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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不是垃圾桶，不是痰盂
让张维迎享受新闻自由的时候，我在两个冲突中反复折腾，困惑不已。
我的第一个困惑来源于多元信息和诽谤诬蔑之间的冲突。尽可能多地呈现不同意见，是价值中立的媒体的应有态度。苏永通说，我们合作的《争议张维迎》一文中，外围采访不够充分。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是外围采访的难度大，我试图询问一些熟悉张维迎的经济界人士，他们或者信奉不论人非的古训不肯置评，或者要求隐匿信息源；另一方面则是我取舍材料的尴尬造成的。
贬低张维迎人品的信息究竟应该如何取舍？写作中，我时时面临这样的难题。采访中，有人对张维迎的评价比较负面，负面的评价又以人品低下为主旨。譬如，有人说，同样的一句话，怎么换了张维迎说了，就觉得档次低。再比如，有人说，张维迎心胸狭窄，没有包容心，跟他关系好的，破坏原则都行，等等。这样的话，放在文章中可能比较符合一些读者的胃口。我也本能地希望我能放进去。但我控制了自己的冲动。
我害怕自己冲动，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动机，也不是表现自己的高尚。我只是觉得新闻媒体不是垃圾桶，不是痰盂，骂别人的话语，减损他人人格的表述，是不适宜刊载到我们的报纸上的。即便批评张维迎人格低下的人坚持他的表达是客观的，他在人群中的美誉度似乎比张维迎高得多，我也不能让他“有话直说”。理由很简单： 我没有核实过，也核实不了。客观援引，不能成为我们侵害张维迎名誉的遁词。
我最近几天老在想，我自己就不是一个高尚的人，像我一样从来就没有真正高尚过一次的人，一定也不在少数。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求别人高尚呢？当然，一个并不高尚的人也同样拥有批评他人龌龊的权利，可是，批评是要有证据的，尤其是批评一个人的品格，任何随意的援引，都会反衬我们自身人格的低下。意大利史学家沙尔费米尼因为反对墨索里尼的独裁和暴政，被墨索里尼投入了监狱，受尽折磨的他，日后治史研究墨索里尼，仰仗的是证据，而非情绪。李敖说，他学习沙尔费米尼，撰写《蒋介石评传》，“全凭证据来”，而不会因为他坐了蒋家的牢房，就蓄意贬低蒋介石。
不加甄别的援引，不仅会让我们跌入道德陷阱，还可能让我们因为诽谤承担名誉权诉讼的风险。退一万步说，即便我们真的相信张维迎是个道德低下的人，我们拿不出证据来，怎么证明我们所说非虚呢。引用受访者的原话，并不能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其实，最初刊登以张维迎同事名义写出的公开信的网站，以及转载这些公开信的网站，都涉嫌侵害了张维迎的名誉权。
20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个关于侵害名誉权案件有关报刊社应否列为被告的批复中，郑重表明： 报刊社对要发表的稿件，应负责审查核实，发表后侵害了公民的名誉权，作者和报刊社都有责任，可将报刊社与作者列为共同被告。那么报刊社变种的网络媒体面临同样问题的时候，是否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根据“通知删除原则”，如果张维迎向网站传递出删除的要求，网站就必须删除，否则就侵权了。两年前，南京大学一副教授发现，中国博客网上的一则网络日志中，有篇名为《烂人烂教材》的心情日记，对他进行了指名道姓的辱骂。该副教授选择对簿公堂。法院判决中国博客网在其首页向该副教授赔礼道歉。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13）
2009…11…24 20：52：23 本章字数：1243
顺便说一句多余的话，即使张维迎真的像批评者公开指责的那样，特别想当院长，那又怎么样呢？除非他为当院长采取了贿赂或者其他不正当的手段，否则，何错之有？渴望权力不是错！我们的宪法本来就支持我们的公民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
《芝加哥论坛报》总编辑的态度
我的第二个困惑来源于审慎的怀疑精神和权威的非真实信息的冲突。当我的朋友建议我们对张维迎所说的话作审慎的怀疑时，我想到了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总编辑、普利策奖得主杰克·富勒博士所说的“敌对态度”和“权威问题”。他说：“出于道德上对刊载可疑信息的厌恶，以及对受到高明的形象设计专家的蒙骗，一些记者在与政府官员及其他报道对象交往时往往采取敌对立场。记者本人摆出一副无情的反诘问人的架势，对他所面对的那些人所说的每一句话持有敌意，他首先做这样的假定： 当权者人人都撒谎。”
