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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现在全国也还有个别的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公社所有制，群众不愿意拆散，能够保持的就让它保持好啦，也有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比较多的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有些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地方，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解答这个问题，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现在“百家争鸣”。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目前，要注意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潜力。第一步恢复粮食，第二步恢复经济作物，同时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这是一个生产关系的调整，是对我们的考验。当然，我们全党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主意，应该有一个主见。比如说，要尽量保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得说服群众，加强干部。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这都是些想法，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全党在考虑，中央在考虑。现在要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过去就是对这些问题考虑得不够，轻易地实行全国统一。有些做法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我们没有照顾，太轻易下决心，太轻易普及。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太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有的应该搞运动，比如土改运动，但是也有个阶段的不同和方法的不同啊。
上面所说的都是在农村方面要采取的一些政策，目的就是要多打一点粮食，多种植一点树，耕牛繁殖起来，农民比较满意，一面自己能够多吃一点，一面多给国家一点。总的来说，在全国，要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当然，也要解决工作中领导中的具体问题。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
要恢复农业，还要解决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城市人口多了，就要挤农民的口粮，就要从农民手上拿出更多的粮食来，这样，农业恢复起来就困难。比如城市里多一千万人，就要增加粮食四十亿斤，多二千万人，就是八十亿斤，多三千万人，就是一百二十亿斤。一百二十亿斤，看起来平均一个人每个月只有三十几斤，实际上却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因为出粮食比较多的地方全国只有那么三百多个县啊！
挤农民口粮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城市人口。这要从减少城市人口方面打主意，要在去年减少城市人口一千多万人的基础上，今年、明年再减少两千万人，甚至于更多一点。如果这样的要求真正能够实现，城市人口就相当于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再一个挤农民口粮的是公社以下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这部分人数量也不小。如果我们从体制问题上来解决，把这部分人减少一大批，那末挤占农民口粮的人就可以大大减少。农民的口粮一增加，饲料就有保证，就可以养猪，大牲畜就可以不再死亡，而慢慢地发展起来。当然，这里面也还有生产关系问题，如耕畜怎么养法，是私养为主，还是公养为主。
所谓从体制问题上来解决，就是改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现有关系。用什么方法解决，中央考虑过多次，现在省委的同志也还有不同的意见。多数同志主张，实际上是把大队一级取消。公社和大队两级，除了领导领导、计划计划、检查检查、推动推动以外，不管钱，不管粮；将来把供销社搞起来了，商业也不管。现在一个公社有几百人吃公粮，这个问题很大。公社实际上是一个大乡，人员编制、工作范围、工作性质、工作任务，都可以恢复到大乡那个程度，公社委员会也就是乡人民委员会。大队一级我们设想只要一个人，他可以参加生产，不要从农民手上拿东西，国家补贴一点，这是一个办法。或者是采取老办法，规定一个补贴的数目，从村里出，也可以。将来有些大队可以合并一下，几个大队变成一个村，有一个村长、一个支部书记、一个文书就可以了，文书的工分由国家补贴。这样不但可以把挤占农民的口粮大大减少，而且可以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这是最大的好处。
总之，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解决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一个是减少城市人口，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是调整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体制，这也是一个大政策。我们要一步步地使农民缓过气来。农民缓过气来了，生产积极性就提高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有希望了。
