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在2003年的一次接客中，她遇到了父亲一样年龄的工程师“文”。文同情她的经历，并且爱上了她，每月给她800元，并让她脱离这一行业。文还为她过了21岁的生日，她在蛋糕、红酒、玫瑰和铂金戒指间感动得不知所措：“原来做小姐的人也会拥有爱情，被他爱着宠着疼着感觉好幸福。”
但在和文相处半年后，她忽然发现自己得了性病，家里的财政依然紧张，这段时间她瞒着文出去接过客。性病是尖锐湿疣，她到医院里做激光治疗，“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下面都被烧焦了，全身都是汗水”。不久文知道了真相，他哭着走了：“徐萍，这次我真的不理你了。”她哭得死去活来，走到充满冬日阳光的街上，却再也“感觉不到温暖，心里冰了”。
几天后文出乎意料地回来了，给她带来了几支能根治尖锐湿疣的干扰素。治疗过程的痛苦超出了徐萍的想象，“晚上睡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全身好痛，不断地用头撞墙，不断地哭，不断地叫妈，把自己折磨到累了，能够睡着为止。”性病不再复发了，徐萍却悄然离开了一度想娶她的文，“因为我不想伤害他的家庭”，“曾经拥有过值得这辈子去感念的男人就够了”。
拯救
她的心被撕裂了，“为不使自已疯掉”，她就到宗教里找慰藉。最初她信了基督教，在牧师的布道声中，常常泪流满面。但她又觉得像她的行为可能会下地狱，所以信了教后反而更害怕。于是她又上“戒淫网”里找解脱痛苦的道理，她希望过内心平静的生活。后来她遇到了一名信佛的网友，被这位佛友“度”了。但当信佛教后，她发现经文里有“六道轮回”一说，她觉得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会万劫不复，结果陷入更深的苦痛中。后来一位佛友解开了她的心结，他说如果动机是为了家人，就是善的。她终于下定决心“脱离苦难”，“答应菩萨不会再给陌生人看见我的身体”。
她只想全心地成为一名正常人，爱她所爱的教师职业，她在日记中表达了这种爱：“能够成为一名老师是我小时候的理想，当时的动机就是为了得到学生所送的卡片和图画……即使每月只有300块钱，住宿条件差，教学条件也差，但看到像天使一样纯真无邪的小学生时，一切的抱怨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2003年底，她参加了公办教师招考，以全市前茅的成绩从一名代课教师转成了公办老师。
而她读大学的弟弟这时候才知道过去姐姐给他筹学费的真相，他在电话里失声痛哭：“姐姐，你别这样了。你再这样，我就不读书了。”但此后姐弟俩很少直接谈这件事情，到了2005年，在徐萍早已不做小姐之后，有一次弟弟还是用电子邮件有意无意地给姐姐发了一封武汉大学生朱力亚感染艾滋病的新闻。“我知道他在提醒我什么。”徐萍说。
爱的超度
2004年5月，徐萍以公办教师的身份被分配到了另一间乡村小学教英语。当2006年记者走进她的宿舍，一眼望见的是靠门的书桌，书桌旁的墙上一侧贴着佛像，另一侧贴满了孩子们童稚的图画，图画中有沉思的小女孩，也有花草与太阳……“我喜欢改作业时看着这些图画，孩子们总是可爱得让人发笑。”徐萍说。
她还珍藏了许多学生们写来的信与贺卡，一些小纸条则被她仔细地贴在了一张A4纸上。这和她与学生间发生的一个小故事有关。
2005年9月份，她发现700元／月的工资不再被下发，上级部门答复的原因是她刚好属于要被重新调整教师编制的范围，要等调整后再说工资事宜。她的生活因此陷入困境，“弟弟们的学费怎么办”，“觉得压力太大了”，她想出家去做尼姑。她的想法也被学生们知道了。于是就有了这张A4纸上的学生给老师的千奇百怪的小纸条，“老师，你不要去做尼姑，我们喜欢你”，“我觉得你上我们的英语课好爽，我看见你的笑容，笑得很甜，你平时对我们说话很温柔……”徐萍被学生们打动了：“做尼姑只能解脱自己，而做老师可以造福一大批孩子。”
此后几个月仍没发工资，她一边向学校借钱一边坚持教课。回家时发现母亲已患上妇科病血崩，血流了一个月，却舍不得花几百元去挂吊针。没有了工资的她“眼睁睁地看着妈妈的血不断向外流，身体不断地干瘪下去”，在一次给五年级学生上课时，她终于无法自控地趴在讲台上抽泣起来。