虽然说张维迎不是政府的当权者，但是被少数人称为“利益集团代言人”的张维迎，毕竟游走在靠近财富和权力的地带。我们每个资深一点的记者都遇到过哄骗新闻界的撒谎高手。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了我们的怀疑论教育。所以，我和我的同事，习惯性地怀疑张维迎的一面之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尊重了真实。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张维迎所说的是不是真话，有没有撒谎，我是否应该将它们刊载出来？
困惑中，我选择“应该刊载”。如果张维迎的这些表达不是自己说的，而是他的秘书替他说的，或者他的太太替他说的，我们都不会刊载，但是，张维迎的辩白因为出自张维迎之口，从而具有了某种权威性。即使我们怀疑他的言辞是虚假的，我们也应该刊载它，因为新闻讲究的是显著性，张维迎本人的言辞无论真实与否，都满足了公众对新闻报道显著性的需求。
在如何处理来自权威的非真实信息这一问题上，杰克·富勒举了一个例子，假如美国总统说，一个小国的叛乱分子屠杀了数百名妇女儿童，但是记者怀疑总统在撒谎，目的是煽动复仇情绪。一旦产生这样的怀疑，记者就应该着手调查，可是调查需要时间。此时正在闻讯之后的第一个夜晚，怎么办？杰克·富勒说，记者应该加以报道，尽管他满腹狐疑。他解释说： 类似总统声明的言论无论是否准确，其重要性远在误导公众导致的风险之上。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
这也是我在关于张维迎的报道中秉承的态度。
真相在他处
为什么讨厌媒体为一部分人说话的媒体人，在现实中同样希望堵住另一部分人的嘴呢？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谭力就反感媒体上出现他的声音呢？为什么我们不喜欢他的说辞就反过来认为记者的文章不好、媒体的立场不正确呢？
没有谁家媒体也没有哪个记者可以垄断真相的发布权，在对新闻的报道中，在对真相的寻觅中，我们应该谦卑地承认，我们个人以及我们所在的媒体，只是新闻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更进一步地逼近真相。
这是我在2008年11月初的某个早晨的想法。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14）
2009…11…24 20：52：24 本章字数：1305
笑不起来
那个想法的诞生，源自报社新闻总监的一个电话。
当时，我跟他说起一个新闻采访的计划。改革明星吕日周曾经担任市委书记的山西省长治市，不久前发生了一则新闻，市委书记将自己的手机公布在96万张名片上，散发到全市的各个角落。政治秀，还是治理创新？学界和新闻界纷纷介入，褒贬不一的议论在网络世界快速流传，《中国青年报》还刊载了长达数千字的报道。然而，综观所有的媒体报道，我们都未能听闻新闻当事人的声音。
此时，有个电话告诉我，我可以采访到新闻当事人，听听市委书记的说辞。
新闻总监似乎有些紧张，他对专访官员颇为警惕，说，千万别出现谭力那样的专访。
谭力是前中共绵阳市委书记，5·12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因在绵阳机场和国家主席***、总理温家宝等人合照时面露笑容而广受指责。
彼时，正在绵阳采访四川大地震的我，决定专访谭力。我想问他，那时候他为什么笑了？当铺天盖地的骂声从网络上涌来，他是怎样的感想？他在地震期间都做了些什么？
我想，这样的新闻才是好看的。因为这样的新闻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中，难以拿到纸面上，而公众私底下又对此津津乐道。我觉得，这样的新闻并非仅仅是口水话题，一个地震中的笑料，而是一个公共话题，它涉及公众对政治人物在灾难面前的考问。
可以想见，在抗震救灾的非常时刻，要从身为数百万人的指挥长的谭力的日程表中抠出一段专访的时间，而且还是问这种让人难堪的问题，究竟有多难。我不想用别人建议的迂回战术，先用宏大的赞颂靠近他，而后穿插着问出他为什么笑，我只想光明正大地采访他，而不愿意用所谓的迂回战术欺骗他，哪怕这种欺骗看上去似乎占领了道德高地。
虽然费尽周折，我还是完成了对谭力的正面专访。记得专访的现场有多家媒体的记者，当我问到“您知道网民在非议你么？您委屈么？您对此有何回应？”时，在场的同行很惊讶。走出谭力的办公室，一个同行说，我怎么都没想到您敢问这个问题。
专访发表之后，我还挺得意，感觉自己做了一个独家新闻。
