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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想坚持说明的一点是，交战各国的人民都渴望和平，但无人具备制止战争、创造和平的能力。正是无人具备制止战争、创造和平的能力的事实，使得每个人看不到和平的实现道路，都相信和平几乎是没有希望了。这种对和平可能的绝望，使交战国的人民不能明白这场无人渴求且仅仅是又群氓的恐惧导致的战争，正是一场地狱里的疯狂。因此，为了让人们看清楚这场战争仅仅是一种地狱里的狂乱，首先要做的是，让人们看到和平的可能与希望。为了让人们看到和平的可能与希望，首先要做的简单的事就是，立即停止这场战争。应授予某人足够的权力去制止战争。赋予交战国的统治者绝对的权力，制订我所的“忠诚大宪章”——赋予立即停止这场战争的绝对权力。一旦人们看到战争能被制止，交战国的人们，除了少数不可救药的疯子之外，都能明白这场无人渴求的，又群氓的恐惧导致的战争仅仅是一种地狱间的狂乱。这场战争，如果继续下去，即使是那些即将获胜的国家，也会难逃毁灭的命运。一旦交战国的统治者拥有停止战争的权力，一旦交战国的人民明白了这场战争其实是一种地狱间的狂乱，只有到那时，人们才可能且容易具有像美国威尔逊（７５）总统那样做出成功的和平号召，才能像日俄战争期间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７６）那样，立即制止战争，从而找到一条同向永久和平的道理。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我相信，为了实现和平，交战国的统治者所必须做的唯一重要之事，就是建造一座精神病医院，并且把少数不可救药的疯子置于其中——诸如狄金森教授那种满脑子是群氓的恐惧之流——这种恐惧是对大英帝国的完整和安全和欧洲和平前景的恐惧！
因此，我说，对于交战国的人民而言，这场战争的唯一出路，就是撕毁目前的《自由大宪章》，制订一种新的大宪章，不是什么自由大宪章，而是在我们中国这里的良民宗教所具有的“忠诚大宪章”。
附录：暴民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4）
为了证明我所的建议的有效性，让我在此提醒一下欧美人民注意一下一个事实：正是日本和俄国人民对他们统治者的绝对忠诚，才使得前总统罗斯福能够对已故的日本天皇和俄国现任沙皇形成一种成功的呼吁，并结束了日俄战争，并最后在朴次茅斯达成了和平协议（７７）。在日本，这种人民的绝对忠诚，受到了从中国学来的良民宗教的“忠诚大宪章”的保护。但在俄国，俄国人民的绝对忠诚是靠鞭子的力量而获得的，因为俄国并不存在具有“忠诚大宪章”的良民宗教。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朴次茅斯条约签订之后，在像日本等拥有良民宗教及其“忠诚大宪章”的国家，以及像俄国等没有这种宗教和宪章的国家，他们都发生了什么。在日本，朴次茅斯条约签订后，东京民众的良民宗教由于受欧洲新学的破坏，他们吵闹着并试图制造恐怖——但是，那些内心真正不朽的日本人民的“忠诚大宪章”，在一些警察的协助下，仅用了一天就将游行和民众的恐惧镇压下去。并且，此后日本不仅实现了永久和平，而且远东也安定多了。但在俄国，自朴次茅斯条约签订后，国内各地的民众也举行游行并试图制造恐惧。但由于俄国并没有良民宗教，并且维系俄国人民绝对忠诚的皮鞭也断裂了。自那以后，俄国的平民百姓就有充分的权利去制造骚乱和立宪，去游行和制造恐惧——那种对俄罗斯帝国和斯拉夫种族的完整和安全、欧洲的和平前景的恐惧。结果是，当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关于如何处置杀害奥地利大公（７８）的凶手这一问题产生很小的分歧时，俄国的平民百姓、群氓就能吵闹起来，并且制造了危害俄罗斯帝国的完整和安全的恐惧，所以俄罗斯帝国及其谋臣就动员了全部俄国军队。换言之，动员了约翰·史密斯、博布斯和摩西·拉姆所创造的恐怖现代机器。当那种恐怖现代机器——俄国的现代军国主义发动的时候，在全欧洲人民之中立刻导致了一种普遍的恐惧，正是这种遍布欧洲的恐惧控制和摧毁了交战国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的大脑，并使他们感到无可奈何，这种无可奈何，我在前面说过，导致了这场恐怖的战争。
