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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帮会的首领中有各种各样的低层名流和受过不完全教育的人物，看来其
成员具有渗透体面社会的同样的价值观。因此，这些组织不能看作具有其自
身的独立价值观的农民小传统的体现。那些包括进正统的和官方认可的组
织，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组织之间的差别更大。因此，只要非法组织是由那
些感到遭受不公平的排斥，或感到不能适当地维持生计的人群组成，它们就
有了对抗政府和上层社会的竞争能力。①因违法的犯罪行为而加重的这种紧张
局面，周期性地在叛乱中，或在官府镇压直到此时以前仍然安定的团体中显
露出来。
在晚清，非法的或合法与否不明确的组织，它们的扩张是否可以与士绅
管理的自主组织的增加相比呢？关于宗教的派别，现在可以断言它们是很多
的； 18世纪末和 19世纪初，相当多的起义表明，这是一个活动的浪潮；教
① 了解晚清和民国妇女状况的最佳起点是马杰里〓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 编：《中国社会的妇女》。关
于中国妇女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见罗克珊〓威 特克：《现代中国五四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加利福
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论文，1970年）。关于女子在地方事务和家庭事务中发挥作用的事 例，
见寇尔：《绍兴》，第94—96页。关于女暴徒的事例：罗克珊〓普拉兹尼 阿克：《中国农村的社会与抗
议：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税与县乡政治》（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1年），第 127—131、142—149
页。关于女海 盗：迪安〓默里：《清代中叶的海上抢劫：组织特点的分析》，《清史问题》第 4卷第8
期（1982年12月），第7页。又见《剑桥中国史》第10、11和12 卷索引中的“妇女”条目。
② 中国青年背叛家庭制度，文学作品中提到的比学术专著要多。见李欧梵：《浪漫主义与个性解放》，《剑
桥中国史》第12卷。
① 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第161页指出了这种共同价值框架内的竞争方面。
派直到民国时期仍很活跃。②关于秘密帮会，有稍微好一些的证据。最初建立
于清初的三合会，把活动伸展到华南和西南内地，并与19世纪初的鸦片买卖
和其他走私活动有关。鸦片战争时，三合会在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区进一步扩
大。哥老会大概在19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出现，成为长江流域最有势力帮
会。还有几个新的会党在19世纪后半期建立于浙江。①对地方上的研究也表
明，到民国晚期自然灾害与社会动乱在淮北引起了大量的帮会、教派、帮伙、
联庄会的建立。
因此，人口增长和商业化看来可能促进了下层社会和上层社会内的组织
活动。社会动乱起了产生新组织的催化剂作用。这样的激增很重要，因为虽
然暴乱和对抗可能自发地出现，但是，社会动乱当先已存在的组织卷入时，
就可能更为频繁而持久。无论帮会还是教派的卷入，固然会增加动乱的可能
性，但也能起到使动乱保持在限度以内的作用，因为两者既为政府及其追随
者补台，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紧张关系。在形势不稳定时，这些组织的常规
以及它们经常的非法活动的内在逻辑，往往会把它们从边缘地位推到反叛官
府，而不是与官府共处。然而，它们的成员与现存秩序有着太多的联系，或
追求这种联系，并且与它共有过多的价值观，以致不能完全抛弃或长期脱离
现存秩序。
所以我们认为农村的动荡是多方面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
它们的目的很少在于政府和社会的革命性重建。提出来阐明民众运动的理
论，已经强调了许多不同的方面。②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支配中国史学界
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强调农民反叛者的阶级觉悟，指出贫穷、经济不
公平与社会压迫是反叛的原因。直截了当的经济解释可以说明一连串抗租、
抗税的反叛，诸如与上世纪40年代道光朝紧缩通货相关的造反，清末通货膨
胀和征收新税触发的城乡风潮，或30年代经济萧条时的抗税活动。然而，集
