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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十万。好些她这种年纪、学历的女同行，都当过地革委、省革委的大头头，名字常上电台广播，照片常登报纸呢。甚至有一位官拜副总理，在日本医学界朋友面前出过“李时珍同志从五七干校回来没有”的笑话呢。还不都是同一所专业学校培养、造就出来的？修的不都是同一门“主课”？革命的需要，能怪某一个人？李国香是因为没有进过紫禁城，所以谁也不能断定她就不是块副总理的材料。
不过话讲回来，李国香这些年来能够矮子上楼梯，也是颇为不容易的。几次大风大浪的历史转折关头，她都适应下来了，转变过来了。她已经正式结了婚，爱人是省里的一位“文化大革命”初期丧妻的中年有为的负责干部。他们暂时还分居着。李国香还想在基层锻炼两年，进步快些。“四人帮”倒台后，她在全县三级扩干大会上，对极左路线、帮派势力罪行的控诉、批判，使许多人落了泪。一个三十出头的女干部啊，公社女书记啊，竟然被揪了出来，黑牌加破鞋，投在五类分子、牛鬼蛇神的队伍里游街示众；在芙蓉河拱桥工地上搞重体力劳动，为了请求加三两糙米饭，在铜头皮带的威逼下不会跳“黑鬼舞”，就被勒令四脚走路，做狗爬……谁听了不怒火烧胸膛？丧尽天良的帮派体系黑爪牙们就是这样作践党的好干部、好女儿……当然，李国香的“左派整左派的误会”——帮派体系的“左”是打了引号的法西斯的极左，她的左是正统的革命的左，有着本质的不同。还有，李国香下令要用铁丝把新富农婆胡玉音的两只发育正常的乳房穿起来——这是对待当时的阶级敌人嘛，出于革命的义愤嘛，不能心慈手软嘛，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嘛。当然，这些她都不便在三级扩干会上控诉揭发。不值一提。跟“四人帮”帮派体系无关。而且在那种年头，谁又能没有一点过头的言论、过火的行为呢？连革命导师都是人，不是神，何况她李国香呢。她也是富有七情六欲的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后，县委常委分下工来，由她负责落实全县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右派分子改正，地富摘帽，改变成分。女同志总是细心些，适宜于做这项工作。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理所当然。为无辜死去的同志申张正义、恢复名誉，为存活下来的亲属子女安排生活、工作，义不容辞。一九五七年错划右派改正，这也不难理解，本来都是国家干部，讲了几句错话、写了点错文章也不是阶级敌人嘛，今后吸取教训、加强思想改造嘛，注意摆正和党组织的关系就行了嘛。搞“四化”，提倡科学文化，这些知识分子尚是可以利用之才，为何不用？
就是对于给农村的地、富摘帽，地富子女改变成分这一项，李国香怎么也想不通，接受不了。今后革命还有什么对象？拿谁来当活靶子、反面教员？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今后农村工作怎么搞？怎么在大会小会上做报告？讲些什么？阶级斗争是威力无穷的法宝啊，丢掉了这个法宝，就有如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丢失了手里的拐杖。难道真的到了四十几岁，在政治运动的大课堂里学到的一套套经验、办法，浑身的解数，过时了？报废了？还得像小学生那样去从头学起，去面壁苦吟，绞尽脑汁，苦思苦熬地啃书本，钻研农业技术，学习经济管理？对于这个问题，她连想都不愿意想，毫无兴趣，并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一个隐隐约约的可怕的念头钻进了她的脑子里：变了，修了，复辟了。她白天若无其事，不动声色，晚上却犯了睡觉磨牙齿的毛病，格格响。
李国香是从自身的经历、地位、利益来看待问题的。地委副
书记兼县委第一书记杨民高，明察秋毫，及时发现了外甥女的不健康的思想动向，危险苗头。在一个深夜，做了一次高屋建瓴式的谈话：
“怎么？对党的路线、政策怀疑了？动摇了？这次就转不过弯来了？不行啊！根据我们党的路线斗争历来的教训，适应不了每次伟大的战略性转变的干部，必然为党、为时代所淘汰。这种例子，这种人，你还见少了？县委分工你主管落实政策，你不能个人意气，不能以个人感情代替党的政策，任何时候都要服从党的决议。我们是下级，是细胞，不是心脏、大脑。就是万一将来又说错了，也是错在心脏、大脑。我们离心脏、大脑远着哪。我们只是执行问题，责任不在我们。关于地富摘帽及其子女改变成分的问题，叫摘就摘，叫改就改嘛。万一将来又叫戴，就再给戴嘛。过去叫抓，是革命的需要。今天叫放，也是革命的需要嘛。我们生是党组织的人，死是党组织的鬼嘛……”