因此，如果你深入地考察这事，你就会发现这场战争的真正根源在于《朴次茅斯和约》。我之所以说战争的根源在于《朴次茅斯和约》，那是因为在条约签订之后，那皮鞭，那皮鞭的力量在俄国完全破裂了，所以，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俄罗斯帝国免受平民百姓，民众的恐惧的侵扰，实际上，是俄罗斯的乌合之众的恐惧的侵扰，是免受那种对沙俄帝国以及斯拉夫种族统一和安全的恐惧的侵扰。德国诗人海涅——最杰出的自由主义者，事实上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自由主义者，以不同寻常的观察力指出：“俄国的专制是一种真正的独裁，它绝对不容许其他可能传播我们现代自由观念的东西存在。”事实上，我重申《朴次茅斯和约》之后，俄国的专政——皮鞭，皮鞭的力量已经完蛋了。因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保护俄国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免于群氓的侵扰。这些群氓就是我说过的战争的根源。换言之，这场战争的真正根源和原因，就是恶果群氓的恐惧。
过去，欧洲各国负责任的统治者能够维持国内秩序，并且保持欧洲的国际和平，那是因为他们敬畏和崇拜上帝。而如今，我想说的是，今日欧洲国家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敬畏和崇拜的不是上帝，而是而是暴民——他们国内的民众组成的乌合之众。拿破仑战争后，建立神圣同盟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仅能够保持俄国国内秩序，而且还能够保持欧洲的国际和平，这是因为他敬畏上帝。而如今的俄国沙皇既不能保持国内秩序，也不能维护欧洲的国际和平，那是因为他敬畏的不是上帝，而是暴民。在大不列颠，像克伦威尔这样的统治者，既能保持自己国内秩序，也能维护欧洲国际和平，正是因为他们崇拜上帝。但是如今的大不列颠现任统治者，如格雷勋爵、艾思奎斯、丘吉尔和劳合·乔治等负责任的政治家，既不能维持国内秩序，也不能维护欧洲国际和平，那是因为他们不是崇拜上帝，而是崇拜暴民——不仅是英国国内的暴民，还包括其他国家的暴民。大不列颠已故的首相坎贝尔·班勒门先生，在俄罗斯杜马被解散时，高呼：“杜马（７９）完蛋了，那可恶的杜马！”
前文我已说过，这场战争的真正根源和原因是俄国的暴民恐惧。现在，在此我想说的是，这场战争真正的第一个根源并不是俄国的暴民恐惧。第一个根源——不仅是这场战争的根源，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所有的无政府状态、恐惧与痛苦的根源——是对暴民的崇拜，当今欧美国家对暴民的崇拜，尤其在大不列颠。正是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导致和促成了日俄战争的爆发。日俄战争后，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朴次茅斯和约》加上英国首相的高呼，把俄国皮鞭及其力量完全毁坏了，将海涅所说的“专政”击跨了，并且激发了俄国的暴民恐惧。正如前文所述，这种暴民恐惧导致了这场可怕的战争。在此，我顺便说一下，正是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在华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中的暴民崇拜，事实上这是从英美舶来的暴民崇拜——它们导致了中国目前的共和梦魇，并给中国带来了革命。从而给当今世界最宝贵的文明财富——真正的中国人带来了毁灭的威胁。因此，我认为除非将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以及今日欧美暴民崇拜立即消灭掉，否则它不仅将毁灭欧洲文明，而且还将毁灭全人类的文明。
附录：暴民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5）
现在，我认为对于我而言，唯一能将这种暴民崇拜，这种威胁毁灭今日世界文明的暴民崇拜消灭的东西，就是“忠诚之教”，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中良民宗教所拥有的“忠诚大宪章”之类的东西。这种“忠诚大宪章”将会保护所有国家的尽职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免受暴民的侵扰，并且使他们有能力保持国内秩序，并且维护国际和平。此外，这种“忠诚大宪章”——这种具有“忠诚大宪章”的良民宗教，使所有良民都有能力去帮助他们的合法统治者，将暴民打倒——将使所有国家的统治者都有能力保持国内和国际的和平与秩序，并且这是不需要皮鞭、警察与士兵，一言蔽之，即不需要军国主义。
接下来，在我定论之前，我想再谈论一下没有军国主义、德国军国主义的世界。我已说过，这场战争的首要根源是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在此我想说的是，如果这场战争的首要根源是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那么战争的直接原因则是德国的强权崇拜。据报道，俄国沙皇在签署俄罗斯军队动员令之前，曾言：“我们已经忍耐了七年了，现在该是结束的时候了。”
