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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明显的。
造成市场不稳定的这四个因素发生在1920年后的不同时期，强度也不尽
相同。使它们的冲击不同于前几十年的原因，是国家和私人的经济组织既没
有能力，也没有充足的时间，从前一次爆发的市场不稳定中摆脱出来，就被
另一次市场不稳定所压倒。正是由于农村市场的不稳定更加频繁，农民在这
30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折磨。我们不妨查阅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对造成市
场不稳定的原因及其后果作一简要的考查。
20世纪20年代
1924年以后，至少有七种主要的出口手工产品开始在数量和价值上下降
了；另外六种既没有增长，也没有下降。①最重要的手工业——养蚕业和织布
业——在这10年中下降了；其他农村工业如刺绣、地毯编织、草编、高档花
边、榨油、造纸、茶和糖生产，也下降或停滞。影响养蚕业和织布业需求的
变化，有必要评论一下。首先，合成纤维开始取代中国丝，而中国丝曾长期
用于生产在西方主要市场出售的服装。1923年至1930年间，中国丝在纽约
的价格下降了67％。②这一更替迅速减少了浙江、福建、广东外贸公司对丝线
和绸缎的需求。①此外，合成纤维大量输入中国，以致逐渐把国产丝从杭州这
样的市场排挤出去。②西田伯太郎，一个丝织业的日本考察者指出，20世纪
20年代后期，增长的合成纤维对中国的出口，是“最近期间”对萧条的中国
丝织业的又一个严重打击。依他看来，这已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主要的丝生产
国。③
中国的棉纺业也未能逃脱困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棉布价格上升
给新的农村织布中心带来了繁荣，商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织机和棉纱以扩大布
匹的生产。但是1920年以后，外国棉织品重新开始与手工布（土布）竞争。
④在天津和青岛的日本纱厂，以前把他们大部棉纱卖给中国商人，由他们提供
给织布中心。但在1920年至1924年间，这些纱厂里的机械化织布机增加了
三倍多。到1924年—1925年，这些纱厂已开始生产优于土布的机制布。当
日本纱厂在口岸城市扩大生产时，中国纱厂仅能维持，受困于工人罢工、经
营困难和缺少周转资金。少数像潍县（山东）那样的织布中心，设法获得了
便宜的机纺棉纱供手工织布的需要，还能继续经营下去。但是这损害了别的
像高阳（河北）那样的织布中心，它们廉价销售。⑤1926年高阳仅生产了544125
匹布，而1921年却超过100万匹。⑥其他织布中心也受到同样的影响。⑦
这一时期引起市场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可能是内战。1924年至1927年发
①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64—65页， 贸易统计数字取自海关
报告。
② 同上书，第3卷，第4页。
① 同上书，第3卷，第7页；东亚研究所：《中国缫丝的世界地位》，第63页。
②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1840—1949》，第3卷，第5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3卷，第17页。
⑤ 同上书，第3卷，第18页。
⑥ 同上。
⑦ 同上书，第3卷，第19—25页。
生了恐怖的暴行，使千百万农民遭难。明争暗斗的军阀们向农民征收各种新
税和派款——这一负担又由于铁路阻塞和贮藏设备减少造成销售下降而加
重。①就是在1916年，22省中也只有9个省断断续续地爆发战争，但是在1925
年至1928年间，暴力看来严重影响了大约15个省。②山东遭到特别沉重的打
击，每年有几十万农民由于害怕丧命而逃往别的省份。一份日本人对这一时
期军事活动和农民自卫组织的研究报告，描绘出一幅各阶层遭受恐怖和苦难
的情景。
不仅到处有纵火、偷窃、强奸，犹如野兽在肆虐，而且谋杀和绑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
此外，征集的军粮被匪帮们抢走之后，各种军阀部队又强夺更多的粮食。就这样，同一个地方
的农民遭到外来者接二连三抢劫。土匪和军阀的队伍逃走时鸡犬不留。人民流离失所，无以果
腹，处境极为悲惨。他们离弃自己的家园；老人、青年和妇女都在向满洲和南方逃去。移民潮
水般向外涌去；不管时光怎样流逝，同样的情况仍在继续。③
频仍的自然灾害袭击各个省份，其严重与频繁即使在古时的中国也是不平常
的。1918年大旱席卷了北方六个省，50万人丧生，317个县的庄稼严重受损。
同年2月，陕西和甘肃发生大地震。1921年，六个省遭受大水侵袭。④次年，
台风袭击汕头；第三年，12个省份经受水旱两种灾害。到1924年和1925年，