来自编辑部的消息，很快摧毁了我的得意。他们说，读者对我的独家新闻很生气，认为《南方周末》在替谭力美言，做了一则有损《南方周末》“报格”的新闻。
来自编辑部的评价，显然也否定了我的得意。报社的新闻用ABCD四个等级由高到低做出相应评价，我得了个C。
这一回，新闻总监再度说起谭力，我就笑不起来了。
新闻总监说，地震过后，他参加了一个地震报道的研讨会，与会者中有人对我的那篇专访大加鞭挞，理由是，谭力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特别差，你们怎么能给他混淆视听的机会？我从他的语气和措辞中可以想象与会者的愤怒。
我勉强理解与会者的愤怒，如果愤怒的他或者愤怒的她是新闻界之外的人士，我就不想回应什么了，倘若是新闻界人士，我则不愿意保持沉默。我欢迎大家对这则新闻的操作做技术层面的评价，哪怕评价很低，但我反感非技术的道德评价，反对将读者的读后感混同于稿件本身的好坏。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15）
2009…11…24 20：52：25 本章字数：1063
先回过头看我当时的那篇专访，只问了几个问题：
您是否知道网民在非议您？您委屈么？您对此有何回应？
您如何评价抗震救灾中的干部队伍？救援人员说，北川政法委书记被埋后对救援人员喊：“快救我，我是张书记。”很多网民嘲笑这句话，认为这是“史上最牛官腔”。对这一现象，您如何评价？
地震以来，您的衣食住行都是怎么安排的？
地震中，您既是一个父亲，一个普通人，又是一个市委书记，第一个角色可能会让你悲伤，第二个角色要求你镇定，这些日子以来，您是如何平衡这两种角色的？
您哭过么？
我自认为这些问题本身既不谄媚，亦无不当，至于说谭力的回答是否是读者愿意看到的，他说的是否属实，那是另外一回事。
从新闻媒体的角色本位出发
对于这则新闻，我想秉承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从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的角色本位出发，与大家做四点讨论：
第一点，我们推进了新闻的公开化。我们将一个私底下流传的话题变成了纸面上公开报道的新闻，是对新闻公开化的推进。地震期间，我曾在百度上以谭力的名字和笑作为关键词，搜索了一下，出现了18400个相关网页。但是，我们知道，它仅仅是一个互联网领域的话题，一个公众私下议论的话题。地震期间，记者们见过诸多话题，其实是无法从网络世界跻身平面媒体当做新闻公开报道的。新闻媒体的职责之一，是尽可能多地报道公众关注的新闻，推进新闻事件的公开化。就此而言，这则报道做到了这一点。
第二点，我们让公众听到了更多的声音。新闻媒体的职责之一，是完成“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使命。地震期间，新华社发表了专访谭力的报道，那是一个读者常见的官方报道，涉及谭力个人在地震中的表现，这样的报道当然不会涉及他的“笑”。我们关于“笑”的报道，给资讯世界贡献了一种新的声音。我在专访中还问了“史上最牛官腔”，这是由海鹏兄的报道引发出来的，所以我请谭力评价了这一问题，将报道往前推进一步，同时提供了一种新的声音。
第三点，我们向大家期待的真相逼近了一步。谭力是个什么样的人？谭力在抗震救灾中是否做得好？李红平说，这是大家期待的“真相”。我想说的是，我本来就没有想过要做“谭力真相”的报道。这是一则调查新闻的题目，我从未想过做这样的题目。但这并不表明这篇专访无益于真相。事实上，每一个接近新闻当事人的报道，都是对新闻真相的推进。因为，如果他说的是谎言，公开的谎言是会引来公开的质疑的。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16）
2009…11…24 20：52：26 本章字数：1113
第四点，我们应该尊重谭力说话的权利。这句话，一些占据道义制高点的人可能不喜欢听。他们只是觉得谭力的话不中听，或者还没听的时候就给他贴上了丑陋的标签。同样的事，在我专访张维迎的时候也遇到过。因为不喜欢他，所以拒绝听他说话。因为拒绝他说话，所以认为让他说话的报道不好。谭力的访谈发表之后，一个当下已经下海的昔日县长看过之后说，他笑了，是不好，可是在中国官场，呈现什么样的表情，其实不是一个官场外人可以想见的。我举这个例子，不是为了替谭力辩护，而是建议不喜欢他的读者和传媒人倾听他的解释。他是一个公民，他是一个新闻当事人，他有说话的权利。
就记者的角色而言，我们只是报道者，我们的职责只是负责任地报道新闻。至于新闻中的当事人是否是我们喜欢的人，是否是正直的人，并不重要。他们所说的话，是否是我们爱听的，也不要紧。我曾经想过，如果谭力能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就他在灾难中的“笑”，谦卑地向那些因为他的笑而受到伤害的人们致歉，他的美誉度会高得多，新闻报道的传播力会大得多。问题是，我不是谭力，我不能替他说，我只能忠于他的原话。尽管他的原话在部分读者或者部分同行看来，很没有味道。可这不是记者的错。
