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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人认为这个故事是个经典榜样，大吹大擂，要大家努力学习大舜（瞽叟）的虐待狂精神。可是，在老子的著作里，而且在那个时代里，却丝毫找不到这种偏激的思想作风。相反地，他挺身站出来挞伐这种偏激的作法，提出了他的不偏不倚的公平理论。因此，老子的思想直到现代，都没有时代的隔阂，永远没有时间空间的局限。
“治”是治理，现代语言称为管理。“难治”是不容易管理，或是管理不好，甚至是管理失败的意思。管理的对象是人民，管理的主体是政府，或是政府的决策者，就是领导。老子在《道德经》的每一章里，几乎都在直接间接地建议领导者如何摆正他们个人的心态和作风，并且一再提醒他们如何才能把人民或国家管理得有成效。因为既然他们是领导者，他们就有义务和责任把国家管理好。可是，人民或国家并不是那么容易就管理得好的，老子直接和间接地提出了为什么不容易管理的因素，给管理者一个清晰的依据，目的是希望他们能顺利地把国家管理好。领导者如果能顺利把国家管理得好，除了他们个人能威福齐盛，青史扬名外，最得益的还是整个国家和老百姓。反之，如果管理者丧失了威信，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损失。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是息息相关的！
老子第一次直接提到“民之难治”这个命题是在《道德经》第65章，他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古代善于用“道”治理国家的领导们，不去教导人民聪明巧诈，而是教导人民大智大慧。人民所以难于管理，是因为他们太多聪明巧诈。如果领导们用“聪明巧诈”来治理国家的话，国家就会多灾难祸害。如果不用“聪明巧诈”来治理国家，那就是国家的福气。这两点（以智治国和不以智治国）是楷模公式，经常确认这个公式的，就叫做：玄德。玄德很高深啊！很远大啊！和一般事物的概念相反！然后就能达到“大顺”（完全通顺致治，政通人和。）的境界。这里面的“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句话，历来学者对此产生了许多疑问。有的人就把它比附于秦始皇“燔诗书，愚黥首”的愚民政策，指责老子是提倡愚民政策的。然而，《道德经》的敦煌辛、壬本，遂州、赵志坚本的这句话里都是没有“愚”字，而是写作“娱”字。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解释说：“娱”是娱乐的意思，如《诗经》里的：出其东门，聊可与娱。张景阳咏史诗：朝野多欢娱。而且在古代，“愚”与“遇”通用，如《吕氏春秋·勿躬篇》：幽诡愚（遇）险之言。不过在本文里，“智”与“愚”相对称，还是当“愚”讲比较顺。那么这个“愚”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老子称他自己是愚人（参见20章），他说：“我，愚人之心也哉，纯纯兮。”实际上老子自己就做了很好的解释，愚就是纯，纯洁朴实的意思。从辩证的思维来说，大智若愚，正是老子的习惯，类如：大成若缺，大直若屈，大巧若拙……所以“愚”不是愚笨的意思，而是大智大慧，淳朴真实的智慧。再掉过头来看，老子提到“智”字，常与“伪”字相连，如《道德经》第18章：“智慧出，有大伪。”易顺鼎解释说：“王注：‘多智巧诈’。”正好愚与智，成了纯洁朴实，真实的大智大慧与幽诡谲险，伪装假冒的聪明巧诈相对比。这样就很明显地看到了老子这句话的真义。因此领导者以聪明巧诈的办法来管理人民，人民也用他们的聪明巧诈来回应，大家以奸易奸，以伪易伪，这个国家马上就会陷入危机。即使领导者不以聪明巧诈来治理人民，人民也很可能用聪明巧诈来应付他们的管理者。因此，老子认为在从事于管理之先，要注意到教育，而教育人民的大纲，就是要人民纯洁朴实，具有真实的大智大慧，并强调要他们认识聪明巧诈的局限性，虚伪性和毁灭性。