中注意力于阶级觉悟和压迫，忽视了相反的史料和农村动荡的复杂性。在70
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历史学者提出了更广泛的解释。①
② 18世纪末19世纪初教派叛乱一览表载于韩书瑞：《山东叛乱》第154—157 页。裴宜理：《华北的叛乱
者与革命者》，第96—152页指出了清代末期和民国时期，教派是如何在华北变得与地方社会结构结合起
来的，而以前教派徒众都是作为个人而被吸收。韩书瑞：《叛乱之间的关系；清代的教派家族网》，现代
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340—349页。
① 关于哥老会，见查尔顿〓刘易斯：《关于晚清哥老会的笔记》，载让〓谢诺编：《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
密会社，1840—1950年》。关于19世纪末叶浙江的会 社，见玛丽〓兰金：《早期的中国革命者：上海和
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902—1911年》，第128—139页；又见王思治；《宗族制度浅论》，《清史论从》
第4集，第152—178页。
② 关于这方面著作的综合评述，见魏菲德：《造反与革命：中国历史中的民众运动研究》，《亚洲研究杂
志》第36卷第2期（1977年2月），第201—238页。周锡瑞：《农民造反专题论集：若干介绍性评论》，
《现代中国》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说明了造反的若干主要方面。
①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两种主要书目研究专著是詹姆斯〓哈里森：《共产党与中国农民造反：重
写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刘广京：《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亚洲研究杂志》
第40卷第2期（1981年2月），第295—306页。拉尔夫〓撒克斯顿：《中国揭示正确面：农民社会中的
革命合法性》（第1、8章）提出的关于有阶级意识的革命农民的对立文 化的理论需要证实。晚清动乱、
粮价和铜元贬值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可信史料 发表在戴维〓富尔：《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动乱，1870—1911
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6年），第270—392页。关于这整个问题，见本书第6章（比
另一条解释路线，着眼于纯朴农民（但常常是有组织的）对地主、官吏
和城市资本家的社会反抗。农民反对特定的不公正行为，目的在于要求改正
特定的错误，而不是要推翻旧的社会秩序以利于建立新秩序。这种最初被精
心发挥为南欧“社会盗匪活动”的观点，通过研究粮食风潮和早期英国工人
运动而拓宽，并被修改，以便于分析自给农村经济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所
破坏时农民的反应。虽然别国的详细论述不一定能照搬到中国的环境中来，
但是，关于非革命的、由道德观念鼓动起来的抵抗，其一般概念则适用于一
系列中国农村的骚乱。②
社会盗匪活动的概念，可见于同情被蹂躏者的绿林好汉的中国传统，和
民众对真正土匪造反者如本世纪前10年对白狼的感性认识。①《香港电讯报》
报道的1907年广东东部一次叛乱的一个首领的自白，颇能说明当农民认定官
吏或富人不会帮助他们时，地方上的骚动和叛乱可能如何开始。“这次叛乱
的原因，是由于当地米贵和缺米长达一年之久。官府自一开始就知道这点，
但不愿采取任何措施降低米价。他们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和职责要求他
们怎么办。他们就是不顾老百姓，让老百姓挨饿。”②
农民对容易做到的“公正”的要求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形式，是群聚的市
民和村民强迫以“公平”的低价售米，包括为寺庙主办节日而储存的粮食。
一次这样的事件是失业的采茶工——他们都参加了“道教神人”领导的组织
——结伙拥入江西的一个集镇。当事先得到警告的集镇头面人物宣告停止集
市时，采茶工强迫一个囤积粮食出名的富商向他们“出售”镇上义仓里储存
的粮食。他们然后结伙去一所庙宇大吃大喝；他们享用过度，竟留在那里数
天之久，直到后来民团开来把他们驱散。①
在教派叛乱中，宗教的重要性有助于使到处都有的随意传播的民间宗教
和其经文和教义一致起来。这些教派源出于大乘教，到清代末期，把佛教、
道教和儒家的一些方面结合为供奉无生老母和弥勒佛的太平盛世的信仰。②
这一教派的信仰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并与任何特定的组织无关；它在三次较
