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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记者因为采访而获得被采访对象整个群体的认可，并成为其中的荣誉成员，而她所负责的《法治进行时》也成长为名牌栏目，赢得观众的青睐，这是一个传媒人苦苦追求的理想状态，徐滔实现了。
知道徐滔的工作安排得很紧，因此对于能否如愿采访到她心里一直没有底，得知她拿出两个小时接受采访者的采访时，采访者感受到了她办事的认真和待人的真诚。在没见到徐滔时，采访者把她想象成粗犷豪放的女侠，及至面对面坐下来，才发现，她是一个皮肤细腻、身材娇小的俏女子。当她看到采访者手中的两瓶“鲜橙多”时，爽快地说：“我就不喝这个了，得减肥了。”她口才奇好。生动的叙述，率直的性情，交织出一个极富感染力的可爱女人。
采访结束后，采访者顺便参观了一下《法治进行时》的办公环境，这是三间陈设简单、十分拥挤的办公室。见到采访者有些诧异，她乐呵呵地说：“这已经比我们创业初期的那个楼梯间要强多了。”
徐滔是个意志极为坚强的人。她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付出了很多很多，这是当今许多生活条件十分优越的都市女性很难做到的。同时，徐滔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不是每一位付出很多的人，都能获得她那样的辉煌。她在贡献社会的同时实现了自我。没有什么能比工作并快乐着更令人羡慕的了，而徐滔恰恰是这样的。
这次采访后不久，徐滔就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担任北京电视台科教节目中心的副主任。虽然她不再担任《法治进行时》的制片人，但仍然战斗在政法报道的第一线；她的目光已不仅仅局限于政法节目，她也不满足于只是打造一两个文化品牌。现在她正带领着一支更大的队伍，为了一个新的目标——创造一个文化产业，而奋力地拼搏着。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48节 寻找资本与主流传媒的结合点（1）
寻找资本与主流传媒的结合点——
访《证券市场周刊》主编杨浪
文/康韬王秀兰刘丽新
采访者：最早听说你当过兵，打过自卫反击战。选择从军，是从小的理想还是那个年代的权宜之计？
杨浪：对传媒界而言，一个老总打过仗，可能会觉得传奇。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这种经历毫无传奇可言。我1970年当兵，当时十五岁。的确，在那个年代选择是很有限的，不是当兵，就是插队。我家里就是部队的，从小受很正规的家庭教育。我一直都很自信，相信自己属于出类拔萃类，中学时代当过学校红卫兵团的政委，当然不是打砸抢那种。参军以后，十七八岁开始发表作品，我的第一首诗发表在《云南文艺》上，二十四岁参加作战，二十五岁加入中国作协云南分会。
我和我妻子都是部队的，一起上过战场。当时，我们从北京去的有一百二十个战友，坐一个闷罐车就到了离家很远的云南，被分配到昆明军区。这个部队是前线的部队，上战场、参加作战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原来是在团政治部宣传处，为打仗去了舟桥团。
1979年2月19日凌晨，我们舟桥团在红河上架舟桥，一上滩头，几十条舟车放下，敲击着河面，发出巨大的声音，对岸敌军开始炮火压制，子弹打在桥上丁丁当当，我们随即发起攻击强渡红河，对面一排子弹扫射下来，我周围有一些战士伤亡，自己的部队在河那边往上冲，枪林弹雨中我们在上级规定的三小时内完成了架桥任务，我也因此荣获三等功。在战争中，我看到了伤亡，看到活生生的人一个个倒下。我相信战争可能使人妖魔化，也可以使人净化，我属于后者。经过战争的洗礼，人会淡泊很多。
采访者：是什么原因使你离开部队，选择加入《中国青年报》而成为传媒人？
杨浪：很简单，仗打完啦。1978年《中国青年报》刚复刊，很需要人，尤其缺年轻的编辑、记者，就把我借调到报社。最初是编诗歌、散文。因为我在部队时就已经接触了一些著名诗人，文学观念还比较新。当时，在《中国青年报》的有陈小川、马立成、米博华、张飙、李大同等等一批青年才俊，包括我在内都没有正规的学历背景，而77级学生还没有毕业。我是1982年正式办理转业手续调到《中国青年报》的。
采访者：请谈谈你对《中国青年报》的感受。