恢复农业的另一方面的政策是工业要加强支援农业。第一，为农业需要服务的工业生产不能减弱，还要改善。要解决这些工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农业机械，过去搞了这么多年，但如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采用适合的农业机具，长期以来没有很好解决。又如水利建设，这几年国家花钱不少，但是灌溉效益却不高。现在要考虑对原来的水利工程进行修补，有的地方要打一点井。又如肥料生产，哪个地方适用哪种化肥，也要搞清楚。总之，支援农业的工业不能减，而且要搞好。第二，工业要着重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减轻农业的负担。比如穿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从工业方面慢慢地加以解决。本来一九五七年我们已经决定从国外购买生产维尼纶的资料和设备，后来耽误了。如果把维尼纶厂建设起来，就可以减轻棉花供应的压力，还可以和农民搞一些交换。有了交换，就可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穿是这样，吃、用也是这样。
为了恢复农业，还要解决市场和物价问题。市场要管好。
中央已经决定把全国的供销合作社普遍搞起来。搞好供销合作社，不仅有利于交易，而且还可以组织和促进生产，增加市场供应，使农民增加收入。
总之，要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首先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时也把城里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好好地搞，就有希望。现在看来，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道路。我们要争取在五年内，就是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内，或者更短一点的时间，使我们的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
执政党的干部问题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
干部工作问题很多，有些问题还想不出好的办法来解决。现在干部数量已经很大，可能多几百万到千把万，包括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就算是多三五百万，也是个大问题。而且干部队伍又是越来越大。每年从大专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出来的至少有二十万。军队每年转业的干部有几万，最近两年还要多一点，每年有十几万。地方的同志一定要支持军队干部转业，不然，军队统统是军官，没有兵，或者一个军官带两个兵、三个兵，这样军队就没有战斗力了。军官就是有个年龄的限制，年龄大了，打起仗来爬山就爬不动。特别是当个团长，上了四十岁就不行了，跑到前线去侦察，探地形，翻雪山，就困难得很，年轻一点的才跑得动。最近从军队调一些干部出来，是有意识地抽调一部分骨干加强商业方面。这些干部，各地方必须容纳，必须分给商业部门，这是中央的决定，不能因为你们那里的干部不好安排就不接受。还有，干部总是要提拔一些新的。这几个方面加起来，每年最低限度要增加三十万左右的干部，十年就要增加三百万左右，实际上不止这个数。
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我们面前摆着这个难题，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唯一的出路是要能下。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首先，思想上要弄通。应该说，问题倒还不全是待遇问题，解决待遇问题可以保留原薪原级，问题是职位要能下。现在副职太多，一个军区的副司令员要开两桌饭，一个省的副主席、副主任、省委副书记也要开两桌饭。这个问题，多少年来，中央在考虑，地方也在考虑，但是始终解决不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要说服我们的干部，造成一种能下的空气。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可以不降低。要劝说一批同志去担任荣誉职务，比如在一个县，当个县的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省也是这样。有一部分干部可以到下面去工作，替换一些下面的干部，让他们回到生产中去，待遇不降低。还有一部分完全不能工作的干部，索性就离开职务继续休养，或者担任一个荣誉职务。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虽然一下子还不能解决，要慢慢来，但是总要逐步地解决。
这次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组织工作汇报时，我提出干部能上能下，是不是可以试验一下，先从基层做起。比如，支部书记当了两届后，就回到生产中去，生产队长当了两年又回去当社员。不是一级一级的总是上，要下，要能上能下。要能领导人，又能被人领导。在被领导时还可以起个帮助领导的作用，老支部书记帮助新支部书记，老生产队长帮助新生产队长。过一两年又可以选他当支部书记或生产队长。相应地，在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这对干部是一个锻炼。这个问题，中央没有议过，我是第一次发表这个意见。在农村基层搞久了，也有缺点。当上一二十年的支部书记，又是“一帮子”，他的话差不多就是“圣旨”，这对于发扬民主，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都不利。支部书记到下面当个普通党员，生产队长到下面当个普通社员，可以看看他们当支部书记或队长的时候，工作和作风究竟怎么样，这对于发扬民主有好处。这个问题，请你们回去跟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交换一下意见，看是不是可以找些地方试一试。我个人考虑，可能是个好办法，至少没有坏处。企业里面的技术干部不能随便下放，不能让工程师去当工人，一个好的车间主任下去当普通工人也不好。首先从一部分党员行政管理干部中试行，比如厂一级干部可以下去当车间主任，当两年再说。为什么总是你领导人家，不可以被人家领导一下呀？总之，先从基层做起。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苏联怎么样，我不清楚。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最近，刘少奇同志批评，对干部作鉴定好多年没有搞了。组织部门应该建立这方面的工作。对干部的监督，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党的生活的监督，党员干部要过党的生活。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许多高级干部完全在支部里面过党的生活，监督比较困难。这是多少年的经验了。