大的起义（白莲教、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以及众多的小起义中起了作用。这
种宗教的作用是双重的。它的各个派别在人生的苦难中给人以希望，并长期
成为名流和政府支配的信仰和礼仪体系的替代物——通常是和平的。③但是，
昂科著）。
① 关于白狼的解释，见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第124— 125页，第6章和裴宜
理：《社会盗匪活动再探：中国土匪白朗个案》，《现代中国》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第355—
382页。
② 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186页分析和引用《香港电讯报》1907 年9月14日报道。关
于粮食风潮的简略论述，见王国斌：《清代粮食风潮》，《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
第767—788页。
① 詹姆斯〓波拉切克：《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亚洲研究杂 志》第42卷第4期（1983
年8月）。
② 欧大年：《民间佛教：传统中国晚期的反政府教派》，第5、7章；韩书瑞： 《中国的太平盛世叛乱》，
第9—31页。
③ 关于为人祈求长寿的和平教派，见戴维〓凯利：《寺庙和贡舶：18世纪罗汉 教派与疍民结社》，《现
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361—391页和理查德〓石：《没有造反的太平盛世说：华北
的黄天道》，《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305—337页。肯尼思〓利伯索尔：《天津
这种宗教相信新的公正时代的到来，强调自我解救并吸收民间武术，在适当
的情况下有可能促进叛乱从当地爆发开来——如1813年八卦教很快从其他
社会和市场结构动员徒众，或如太平军和义和团迅速从原来基地向外蔓延。④
对淮河以北苏、豫、皖三省水患频仍的贫困地区加以研究，发现叛乱出
自家族及社区网络制订的掠夺性或保护性的策略，目的在于使它们的成员能
在那毫无指望的居住地区继续生存下去。掠夺性的策略利用抢劫、求乞、走
私和械斗；保护性的策略则建立民团和联庄会，构筑设防的村寨。这两种策
略互相作用，并都要建立武装力量；地方的平衡一旦遭到破坏，两者都能扩
大成为叛乱。①这种观点强调农村动荡的连续性及其非革命的特性适用于某些
地区常有的动荡状况，如广东的宗族械斗。
正如19世纪太平天国叛乱和义和团叛乱所表明的那样，非法的社会组织
的各个方面和社会动荡的不同原因，有时可能合在一起成为超越其根源的运
动。这样的主要事件，十分清楚地提出了革命潜力的问题，以及传统的太平
盛世观念和经济反抗的局限性。
有些人认为流产的革命太平天国叛乱的原因包括穷困和社会分裂、外国
经济的有害冲击、对侵略的爱国愤慨、蔑视军事上虚弱的政府——这些原因
听起来很像提出来说明20世纪革命的那些原因。由基督教变通而来的太平盛
世的使命与乌托邦式的憧憬，鼓舞一支热诚的队伍快速地进军，并对儒家的
伦理和信仰规范提出了强烈的挑战。社会平等主义和重新分配土地的纲领，
是就农民的不满提出的，这一反应显示了对地主的敌视，若是在20世纪，它
会把农民吸引到共产主义的纲领上来。太平天国领袖们所拟定的理想主义的
社会政治结构，本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政府制度。既然太平神示的先验
的普济主义所提出的一些主张似乎有点夸张，同时它不只是一场农民革命，
它实在是20世纪中叶以前对农村困苦做出的规模最为巨大的尝试。②
然而，由于领导及组织上的内部弱点和名流领导的反对派的强大力量，
太平军失败了。他们由于中国社会顽固的地方主义而告失败。他们一旦放弃
原先在广西的根据地，在长江流域建立政府就不能深入到社区中去。太平军
没有充分发动农民，没有赢得名流的支持，秘密帮会也保持自身的独立。最
后，太平军来到长江下游，已不是革命者，而成了入侵者，同样杀害穷人和
富人。① 这次叛乱未能变更社会秩序，其主要历史遗产是有助于发动50年后
推翻清朝的其他社会政治力量。
义和团绝非革命团体，但是，它短暂的叛乱把农村动荡的许多方面结合
在一起，并且引发了与义和团起源毫不相干的诸多事件。②义和团同白莲教有
直接组织联系的史料很分散，也不足为凭。然而，义和团确实实行教派礼仪，
的革命与传统，1949—1952年》第14—15页提到1950年天津的许多和平教派。
④ 欧大年：《抉择：中国社会中的民间教派》，《现代中国》第7卷第2期（1981年4月），第159—161，
167—168页；斯特万〓哈勒尔和裴宜理：《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导论》，《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
