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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
元元挺实诚。几个月后，我告诉她：“作业会被编进一本书，你还得给我张照片。”她说：“行！我回去找找。”压根儿没提先看看稿子，哪些能写哪些不方便公开之类的要求。
元元倍儿务实。一次在北京电视台广告招商会的缤纷舞台上，各频道逐一登场，极尽歌舞升平之能事。元元上台第一句话却是：“在座的广告商有没有代理增高产品的？要是那些产品没有效果，您就别替他们煽乎了。”
元元很美丽。女人都会介意自己是否美丽，元元认为美丽是真诚和真实；女人也总免不了被人问及婚姻大事，元元曾笑答：“那得猴年马月了！”
元元自己写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我时时在自我约束，杂念有时会像兔子突然钻出洞，但跑不了多远就又回去了，就是因为我在提醒自己：我不能做坏事，否则别人会说：她还是元元呢！”
这快到如来的境界了，这就是元元。
（本书出版时，元元已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学位）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38节 小报做出大新闻（1）
小报做出大新闻——
访原《北京青年报》要闻版主编王林文/满秋肃严志娟李红霞
采访者：我们知道，你曾经到过很多危险的地方采访国际新闻，比如前南斯拉夫、阿富汗等。而《北京青年报》是一份都市报，为什么会花费这么大力量去做国际新闻？
王林：这要从报纸的市场化谈起。报纸走向商业化，最早是以文化为突破口，也就是关注娱乐，一些影视明星、花边新闻，我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北青报”就是靠八卦新闻起来的，而像《人民日报》这样的大报是不会登这些消息的，新华社也不会发这样的稿件，但对都市报来说，这是市场的需求。这种文化突破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得到了第一桶金，再一个就是把一些计划经济的报纸挤出了市场。
第二个突破口就是体育，体育中最重要的是足球，最早是一些大报的记者，如《人民日报》的毕熙东，他们给沈祥福（编者注：著名足球教练）打个电话，让他出来聊聊，沈祥福就得坐着公交车去找他们，但后来不一样了，比如李响（编者注：著名足球记者）的成功，或其他一些小报，他们用市场化的手段获取新闻，比如，用钱买采访权，这使大报的记者感到失落，这个领域也没有他们了。
当体育和娱乐都被市场侵占后，再被侵占的就是财经。比如胡舒立的《财经》，还有《经济观察报》等，这些市场化的媒体，成了这个领域的主宰和权威，而财经报道在《人民日报》，可能就只是经济成就的报道。
财经之后，对我们来说，就是国际新闻，这是目前市场的动力，国际新闻有人看，好看。国际新闻有一个缺口，传统的国际新闻供给量不足，有结构性缺损，比如，传统的国际新闻中，政治新闻、外交新闻是强项，但这些不是国际新闻最有卖点的，有卖点的是社会新闻、文化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国际新闻有市场的背景一是国家的改革开放，老百姓对世界的关注也越来越大。二是中国正在从一个大国走向强国，大国是什么概念，比如乌鲁木齐、北京，是地理范围；强国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新闻都有可能跟我（指中国）发生关系，因为那个地方有我的利益，有我的国民。
比如巴以问题，那多远呐，但在以色列，中国劳工大批存在，一炸就炸到中国劳工。莫斯科一场大火，里面就有中国留学生。这说明，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强国，以前国家穷，民间出访的机会少。国家有钱了，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中国人，这意味着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与中国有关。因此，我们首先要关注国民利益。比如莫斯科大火，遇难的有谁？李思睿。住哪儿？双井。所以北京人都会关注他的命运，这就是国际新闻的一种魅力，就是要把国际拉到北京来。