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些人民特别聪明巧诈，就会酿成奇祸。举一个现实的例子来看，美国“9·11”事件，在纽约市里辉煌的世贸大楼双塔被炸毁，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本土首次遭到的袭击。美国政府迅速采取了军事行动，发动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可是战争并没有想像中的顺利。不过“9·11”事件的疑端重重，很多美国人都怀疑那次轰炸行动并非那么简单。譬如：调查者发现，大楼的基层有炸药遗迹，不可能是飞机撞上面几层楼所致。地面必须有人配合行动，大楼的上层与基层必须同时爆炸，才能使大楼全部坍塌。还有第三座矮一点的大楼，没有飞机撞击，也同时全部坍塌，目击者说，看见它是从基层爆炸的，然后整座大楼坍塌了下来。爆炸那天某个族群的人全部没有到大楼上班，好像他们预先知道有大事发生似的。他们在头一天抛售了那家航空公司（用来撞击大楼的飞机公司）的股票，而在事后那家航空公司的股票惨跌之后，又去买回。一买一卖，乘机捞钱，账号由德国情报人员查得。如果他们不知底细，怎能如此操作？一共由三架飞机分别撞击，每架飞机相隔时间为二十分钟到九十分钟，为何美国空军坐视不动？……总之，这件事牵连得还很广。如果真是如人们所猜想的：是一桩栽赃、嫁祸的闹剧，其中幽诡谲险，真是无以复加了。据说那些人经过了这次的实验，得出了一个“方程式”，随时可以在世界任何国家照办，目的是要得到土地，资源与石油，并且借以实际控制垄断全世界。
其次，美国有一位能源专家：Dr。EugeneMallove，姑且称其为莫勒夫博士。他专心研究一种叫做ColdFusion的能源，简单地说，就是用水来代替石油，一加仑的水可以产生的能量，等于360加仑的汽油。在2004年2月，他应无线广播电台访问时宣布：这个能源已经研究成功，是一项科学的大突破，研究已经快到杀青的阶段了，几个月中即可面世。他的著作《冰中之火》叙述这个能源既便宜，又易得，而且能量特大，又不污染，几乎是个天赐的免费燃料，可以挽救和改变全地球的命运。他在2002年曾到中国清华大学开过这个项目的研究会议，他说目前中国和韩国都在大力朝这个方向研究发展。是他不该炫耀，口快，五月里的一个夜晚，莫勒夫在家中，被几个破门而入的壮汉打得遍体鳞伤，立即死亡。于是这个发明，功亏一篑，胎死腹中。警察局断为谋杀，是一桩冤沉海底的无头官司。杀手为谁所指使，呼之欲出，但是谁都知道，这个凶案是永远都破不了的。“石油”这个东西，名花有主，利之所致，是谁都绝对不许碰的。
晚清时期，列强屡次侵华，大兵到来，如入无人之境。史称：这都拜中国汉奸所赐。汉奸也是“多智之民”中的一类。其所以置国家民族于不屑，天地良心于不顾，为虎作伥，荼毒同胞，无非是老子所说的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46章）。“罪”“祸”“咎”不正是汉奸们的写照？“可欲”“不知足”“欲得”不正是汉奸们的心态？对于汉奸，谁能治？
老子第二次直接提到“民之难治”这个命题是在《道德经》第75章，他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领导者们有为，领导出众，大有一番兴利革弊的作为，不是很好吗？“年青有为”应该是最受夸奖的，如果领导们精明能干，年青有为岂不是好事？可老子说：不然，不然，领导们越精明能干，就越要“无为”。根据韩非子的解释：第一，领导者们有为，根本是事实上的不可能。即使是一个县级的领导，或是一个学校的领导，如果什么事都要自己管，自己做，就算你二十四小时都不睡觉，累死了，也管不完，也做不好。第二，只要下面有人知道领导管事，那么他们的生、老、病、死，事无大小，什么事都得直接找领导，他们才放心。那么领导二十四小时光接见这些人，别的事就什么都做不成了。第三，下面知道了领导的“脾气”“底细”，就会“顺着”他来，希望能得到领导的特别照顾，或者直接欺侮、要挟到领导的头上去，目的是要得到他所要得到的。领导一旦“落到”人家的手中，即使有三头六臂，也翻不了身了，结果什么事都是虎头蛇尾，什么好事也只有不了了之。因此，韩非子说：老子的教训，要领导们“无为”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领导应该是精明能干，而且品行优越的人。