县志”说：
（明初）以殷实户充粮长，督其乡租税，多者万石（充之），
少者乃数千石。。。当时父母兄之训其子弟，以能充粮长为之贤，
而不慕科第之荣。。。细户得以父子相保，男乐耕耘，女勤织纺，
老死不见县门，故民淳事简。。。永乐以后，渐用歲更；宣德初，
户部言粮长歲更，顽民玩之，故多负租，请如旧便。至嘉靖中，为
抑强扶弱之法，粮长不独任“大家”，以中户轮充。。。轮充又（改）
以朋充，朋充有三四人、或五六、或八、九。。。盖粮长既不论於
粮，而论家赀。家赀高下非有凭也，故每年夏秋之间千金之家无宁
居者。
国初里编老人一人，得参议民间利害及政事得失。。。当时係
以殷实户充之。（其后）往往为吏胥求索有破产者。万历十三年，。。
县有兴革之役，则用居民以大姓有行义者充之，事毕而罢。凡诸给
使，代以义民，义民者多市人也，习见官府之事。盖国家令有只应
巡攔，不得用殷实户，但用市人，乃知虑深远矣！（顾炎武：“天
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
因此，史称一条鞭法“不利于士绅，而齐民则称便矣。”
木棉桑麻的农业生产，也向私有经营方面发展，例如“湖（州）俗以桑
为业，而（茅）处士治生产，喜种桑，则种桑万余唐家村上”（唐顺之：“荆
州集”卷十六），“南阳李义卿。。家有广地千亩，歲植棉花，收后载往湖
湘间货之”（张履祥：“近古录”卷一）。因此，农业生产物参与了国内市
场的流通，“吉贝则泛舟而粥诸南，布则泛舟而粥诸北”（徐光启：“农政
全书”）。
第二、我们再从手工业和商业，来考察十六、十七世纪中国封建社会解
体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的萌芽。
一、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东方封建社会生
产方式的广泛的基础。他说：“在印度和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
小农业和家内工业的统一形成的。在印度，还有以土地共有为基础的村落共
同体的形态；并且在中国这也是原始的形态。。。由农业与制造业直接结合
引起的巨大经济和时间节省，在这里，对于大工业的生产物，提出了极顽强
的反抗。”（“资本论”，第三卷，四一二——四一三页。）
这一精确的理论，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食货”二字的连称，即可以典
型地证明。食指农业，货指手工业，所谓“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
谓布帛可衣及金刀。。贝”（“汉书”“食货志”）。所谓“肆力耕桑为农”，
“钱帛之属谓之货”（“唐六典”）。这就是历代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
然经济，“农夫红女”的自然劳动分工。他们的劳动在极大的程度上表现出
经济和时间的节省，强固地束缚着自然经济的经营方式。租（农产物）调（手
工产品）的和两税（农产物和手工产品分季交纳）的剥削制都建立在这样的
基础上。
二、村落共同体或家庭公社，不但和皇族地主以及豪族地主有血缘关系，
而且成为专制主义的基础。马克思说：“那些家庭公社是奠基在家庭手工业
上，在手织业、手纺业和用手进行的农业底特殊的结合上，这种结合使它们
都能自给自足。。。这些淳朴的村社不管外表上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
终一直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坚固基础。”（“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
克思论印度”，人民出版社版，一三页。）恩格斯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分
析。
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和自然经济相联系着的家族、乡曲、乡里的组织，
从汉末的“部曲宗族”起，劳动组织都和农村公社的组织紧密地依靠在一起，
唐代白居易的“朱陈村”一诗形容这种情形最为典型。宋代人还对于“谱系
不具，义分不联，贫富异居，耕商异业，流居寓处，人渐睽疏”，以为是坏
的现象。皇族土地所有制和豪族土地占有制的形式，实以这种公社的小农制
为基础。通过列宁所说的“警察式的官僚的方法”，这种封建经济更加巩固
起来。中国历代的闾伍、三长以及乡社或保甲的制度就和土地租税的剥削关
系相互联锁着，没有三长制就难统治均田制之下的“匹夫匹妇”，没有保甲
法就难统治二税制之下的“各色人户”，没有乡里公社的所谓“田里”和“桑
梓”的组织，就难巩固豪强地主的统治。列宁说：“农村公社的外表上的均
平性只是隐蔽了公社内部分配的巨大的不平衡。”（“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底
土地问题”，载“列宁文集”，第三册，三四页。）豪族地主就是建立在这
样的不平衡上面的。被宗法公社所维系的地方独立性及其血缘的关联性，从
全国来讲，正成为专制主义的基础。依据这样的基础，我们可以考察历代的
农民战争。据恩格斯分析，农村公社曾经超过这样作用，使农民战争的起义
规模扩大，这是一方面；同时另一方面，镇压农民战争的地主武装，从统治
阶级绞殺赤眉、黄巾以至太平天国一系列的运动看来，也是利用了宗法公社
的组织编制，以分化农民的队伍，刘秀、曹操以至曾国藩的地主武装的组织
都不是偶然的。
三、从十六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
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解体过程，没有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关
键在于，既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又在发展过程
中未能走进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这即是如马克思说的，既为旧的所苦，又
