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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晴朗的夏日早晨，干预正在盗墓的一群76军的士兵。接着，发生了10天
的战斗，从7月16日至27日（被称为“骨战”）。结果是，得到增援的76
军赶跑了大刀会——并且以搜寻大刀会会员为借口，继续劫掠，比过去更厉
害。③
盗窃和勒索所引起的暴乱少于征兵制的弊害和军队拉夫所引起的暴乱。
魏德迈将军在一份致蒋介石的著名的备忘录中，提醒蒋氏注意因征兵激起的
肮脏交易和恐怖：“对中国农民来说，征兵就像灾荒或洪水，只是更有规律
年》，第4章。
① 吕西安〓比昂科：《中国省政的败坏（安徽1931年）》，《近代史和现代史杂 志》，第16期（1969
年4—6月），第306—307页。
② 关于龙田事件，参看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1815（1932年1月25日）， 893。00/11837（1932年2月
12日），893。00PR福州/48（1932年1月13 日）和/49（1932年2月10日），中美国驻福州领事（伯克）
的官方通信。
① （其他数十事例中）有一例涉及（山东）平度以东地区，在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8841，韦伯（芝罘），
1927年4月2日中有叙述。
② 同上，893。00PR福州/57，1932年10月4日。
③ 同上， 893。00/15141（高思，重庆，1943年9月29日）。
——每年两次——并造成更多的受害者。”④除只打击最穷的人的征兵制的不
公正之外，还定期征集成千上万的苦力，他们像牲口一样被驱赶着。在壮丁
和苦力（常受虐待，经常得不到照顾）中，死亡率都很高，而八年抗战期间
军队对平民的暴行和骚扰更加深了农民对军队的传统仇恨。到40年代初期，
征兵的不公正和军队的勒索甚至已成为可与征税相提并论的引起农民骚动的
因素。似乎当时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盛行一时：有些暴乱既是由对田赋征
实不满引起的，也是由对征兵队长的憎恨引起的。征兵队长是对突然扑向在
地里耕作的农民并迅速把他们的双手捆在背后的那伙人的委婉的称呼。在不
到一年里（1942年秋至1943年夏），规模和时间不等的农民暴乱（有些卷
入的人数多达50000，持续时间长达数月）实际上影响了中国的每一个省。①
在这些暴乱之后，1944年又出现了另一次浪潮，当时中国士兵在日军于河南
发动的新的攻势面前溃逃，受到1942—1943年严重饥荒的幸存者的多次攻
击。②当士兵处于孤立，掉队或受伤时，厄运便会降到他们的头上。关于农民
已不再同情士兵的境况的说法大多是虚构的（毕竟这些士兵都是同他们一样
的农民）。他们最初的冲动是让士兵缓慢地、痛苦地死去。③
一份纲要性的图表（表2）列出了自发的农民骚动的各种类型。单独加
以分类的事件（在表的下端）一方面包括持续时间比一般骚动长的极少数复
杂的运动；另一方面也包括频仍发生但持续时间短的大量初级的运动。按照
我们第一个准则（目标）的观点，复杂的运动按定义是混合的。它们即使在
开始时并不指向几个不同的目标，但是由于其持续时间长，随时间的推移他
们趋向于获取新的目标。不过，它们与第一类骚动，即指向政府当局的骚动
（位于表的上方），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初级运动（简单的抢劫事件，有或
没有有限的暴力活动）置于表的右边一栏：饥饿的人群到可以找到粮食的地
方去抢劫或吃大户，也就是说，一般是在富人的家中或粮商的店铺里。
表2 农民骚动的类型
④ 引自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69页。 关于被征当兵农民的苦难
和兵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见周锡瑞编：《在中国的 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35—37
页；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32—140、143—144页；和吕西安〓比昂科：《中国革命的 起
源，1915—1949年》，第155—157页。关于后期，见苏珊娜〓佩珀：《中国 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
治斗争》，第163—168页。
① 详细内容：贵州东部和西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991；15095），四川 北部（同上，893。00/14997；