但他最重要的是严格分配各级下属的工作。分工一定要细，要明，要专，不可以一人兼两职，不可以一职兼两事，以便于切实考察他们工作的绩效，做得好就赏，做不好就罚。第二领导不可以随自己意思和喜好办事，一切要根据法律。如果没有现成的法律，他就要和大家“约法三章”去订立法律。发现法律有不合理的地方，就马上根据大家的善意修改。有了大家满意的法律后，大家依法行事。从此，大家见到的只有法律，见不到领导本人。是谓：上下贵贱皆从法，特别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三领导自己也绝对不能超越法律之上，绝对不可以“法外施恩”，自破法网。不“法外施恩”就是“无为”。如果领导能遵守“无为”的原理原则和法则，成功可以接踵而至。史实一再证实，效果立竿见影，既快速，又实在。
领导也是人，免不了有时会想自我表现一番。尤其是在大权在握，有机会来个“法外施恩”时，于是就把自己放在法律之上的位置了。下面的人们一发现领导“可以商量”，马上就会走门路，拉关系，送礼，去和领导“商量商量”，要他“法外施恩”，他来，小自两罐茶叶，大至黄金、珠宝、汽车、美人、洋房，这要看他的目的大小而定。这就叫做货赂公行。一个社会，一旦发生了“货赂公行”的情况，那个社会立即就会出现不公平。一旦出现了不公平，大多数人们就会“失望”，同时失去了对领导应有的尊敬。领导受了人家钱财，沆瀣一气，大家半斤八两，还有什么面皮、资格去治理人家？领导一旦尊严扫地，满街被人叫骂，什么事就都做不通了。千万不能小看这个“货赂公行”，认为不过是个小小的人情而已。上行下效，就没有一件事不通过“贿赂”的。自古以来，亡国灭家都开始在这个“小小人情”上。因此“无为”是领导的护身符，也是社会的护身符，更是国家民族的护身符。因为，“货赂公行”好像是一件正在暗室里私相授受不见光的事，却马上在屋顶上被张扬了出去。这是宇宙自然大法，你知，我知之外，还有天知，地知。马上外国、敌国都知道了。兵法上要灭一国，先看他有否货赂公行。货赂公行是用间的先决条件，也是亡国灭家的先决条件！
此外，老子又间接提到“民之难治”，共有三种情形。
第一，“民不畏威，而大威至矣！（72章）”的不畏威之民。自古“威”与“德”是必须相提并用的。没有“德”，就用不了“威”。有了“德”，自然就有“威”。人民爱领导的“德”，感他的恩，自然佩服得五体投地。尊敬爱戴还来不及，怎么肯去冒犯他？他要是死了，人民自动罢市罢学，号啕辟踊，如丧考妣，香花永远供奉，希望他在天之灵还能来庇佑。他活着，不怒而威，人民战战兢兢，生怕惹他不高兴。领导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他望之不似人君，平时贪污腐败，对内无所建树，对外丧权辱国。人民从心里就瞧不起他，可他还要大摆威风。因此，人民就偏要冒犯他，他就大发雷霆，要杀要打。人民就越瞧不起他，越要冒犯他。如此节节升高，最后，弄到不可收拾。这种“威”，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就是“压迫”。民不畏威而大威至矣！就是说：人民反压迫，那时更可怕的事就要发生了。老子在《道德经》第72章中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无狭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就是说：当人民不怕统治者的威力（压迫）时，更可怕的事就要发生了！不要逼得人民不得安居，不要阻塞人民谋生的道路。只有对人民不压迫，人民才会不感到受压迫，就不会反抗。因此，领导但求自知，而不可自我表现；但求自爱，而不可自居高贵。所以要舍去后者，而保持前者。这是老子建议领导们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的基础方法。