11月15日下午，六年级的班主任无意中告诉学生们徐老师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工资了。学生们就自发决定帮老师渡过难关。傍晚的时候，有两个女同学踩着自行车，拿着一大袋东西交给一脸愕然的徐萍。里面有二十多斤大米，两个橙子一个柑子，两把青菜，一包话梅。放下东西，这两个孩子就踩着车跑了。
第二天早上，陆陆续续地不断有学生提着东西往徐萍的宿舍里送，有米、青菜、豆角、蕃薯、鸡蛋……她宿舍的一角堆满了学生们送来的东西。
徐萍流着泪对班上同学说：“老师家里也是种田的，你们不需要拿米给我，至于菜，老师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真的不需要你们这样做。”说完她深深地鞠了两躬。
下午的时候，六年级学生又来到徐萍门口，拿出一叠由一元两元纸币叠起来的42块钱，要求她收下，说这是他们班学生的心意。徐萍不肯收：“你们是不是又想把老师弄哭啊，老师真的不需要。”她还告诉孩子们“老师也对不起你们”。因为她在开学时向学生们承诺，平时英语测验成绩90分以上的，老师会掏钱出来买些学习用品奖励他们。第一、二单元测验时，她都兑现了承诺，但后来几个单元，因为她实在是拿不出几十块钱买练习本奖励他们了，而且考取90分的同学也越来越多，“反而却要让你们破费拿米捐钱，真的让老师既开心又痛苦。但老师答应你们，等到时候拿到工资了，我一定会买练习本回来补发给你们的”。学生们哭了。
事后，徐萍自己贴了4元，拿着共46元给学生们买了几份英语试卷和一盒听力磁带。磁带和学生们送的东西，直到2006年1月份记者前去调查拖欠工资问题时，还放在徐萍的宿舍中。学校的一位主任告诉记者：“我为有这样优秀的老师而感到荣幸，为有这样助人的学生而感动。”
谁来帮助她？
12月份她的工资依然没有发下来。相反，镇政府要求每位老师去村民家说服每人交5元农村医疗合作保险，每个老师说服50个，完不成的自己拿250元填上。大约有一个星期，在每天放学后，徐萍和其他老师到村里去做“思想工作”。不少贫困的村民不愿交这笔钱，完不成任务，2006年1月15日老师们为此填交了2100元。
徐萍在给本报的来信中说：“23岁，对于同龄人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精彩的世界呢？我不曾经历过。23岁的我，不断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轮回……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把那前三个月的工资要回来，过一些属于正常人的生活。那点钱，是留着给我弟弟读书用的，如果讨不回来，我只能够靠自己的方式去赚钱给我弟弟读书了。但我真的很害怕……那种滋味，比自己用刀来割破身体还要难受……我只想要平静的生活，我只想靠自己的工资去支撑这个家。”
记者介入调查后发现，不只有欠工资的问题，徐萍在2004年5月份转为公办教师后，拿的仍是300元／月的工资。那时当地政策规定，中专毕业的新进公办老师300元／月，大专400元／月，干满三年才能转正拿700元／月。该市有关官员向记者解释，本市是一个贫困的农业县级市，尤其是近年取消农业税后财政更显困难，财政支出主要靠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为了节省财政，该市目前拿300元／月的代课教师数量仍有1391人。2004年9月份，这项关于公办教师工资的土政策才被取消。徐萍也终于在这一年的9月领到了700元／月。
但这700元／月的工资也常常不能足额领到。除了每年被摊派上百元的书报费外，仅去年每位教师被要求对建造当地博物馆、生态公园等的捐助就达数百元，镇政府甚至要求教师们在今年捐出一个月的工资填上紧缺的修路款。
闻知记者到访的市宣传干部称，自从农业税取消后，市里办公共事业难上加难，他作为公务员也经常被要求给公共建设捐钱。另一方面，他也承诺，因调整编制被拖欠的教师工资将以最快速度发下去。果然，这起三个月没有解决的“调整编制问题”在三天内就解决了，徐萍等46位被拖欠工资的老师得到了工资。
徐萍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正在家里，当时她就哭了。她的大弟弟拉着她的手，眼圈也有些红。但他无法想象两个读高三的弟弟如果今年也考上大学，学费怎么办。“我是幸福的，因为有最好的姐姐和妈妈，有最好的爸爸和两个很争气的弟弟。”这个年轻人很认真地告诉记者，“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真地很幸运。”