自然灾害的范围更大，冲击加重，因为大量劳力被投入战争，不能动员起来
准备自救。云南在遭受严重地震后又遇洪水。另有六个省的庄稼遭受虫灾，
洪水在黄河流域泛滥。⑤
这些灾害，加上暴力与战乱，造成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逃亡运动，几
百万人从北方各省逃往满洲。①国内的许多地方农田荒芜。灾难的受益者是军
阀的军队，他们的队伍由于增加了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而膨胀起来。这些军
队里的乌合之众和歹徒，像成群的蝗虫一样麇集在一起，掠过乡村，破坏沿
途的一切。这个国家的主要粮仓之一的湖南，实际上停止了向长江下游的城
市运送粮食。②
所有这些发展造成了普遍的农村失业。粮食进口突然增加，以供养大口
岸城市。尽管政府的就业统计是极不可靠的，但它提供了灾难的一些征兆。
据报导，1925年失业人口超过1。68亿，估计其中8700万是农民和乡村劳动
者。③稻米、小麦、面粉、烟叶和原棉的进口自19世纪70年代即有增加，但
是速度很慢。然而1921年以后，它们的进口量达到空前的水平。在1921年
和1922年间，稻米的进口量一度增加一倍；而在1925年至1926年间几乎又
增加一倍。更令人吃惊的是，1923年至1924年间小麦进口增加一倍，而在
1925年至1926年间增加七倍。面粉和原棉的进口也出现类似的猛增。④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59—589页。
②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09页。
③ 满铁，小泽茂一：《中国的动乱与山东农村》，第3页。
④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19页。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59—660页。
② 同上书，第2辑，第632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66页。
④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74页。
南京十年
正当农业危机看起来似乎没有尽头的时候，国民党和它的军队打败了北
方军阀。1928年和平降临到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方。与此同时，气候也变好
了，带来了丰收。但是新的困难又摆在前面。虽然零星的战争还在一些省份
继续进行，农民交纳的税收也较重，但是这些对农业人口不像1932年至1934
年间某些事件那么令人不堪。从1921年到1931年，当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
的经济萧条的打击下而步履维艰时，中国却受益于它的银元贬值，从而在出
口的数量上和总值上都有提高。①第一次打击随1932年失去满洲市场而来。
第二次打击在1933年至1934年接踵而来，因为美国提高银价之后中国白银
大量外流。出口下降，银根激烈紧缩，商品价格暴跌。结果农村经济大规模
萧条。
丝织和棉纺手工业原已深深陷入困境，在1932年至1935年间又遭到特
别严重的打击。“失掉东北市场对于绍兴（浙江）丝绸的销售有极大的影响：
1931年丝绸的产量是156000匹，每匹价32元，总值为5075200元。这与1929
年相比减少了43000多匹，损失超过2000000元”。②日本人占领满洲后，他
们提高了进口税。这一行动，根据同一资料来源，“有效地阻断了从烟台（山
东）进口丝绸”。③大连和整个南满的棉布进口商不再从中国市场购进棉布。
对河北的饶阳、定县、玉田、灵寿县和江苏的通州、常德④县，后果极为严重，
足以使整个棉纺织业受到很不利的影响。⑤村民对纱厂的棉纱需求锐减。
在1931年和1932年，当世界贸易开始紧缩时，中国手工制品出口也是
如此，其中包括丝、特种丝织品、棉布、草编、纸、瓷器、毛竹、油料和麻
布；这些品种一起构成了出口总额的大约50％。农村劳力大量用于提供这些
产品，手工业品收入下降使农户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消费。至1936—1937年，
这些手工业品的出口，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总值上，仍远低于1930—1931
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事实上，它们的价格比粮食价格下降得更快。①在1931
年至1934年间，天津和上海的茶、烟、酒、牲畜、粮食、棉制品和油料的价
格指数持续下降。不久产地的价格也下降了，农民们很快发现较低的销售价
格不敷他们的单位生产成本。1934年陈翰笙的报告说，广东农民毁掉桑园，
以致桑园面积下降30％以上。②一项研究茶业的报告表明，该作物面积的下降
相似。③棉花生产的经济状况对农业人口来说，也同样令人沮丧。