15022；15026；15055），特别是甘肃南部临洮 地方（同上， 893。00/15009；15033；15047；15074；15109；
15112，刊载于 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第20—22页）。
② 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6。1044（高思，重庆，1944年6月10日），第13页 和注26。
③ 张天翼：《仇恨》。
指向政府当局指向农村人口中的少数
按目标分A、抗税风潮．．．．A、穷人反对富人．．．．．．
类的骚动土地税＋＋佃户=
鸦片税＋债务人——
盐税a＋＋农业工人a——
其他a（烧酒捐、屠宰税等）—
B、其他．．B、世系械斗．．．．
反抗政府的创新措施一个社区反对另一社区
的滥用权力＋
抗征夫＋
抗军队=
单独分类的骚动，
因为不是太大就 大的：复杂的运动 … 小的：初级的运动 ＋＋
是太小
a 因篇幅所限本章未讨论的项目。
频 度（主观的估计）：
— 极少
… 少
= 一般频度，或变化不定，如军队的案例
＋ 比较频繁
＋＋ 很频繁
按目标分类的骚动中，我们了解到指向政府当局的骚动最为频繁。不仅
置于该表右边一栏的骚动发生次数较少，而且我们划分的这两类子目的社会
意义也非常不同。“A”类骚动（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考察到的唯一的一些）
是穷人反对富人。“B”类骚动（世系械斗）使庞杂的社区对立，每个社区均
由多数穷人和少数富人构成，富人或者保护穷人，或者操纵穷人，不论怎样，
都是他们组织穷人。纵向运动如在清朝一样，纵向的社会冲突（世仇族间长
期争斗）会使两个宗族、两个村庄或两群村落为某一争议——诸如用水（或
防洪），一块清理过的土地，森林的开发，坟地或控制当地市场等而相互对
立。①在易发洪水的安徽与江苏北部边界，四年内曾四次成为与管水有关的冲
突的舞台。1932年6月，萧县（江苏，现属安徽）居民所进行的排涝作业和
疏浚工程给宿县（安徽）造成淹没土地的威胁。因此，宿县2000多名武装的
农民开始填平那些不久前才挖好的水渠。一场使用了火炮的冲突导致萧县几
个村庄被毁（1932年7月1日）。次年，只是由于军队的干预，才阻止了丰
县和沛县（江苏）农民毁坏河堤把威胁性的洪水导向邻县。1935年3月，又
重现了1932年的骚动模式：萧县村民疏浚淮河一条支流被宿县居民蛮横地阻
止，接着发生械斗，造成多人死亡。1936年5月，另一场冲突再次把萧县和
宿县的老对手投入对抗。②
① 萧公权：《农业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第361—366和419—429；哈里〓 J。拉姆利：《械斗：中
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清史问题》第3卷第7期（1977 年11月），第1—39页；罗伯特〓B。马克斯：
《海本县在海本农民运动前夕 的社会变迁，1870—1920年》，第17—29页。
相邻社区间的反复冲突造成了敌对和争斗的传统。利益的冲突会使这种
传统保持活力，但渴望复仇也能刺激这一传统，以致极为平常的事件也会引
起新的敌对行为。村民们为了自卫和保卫社区的利益，在必要时会向秘密组
织求助，或自己组成敌对的组织，如广东海丰和陆丰的红旗会和乌旗会（详
见本节后文和下节）。受到威胁的社区重新复活其秘密社会的一个例子是
1927—1928年出现在邻近镇江（江苏）的四个县的小刀会。小刀会的成员都
是从江北来的移民。同时本地人组织了一个敌对的社会：大刀会。1928年9
月，小刀会2000名农民会员在丹徒县残杀了200人，并烧毁了六个村，它们
被认为因建立了大刀会的地方分部而有罪过。①
小刀会与大刀会之间的敌对把每个村一分为二，而广东东部的红旗会与
乌旗会却体现真正的村际联盟，这种联盟是在19世纪当新的集镇建立时形成
的。在两个集市之间的无人地带建立起来的新村落，和处于集市边缘的弱小
氏族——它们寻求逃避牢固地盘踞市镇的氏族的控制——倾向于同他们强大
邻居所属组织的对手结盟：如果最近的市镇被红旗会控制，就与乌旗会结盟，
反之亦然。于是，到19世纪末，海丰和陆丰两县已被敌对组织的真正的（红、
黑）棋盘所覆盖，它们极化成两大对抗阵营。这些组织有点像布列克的圆头
会和长头会，在20世纪20年代依然非常活跃。②
这样广东东部的红旗会和乌旗会比江南受威胁社区重建的小刀会以更大
的规模组织起来，并具有更大的潜在破坏性。但是规模的不同不应掩盖这些
不同的组织所参与的纵向冲突的共同性。尽管小刀会与大刀会之间的分界线
分裂了每个村庄，它却没有把富裕家庭与贫困家庭分开。两个秘密社会间的
对立所表征的真正分立，是在当地人与外来人（少数与北方结盟）和当地出