舅舅就是舅舅，水平就是水平。对斗争规律烂熟于心。只有学会了在政治湖泊里游泳的人，才有这种自由。要不然，舅舅怎能当上地委副书记兼县委第一书记？李国香就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还没有赢得这种自由，还是个“三成生、七成熟”的干部。所以她还只是个县委副书记。但她终归会完全成熟的，会学得一手在政治湖泊里自由游泳的好本领。
杨民高书记对李国香同志这次没能敏捷、及时地跟上形势、服从路线的转变，感到懊恼、担心。不识时务，不辨风向的死脑筋！作为上级，加上骨肉情分，他想得比较远，考虑也颇周全：县委机关里，对外甥女和王秋赦的暧昧关系，近来又有些风言风语。小李子和省里的丈夫继续分居下去，也不是长策。应当跟省里那位“外甥女婿”把利弊摆摆，上下一齐活动，通过组织部门先把小李子再提一下，调到省里去算个正处级。今后再到地、县来检查指导工作，见官大三级，何乐而不为？杨民高书记把自己这意思委婉地（因有个组织原则问题）和外甥女透了透，外甥女心有灵犀一点通，顿然领悟。
第二天一早上班，李国香从县公安局呈报上来的大叠等待批复的冤假错案里，首先抽出《关于一九五七年错划右派、在押犯人秦书田的改正材料》和《关于一九六四年错划新富农胡玉音的平反报告》两份呈文来。她觉得这两份材料沉甸甸的，像两块铅板，拿着十分吃力。她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迟疑不决。她转动着手里的铅笔，铅笔也很沉，像一根金属棒。力鼎于钧、断人生死的笔啊，为什么有时大气磅礴、字走龙蛇，有时却枯竭虚弱、万分艰涩？
摆弄了半天，李国香也没有批出一个字来。她决定先给芙蓉镇革委会王秋赦挂个电话，通个气。
“什么？给他们平反、改正？”谁想王秋赦这宝贝一听电话，就冲着话筒气汹汹地直叫喊：“我想不通！想不通！你们上头变一变，我们下边乱一片！”
三王镇长
“娘卖乖！搞得我姓王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本乡本土的，今后在芙蓉镇还有什么威信、脸面？”
王秋赦习惯于镇上的人称呼他为“王镇长”，却不知居民们私下里喊他“王秋蛇”。众人嘴难封，耳不听为干净。尽管李国香书记事先跟他挂了电话打了招呼，他接到县委关于给秦书田、胡玉音落实政策的两个材料后，还是心急火燎，暴跳如雷。关上办公室的房门，独自一人擂了一顿办公桌，把一只玻璃杯都震落下水泥地板上打得粉碎。
其实，王秋赦也是错怪了李国香。党中央三令五申平反历次政治运动积存下来的冤假错案，如春雷动地，春风浩阔，岂是小小的李国香们所能阻挡得住的？
李国香倒是深知王秋赦的为人心性的。彼此都还有点藕断丝连，“恋旧”。这些年来，王秋赦本来是可以找个女人成家的，可是为了对李国香的感情专一，死心踏地，他做出了牺牲。单单这一点，李国香就心领神会，十分感动。因此隔了几天，李国香又从县委给他挂来一个电话，声音清晰和悦。电话里讲了些什么，因是“专线”，电讯局总机的接线生尚且不敢偷听，其余人就更是不得而知了。但见王秋赦接过电话，跌坐在藤围椅里，额头上冷汗直冒。这回王秋赦没有关起办公室房门来擂桌子，震落玻璃杯，而是在心里咒骂：
“娘卖乖！有意思，给他们平了反，摘了帽，仍是个内专对象，脑门上还有道白印子，有道黑箍箍……话是这么讲，可你们拉下一摊稀屎巴巴，叫我来舔屁股！你倒好，快要调到省里工作去了，把我丢在这芙蓉镇，来办这些改正、平反、昭雪的冤案假案错案……李国香，你真是朵国香，总是香啊！三十六策，你走为上策。你走，你走，公鹅和金鸡，公牛和母大虫，反正也成不了长久的夫妻……”
平心而论，王秋赦这些年来和李国香明来暗往，是互为需要，有得有失。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而且得重于失。失掉的是什么？自己的泥脚杆子身分，得到的却是芙蓉镇镇长一职。这全亏李国香在杨民高书记面前好说歹说，一力推荐。要依了杨民高同志原来的性子，王秋赦这种扶不上墙的稀牛屎，易反易复的小人，是再也不得起用的。黎满庚就是一例，还不是一九五六年撤区并乡时不听老杨一句话，就一辈子都脱不了脚上的草鞋、背上的蓑衣？王秋赦又怎么啦？若单是论品德、才干，他还赶不
