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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员离开城市去 到农村，也可能夸大了农村党员的数量。许多在农村苏维埃工作的人员显然 是城市出
身的。
②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 的报告，《毛泽东集》（竹
内实编），第2卷，第25、 28页；《星火燎原》，第 1集下册，第603—614页。
维埃运动。群众的反映是政策和作风的正确性的主要标准；盲动主义和命令
主义容易失去群众支持，被认为是错误的。在根据地，共产党人本身只应作
为思想上的领导者从事活动，不应作为苏维埃的行政人员，以便给群众以权
力来监督他们自己的政府，虽然不是监督党本身。①
遵照这些决议，李立三立即采取步骤加强了中央的领导。虽然六大表现
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而且李立三自己也注意到党内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
的隔阂，但是他似乎没有形成敌视知识分子的立场。李维汉、邓中夏和在河
南的有文化的工人都是李的坚定的支持者，人们很难说他们不是知识分子。②
起初，对李立三领导地位的威胁主要来自工会领导人，对他来说疏远其知识
分子同事将是不明智的。③
在李立三领导的最初几个月，当小块的农村苏维埃仍在为其生存而斗争
时，影响党的统一和稳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农村根据地。问题在于幸存下来
的党领导的工会及其领导人，李谴责这些领导人的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
官僚主义和无原则的宗派主义。④为保证党在“白色恐怖”下的安全，他努力
抑制党内民主，这可能导致了更大的集权。党内抱怨他与陈独秀一样搞家长
制。⑤他本质上是一个活动家而不是学者，主要靠加强纪律来达到统一。既然
六大重新肯定了中共的地位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李就借共产国际的权威
以推行这一行动路线。他常常用撤职的方法清除反对派。有时甚至为同一目
的而解散整个省委。①直到1930年9月，在李立三路线失败后，他才企图制
定一些限制党内过火斗争的规定。②甚至这时他仍以生硬和权威的态度明确地
强调纪律。他为了实现党的统一，还利用了党的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是
瞿秋白于1927年10月创刊的，仍在继续发行，李在1928年11月又创办了
《红旗》周刊，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7月，每周出版两期。最后他还成
立了由党团、工会负责人组成的总行动委员会。③
李立三与毛泽东之间讨论得最多的分歧较多涉及他们对革命形势的估计
及相应的战略，较少涉及党的组织。许多人担心农民党员增加可能造成农民
意识弥漫党内，但在毛看来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担心。毛和苏维埃其他领导
人在偏远的农村根据地工作，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依靠发展小规模的工业来增
加苏维埃党的无产阶级成分。毛尤其不得不凭借政治教育使农民无产阶级
化。农民是处于党的影响下的唯一的群众，也是新党员的唯一的重要来源。
然而忧虑依然没有消除——李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在
1928—1930年前后，李在这方面的努力效果不大。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红色文献》，第169—191页。
② 王明：《〈两条路线〉跋》，《王明选集》第3卷，第140—141页。
③ 理查德〓C。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34页。
④ 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72—173页。
⑤ 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苏维埃统治下的江西》，第183—184页。
①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43— 44页。这种趋势在1929
年11月开除陈独秀、彭述之及其他许多人党籍时达 到顶点。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年》，第55—56页。
③ 考虑了所有的事情后，可以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李立三的组织成就的 赞扬表现出普遍的乐观，但
不是真实的记述。常注明日期为1930年7月23日 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案》（见《红色文献》 第354页）是在4月至5月起草而在6月通过的。
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共在地区上极度分散，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要实现
统一与其说是组织上的工作，还不如说是意识形态上的工作。然而李根本不
是一个大理论家。随着莫斯科先发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决裂，后来又发生
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决裂，李必须或者逐渐形成自己的路线，或者像共产国际
那样游移不定。但不管他遵循谁的指导，他必须说服他的追随者。当说服工
作遭到失败时，未被说服的人离开他而走向莫斯科，或完全离开党。但是向
忠发、李维汉、贺昌、邓中夏和其他几个人支持他，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
足以有效地控制党中央。①
尽管王明苛刻地抨击李立三的组织路线，②但是共产国际撤换李并不是基
于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在战略上的错误（参见下面的注释）。在短时间的
混乱后，经过共产国际的许可，中央转到“28个布尔什维克”——王明是他
们的领袖——之手。于是在中央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
来反对“实干”派的工会领导人。这些人坚持反对李立三，他们发现自己的
力量基础由于蒋介石的迫害而损失严重。③在农村，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来反
对苏维埃领导人，自六大以来，他们控制的幅员和人口已有巨大增长。
在所有严酷的党内斗争中，引起28个布尔什维克与何孟雄和罗章龙领导
的“实干”派之间争论的问题可能是最含糊的；含糊得出乎常理。当这些争
论爆发时，何孟雄与李立三原有的争论已经解决。两次争论之间仅有的联系
似乎是党的重建方式以及由谁来重建党。从查阅现存的文件——大多倾向于
反对“实干”派——看出的唯一可以理解的要点是何孟雄、罗章龙和他们的
支持者建议召开紧急会议，其代表性比28个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顾问帕维