① 吴大业：《世界经济衰落中之中国》，载方显庭编：《中国经济研究》，第1卷， 第45—56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392页。
③ 同上书，第3卷，第393页。
④ 查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396页无江苏棉织业，亦无 常德棉织业；第397页有
常熟棉织业，第398页有南通（即通州）棉织业。据 此，原文“Ch′ang…te”（常德）疑为常熟之误——译
者。⑤ 同上书，第3卷，第396页。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15页。
② 同上书，第3辑，第627页。
③ 同上书，第3辑，第629—630页。
近来，（1932年左右）世界经济崩溃更为广泛，已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中国主要的棉花
市场遭到世界棉花市场状况的严重打击，以致在我国各个棉花市场上生产成本都得不到补偿，
因为在市场上买方已经下降。④
同一资料来源，继续描述了陕西的棉花生产成本如何超过了市场价格的三
倍。湖北和浙江棉花价格暴跌，也榨干了处于居高不下的成本和市场销售下
降之中的农民。
但并不只是世界贸易的收缩摧毁了农村经济。1932年大量的银元开始从
内地流向沿海城市，这是一个由美国银价上涨引起的金融资本流出农业的前
所未有的动向。这正好发生在农村经济亟需贷款的时候。伴随着白银的外流，
农业投资利润率急剧下降。1932年至1933年，上海的银行存款增加了一倍
多。②
农民们还得忍受另一个打击。过去中国不同地区因为旱涝灾害而遭受周
期性的歉收时，地方官员有责任开仓放粮，或从外省购进粮食。但在这一时
期，行政权能受到削弱，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成功地采取这样的措施。有些地
区甚至开始出现饥馑。 1933年一个中国农村调查团来到陕西，在日志中
描绘了乡村的悲惨情景。
7月4日（1933年）。我们调查了西碴磨村。西碴磨村有水浇地，水来自一条小河。当干
旱发生时，小河干涸，水浇地变成了旱地。在这片水浇地上常种植鸦片，县政府从这块地上收税。
今年三月农民不得不吃树皮草根。五月以来，他们除了草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他们还
吃油料的渣滓和麸糠等等。现在正在收割小麦，他们才见到面粉。他们将面粉与麦糠混在一起，
加上水做成汤，称为“盆汤”。一个人一顿吃不到两块面饼，有些天一人一天只吃一顿。饿死、
病死、逃荒、卖身为奴，是为常事……
7月15日。小唐村比别的村庄更穷得多。在1928年秋，这个村就有农民饿死。这个县小麦
的价钱，是每斗八、九元，只有有钱的人才能买得起。县城的城门紧闭，以防农民进入。城里人
担心一旦农民进得城来，他们就会偷走一切。②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种情况在许多农村地区是常事，这与列区荷芬和
金所描绘的乡村多么不同啊！
在1931年至1933年间，富人和穷人一样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土地。引起
的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极其复杂；许多人家把有钱人的地位让给了别人。1933
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陕西、江苏、浙江、云南和广西的17
个地区，抽样调查了155000户。抽样涉及的时期是从1928年至1933年。委
员会发现，在八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增加了，在四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减少了，
有五个地区没有变化。①抽样还发现，富裕人家在14个地区减少了，仅在三
个地区有增加。拥有一些土地但还获得工资收入的中等人家数，在13个地区
下降了，在三个地区有增加，另一地区保持不变。贫穷的户数——指的是收
④ 同上书，第3辑，第678页。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164页。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164页。
① 古岛和雄：《旧中国土地所有制及其特点》，载山本秀夫和野间清编：《中国农 村革命的发展》，第41
页。
入主要来自工资的人家——在17个地区的14个中有增加。许多富裕家庭既
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经济地位。对获得土地的较深入调查也表明，江苏许
多中等水平的人家，就在这一水平的人家总数下降的情况下，扩大了他们所
有的土地。②在1928年至1933年间，土地分配究竟变得怎样不平等，也许永