沙皇的这些激情高昂的话语，表明他以及俄罗斯民族一定遭受过德国民族强权崇拜的所带来的痛苦。事实上，正如我已经说过，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将俄国沙皇手中的皮鞭击碎了，这使他反对那些崇拜战争的暴民时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并且，德国的强权崇拜又使他丧失了本性，与暴民一起加入了这场战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在于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和德国的强权崇拜。我们中国的良民宗教圣经曾说过：“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８０）“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在这里就是我所说的暴民崇拜；“拂百姓以从己之欲”，在这里就是我所说的强权崇拜。因而，具备了这种“忠诚大宪章”，一个国家的尽职的大臣和政治家就会认为他们不应该对暴民负责，不应该对那些平民百姓组成的乌合之众负责，而是对他们的国王和自己的良心负责。并且，这样就会防止他们“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实际上就是防止他们陷入暴民崇拜之境地。此外，“忠诚大宪章”也会让一国的统治者感到身上肩负的重任，这是“忠诚大宪章”赋予了他们的权力，这样就能防止他们陷入“拂百姓以从己之欲”的境地。事实上，这就是防止他们强权崇拜。如此，我们就能看到，这种“忠诚大宪章”——这种具有“忠诚大宪章”的良民宗教，将有助于消灭暴民崇拜和强权崇拜，而这两者，正是我前文所述的战争的原因。
经历法国大革命的法国人朱伯特，在回答现代自由呼声时说：“你应为自由的灵魂而呼唤，而不是为自由的人而呼唤。道德自由是一种最为重要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其他的自由，只有当它们符合道德自由时，才是好的和有益的。就其本身而言，服从要优于自主。因为一个意味着次序与安排，另一个则意味着自给自足。一个意味着和谐，另一个意味着单调。一个意味着整体，而另一个则仅仅是部分。”
那么，这就是我所要说的，这是欧洲人民，目前正处于战争之中的欧洲人民不仅要摆脱战争，而且还要拯救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是唯一的一条道路。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应撕毁《自由大宪章》，而制订一种新的“忠诚大宪章”。事实上，就是采用在中国这里中国人所拥有的“忠诚大宪章”的良民宗教。
世界的新秩序正在重新奠定！
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下面的内容此书最早出版于1910年。1912年由上海墨丘利公司（Shanghai Mercury）再版，头版时扉页上写着：“献给张之洞”，再版时又增加了一些内容，以下内容出自再版本。
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是一场发生于1833至1845年英国国教会中兴起的宗教复兴运动，由牛津大学的纽曼、弗洛德、凯布勒等人发起，故而得名。自1833年开始，这些人陆续发表九十本书册，故又称“书册派运动”。它标榜复兴早期基督教会的传统，改变现有礼仪，并企图在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建立一条中间路线，在保护教会不受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蚀”的同时，避免世俗权力干涉教会。这场运动受到英国政界和国教会的抵制，英国的大学领导人和各地主教谴责他们是罗马主义派，1845年纽曼等改宗天主教，这一事件在英国国教会中影响很大。其后，运动势力减弱，运动方式也发生改变，由皮尔兹领导，他坚持恢复传统的教义和礼仪，但并不皈依天主教。辜鸿铭在这里把以张之洞等为领导的“清流运动”称为“中国牛津运动”。这一运动反对现代自由主义，反对西方物质功利主义文明，主张更严格地按儒家的信条办事，辜鸿铭将之与19世纪中叶的英国牛津运动相比拟。
卷首引语