（编者注：为了保护本报道主人公，此稿隐去了事件发生的地点和主人公及其家人的真实姓名）
1、傅剑锋：关于乡村女教师卖身供弟上学的采访经历
乡村女教师徐萍（化名）卖身供弟上学以及被拖欠工资的线索，南方周末是在去年11月底接到的。这位女教师正是因为被拖欠了三个月工资，并且经常被克扣，在忍无可忍之下向我们反映了她的整个身世际遇。头版编辑杨瑞春曾先后想安排记者南香红和李海鹏去作调查，但因为他们有其它事脱不开身，这一线索就交给了我。
在这一过程中，实习生马小六与这位女教师保持了良好的电邮、电话沟通，为此后采访这位女教师打下了良好的心理基础。我与杨瑞春商量的结果，认为这个稿子能不能最终刊出把握不大，其一是事件的尖锐性，其二是卖身经历的难以求证性。但经过一番权衡，我说我还是愿意去。如果调查属实能刊出是最好，如果不能刊出，哪怕作一个对中国农村的个人记录也是值得，这其实是一种历史责任。并且，都要过春节了，这样一位老师被欠着工资，实让人于心不忍，我们之行即使最失败也总可以讨回她应得的工资。
2006年1月16日，经过大约五六小时的长途车颠簸，先到了这一地方的一个地级市。我们在当地的车站口见到了徐萍。这是一个瘦小的女孩，尽管我们知道她才24虚岁（23岁周岁），但脸相显老得象二十七八岁，只有她的清澈的眼睛与脑后两根马尾辫还能让人感到她其实还没那么老。我猜测这和她的经历，特别是长期的心理压力是有关的。
她带我们到了她男朋友的家。她的男友是一个普通蓝领，有着一间靠按揭贷款的近百平方米的房子。男友是徐萍在去年相识的，对她很好，每月给她一些生活费，她则把工资省下来全部供弟弟们上学。这位二十多岁的男子看到我们到来，笑得很和善，他的脸看起来敦厚有些福相。他和徐萍一样，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告诉我们此前他早已知道女友的卖身供学经历，他说他能看淡这些，能理解并宽容她的过往，然后就上夜班去了。（这里的详细情况因涉及保护个人隐私，稿子里没有涉及）
在那一天，我和实习生马小六与徐萍有了深入的交谈（全部作了录音）。她也把一些重要的证据，她的日记，教师证，她的工资卡，她经曾生过病的部分病历，部分的学生写给她的信与纸条（在她的学校宿舍还保存了许多）给了我们看，我都一一拍拍了照片。另外，也从她那里获得了知道她卖身经历的她的几个朋友的电话，这有当地一个公务员（他要求不公开他的个人简况）、中山大学的学生李俊，以及另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他要求不能公开他的个人情况），与他们作了旁证，初步确认了她的经历的真实性。
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徐萍保持了极度的克制，她说信了佛教后，已经没有象过去那样苦痛了。她讲得很平静，就象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她也非常单纯，对我们高度的信任，一些极度隐私的事情，她也不隐瞒。当时我想，如果是女记者来采访可能更好些，因为涉及到卖身经历的身体伤害可以有更直接地印证。
实习生马小六已和她在前期交流中建立了良好的友情，她告诉马小六，其实她一直心里很苦，她觉得做姐姐要帮三个弟弟交学费好辛苦，她希望来世只做别人的妹妹。她希望马小六象哥哥一样摸一下她的头，她说：“我在下课时摸摸孩子们的头时，他们总是会很开心，感到老师是那么爱护他们。”马小六真得就象哥哥一样摸了一下她的头，徐萍很开心地笑了，我站在一旁不由的眼睛有些湿了。一个才这么点年龄的女孩，不但没有享受到她这个年龄应该有的快乐与爱情，却为家庭承担着如此沉荷的生活负担，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命运？
二
第二天，我们再坐车近两小时来到了徐萍所在的乡村学校。学校已放寒假，在她的教师宿舍里，我们看到了学生送给她的许多图画与小纸条。去年九月份，学生们知道她因为生活困难想去做尼姑，就写了许多纸条与信安慰她，说不想老师走。在宿舍一个角落，还堆着些米、鸡蛋和红薯。这是2005年11月份时学生们送的。当时有另一老师告诉学生们，徐萍老师虽然被拖欠三个月工资工资了还在为你们上课，你们一定要听话啊。懂事的学生就拿这些东西想帮老师渡过难关。我们也采访了该校的另一位老师。这位老师也知道徐萍以前卖身供学的事，但他认为这么一位爱学生的老师是不错的，他不愿在徐萍过去的事上作交谈。他和学校的其它老师更多地向记者反映了教师工资被克扣与拖欠，以及学校经费紧张等事，以及一些相关证据。