杨浪：我对《中国青年报》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中国青年报》之所以能够在当时影响一大批人，关键有两点：首先是这张报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在当时的中国主流媒体中，《中国青年报》是思想最活跃、最敢讲话、最可读的一张报纸。其次是这个团队中的人。《中国青年报》积聚了一批青年才俊。
1982年，思想解放刚刚开始，报社老中青并存，观念冲突非常明显。《中国青年报》积极倡导改革，倡导思想解放，在推动观念转变方面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1983年以后，改革进入大的发展阶段，开放了十八个沿海城市，党内和社会内思想冲突很大。《中国青年报》不仅在思想上旗帜鲜明地倡导改革，还在报界开创了一系列新的尝试，在报道上有了经典性的突破。比如“大学生毕业成才系列访谈”，无论是在报道形式上还是所涉及到的问题，都可称为开山之作。
后来，《中国青年报》还开办了国内第一个星期刊（周末版），开创了用报纸展开的知识问答，组织过世界性球赛，开设了与读者面对面座谈的“读者日”。这些现在看来很普通的事，在二十年前的中国报界却是具有创造性的。可以说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是报业的一个思想库、一个媒体的中坚。
20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报》的青年才俊可谓群星璀璨。1985年前后，一些老同志相继调走，年轻人迅速凸显，在这个平台上发挥着自己的判断，实践着自己的想法。他们能拼能闯，创造并主宰报业的思想，而且一直影响到上世纪90年代。现在很多知名媒体的掌舵人都与《中国青年报》很有渊源。
采访者：那又为什么离开《中国青年报》呢？
杨浪：1989年那场风波对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我。当时是带着一种激情、一种理想主义在做报纸；后来就去探讨做报的一些新途径，比如把《中国地震报》市场化、参与新华社的《每日电讯》等。1992年《中国青年报》改版，出了三个周刊，我做其中的“社会周刊”。之后其他报纸也纷纷效仿，1993年、1994年挂周末版逐渐形成潮流。
在深刻体会到意识形态的刚性之后，我试图在纸媒体上做些其他尝试。做“社会周刊”时，在形式上做了些探索，比如：用杂文的形式写社会新闻，用中国传统的文言文写人物，凝练、耐读，还努力实现与读者的互动。在愚人节那天，我们放了一个“漂流瓶”，采集幽默段子，结果来了两千多稿件，可谓异彩纷呈，像“博士可以生两胎”、“世纪婴儿”、“济南铺设啤酒管道”等。见报后，舆论大哗，捅了马蜂窝，我也因此背了处分。突然间我认识到在那里的发展空间有限了。
采访者：请谈谈你参加《三联生活周刊》主创班子的经历吧。
杨浪：我很早就参与了《三联生活周刊》的筹办，“愚人节事件”之后，才实质性地介入到《三联生活周刊》。这个参与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大帮人，包括领军的钱刚、陶泰忠，做评论的何志云，做财经的胡舒立，做图片编辑的闻丹青等等，后来被称为“豪华阵营”。
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一大批新闻界有头有脸的人聚到《三联生活周刊》？事实上在1993年，商业资本进入媒体的第一轮，规则我们是不知道的，香港《明报》的于品海跟我们谈了很多，在我们听来完全是全新的概念。事实上因为有商业资本的进入，会有改制的机会，这一批人才会杀到这儿来，恰恰是商业资本的进入，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他完全不懂政治，不到一年，就铩羽而归。后来我们又找了第二任投资方、第三任投资方，都是好景不长，人员变动也很大。
1994年底，团中央支持尝试把《中国青年》杂志这本机关刊物市场化，这活儿是我特愿意干的，于是就去了《中国青年》杂志。我们那一任班子的目标是用两三年的时间让《中国青年》杂志走出低谷，使它有个比较好的市场形象。我们基本达到了这个目标，各种发行数据和广告数量也有了较好的回升。
采访者：后来怎么又去做财经媒体了？