“我的英国朋友们问我：是否存在这样的美国人——有一种美国思想，对于美国未来的合理发展有自己见解的人？好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提问。对此，我既没有想到各政党会议，也没有想到国会；既没有想到总统，也没有想到内阁大臣，没有想到要把美国变成第二个欧洲之类人。我所想到的只是那最单纯的心灵。我说：‘有，当然有。’于是我谈起无政府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的教义。我说，我的确从未见过在哪个国家有哪个人以足够的勇气去坚持这一真理。我很容易看到卑鄙的滑膛枪崇拜的破产——尽管大人物们都是些滑膛枪拜物教的信徒。可以肯定，就像上帝活着一样无疑，毋需以枪易枪，唯有爱和正义的法则，能收到一场干净的革命之效。”（1）
——爱默生
再版记言
辜鸿铭先生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出版后，很受欢迎，需求量极大，因此有必要再版。这次出版，基本上没什么变动，只是附上了一封写给《字林西报》的信，和一篇关于德龄公主（实为郡主）《紫禁城的两年生活》一书的书评。同时还收录一封中国著名学者写给一位德国牧师的信，题为《雅各宾主义的中国》，但愿这些附加部分是有益的。
出版者
1912年4月
自序（1）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笔者与一些外国人讨论这样的问题：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与欧洲人相比，谁更讲道德？对于这一比较，一个英国人评论说：“那完全要看你个人的立场是什么样的了。”这位英国先生所持的此种“立场”哲学，就是马修·阿诺德先生所说的“大不列颠人特有的无神论”之代称，他说：“现在，有一种哲学在我们中间广为流传，它使人们相信，在这个世上，至善至美的品德或者最为正当的理由是不存在的——至少，举世公认和切实可行的至美品德或最正当的理由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阿诺德接着还引用《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说：“试图将那些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周围的人，这种努力将会是徒劳的。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因为每个人对于宗教或世俗理念的完善，都有小小的一己之见。”
现在，知情人之所以无法帮助英国人了解发生在中国的事变的真实状况，不但因为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有他（她）“小小的一己之见”，而且，也是更要命的是，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所谓“正确”或“错误”观点！
我有一个为我所熟识的英国朋友，我很尊敬他，他是上海头脑最为冷静的商人之一。有一次，他光临寒舍赴宴，我把一个书法家（他的书法的出色足以让他跻身中国一流书法家之列）的手迹拓本拿给他欣赏。不料，这位可敬的英国先生竟然表示，他敢肯定，他的买办写汉字写得要比眼前这幅出色得多——至少，笔划更为工整。你看，这就是他那“小小的一己之见”！
还有一个我认识的英国人，他出身于公立名校，近来活跃于上海上流阶层的社交圈。有一次，他欣欣然地跟我谈起诗来，他说他非常欣赏麦考莱勋爵的《古罗马之歌》。尴尬之余，我便把马修·阿诺德的相关评论拿出来给他看——阿诺德说，一个人如果不能从麦考莱勋爵那些貌似“黄钟大吕”般的短歌中辨听出毛病来，那他根本就不配谈诗，甚至还包括麦考莱勋爵的诗：
人们来到这个尘世，
死不过是或早或迟。
依我看，要我读这样的诗而不感到恶心和不自在，那真是为难我。想不到，这位出身公立名校的英国绅士看了后却对我说，那不过是马修·阿诺德的个人观点。照他看来，这些诗实在是妙不可言。因此，正如《泰晤士报》所说的那样，对于诗歌、艺术、宗教、政治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明，如何才算高雅完美，何为“阳春白雪”，每个可敬的英国人都有着他“小小的一己之见”。
当然，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对于中国书法或英国诗歌这类事物发表自己“小小的一己之见”，尽管可能有害，却无关紧要。但是，像莫理循（2）博士和濮兰德先生（3）这样的《泰晤士报》驻华通讯员，他们对于已故的中国皇太后陛下的个人品德，中国的政治，乃至古老的中华文明，也自以为是地发表他们“小小的一己之见”——就如同笔者在前文提到的那个可敬的头脑冷静的英国朋友在评论中国书法时所持的态度一样。问题的关键是，当这些人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