比如萨达姆被抓，这条新闻的魅力在哪里？伊拉克驻华使馆在三里屯，它的使馆灯火通明，一直到夜里两点，我们拍张照片；使馆的车疯狂地驶入驶出，我们看牌照，居然是美国使馆的，所以我们就在这儿（指使馆）做新闻。另外，新华社的特约通讯员贾迈乐，给新华社赢来了巨大的荣誉，而他当时就在北京，所以我们的记者给他发了一个专访，谈他对此事的看法。第二天的报纸，别人有的我们也有，而我们有的，别人没有。
采访者：你第一次策划国际新闻是什么时候？
王林：第一次就是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当时我给总编的建议是：我们到了该占领国际新闻市场的时候了。
采访者：那时有其他报纸跟你们一样的吗？
王林：没有。那时除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外，很少有都市报会花很多的钱自己去采写。当时我们也只是认为，从领域的角度，该进入国际了，但最初设计的是想做奥斯卡，从娱乐、体育切入。没想到会碰到这个事件，所以抱着尝试的心态，并没有明确想发稿。
炸使馆的第二天，我们办了签证，第三天，我们就飞过去了。当时，使馆给予了我们最大的方便。我们发回的报道，并不是传统的报道，我们关注的是那种状态下，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对被炸后使馆那些人的生活，我们事无巨细，一一报道，他们早餐吃什么，中餐的菜谱是什么，家属吃什么；此外，我们还报道了在那里的温州人，平时倒腾鞋的人，怎么拿着自己挣的五千美元捐给使馆。那些河南人，在那里烙饼的，一天也就挣二十美元，他愣拿出一千美元捐给使馆的那三个遇难者。我觉得我们的国民在外面，仍然是伟大的国民，他们在国家有难的时候，表现出爱国精神。当时使馆的人不能进那个炸毁的楼，就算有保险箱也没办法拿，他们住旅馆，在国家拨款还没到的时候，他们用的就是这些被某些人瞧不起的人给他们捐的钱。
当时，新华社关注的是北约、南联盟，都是政治性的。我们两个人四处狂奔，帮使馆拉东西，使馆人员为此也很感动，由于开始人们怀疑是贫铀弹，没人敢进使馆，而我们是第一个进使馆拍图片的，一套给外交部，一套我们自己留用。我们当时没有危险的概念，我想我们是职业的。
采访者：这也印证了“北青报”的那句广告词“有新闻的地方就有我们”。
王林：对，这话反过来说也对。有我们的地方就有新闻。
采访者：那就是新闻策划和策划新闻的问题了，你认为这是一样的吗？
王林：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有一种新闻叫“无中生有”，这种新闻是可遇不可求的，不是天天能干的事，更多能做的是“锦上添花”。确切地说不叫新闻策划和策划新闻，而是叫前置性策划和后置性策划。如果事先预知这个事一定要发生，我就会提前做，或者说如果觉得这一段没有大新闻，我就自己设计一个大新闻，就是“无中生有”。
采访者：你能举个你认为比较成功的“无中生有”的例子吗？
王林：比如新千年的报道。大家都知道1999年到2000年是新千年，我们提了一个口号，叫“新千年送你二十四个新年”，我们派记者到二十四个时区，根据地球转动，送读者二十四个新年。这就是“无中生有”。又比如，2000年到2001年，新世纪的开始，我们提出了“寻找世纪的足迹”，采访霍金、克隆羊、广岛、奥斯维辛，等等，把人类这个世纪历史中的重要的东西，都让记者去采访，这也是纯策划。另外还有“服饰一百年”，就是把这一百年的中国服饰展示一遍，但模特是我们的编辑记者。
采访者：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王林：这倒还没觉得难。只要你追求一个原则，就是要与众不同，或叫语不惊人死不休。关键在于你的积累，以及你是不是对新闻有兴趣，这很重要。例如，因为报道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我们发行量上升了百分之十五（零售量），我们两个人花了四万，广告量也得到了提升，这是直接的效益，间接的是让广告商有一种震惊，都市报第一次走出国门，他会觉得你这张报纸真的了不起，无形中体现了报纸的权威感，你花四万、一百万都不一定能得到，这是一个想法带来的。
采访者：怎么培养这种想法？