杨浪：当时联办想做媒体，有非常要好的朋友来找我，要我推荐几个人，我说：“第一个胡舒立，第二个尹克，第三个张志雄，第四个王安。”又过了一段时间，朋友又来，说他打听了半天，结果是我最合适，要我一定去。后来，经过对联办的了解，认为具有一定的资本实力和可靠的政治背景，就去了联办筹办《财经时报》。
采访者：资源控制权的分配是否在《财经时报》后来的变故中发生了重要作用。
杨浪：这也是一个问题，在当时既然展开这样多的资源，想做这样的一个产品，最合理的方式应该是它的一把手对整个资源的掌控，使它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但事实上，联办整个经营媒体的思路、它的成败得失都在这儿，叫做放开中间，抓死两头。到现在为止，它的广告是高度集中、发行是高度集中的，编辑部你怎么折腾，但是经营的权利始终是在联办的手里，一开始我们做的时候，确实是跟联办谈这个问题，也确实有许多的冲突摩擦就体现在编辑部与广告发行方式的摩擦，但后来发现这是联办的一种有效模式，这个事情是不可更改的。
你很难说这里的得失利弊和高下优劣。因为就联办自身来讲，到今天为止联办还处在一个很好的健康发展态势，《财经时报》是成了呀。我这两年都在做媒管部副总，更多地研究联办的经营模式，我觉得它还是有道理的。它是从联办这个层面上，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为了有效利用资源，将来也可能改变管理模式。
在目前联办这个设置当中这种以配置和利用资源的效率为主的模式是不可更改的。但是实际上这两年的联办自己内部发明了一个所谓小三角的方式，就是大三角、小三角，大三角就是从媒管部这个高度对做产品做发行做广告的资源配置关系。我的主要精力就是从媒管部的角度去协调各个媒体的产品内容和业务管理。然后，每个媒体就有一个小三角，以《财经时报》为例，《财经时报》有一个行政运营总监，去协调编辑部与广告项目经理和发行项目经理的关系，这是以前没有的。
这段时间我在管理周刊，我挂着周刊主编头衔，实际上做的都是社长的活儿，控制人事、控制财务、控制大政方针，但同时控制周刊的小三角，控制周刊的编辑部内容和广告、发行之间的协调，这样来看是有效率的。你说的资源控制权的分配问题是从《财经时报》发展的局部看有问题，而且当时没有找到相对更好提高效率的方式。但我觉得现在联办大的功能设计是不可变的，这是联办的机构使然，现在找到一种方式从微观和中观层面去尽可能协调这个事情，看来效率还是不错的。至少我们在媒管部这个角度，这几年财务情况很好。
应该说，《财经时报》在过去一年的整合是有作用的，从报纸的形式到报纸的内容又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状态，这时候再要发展，就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因为在报纸三角竞争关系当中，如果你给的资源配置不够的话，最多是老三。但对于联办来讲，我怎么给你配置。因为联办在大的思路上发生新变化，以媒体为主，以期刊为主，以走出财经的期刊为主。在这个模式里面，希望它通过时间的延宕来找到新的市场机会，反正已经有一块存量在那儿了。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49节 寻找资本与主流传媒的结合点（2）
采访者：你认为下一步传媒市场会如何发展？
杨浪：我始终认为中国主流传媒的市场化是大势所趋，如果不进行市场化只有死路一条，这么多年国有资产的不断注入，在市场化竞争面前生命活力越来越萎缩，咱们就不说WTO，在传媒业的竞争中不变就死。
采访者：主流媒体改制热点会集中在哪一类媒体上？
杨浪：可能是我“近朱者赤”的原因，我觉得出版业的市场化改造可以说已经进行完成了，电子传媒、电台的专业台也已经完成了。电视台与网络的、图像信息的整合已呈明朗的趋势，很多人已经很清晰地看到这个路径，并往这个方向走。没有认真动作的只有纸质媒体，现在动起来的像《21世纪经济报道》都是处在体制边缘的。
采访者：细分平面媒体，改制热点是什么？
杨浪：现在改动的就是主流媒体的核心。为了市场空间，全国性的综合媒体不会只有几家，就看是谁能占得先机。法制类报纸其实有很好的发行点，《法制日报》的文化传统和对商业资本的吸引力是有限的。妇女类报纸呢，有很好的商业附着力，但商业能力有限，能动的像妇女杂志动得很好，然后就是经济类的和青年类的。