年7月），第288—293页。关于太平天国基督教的太平盛世方面，见孔斐力：《太平天国幻想的渊源：中
国人造反的跨文化方面》，《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19卷第3期（1977年7月），第350—366页；和
鲁道夫〓瓦格纳：《重新制定天国的美景》。
①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3章。
① 寇尔：《民众对太平军：包立生的东安义军》，第7—21页。
② 这种说法依据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文史哲》1981年第1期， 第22—31页。
并吸收了某些教派的信仰，与山东西部的天主教社区抗衡。义和团的地方团
体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在山东省相对繁荣的西南部，地主势力强，
租佃率高，义和团开始是名流领导的防御土匪抢劫的地方自卫团体。在比较
贫困的西北部，土地产量不高，不足以吸引地主投资，租佃率也相对较低。
在这里，由普通村民领导的义和神拳实行平等主义的仪式，通过这样的仪式，
任何神灵附体的人都可被奉为神。山东巡抚支持拳民组织起来保卫村寨，却
没有认识到西北部的义和拳根本不同。就是这些不受势弱的名流约束的神拳
成员，无所顾忌地扩张到直隶东部，有转而反对官吏的危险，但是他们最为
敌视的是基督教徒和外国人。
一旦运动开始扩大到失去控制，它就灾难性地变得与朝政有了牵连。朝
廷的保守派试图利用义和团来加强他们的地位，同时摆脱外国人对国家的干
扰，如此高层的支持，使运动得以更加迅速地发展，这种运动政府通常都会
设法加以镇压。它立即激起了外国干预。运动的不同阶段因而涉及各种社会
力量不同的配合。最后出现的政治后果，包括南方名流疏远政府和对庚子赔
款附加税的愤恨，和这一事件开始时可预见的任何结果相去甚远。
这两次叛乱均显示出极端分子的潜在势力，不过都未能改变当时的社会
结构就终止了。它们失败了，不仅因为反对的力量更强大，而且因为叛乱的
领袖们（徒众就更谈不上）没有新秩序的明确规划。农村强烈不满所孕育的
政治可能性，尚待在不同类型的领导下变为现实。
工人运动及其农村纽带
在20世纪，工业化开始产生明显的城市无产阶级。不过城市工人既不是
新现象，离开其农民出身也不甚远。工匠和劳工久已是城市景象的一部分。
他们常常是特定农村地区的移居者，暂时住在城市。他们的帮伙组织、秘密
帮会、同乡会、行会，同农村社会组织不是截然分开的。实际上，在高度商
业化的珠江三角洲，19世纪的行会可以横跨城镇作坊和乡村家庭生产者的统
一体，并与地方宗族和教派组织互相影响。①
使用蒸汽动力工厂的引进，开始改变了这种状况。因为它把数量更多的
工人集结在主要由客观市场力量支配其活动的、性质不同的城市环境中，然
而，并没有同过去截然中断关系。一方面，介乎老式手工作坊和大工厂之间，
有许多由动力驱动机器的小工场。另一方面，工厂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
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民国时期，城市不断从乡村吸收农民，他们随
身带来了旧的行为方式。①
这些工人常常来自某些特定的地区，和家庭并没有断绝联系。例如，上
海的纺织女工主要来自江苏南部。特别是无锡和常州，或来自江苏北部。雇
佣反映出私人关系，车间常由同村的姑娘组成。同样，天津铁工厂的徒工是
从河北某些有锻铁传统的县招来的，并很可能因原来在乡间的亲戚关系、同
① 谢文孙：《中国农村的行会资本主义：珠江三角洲乡村企业家创业的传统， 1875—1925年》（1982年
11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讨论会上提出的论 文），第1—4页。
① 艾琳〓托伊伯：《日本、台湾和中国东北的移民和城市》，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
国城市》，第374页；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 的城市网和德川时代的日本》，第78页。
乡关系或其他个人关系而同工厂主有联系。②
这类别国早期工业化共有的典型模式，从一种观点看，意味着无产阶级
是高度流动的农村平民在城市的投影。工人不一定长期留在城市，姑娘们回
家乡结婚。老工人常常把家留在乡下，而且有史料证明，30年代经济萧条时
期，长江下游城市的失业工人回到了乡下。工资也补充了农民家庭的收入。
童工的部分所得可能直接送交父母。境遇较好的家庭可用城市工人所得的工
资购置土地；较贫困的家庭则用来维持生活。③城市工人的社会观点，很可能
取决于在农村的家是否要他（她）以工资弥补家庭农业收入之不足，或他（她）
是否来自（通常）没有亲戚网扶持的边际农村阶层。
在城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