王林：这是市场带来的。你要与众不同，就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别人做不到的事有三种，一种是比胆量，一种是比资金，一种是比智慧。最容易的是胆量，比如在贝尔格莱德，进那个楼就比胆量。再就是比钱，新千年，我们投资四百多万，这在当时，做一个采访花这么多钱，别的报纸想都不敢想；最大的投资是世界杯，我们派了记者采访三十二强，而且在韩国印刷，共投资九百六十七万，而那两个月的收益是一亿六千万。最后就是智慧的较量了，就是申奥，那时北京所有的都市报都去了，还有广州的，我看到有多达十家的都市报都进入国际新闻的领域。但我敢说，我们取得的是绝对的优势。
胆量不用比了，从钱的角度说，我们的规模最大，去了十二个记者，配置了最好的通讯设备，两台海事卫星电话，雇了两辆面包车做流动发稿车，全莫斯科除新闻中心，有主会场、明星团、唐人街、使馆、华人商会五个点，很少有媒体能同时覆盖五个点，晚报能勉强覆盖，但莫斯科很大，我们的优势在于有两台流动发稿车，比别人提前了十五分钟，我的号外是第一张有现场感的、有动感的号外。
采访者：智慧体现在哪儿？
王林：这个智慧体现在你不仅有钱，而且你要会用你的钱，你要学会配置。我们随时让采访记者与发稿车最近，我们的速度就会最快。未来的比拼在于如何配置资源，比如《广州日报》的报道团，设备非常先进，但是仅仅把人武装到牙齿没有用，而在于你怎么让他把资讯最快地传出去。也就是未来终端与连线的配置要占到你投资的百分之四十五，通道很重要。要知道如何调配采访，对地理环境熟悉十分重要，我们早到了七天，把所有采访点都跑了几遍。最终我们比新华社提前了三十五分钟，这意味着，我们的号外比其他所有报纸的号外快了四十分钟，老百姓狂欢时拿着的报纸都是我们的。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39节 小报做出大新闻（2）
智慧还包含着操作，操作是经验。我们比别人早，比别人做得更宏大。比如迎接新千年，我们调派二十四个记者，过去我也认为智慧只是一个点子，其实不是，智慧讲究的是结构。比如2004年的奥运会，奥运会最大的问题是缺少采访证，我们联合十三家都市报组成了联合采访体，一个城市一家（都市报），共十四家，进行横向联合，我们会成为除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外的第三大报道势力，我跟希腊政府新闻部说这是百分之七十五的中国。
采访者：干脆办家通讯社？
王林：你说的开玩笑的话，不过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中国的都市报就缺一家商业通讯社，我们做这个只是尝试，中国最有力量的都市媒体全在这个联合体中，原来我们共有七张采访证，后来希腊政府新闻部听说我们十四家媒体的强大实力后，又拨给我们十五张“外卡”，这样我们已经拥有三十张采访证，而新华社是二十三张。都市报需要的是有人给它提供一家报纸没有能力完成的资讯，这也是通讯社存在的理由。说服大家成立联合体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1＋1》2，这是从报道的角度来说；从费用的角度说，就是1＋1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40节 广告界的思想者（1）
广告界的思想者——
访平成广告公司总经理吴晓波文/林旭阎育寒
采访者：一直以来，虽然你在圈中获得了相当好的口碑，但你本人和你的平成广告远没有你的广告作品出名。这与你从事的行业好像反差很大。
吴晓波：这一点在公司内部也有争议，一般人看来广告公司炒作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人总是要面对很多干扰而没有办法思考；从公司来说，作为一个专业咨询顾问性质的公司，我们是企业的外脑，而且是右脑比较发达的外脑，毕竟作为一个BtoB的行业，关键是要有深度，不像BtoC的行业需要非常广的知名度。当然BtoB的行业，拥有畅通的网络以及公众的认可十分重要，但我们认为深度沟通更为重要。
采访者：你们好像有一只点金之手，很多原本默默无名的品牌，像“喜之郎”、“波导”等，经由你们的推广，都一鸣惊人并迅速占据行业的领导地位，平成公司的品牌推广有什么奥秘？
吴晓波：关键在于对消费者心理认知的调动和整合。消费者脑子里原本有很多其他的品牌和知识，广告要把消费者已有和没有的知识，调动和整合到自己的产品、服务上去，这就是品牌化过程。比如说“喜之郎”果冻，一般都是强调口感怎么好吃，但我们发现果冻这个行业当时没有领导者。我们就把它与这个资源捆绑起来，叫“果冻布丁喜之郎”，成了行业的代名词。这个代名词其实就是对消费者认知资源的一个设计，小孩去超市，会说“妈妈我要‘喜之郎’”。