从市场空间来看，综合类报纸没有几张，大的全国性的综合类日报也就一两张，比如说《东方晨报》，看他们的趋势怎么样，至少它们做产品，他们市场化的路径、方式和管理是配套的，营销能力是配套的。在“长三角”这样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包括“珠三角”这样的区域，发展出一张全国性的综合类日报也不奇怪。这一轮是看十年，下一轮应该是商业资本与主流传媒的互动，并找到更好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特别是管理模式。
采访者：谈到管理模式，你认为最终谁会成为传媒的操控者？
杨浪：双方互动，对于投资方首先你要问他要什么，想短线挣钱的很多，可以理解。对于通过对传媒的投入获得无形的个人品牌和知名度，这也可以理解，但真正具有传媒的社会意义这种大理念的投资人真的不多。对于资本进入媒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理念，最终要通过人来体现，比如有一个人，如果股东大会投票不干了，他会屈从于这种商业逻辑，都是可能发生的。所以未来十年就像过去的十年一样有成有败，且得反复地竞争呢，包括传媒人中有理念的传媒人。也许挣钱也是一种理念，挣钱也不能说不好。
采访者：多长时间能够形成共识？
杨浪：新产品的构造需要两三年的磨合，三年之内崩就崩了，成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准稳定状态吧。三年至少要有一代业务骨干的成熟期。纸媒体除了报纸以外还有一个大的空间是期刊，在中国的广告业构成当中，这些年电视占的比重太大了，期刊占的比重则很小，而且期刊这个品种比较灵动，对特定的市场、特定的读者群命中率和覆盖率非常高，所以从这几年中国的广告市场成长当中期刊的成长份额可见一斑。当然，参照国外的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的比例关系，中国期刊市场普遍没有达到这个份额。
一天到晚，可以看到不停的有新的期刊出来，新生的和死亡的一样快，这就证明进入了一个活跃期。这个时候，有理念的、有比较大的展开平台的就可能有机会，期刊做单一经营不好做，显然成熟的方式是做期刊群，这是投入产出效益最好的。联办就是在这个点上有其很好的优势，有资金准备，有媒体运作的一套成熟经验，有自己运营的一套系统，有人才的储备，使自身的效益往期刊方向发展。所以不光是联办，未来出现一批期刊集团也在情理之中。
总体上看，期刊在传媒领域中的分量不是很大，但期刊业的发展应该是看得见的。更大的一块是要靠技术进步，就是电视与网络结合，但说心里话，对未来总的判断不敢说很清楚，但基本理念是这样的，产业发展和传媒业发展是同技术进步密切相关的。
20世纪70年代广播电视包括彩色电视进入中国市场以后，技术非常重要，中国有线传输网络绝对有一非常大的商业市场存在。原来我们曾经担心其发展会对平面媒体的竞争关系，但实际证明并没有你死我活的问题，就是说它的市场成长并不严重影响平面媒体的市场，各自有不同的传播方式。
采访者：目前几类媒体之间没有交叉点，是否未来出现交叉点之后，就将出现大的冲突？
杨浪：这是我说的统合问题，比如说中央电视台的广告运营已经到极点了，不可能再有戏剧性的膨胀和发展了，只是别人切你的蛋糕。它有优势，能够至今控制。但其实央视还有一块没有启动的资源。我曾经对他们说央视经济部再加上联办的资源，做一个布伦伯格的经济信息，我做布伦伯格，我不提供媒体我提供信息。我这个思路是在做信息源不只是做传媒。其实做通讯社，投入产出的效益非常好，无论电视制作还是新闻制作，我的全部成本就是采编，然后我发布我的消息，这种市场空间非常大，这是存在商业可能的。
中国主流传媒的市场化是大势所趋，如果不进行市场化只有死路一条。当然要改造主流媒体这种管理系统，还要改造它的干部系统。体制内文化的改造难度很大，要扒几层皮的。国内这些年的商业资本进入传媒行业的合法性空间已经存在，就像农村改革和城市工业改革一样都很痛苦，但趋势一定是这样。
有的人以资本为老大，但传媒是意识形态领域，资本要按规则、程序，控制好行为的分寸。党政传媒靠行政拨款已经没有可能了，如果这些主流媒体在市场竞争中份额越来越小，影响越来越小，这和党的立党之本是有冲突的，所以总体改革的市场走向和传媒经营的市场化是大势所趋。
在过去十年里，《南方周末》所体现出的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始终在传承。理想主义有的时候是愚啊，理想主义在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