上黎满庚一指头呢。但是“批林批孔”那年的春节前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杨民高书记对王秋赦的看法。
原来杨民高书记全家，又特别是杨书记本人，每年冬春两季，有个酷爱吃冬笋的嗜好。片儿丝儿，嫩嫩的，脆脆的，炒瘦肉片，焖红烧鸭块、鸡块，炖香菇木耳片儿汤，都是绝不可少的。吃在嘴里格崩格脆，美不可言。冬笋又不是燕窝银耳，海参熊掌，山里土家伙，什么稀罕东西？本来作为一县首长，一冬一春吃个一两百斤冬笋何足挂齿？可巧那年竹子开花结米，自然更新换代，一山一山的都枯死了。冬笋竞和鱼翅一样成了稀罕之物。李国香在一个晚上，口角噙香地向王秋赦提供了表忠进身的机缘。第二天正逢芙蓉镇圩日，王秋赦在女主任的默许下，为了打击投机倒把，维护社会治安，堵塞资本主义，派出民兵小分队，把守圩场的各个进出口，宣布了一次紧急戒严。其时正是年关节下，山里社员们挑了点山货土产，来圩上换几个钱花。谁知圩场路口只准进，不准出。而且每个进圩场的人都要接受佩黄袖章的民兵的检查，凡窝藏在筐筐箩箩里的冬笋一律予以没收，其余一概不问。为什么单单没收冬笋，纯属上级机密，不得过问。一时，满圩场上人人失色，面面相觑。一个小道消息透露出来，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交头接耳，添枝加叶，神色鬼祟慌乱，说是新近山里侦破了一个反动组织，叫笋壳党。反革命分子们把秘密文件匿藏在冬笋壳里进行反革命联络。所以这一圩上撒下了天罗地网，还不知要捕获多少反动组织的头头脑脑、脚脚爪爪呢！那些丢失了冬笋的人，哪里还顾得上那点子经济损失？只恨不得生出一双翅膀来，飞离圩场这是非之地，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在家千日好，出门动步难呢。
“笋壳党”的高级绝密，是谁制造出来的？是民兵小分队的个别不忠分子有意给王镇长出难题？还是纯属赶圩群众的臆造，以讹传讹，弄假成真？倒搞得王秋赦和李国香也面面相觑，十分尴尬，怕事情闹大捅穿了。后来不停地在大会、小会上辟谣、追谣、肃谣，声明这次的芙蓉镇戒严纯系为了打击投机倒把，才算把事情平息了下去。
再说芙蓉镇收缴冬笋后的当夜，由王秋赦亲自出马，把所获一百多斤珍贵的冬笋分装两只麻袋，用一辆自行车绑了，赶五、六十里夜路送进县城，交在杨民高书记的小厨房里。真是人不知，鬼不觉。杨民高书记第二天早晨起来看见了，皱着眉头把王秋赦批评了一顿：尊敬领导，爱护上级，不要来这一套嘛。奉送农副产品，是不正之风嘛，庸俗嘛。反对法权，负责干部尤其不要搞特殊化嘛。杨民高书记还把两麻袋冬笋提到路线觉悟、反修防修的高度来认识，并当即亲自和王秋赦抬扁担过了秤，按供销部门的收购价格算了账，只是没有立即付款。王秋赦心都凉了半截，只怨李国香的内线情报提供得不确切。杨民高书记的批评，他一直听到“既往不咎、下不为例、今后注意注意”，才觉察到事情有了转机。接着下来，杨书记亲自陪他吃了早饭。早饭当然只是富强粉馒头、豆浆、皮蛋、臭豆腐乳、一小碟白糖，简简单单。席间杨民高书记还关切地问了问王秋赦的工作、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等等。当然，有关“笋壳党’’的传闻，王秋赦是被谣言所中伤，杨民高同志则是受了蒙蔽，只字不知。他只晓得冬笋长在竹山里，山里社员用锄头一棵一棵从土里刨出来的，而且对春竹的生长还很有些影响呢。
不久，李国香就被杨民高书记召回县里，详细汇报了公社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当然包括了芙蓉镇大队支书王秋赦近些年来悔改前非、力求上进、对上级领导忠心耿耿等等有关情况。杨书记自然是根据“不能把活人看死”、也“不能把死人看活’，的原则，对王秋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搞“三忠于”讲用时的“鹦鹉学舌”，予以谅解。重在现实表现。过了些日子，芙蓉镇上就传出了风声，说是为了培养和重用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基层干部，县委准备提拔本镇大队支书王秋赦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是好事多磨。王秋赦为了收缴冬笋，擅自在芙蓉镇实行紧急戒严的事，还是被人告到了省里和地区。十里之郡，必有良才。何况芙蓉镇还是个三省十八县的贸易集镇。究竟是谁个告的？当日赶圩的人鱼龙混杂，什么阶级成分、社会关系的没有？难以一一查实。根据当时政府办事的一般手续，人民群众告到省里的状子，必定批转地区，地区再又批转县里，县里批转公社，都落到了李国香的手里。这些批语，大都也是一样的口气：“请查实情况，予以处理。”“根据党的有关政策查实处理。”“责成党委有关部门处理。”“转所在公社酌处。”……年月日当然不同，是批文当日填写上去的，就是鲜红、权威的印鉴，虽然都是标准的圆形，但也还有个大小之分，印泥颜色也有浓有淡。