再往后发展，“喜之郎”从小孩吃到哄女孩吃，于是我们设计了“水晶之恋”系列广告，慢慢让产品除了有语义上的连接，还要有情感的东西，我们叫做“亲情无价”。当时广告界对我们有很多非议，说没有创意。但是我们抓住了中国消费者最深层的文化心理积淀：中国人对家庭伦理是非常重视的，这是有中国特色的认知文化心理。
中国消费者的认知像DNA一样，有自己独特的结构。这种深层的文化心理积淀，与中层的时代烙印，以及表层的流行元素都不同。因此我们成立了一个中国消费者认知研究中心。未来广告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来自于对消费者心理认知的把握，只要调动和整合消费者心理认知的资源，就会成功。
采访者：“另类”广告是把双刃剑，弄不好就会自伤，像不久前的丰田“霸道”汽车广告。平成的创意也经常引起争议，像“苹果熟了”、“手机中的战斗机”等，成功的“另类”广告带来响亮的知名度。如何把握其中的度，才能做到既出位又出色？
吴晓波：广告人的价值在于他不是MBA系统的逻辑性思维、线性思维，广告思维恰恰像我们的右脑，需要形象性、跳跃性和创造性。广告在品牌的能量上有一个公式：E=10的n次方，n就是广告，n=S×C（S是策略，C是创意）。这就不是连续的而是跳跃的。“霸道”等一些强调注目率的“另类”广告C的增量很大，但这样的风险在于：如果S是错的，C的增量越大，对品牌的伤害越大。如果S是负，C越大，E就变成十比一，一百比一，一千比一，是衰减的。因此策略有对错，创意有大小。我们不能一味强调创意，策略的正确与否是非常重要的。“霸道”车就是策略有问题，没有考虑到中日敏感问题，并且缺少对文化背景的理解。
采访者：平成连续两年成为中国艾菲实效广告奖的大赢家，这是否意味着在广告的市场效果方面，本土公司已经足以与国际4A集团平分秋色？为什么本土公司能取得成功？
吴晓波：本土公司甚至比国际公司的效果还要好。广告的成功不单是资源的调动，我们的案例成功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产业的策略。比如说“波导”，2000年中国手机市场格局是一个倒金字塔，高端的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占百分之八十五，另一些外国品牌占百分之十；九家国产企业占不到百分之五，“波导”是一个民营被国有控股的做BB机的企业，九家里面相对较弱的一家。
但我们看到这个倒金字塔正在向正金字塔转变，高端这三家都在技术的引领上拼大量资源，解决谁是领导者的问题，但其实中国市场并不是技术引领占主要地位。中国市场是一个大众市场，最大用户在中低端。正金字塔底部还有两个三角是空白区域，我们品牌应该在底部迅速形成规模，因为这个市场基数大。这是当年最重要的战略。
战略形成后，我们考虑手机的大众消费者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通话，而“波导”又是采用灵敏度很高的战斗机的射频技术，所以说“手机中的战斗机”。
今年我们又有一个全新的策略，因为又到了一个关口，手机市场正处于由语音业务时代向数据业务时代跳跃的阶段，又出现一个倒金字塔。所有这些都是解决S战略的问题，战略问题解决了，创意怎么放大都行。但是国际4A公司对本土的策略不一定能够把握准确，他们领导的是C，是创意和技术层面的东西。
采访者：但是有些非常乏味的广告，整天骚扰公众的视觉和听觉，为什么还会取得不错的效果？
吴晓波：这就是中国市场的结构特征问题。中国市场结构特征是分层和二元，按照恩格尔系数，中间是城镇市场，最富裕的和最穷的都在两端形成了一个橄榄型，而加上农村就是金字塔形。很多商学院的营销专家都没有搞清这个前提，看到美国已经分众营销了，我们就要分众。但由于二元结构的存在，中国市场一定是大众市场与分众市场长期并存的市场。在高端已经是分众，甚至是一对一的营销了；但是在中低端，还有每年三千万农村人口城镇化，这个大众市场就是我们前二十年的消费模式复制，照样是冰箱、空调、洗衣机那种模式。
因此，我们大众市场传播的很多手段，不但没有落后还非常有效。“脑白金”这样的企业还是可以用大众市场的营销方式，只要做一个新的概念就会在这个层次形成知名度，每一个知名度换回一次尝试性购买，就是十亿。这在台湾市场、欧洲市场都不敢想像。
采访者：从整体看，中国广告业目前处于什么状况？
吴晓波：可以说整个广告业知识力全面退化。只要看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