那个时候提出，一个季度或者半年，可以在一个党委，一个党组，结合讨论工作，过一次党的生活，做点批评和自我批评，看看执行方针政策正确不正确，努力不努力，坚决不坚决。这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也是一种监督，是党的生活的一种形式。对这一部分干部采用这种形式比较好。这已经是肯定了的，现在就是做的问题。至于一般党员、干部，人人都应该经常过支部生活，过小组生活，接受党的监督。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这也是一种监督。还有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监察工作主要是监察干部，包括比较负责的干部，即使不是同级的主要干部，至少也是一些负责干部。要把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工作好好地建立起来，把监察工作好好地加强起来，把干部的鉴定制度恢复起来，这样做极有好处。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经常抓就容易解决，搞一次运动费力得很。
干部工作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干部交流问题。这是中央作了决定的，现在也是执行的问题。干部交流，是自上而下的工作。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的交流，由中央组织部提出意见，经过中央批准。省委管理的干部的交流，由省委组织部提出意见，经过省委批准。干部交流不是由下面提出什么比例、数字，而是根据需要。少奇同志讲，有的不到百分之五，有的可以超过百分之五，有的可以不动。中央提出第一批干部交流的比例是不超过同等干部的百分之五。规定这个比例的意思是，不要一下子调动很多，来一个调动风，要慎重一点。干部交流，并不完全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调动，有的是这个原因，有的不是这个原因，就是交流一下对干部有好处。相熟的人搞到一块太久了，语言听习惯了，对事物的感觉就迟钝了，考虑问题就马虎了。有点新的语言，新的感觉，比较好。干部在这里呆一呆，那里呆一呆，接触的面广一些，知识也多一点。还有一种情况，不是哪一个人不合格，或者犯了错误，而是因为合作不好，形成“几套马车”。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党委，都有这样的问题。有了这样的问题，何不把他调动一下？还是担任原来的职务，换个地方就可能合得来了。有的人这里合不来，那里也合不来，多换几个地方就清楚了，总是他的毛病啦。干部交流，是为了锻炼干部，便利工作，给各个单位、各级党委创造一个好的工作条件。
干部的学习空气要加强。这一次军队首先提倡干部学习，我看军委的规定是正确的。地方干部也要读点书，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要学的东西很多。学习什么，我这里不讲了，总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内容多极了。
党校和轮训的问题，最近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都在考虑。宣传工作会议提出党校和轮训分开，恐怕这个意见是对的。党校，带有经常的性质，学习时间长一点。党校还要培养理论干部，要求学员系统地读些书。轮训，则时间很短。或者把党校分成两部，一部搞经常的党校教育，一部搞轮训，教员也分开。中央党校也提出恢复过去的两部，中央还没有正式考虑，我是同意这个意见的。各地方也可以研究这个问题，注意这个问题。看来，党校不经常办会受到损失。一个时期我们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变过去变过来。轮训有的地方已经完成了，有的没有完成。没有完成的继续进行，已经完成的可以考虑搞第二轮。第二轮不一定搞一个半月，不一定还是那些内容。比如八届十中全会的内容，也可以搞个第二轮，用十天半月或者一个星期，脱离工作，去议论一番。也可以读一读书，或者在一个时期集中议论一个什么问题。这些，中央可以考虑，地方也可以考虑。
轮训中，“三不”还要不要？“三不”，就是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三不”还是要。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中提出的“三不”原则，要继续贯彻执行。过去执行“三不”有一定的缺点，就是只有那个过去挨过批评要出气的人才能出气，而过去批评过别人的人，甚至他的意见是正确的，或者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他也不敢讲，也不能讲。只能讲这一方面的，不能讲那一方面的。既然要“三不”，就大家都来个“三不”嘛。总的来说，还是毛主席的四句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造成这种空气。“三不”只是反映了“言者无罪”，四句话里面的一句，是根据一个时候的需要提出来的。完备的提法，还是毛主席的四句话。这四句话，在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里头是有的。轮训决定中不只是“三不”，还有好多个“不”，比如小组讨论不作记录。我们还是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老实话，说错了纠正。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内不怕公开的反对派，怕搞鬼，搞阴谋。反对派总是有的，只要是公开的，就不怕。大家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样就正常了。执行当中有了片面性，就改嘛。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贯彻执行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讲的民主集中制。
立足现实，瞻望前途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
关于工业的发展问题，我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立足现实，瞻望前途。现在我们的基础如何，要有清醒的估计，估计得过高或过低都不好。摸清了现在的基础，从现实出发，总结本国的经验，吸取外国的经验，工业发展就可以做到多快好省，实现总路线的要求。摸清现实，不仅是工业基础，还有个农业基础。这里牵涉到人口问题，去年净增一千三百多万人，今年可能净增二千万人，到一九七○年将有八亿人口。人多，一是好办事，二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