尔〓米夫建议召开的四中全会更为广泛。紧急会议建议从基层重建党，而六
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四中全会——实际上于1931年1月召开——只有狭窄的
代表性，他们则宁愿从上层来重建党。根据“实干”派的判断，后一条道路
对党以及对整个革命运动将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①还有一些个人的因素，例
如争夺领导地位，不信任缺少经验的年轻“布尔什维克”，也肯定进入争论；
然而它们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当这些争端汇集到一起时，结果是何孟雄
和罗章龙两人过高地估计了工会反对派的力量和团结，这种估计错误导致他
们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完全失败。何孟雄和另外22人，包括五位年
轻的左翼作家，显然被出卖给警方，接着在1931年2月7日被枪杀。
28个布尔什维克在攫取了中央的领导权之后，可能曾企图实现党组织的
“布尔什维克化”——一方面要求绝对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另
① 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70、100、108、140—141和143—144 页；郭华伦：
《中共史论》，第2卷，第334页。我举出这些人名是为了纠正 一种认为李立三在1929—1930年几乎完
全没有支持者的印象。
② 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68—71页。
③ 《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6页；北平社会调查所：《第二次中国劳动年 鉴》，前言，第2页。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决议案》（1930年 12月 16日），载于 《党的改造》第1期（1931
年1月25日）。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 部的权力关系》，第95页。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
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 党籍的决议》（1931年1月 20日），载于《党的改造》第3期 （1931年2月 15
日）。全文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卷，第 218—221页。又见萧作梁：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
的权力关系》，第135页。
一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②由于他们是一批雄辩者，③有理由假定他们宁
愿通过委员会进行讨论，而不是采用家长式的命令主义或他们似乎不喜欢的
惩罚制度。然而事实上紧接四中全会之后国民党与中共特工人员之间的秘密
斗争在1931年加剧、而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灾难性的挫折时，委员会会
议能否召开以及民主集中制能否实行是很令人怀疑的。①
然而，28个布尔什维克比李立三更为成功地集中控制了15个左右的农
村苏维埃。四中全会后不久，曾管辖苏维埃的“前敌委员会”由政治局直接
领导的苏区中央局取代，其下管辖六个苏区。这六个苏维埃中至少有四个各
设分局——位于江西东部与福建边界处的中央苏区（1928年底毛泽东和朱德
从井冈山转移到此），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②另外两个苏区
可能曾由一个特别委员会领导。③新机构可能削弱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日益增
长的权力；28个布尔什维克当然可能利用这个机构来消除李立三在鄂豫皖苏
区的残余影响，以陈昌浩、沈泽民和张国焘接替许继慎和曾中生，而在湘鄂
西苏区夏曦取代了邓中夏。④
当“白区”活动几乎无法开展时，党中央逐步转移到中央苏区，党员也
随之迁徙。中央的转移于1933年初完成，只在上海留下基干联络人员，他们
不久被国民党警察逮捕。这次转移不仅加剧了论点和权力之争，而且引进了
许多城市党员在开阔的农村从事日常的管理工作，这项工作与秘密的城市工
作有很大的不同。由于他们现在与广大农民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旧的生活、
工作和写作的方式都必须经历适当的调整。虽然他们面临类似的困难，但他
们与按回避原则必须是外地人的旧王朝官员不同，因为他们并不想有意识地
养成官僚主义。但他们也不同于苏区的老干部，这些新来的人既没有参加过
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也没有学会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当地的方言，包括客家话。
而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并不消除对农民的蔑视，也不防止官僚主义的
滋长。①
群众路线
各地的游击战士，从阿尔及利亚到古巴，都曾依靠他们为之而战的群众
的支持。但是通过宣传和行动以赢得群众支持的实践，并不必然含有概念化
的“群众路线”。诚然，自中共六大以来，党中央和苏维埃领导人都优先考
虑动员群众。事实上，六大的政治决议甚至提出，党在苏区应把自己扩大为
② 王明：《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1934年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第78页。关于中央集权主义，见王明著名的《两 条路线》小册子的末尾，载《王明选集》第3卷，第111
页。③ 1939年我有机会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网球场听王明的公开讲演，当时王明同 吴玉章和林祖涵一起在出
席国民参政会的会议后首途回延安。我以前和以后 从未听到比王明更有口才的中国人讲演。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250—259页。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51页；《社会新闻》，第 6卷第19—20期（1934
年2月27日），第264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卷，第183—184页。
③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3页。
④ 《红旗》，第29期（1932年1月25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35 和367—368页。
①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64页。
一个群众组织，②而毛泽东在1927年《湖南报告》中评论道：“嘴里天天说
‘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③当1927年中共第一次转移
到农村遇着中国农村的人民时，动员群众就成为一件紧迫的事情。这时党员