当天下午，我们和徐萍坐了一辆过路车去她的家。刚到家门口，一群当地镇政府的官员就迎了出来。
原来，徐萍在请求我们过来前隐瞒了一些事。因为她想急着讨回工资，已在我们到达的前两天给人民网写了投诉信。投诉信被人民网上被公开了，人民网记者也打电话向当地官员查询此事。所以，当地官员不但知道了徐萍卖身供学的事，而且这些官员早已对记者将来调查此事作好了准备，他们一开始还以为我们是人民网的。并且，徐萍在给我们报料前，已给凤凰卫视冷暖人生的编导王卓慧写过信，王卓慧一度想让陈晓楠采访她，后来徐萍又考虑到可能会给家庭带来过大压力而反悔。最后是一直想帮助她的朋友――中山大学的李俊建议来找本报的。（注，在报道后的几天，徐萍委托记者拒绝了大部分媒体的采访，她说只想过平静的生活，但最近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不出镜采访）
此后，官员们无时不刻地盯着我们，对他们家正常的采访已经无法进行。于是，在此后的两天里，我们就暂停了对徐萍一家的采访，我们转而采访当地官员，主要集中于拖欠和克扣教师工资，乡镇的义务教育和教师待遇，基层政府的公共财政收支，农民的收入和供学情况。因为这些旁杂的调查有利于观察徐萍这样一个家庭的命运变迁的各种要素和背景。
在这两天多的过程中，拖欠工资的情况也基本清楚了，当地政府也表示将很快把拖欠部分打入四十多位老师的帐户中。我们就向他们作了告别，他们也以为我们已经走了。其实，我们又到了徐萍家，对她的父母和弟弟作了详细的采访。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徐萍的大弟弟和母亲知道她以前卖身供学的事，但徐萍希望我们不要问这件事，她怕爸爸知道会想不开。所以，对这件事我们虽然旁敲侧击，但出于基本的人伦常理，确实无法开口直接求证。然后我对这个村的一些村民作了些简单的日常情况访谈。（在我们的报道出来后，徐萍读高中的二弟弟不相信姐姐作出过这样的牺牲的，徐萍的母亲拿着报纸告诉他：“报纸上写的是真的，你只有读好了书才能报答姐姐”）
在我们告别他们一家的时候，当地官员称拖欠的工资已打入帐户。我和编辑杨瑞春、实习生马小六给了徐萍一家六百元的治病钱，希望不要误了她妈妈的病。徐萍当时就哭了，在裸露着砖板的家门口，她的双肩微微耸动。
三
尽管徐萍反映的情况属实，但因为涉及到部分被调查者的隐私，或者是他们不愿公开他们的真实姓名，或者是涉及到人伦常情不宜直接求证，所以一旦放诸于文本中间就不得不隐去一些重要的证据，容易使读者产生孤证的嫌疑，甚至使读者怀疑报道的可靠性。另外，尽管徐萍同意报道她的事，但如果报道给徐萍一家的现实生活带来伤害，我也会于心不安。所以我一度和编辑杨瑞春说，这样一个题，我们帮她讨回工资，写一个内部报告就行了。杨瑞春也一度认为，如果真会对她家造成伤害，那我们宁愿选择不发。
此后差不多有一个月，我没有决定要写此稿。在这些日子里，我和编辑杨瑞春讨论最多的是这个稿子可能涉及到的各种新闻伦理问题。我们达成的一致想法是，尽管这个女教师家人的遭际是反映农村问题的既极端又充满多种共性的样本，但如果这个稿子对她的家庭产生了什么后果，也应该是我们能控制与帮助的范围内的，如果这种后果超出了我们控制范围内的，那还是不发为宜。
2月初的这些天，主要就是关于新闻伦理的考虑天天使我在焦虑中度过而无法动笔。在这些天，我也依然与这位女教师保持着联系，时时刻刻地关注着这个家庭这个村庄的一些变化。她也知道了我没有写这篇文章的原因。于是，她给我写了一封，信的大意是说为了让社会了解像她那样的家庭与农村教师，我们应该写下来。她还说她不怕，如果真因此丢了教师工作，她也还是想当老师，哪怕去西部支教。正是她的这些话，使我有了写下去的决心。
四
这篇稿子最后被通过了，我的述评却因种种客观原因无法发表。这篇述评主要是从这个家庭的命运变迁，来观察乡村伦理资源被透支的情况、以及大学高收费与乡村贫困的紧张关系、农民抗风险能力弱和致富途径缺乏的关系，后税时代乡村基层公共财政薄弱与教师待遇的关系。这其实是能够表明主稿的价值取向与观察视角的评论，编辑杨瑞春对此也很满意。此文后来发在了南方都市报评论版的记者手记专栏上。
在写那篇述评前，我本是想请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