顺便说一句，现实中，篡改采访对象的原话，甚至于替采访对象说话的记者，不乏其人。曾有感觉采访对象所说的“人话”不合“官话”标准的记者，将“人话”篡改成“官话”，也曾有感觉采访对象所说的“原话”不合读者口味的记者，大胆地替采访对象说了话。后者往往没有卑劣的动机，他们只是觉得他们的读者、他的稿件、他所在的媒体更需要那样“正义的声音”。
我曾在一家媒体的编委会上，听到一个前同事大声地说，绝对不能给那些“左”派提供舆论阵地，我们只能发出自由主义的声音。我很纳闷，希望发出自由主义声音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就不能给“左”派提供舆论阵地呢，自由主义者不是主张声音自由的么？
就媒体的本位而言，它应该为各种舆论提供阵地。世界之所以需要媒体，是因为各种舆论需要交锋。为什么讨厌媒体为一部分人说话的媒体人，在现实中同样希望堵住另一部分人的嘴呢？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谭力就反感媒体上出现他的声音呢？为什么我们不喜欢他的说辞就反过来认为记者的文章不好，媒体的立场不正确呢？
了不起却不足取的心态
对于新闻真相，我想多说几句。在我们报社的历史上，对真相的追寻是一种优良的历史传统。在上个世纪末，在“众媒闭口我独吼”的黄金时代，我们有时候会成为真相的独家供应商，尽管我们并非唯一的新闻供应商。我不晓得，是否这个时代的成就，养成了我们独家供应真相的心态。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17）
2009…11…24 20：52：27 本章字数：589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想说，这样的心态是了不起的，但却是不足取的。独家供应真相是竞争制胜的法宝，是每个优秀的新闻供应商所必不可少的理想，但它仅仅是一个理想。我们所有的努力只能是逼近这个理想。
哲学意义上的真相，是不可能独家供应的。敢这样想，等于宣称自己可以独家垄断真理。
新闻意义上的真相，同样是不能独家供应的。我们不是唯一的新闻供应商。就追求真相的新闻史而言，历史上绝大多数真相的暴露是新闻接力赛的结果。
我们鼓励并欢迎新闻的市场竞争，是因为只有充分竞争的新闻市场，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我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考察美国新闻界时发现，支持共和党的媒体和支持民主党的媒体有时会掐架，掐架的过程虽然暴露了部分媒体的褊狭，却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真相，使得妄图偏袒某个总统候选人的媒体难以得逞。
好几年前，有家媒体做了个《吕日周真相》，我已记不清到底写了啥，但我相信它所呈现的一定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真相，它只是还原吕日周真相的一个环节，至多是逼近了真相。起码，后来《新京报》所报道的整版的关于吕日周利用职权妨碍司法的情况就没有出现在《吕日周真相》中。
说了许多口水话，无非是想说，我们只是新闻供应商中的一家，我们的稿件只是新闻传播中的一个环节，我们不能祈望垄断真相的发布，因为真相永远在他处。
正文 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暧昧（1）
2009…11…24 20：52：28 本章字数：847
第四章 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暧昧
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暧昧知识分子的王者归来，使得偃旗息鼓于上个世纪中叶的“文人论政”卷土重来，借助知识分子、大众媒体和公共议题的互动，学者们占据媒体的一角，或者仰仗专业领域的研究，冷静客观地评析世界，或者依靠公车上书的激情，煞有介事地纵论国事。
他们是一群被称作公共知识分子的人。
跟他们打交道，有的人让你高山仰止，有的人让你怀疑他是个骗子。
骗子的事，我就不说了，仅以我敬仰的秦晖先生、毛寿龙先生和我打交道的往事，说说公共知识分子和新闻媒体的暧昧及其由来。
如果波斯纳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