必须明确：谁是农民？他们支持革命的积极性如何？如果失去红军保护因而
面临反动派的报复，他们惊恐到什么程度？通过组织和技巧，或者通过政策
和宣传，如何更有效地把群众动员起来？
一旦28个布尔什维克与农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的观点也开始
转变。他们现在在党内已不再形成铁板一块的集团，并且他们也没有全部迁
入中央苏区。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已完全接受毛提倡的群众路线的全部
内涵。虽然1931年9月1日的中央指示要求中央苏区竭尽全力动员群众以巩
固根据地，①但是它的要旨明确地在于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来动员群众。它对
用反对“坏人”代替专门反对地主、富农、商人的那种措词含糊的军队口号
的批评，它对富农分坏田的坚决主张，以及它对忽视反帝工作的不满，全都
说明了这一点。中央以为，只需激励阶级特性和阶级斗争，苏维埃就能唤起
广大的被压迫群众。这些批评和建议反映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次党代会的决议里，这次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1年11月在
江西瑞金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②在这些早期的指示中没有迹象表明这些运
动可能是一种动员群众的方式，没有提到关心人民和爱护人民，也没有允许
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和党的工作。
甚至在1934年1月28个布尔什维克路线鼎盛时期召开的五中全会上以
及在1934年的决战前，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还提出：“中国革命
斗争的胜利首先直接依靠共产党，依靠党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和
实际工作，依靠党的行动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依靠党员的布尔什维克
的纪律，依靠党领导群众斗争的能力。只有坚决地奋斗，反对一切离开和曲
解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才能胜利的领导争取苏维埃中
国的斗争。”③只是在当年初次遭受严重的军事挫折后，甚至在当权的28个
布尔什维克的言行中也出现了分歧和动摇。例如一般被认为是长征前28人中
最接近毛泽东的张闻天一方面说：
我们都要采取发动群众、经过群众、依靠群众的路线。因为在这里的问题，不＇是＇简单的
捉几个人或杀几个人，或没收征发一些地主和富农的东西，而是一个怎样在执行我们的明确的
阶级路线中发扬群众的积极性、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团结与组织群众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的
问题＇。
另一方面，他加紧了“赤色恐怖”。“赤色恐怖应该是我们对于这些反革命
分子的回答！特别在战区边区，我们对于任何反革命的活动，必须立刻采取
② 《红色文献》，第19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4页。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12页。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65页；郭华伦：《中共史 论》，第2卷，第306
页。③ 《斗争》，第47期（1930年2月16日）。
① 《红色中华》， 1934年6月28日。
最迅速的处置。”②
毛泽东对这一类问题的看法和解决办法显然尚处于发展阶段，它们表现
出极大不同。他作为那块根据地的创建者，曾与群众一起工作、战斗和生活，
时间比28个布尔什维克中任何一个都长。虽然他可能还没有将他的经验概括
成一条政策路线，但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了两个基本点——群
众有批评红军的错误、帮助红军改正错误的权利，以及党的决议应当通过群
众来贯彻实施。③当然，当时红军是由党的政委们控制的。④批评红军的错误
等于批评党。毛以毫不含糊的方式说明了党的正确领导的智慧和能力的源
泉：“上级组织必须清楚地了解下级组织的情况和群众的生活情况。这就是
正确领导的社会根源。”⑤在1932年，这样的思想导致了以下结论：“所有
脱离群众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方法都是官僚主义。”⑥
反对官僚主义（即命令主义和自命一贯正确）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毛泽
东的群众路线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求的态度是心甘情愿地做群众的
小学生，而不只是他们的领导者，并且不能把群众视为愚蠢笨拙的乡巴佬，
而应当信任他们，让他们参加行政管理和政治运动。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
发动群众而不损害他们的意愿。根据毛在1933年清楚形成的群众路线的概
念，不论是先锋队还是阶级，没有谁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每个人都有必要
接受教育。每个人，包括干部和群众，通过接受教育，就能消除坏的习惯和
作风，使正确而可靠的情况能从基层反映上来，成为正确的决策的基础，并
使决策得以贯彻。
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一旦苏维埃制度由军队建立，在这一制度下要尽可
能地关心人民生活和社会公正。在重新分配土地和其他财产、惩办反革命和
反动派、以及提供救济时，军队本身为建立政权要担负起宣传和组织群众的
任务。①政权巩固后，它的经济和政治措施都应以增加生产、促进贸易和合理
分担赋税为目的。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需要经济结构的改革，如合作社和
互助组。②它有时还可能需要生产运动和“劳动模范”的惯常作法。有时甚至
红军战士也参加农业劳动。③为了动员妇女，苏维埃共和国引进并通过了1931
年12月的《婚姻法》，而妇女的活动从锅台扩大到田间和战场。④1934年红
军从中央苏区撤离提高了妇女在残存的游击区中的作用。妇女活动分子并不
那么害怕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她们搜集情报，为游击队运送粮食和其他必
② 同上书，1934年5月25日。
③ 《毛泽东集》，第2卷，第82页。
④ 1931年9月1日中央给苏区的指示，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 302—304页。
⑤ 《毛泽东集》，第2卷，第82页。
⑥ 同上书，第3卷，第168页。
① 《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2卷，第123页。
② 王观澜向斯诺提供的情况，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38页；《红色中 华》，1934年7月26日；
曹伯一：《江西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