为薪的发展不足所苦，死的抓住活的（参看“资本论”序言）。资本主义要
排斥身分性的人格依附，然而封建主义的顽强传统又要维持这样的人格依
附。这就是问题，这就是矛盾。对于从明代以来的这种新旧矛盾，我们既不
能割断历史，否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顽强传统的历史，如上面所述的，又
不能忽视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否定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
资本的原始形态是商人的和高利贷的财富，然而资本的形成却以自由劳
动者从农业的分离为前提。依据列宁的分析，这样的分离过程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在农村市镇中的分离；第二阶段是城市手
工工场业的独立形成；第三阶段是城市的大工业的出现。与这样的阶段相适
应，逐渐形成以至建立国内市场，逐渐由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发展而为近代
资本家，逐渐由农村分离的手工业无产者发展而为近代的自由劳动者。我认
为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有些情况是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发展的。
更正确地讲来，因了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某些地区居于第一阶段，某些
地区正走进第二阶段，某些地区依然没有走进第一阶段。
四、城市手工业的形成，开始总是和农村手工业的分化相伴随的。例如
在松江的纺织业，“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起抱纱入市，易木
棉以归，明旦抱纱以出。。。织者率日成一疋”（“古今图书集成”，卷六
九0）。在农业和手工业缓慢的分离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城市手工业。如“前
明数百家布局皆在松江枫泾”（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因此，商业
资本也发展起来。如“松江旧无暑袜店，。。万历以来，。。郡治西郊广开
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女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范
濂云：“闲居日抄”）。
“古今图书集成”记载明代苏州城市的发达，当是概括说明后期的情况，
如说“城市（苏州）。。居民大半工技”，“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
日受值”。这是手工业作坊和雇佣劳动者的说明。然而，当时这种雇佣性质
却具有工役制的束缚。工役制即农奴制在农业和手工业上的残余方式。列宁
说：“以工役制度为方式的农奴制度，乃是经济发展底阻碍，乃是。。东方
专制主义形态的源泉。”（“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底土地问题”，载“列宁文
集”，第三册，二六页。并参看“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分析工役制的
部分。）这在苏州不但表现为官有手工业方面的服役制度，而且也表现为私
人手工业方面的剥削形式。如说“苏州织工延颈而待佣用”，如说“什百为
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散归。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着矣。
每桥有行头分遣”（“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卷十、卷六七六）。苏
州情况如此，其他地区的手工业也有衣食于主人的人格依赖的情况，如钱塘
织工，“有钱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二鼓，一唱众和。。。盖织工也。。。
苍然无神色。。。工对曰：吾业虽贱，日佣为钱二百缗，吾衣食于主人，而
以日之所入，养吾父母妻子。”（徐一夔：“始丰稿”，卷一。）
苏州手工业到了万历时代的规模是这样的：“染房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
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明实录”神宗
卷三六一）这样看来，苏州在十六世纪末，已经至少有一万左右的工人。“机
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同上），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
业是在形成之中。这些劳动人口，并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从农村逃亡而来的，
“天下郡国利病书”引“上元县志”：
“正嘉之际，外繇蝟集，民病而不知恤，职生厉阶。。。嘉靖
末年，户口尚及正德之半，而今才及五分之一。。。大都赋役日增，
则逃窜日众。又国初里甲什九，坊廂什一，本田什九，寄庄什一。
其后。。细户不支，悉鬻于城中，而寄庄滋多。寄庄田纵千亩，不
过户名一丁，。。其细户田既去则人选。”（卷十四）
此外，昆山县也是这样，“居民逃窜，岁逋日積”（同上书，卷十六）。
据张瀚“松窗梦语”所载，张家的资本的发展是和江南都市的发展相适
应的。张家起家稍早，发发展成为兄弟“各富数千金”，却在十六世纪的嘉
靖时代。明代说部“醒世恒言”记载的江南盛泽镇的丝织业情况，也是指的
嘉靖时代，说有一个施姓户主，積累了数千金的资本，举办了有四十张紬机
的手工工场。
嘉靖年间，长江三角洲一带，如苏、杭、湖、松诸府，大抵成了国内市