生但尚未同化的新近到达家庭的后代之间的分立；这一伙外来人经过一、两
代后仍未被同化。①同样， 19世纪末和 20世纪初广东东部特有的地区性
冲突也没有把富有的地主与他们的佃户或其他少地的农民分隔开来，而是使
敌对的社区对立，每一社区都有自己惯常的贫富剖面。红旗会或乌旗会的领
导人通常是一个富人，他能用他的财富和影响去贿赂或恫吓官员，并保护他
的追随者们抗税和反抗敌对的旗会。实际上，正是这种保护保证了农民对其
所属旗会的忠诚——由于敌对旗会的活动助长了不安全，这种保护在这里甚
至比中国其他农村更为必要。
佃户与地主间的冲突可以用正统的说法称之为社会性冲突，而纵向冲突
只表明地方上的狭隘性：敌手不是富人，而是“其他的人”。有时，外人是
来自其他地方的劳工（也是农民）；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不是为了土地和水，
而是为了就业。1921年，中国国际救灾委员会在建造北京至天津的公路时（为
把粮食运到需粮的地方），从山东招募了2800名工人，这就出了麻烦。在开
工的那天早上，河北的农民在流氓的协助下，袭击了这些外来人，并将他们
① 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1921—1933年》，载J。谢诺编： 《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密会
社，1840—1950年》，第221—222页。
② 罗伯特〓B。马克斯：《海丰县在海丰农民运动前夕的社会变迁，1870—1920 年》，第18—19和24—29
页。① 若干移民确实是外国人：在辽宁东部万宝山，500名中国农民在1931年7月 破坏朝鲜移民建造的坝和
灌渠。日本人在沈阳事变前两个月把这件事制造成 外交事件。
赶走，接着几百名当地人要求取代那些被他们驱散的人。②在19世纪早期的
法国，工匠和工人行会常煽动地方性和专业性的对抗。这样的对抗阻碍了阶
级觉悟的提高，并且破坏了现代社会运动的开端。一个世纪以后红旗会与乌
旗会，小刀会与大刀会等等之间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法国加伏特人与
德沃朗特人之间的对抗的（中国式的农村的）翻版。复杂的运动：长乐的例
子1931年11月在长乐（在福建，是福州南面的一个县）爆发的骚乱，从一
开始就是双重性的抵抗：既反抗军队，又抗税。1932年1—2月，这场指向
政府当局的运动被纵向冲突扩大，从而加速了这场运动的最终崩溃。骚乱的
起因是在湖清乡（长乐县）征收土地附加税。征收这一附加税的目的是资助
一支深为村民不满的海军分遣队（他们为了向烟民征税，强迫村民播种罂粟）
执行改进水利的计划。当湖清村民拒交这一附加税时，两个营的海军被派赴
该地，强迫村民交付。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海军于11月4日到达；5日，
农民向他们宣战。
这场运动不仅复杂，而且也比多数农民风潮和暴动组织得好（这或许足
以说明为什么它能持续如此长久）。湖清的村民从1922年开始就被迫在当地
民团服役，与其他地方的村民相比，训练和装备较好——至少不更差。暴动
的领导人林克祖正是湖清乡民团的指挥官。林聘请了几个保定军官学校的毕
业生来训练民团，并且招纳了一群土匪，预付了两个月的饷，以换取他们许
诺在前线效力。12月21日晚，湖清的农民已有准备并得到增援，以10∶1
的数量优势进攻了长乐县衙门。负责守备县衙的海军部队迅速逃窜，丢弃了
武器弹药，也抛弃了县长。
初步的成功使造反者过于自信。他们捣毁了海军安装的两座泵站，并要
求海军从此离去。林克祖宣布地方自治，并干脆接管了整个长乐县的政府机
构。他掌握了全部税收以满足他的军事开支；保留并征收两个月前他曾谴责
的鸦片税，并解除了开设鸦片馆和赌场的限制。长乐县其他乡的居民，原先
并不交附加税，对被迫为与他们无关的斗争提供资金不满。此外，被雇用的
土匪释放了刑事犯，并拦路抢劫难民。冲突随之发生，而在当局派兵增援的
关键时刻很快又演变为乡际战争。1932年2月，一个敌对的乡——后山乡俘
获了林克祖并把他交给当局，遂被处死。28日，海军进攻湖清，并给来焚毁
湖清村庄的后山居民以有力的支援。到3月底恢复平静时，有40个村被夷为
平地，7000多人无处安身。1932年农事季节，在湖清与后山之间有一个宽阔
的未耕地带；但没有人敢冒险去耕种那些沿敌方领域的土地。
长乐骚动的复杂性和组织是罕见的，但结果却因一些毫不罕见的弱点而
招致失败，这些弱点是：未能保持对土匪的控制，而他们的帮助起初是很有
价值的；为对付当局的反攻（尽管这一反攻来得很迟）而采用征收新税的办
法不得人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邻村之间缺乏团结，它们的利益相