状子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县委有关部门呈报到地区有关部门的关于提拔、任命王秋赦同志为公社革委副主任的呈文，一直没有批下。连杨民高书记都只好摇头叹气，压制新生力量的顽固势力是何等地根深蒂固啊。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县委决定把芙蓉镇设置为小于公社一级乡镇，就把王秋赦安排为拿工分、吃补贴的新型干部——镇革委会主任。县委职权范围的事，也就无须什么上级批准了。当时学生兴“社来社去”，新干部
兴“不拿工资拿工分”，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为着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而树立起来的新生事物。王秋赦既是新型干部，多在基层锻炼锻。日后前程无量……
“娘卖乖，斗来斗去二十几年，倒是斗错了？秦癫子不但判刑判错了，就连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帽子也戴错了！不但要出牢房，还要恢复工作！工资还不会低，比我这一镇头头的收入还高得多……而且，看来杨民高书记对我还留了一手，当了几年镇长，连个国家干部也没给转。还是吃的农村粮，拿工分，每月只三十六块钱的补助……”
王秋赦在镇革委办公室里，面对着县委的两份“摘帽改正”材料，拿不起，放不下。办？还是不办？拖着，等等看？可是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报纸上天天登，广播里天天喊，你王秋赦不过是个眼屎大的“工分镇长”，颈骨上长了几个脑壳？
“娘卖乖，这么讲，秦书田右派改正，胡玉音改变成分，供销社主任复职，税务所所长平反……还有‘北方大兵’谷燕山哪！带出来这么一大串。十几、二十几年来山镇上谁没有错？就只那个‘北方大兵’谷燕山好像没大错。但若不是十几年来这么斗来斗去，自己能斗到今天这个职务？还不是个鸡狗不如的‘吊脚楼主’？要一分为二哪，要一分为二。”
王秋赦最为烦恼的还不是这个。他还有个经济利害上的当务之急：要退赔错划富农胡玉音的楼屋，镇革委早就将“阶级斗争展览室”改做了小小招待所。小招待所每月有个一两百元的收入，又无须上税，上级领导来镇上检查、指导工作，跟兄弟单位搞协作，大宴小宴，烟酒开支，都指望这一笔收入。“向胡玉音讲清楚道理，要求她顾全大局，楼屋产权归还她，暂时仍做小招待所使用，今后付给她一点房租，五块八块的，估计问题不大……”
王秋赦迫在眉梢的经济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要退赔社教运动中没收的胡玉音的一千五百元款子。十几年来，这笔款子已经去向不明。前些年自己没有职务补贴，后些年每月也只三十六元，吃吃喝喝，零碎花用，奉送各种名目的礼物……哪里够？你当王秋蛇还买了一部印票机么！
“娘卖乖！这笔款子从哪里出？从哪里出？先欠着？对了，先欠着，拖拖再说。十几年来搞政治运动，经济上是有些模糊……一千五百元当初交在了谁手里？谁打了收据？哈哈，一笔无头账，糊涂账……胡玉音，党和政府给你平了反，昭了雪，恢复小业主成分，归还楼屋产权，还准许你和秦书田合法同居，你还有什么不满足？”
话虽这样讲，王秋赦的日子越来越难混了。近些日子新街、老街出现的各种小道消息、马路新闻也于他十分不利，纷纷传说上级即将委任“北方大兵”谷燕山为镇委书记兼镇革委主任。上级并没有下什么公文，但居民们已经在眉开眼笑了。这人心的背向，王秋赦不痴不傻，是感觉得出来的。真是如芒在背，如剑悬颈。如今他也不敢轻易在大会小会上追谣、辟谣、肃谣了。打了几次电话到县委去问，县委办公室的人也含糊其词，没有给个明确的回答。他神思恍惚，心躁不安，真是到了食不甘味、卧不安枕的地步了。他经常坐在办公室里呆痴痴地，脸色有些浮肿，眼睛发直，嘴里念念有词，谁也不晓得他念些什么。他神思都有些迷离、错乱……有一天，他终于大声喊了出来：
“老子不，老子不！老子在台上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