场的一个中心区域，张瀚所谓“总览市利，大抵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紵，
而三吴为最。。。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明实录”也说到嘉靖以
后江南富室積银至数十万两者颇多，其他史料记载有因机织而致富至百万两
的。
在中国的东南沿海、长江和赣水的大三角地带，次于长江三角洲，也有
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如“天工开物”所记载的景德镇的磁业分工情
形和“陶冶图说”所记载的该镇的发展情况，如明清之际的文献所记载的东
南沿海城市的发展情况，如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记载的冶铁手工业的技术
和分工，所谓“佛山之冶通天下”，都是实例。但一般说来，当时中国的城
市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是不平衡的。
五、随着城市手工业的形成以及农村手工业的分化，在主要是征收实物
的二税制之下，货币地租逐渐发展起来，经过嘉靖到万历年间有了成文式的
规定。私人地主方面也逐渐采用货币地租，经营地主则进一步使用雇佣劳动。
城乡的银货币逐渐从死藏进入流通的蒸溜器之中。虽然布帛在交易和赏赐中
仍占居一定的地位，但钱庄业特别在嘉靖以后发展起来；金银虽仍垄断于官
僚、太监手中，另一方面却也表现了所谓“上下求银”的现象。
第三、商业资本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南洋、俄国以及日本的贸易
的开展，而活跃起来。特别在嘉靖以后至隆庆时代，不但沿海苏、浙、闽、
粤的商人资本有了规模较大的国际和国内的经营组织，而且内地如川、陕、
晋、赣、徽的商人资本也参与着贸易活动。国内贸易方面，如“农政全书”
引隆庆时代的史料说：“东南之机，三吴、闽、越最伙，取给于湖繭；西北
之机，潞最工，取给于阆繭。”万历时代张瀚说：“贾人之趋利者，不西入
川则南走粤，以其利或当五、或当十，或至倍蓰无算也。”（张瀚：“松窗
梦语”）国外贸易方面，如“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述闽人的海外贸易，其他
史料所详载的“下番致富”的商业活动，都有发展。“海澄县志”说：“饶
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盖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
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初期，商人是
探险事来的投机家，中国史书上叫做“海贼”。这所谓“海贼”，也是和当
时历史发展相适应，是嘉靖年间在泉漳等地区开始发展起来的（参看“天下
郡国利病书”，卷九一——九六）。
“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明代，“吴中风俗，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
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
之民为之；贩监之获利五而无劳，豪猾之民为之。”然而当时却把巧工商贾
等人都目为“贼”。（卷十六）
商人资本的活动对于旧的生产方式是具有分解作用的，但旧生产方式内
部的坚固性，也对于商业的分解起着一种障碍作用。因此，马克思指出，前
人把亚洲的商业范围和意义估计得过低，后来的人又把这些范围和意义，估
计得过高（参看“资本论”，第三卷，四一一页）。明代的商业资本正要从
它的分解作用和阻碍它的分解因素来考察的。
上面我们说到明代商业的发展对于旧的生产方式是起了分解作用的，然
而商人又脱离不了旧的生产方式的约束。其矛盾表现在：（一）它和农业的
经营依然结合着，特别是季节性的商业活动。（二）它和农村公社的家族组
织相结合，特别在沿海商业最繁荣的地区，这种形式更表现得突出；因此，
商人不少是以某些巨姓为首而举族外出，复把一定的利润再回投入他的乡里
的地产，广东、福建、浙江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上举“醒世恒言”讲到某
商人的活动，最后还是把他所获得的资本投到土地上。山西商业的情况也是
这样，华侨资本的活动也是这样。（三）会馆制度的排他性的组织，在明末
商业发展的时代也逐渐形成，以致各“帮”的严密的樊离妨碍了国内市场的
集中。（四）官僚资本和商业高利贷的结合，妨碍了私人经营的发展，一直
到清代的山西票庄还是这样。（五）官有商业打击私人商业的禁例，更具有
严重的障碍的因素。凡此等等的表现，不是孤立的，而是封建旧生产方式通
过各方面而产生的束缚力量。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章论
证中国的经济，同时指出了商业“有多大的分解作用，首先是依存于旧生产
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资本论”，第三卷，四一 ○页）。这又是死
的抓住活的的例证，历史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
思指出“资产阶级撕破了家庭关系上面所笼罩着的温情脉脉的纱幕，并把这
种关系化成了单纯金钱的关系”（“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
版，二六页），这一关系也产生在明代，但还没有以新的代替旧的，而是在
新旧关系的矛盾中，换句话说，是在温情脉脉的纱幕和单纯的金线关系二者
交织之中。“苏州府志”载吴人“以商货为生，。。挟货出商楚卫齐鲁，靡
远不到。。。（然）兄弟析烟亦不远徒，祖宗盧墓永以为依。故一村之中同
姓至数十家或数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焉。”
根据上面的三点历史分析看来，一方面，十六、十七世纪的土地虽然向
国有方面集中，但另一方面，私人对土地的经营也在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