悖，从而使他们在镇压到来时相互对立。①初级运动与复杂运动相比，初级运
动指向农村中的少数人（最富有的）。但是，除少数情况外，劫掠者们并不
② 贝克：《与中国的饥荒斗争》（未刊文稿，1943年），第147页。
① 长乐事件在下列材料中有详细叙述：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PR福州/47（1931年12月4日）；/48（1932
年1月13日）；/49（1932年2月10日）；/ 50（1932年3月7日）；/51（1932年4月4日）；/52（1932
年5月4日）。与 此相反，四年后受到指责的长乐放债人的做法并未引起骚动：《东方杂志》，第 33卷
第10期（1936年5月16日），第111—112页。
找富人本人，只是要他们的财产，特别是他们的粮食。在发生饥荒时，他们
常常只不过去富人家消除饥饿的痛楚。诸如“吃大户”或“向富民坐吃”的
说法，在几乎涉及每个省的调查和报告中都不时出现，从受养蚕危机影响的
浙江和江南，到像安徽和河南这样较为贫穷的省份莫不如此。
一些极不完整的资料显示出频率极高的抢劫事件（“抢米风潮”）的一
些概念。一个经济情报机构记载1934年64起劫案如下：浙江，28起；江苏，
19起；四川，5起；安徽，4起；河南，3起；陕西，3起；广东，2起。①
这些案件约3/4（64分之47）发生在号称富省的浙江和江苏，因为这项调查
主要是根据上海和南京报纸所提供的资料。另一份报告提到仅在1934年夏季
就发生了26起抢劫（7月1日—9月11日），②但只提到四个省（浙江，14
起；江苏，5起；安徽，4起；河南，3起），它们都极易为南京的报纸所报
道。仅仅邻近上海的一个县（浙江嘉兴），就是所记载的26起事件中的6
起的发生地。一个最后的例子不仅表明了我们所使用的统计数据的非典型
性，而且也表明劫案极为频繁：仅无锡一县（江苏），在一个月中，（1932
年5月11日—6月10日），就记载了25起案件；此外，资料的编者指出：
他的资料所依据的当地报纸仅提到实际发生的劫案的十分之二、三。③
另一种相对严重又不很短暂的事件是流动性抢劫。多达几百甚至上千的
饥民，每人带一个布袋，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夺取粮食。④有时他们自己组成
穷人的团体：“穷光蛋会”、“饥民团”或“吃大户”⑤
但是，就大部分而言，抢米和闹风潮是典型的初级运动，范围和持续时
间都有限。春天，在两次收获之间的过渡期，几百或甚至只有几十人（有时
只是一群妇女、老人和孩子），会外出抢劫一个地主、一家商店、一座仓库
或一条舢板，以获致几天的口粮。警察或当局干预时，有时把口粮分给他们，
好让他们更快散去。⑥偶而治安力量也会开枪，但这不是通常的方式。原则
上只有当饥饿的农民被迫“铤而走险”（为求生而当土匪）时，才进行镇压。
①
这些偶然性的抢劫者们尽力使自己与职业性土匪区分开来。有时他们因
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竟向县长请愿，要求允许他们抢劫；或者他们会跪在
被他们抢夺的地主面前，乞求原谅他们一时被迫采取的过激行为。许多抢劫
者小心地把他们的盗窃限于食品，而有些人切望给地主及其家人留下足够的
食品，使他们不致因此挨饿。②
特征
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2页。
② 《中华日报》，1934年9月12日，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 1031—1032页。
③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3页。
④ 涉及河南和湖南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1030页。
⑤ 涉及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苏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 1033页；涉及四川的事
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1029页。
① 关于四川东部事例，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9—1030页 （军阀杨森的军队派去镇
压沦为土匪的饥饿农民）。
② 参看1932年6月无锡的一个事例（《新创造》，第2卷第1—2期（1932年7 月），引自《中国农村经
济资料》，第1卷，第428页）。
上面所分析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