远无法确定。但是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显然是席卷农村的市场不稳，而不是
地位牢固的地主阶级上层人士控制了农村经济。
战争年代
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在以后八年里，中国人与强大的对手进行了殊
死的战斗。其后，在和平终于到来之前，他们又不得不经历了四年自相残杀
的内战。一个战争中的国家不仅损失许多正常生产的货物和劳务，也要冒丧
失将来生产能力所依靠的资本的风险。战争的时间越长，要求人民为填补损
失或消耗掉的资本作出的牺牲也就越大。生产和经济组织的破坏，伴随着社
会的变化，使人们逐渐无视道德和习俗，并趋向以强凌弱。
1937年，日本人对华北的入侵，吓坏了商人和放债者，他们关闭店铺相
率逃命。如此众多的军队沿大路和铁路运动——中国人逃跑，日本人推进—
—很快引起征募农村劳力和征用他们的大车和役畜。在以后几年里，除了几
次大的战斗外，中国北方的形势很快就稳定了。但是1941年以后，中国的游
击战加剧，而日本人以大扫荡报复。战争对华北农村总的影响很难确定，因
为对破坏从未进行综合调查。一位中国学者根据1938年至1943年间的地方
性调查，试图就战争对农业生产的广泛影响做一个总的估计。
至于作物区的变化，我们可以说由商品作物转向主要的粮食作物。棉花种植面积是下降得
最多的；小米、白薯等的种植面积扩大了。高粱是农家的主要口粮，日本军队阻止大规模地种
植这种作物，以消除游击队利用庄稼地作为保护屏障。所以高粱的种植面积下降了。但是耕作
总面积下降得很少。①
1939年收成特别差，主要是因为气候恶劣。但是到1941—1942年总产量和
单产量又恢复到1937年的水平。然后，从1942年开始，农业生产呈现严重
下降。
在1943年以后，日本人强化他们的战争，征募了更多的人，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失去农时、役畜和人力短缺，以及农民大力转向更加自足，使耕作质量恶化，并使产量降到一
个比较低的水平。可能从1940年到1942年的这三年是整个战争期间北方农业最稳定、最好的
时期。②
改变土地使用的模式以及劳力和役畜愈来愈缺少，也出现在中国的其他部
分。1938年和193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四川和云南，结果，像重庆这样的城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江苏省农村调查》，第 1卷，第25、28、30页。
① 马黎元：《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 10卷第1期（1948年6
月），第65页。
② 同上书，第71—72页。
市一夜之间扩大到三倍以上。新的城市居民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喜爱猪肉、
鸡、蛋、面粉、蔬菜和水果等食品。城市周围的地区生产不了足够的产品以
满足需求。价格上涨了，农民于是把他们很大一部分土地和劳力投向这些产
品，而不是粮食，从而粮食又供应不足。①到1941—1942年，稻米、小麦和
其他粮食的价格开始比照特种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于是农民开始把更多的土
地转用于生产这些粮食。与此同时，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使许多青年脱离务
农，而去工厂和到运输业做工，更不要说在前线服务了。到1943年，许多迹
象表明，西南的农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极限。农业生产在下降，尽管是
逐渐下降。发生了干旱，但是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农业劳动力。②
在和平、稳定时期，农业生产可能会短暂下降，但会很快恢复。而在战
时的条件下，当劳动力在播种、田间管理或收获时被抽走，生产就会持续下
降。当然劳动密集的作物所受的打击最重。作物的种类和种植周期有很大的
地区差异，以致在北方或南方抽掉同样多的劳动力对生产的影响很不一样。
供应最大部分上市余粮的农户，通常要雇用非全日的劳动力。虽然对农
作物的需求引起了农产品价格上扬，但是在农忙季节雇用农业劳动力的费用
比许多作物的价格上涨得更快。我们知道，在1941年以后，这种情况在四川
是非常严重的。③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情况也是一样。到1943—1944
年，许多农户受困于价格和费用的严峻压力，不得不削减他们的播种面积。
大的、富裕的农户仍有足够的土地养活他们自己。然而，削减播种面积造成
了总产量下降和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其后果是需辛勤管理的作物的上市量
下降得最厉害。甚至向城市销售的粮食也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