第二，“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74章）”的不畏死之民。人民到了连死都不怕的时候，根本就没法治了。什么人能连死都不怕，从历史上来看，就是老子所说的“饥民”。人民为什么会饥饿？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75章）。这里说的不怕死之民，不是指个别的江洋大盗，杀人越货，被法办后，以视死如归的姿态，表示自己是好汉。而是指着大众老百姓吃不饱饭说的。老百姓为什么吃不饱饭，老子说是因为政府苛捐杂税，或重税盘剥所致。过去特别是指着农民说的，因为所谓老百姓大部分都是农民。史称：中国以农立国，是因为中国80％以上是农民。政府重税盘剥的结果，农民卖妻鬻子都缴不过租来，就是到了生不如死的时候，也就是上面才说过的逼得人民不能安居，并且阻塞掉了人民的生路。人民就说：反正是死，不如和你拼了。人民指着太阳发誓：“吾与汝偕亡”。这是载在《书经》里的话语，是用来警惕统治者的。历史上最有名的例子是：秦始皇大大的有为，东通大海（筑了六车道宽，笔直的驰道，为了去东海封禅游幸，寻找神仙。），西筑阿房，南修五岭，北造万里长城，这要花掉多少钱？如今在西安，大家参观秦俑，都赞叹得了不得，这还不过是秦始皇坟墓的冰山一角。他那么大的花费，钱从哪里来？钱不能从天上来，无非是搜刮老百姓来的。于是人民揭竿而起，三十六年而国亡。以后农民起义的事，历代都有。历史一再重演，而统治者我行我素，毫不在意。小则，杀得千里无人烟；大则，落得煤山上吊，社稷殒灭。老子早就谆谆告诫，为什么这种悲惨的局面老是重现，读史之时，真是令人废卷长叹，零涕不止。其实，也不过就是“政策适宜，税制合理”八个字而已！为什么汉文帝就能做得好，做得到呢？
第三，“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79章）”的“怨民”。顾名思义，这种人民老是喜欢“怨”，就是怎么都不能满他的意。不满意就是不满意，就算让他做了“侯王”，还是不满意，怨定了。这种人是患了严重的精神病，但是很少人注意到要接受治疗。这种怨民，在任何社区都存在着，就是你无论对待他怎么好，他还是有“理由”怨恨你。常言道，你把心肝都掏出来给他，他还嫌腥气熏了他。所以老子说：对这种人，你即使尽一切方法去化解了他的怨苦之气，他还是为自己保留着一部分的怨苦之气，如此怨怨不息，怎么办也好不了，安可以为善？怨民在心理上是特别自私自利的一种人，就因为他特别自私自利，就总觉得从别人那里攫取得不够，别人都对不起他。因此，他的仇人目标也是会随时转移的。似乎这种人的病还能传染，他也能呼朋引类！也可能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会成为社会的害群之马、坏了一锅粥的老鼠。在以色列有一堵世界闻名的“怨墙”，怨民都到“怨墙”面前对墙诉怨。老子的办法是：尽量对他好，不和他计较，但并不是要烧掉他的记录，一笔勾销，完全放任。只是暂时不计较而已。
老子建议管理者一定要自知自爱，自己先检查自己，消灭本身所有的弱点。而被管理者之中，如果有了害群之马的话，也绝对不予姑息。因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79章）。绝不能让一只老鼠坏了一锅粥！管理者不能优柔寡断，像弥衡批评黄祖的话：“庙中之神，恨无灵验。”管理者该怎么做，就要怎么做，决不能像个泥菩萨，光做样子。老子在《道德经》第74章里说了非常厉害的话：“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就是说：如果你们这些自私自利的人，成了害群之马，专门为非作歹（为奇），要危害整个社会，破坏法制秩序，影响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幸福，只要你们还怕死的话，我不得不把你们抓来杀了。看你们谁还敢为非作歹？这不是“以杀止杀”的辩证策略吗？不过老子“杀”的方法很不寻常。他接着说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道理，他说：“常有‘司杀者’，杀。而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矣。”这里有几个关键字，是不能忽略的，它们包含了法律制度上的重大意义。如：1．常有。2．司杀者。3．大匠。4．伤其手。
1．常有。常是经常，有是设有。就是经常设有，也就是：政府设置了一个部门，他是经常存在的，不是一个临时机构。
2．司杀者。这个部门的机能职权是：司杀者，照字面讲是：专门管杀人、罚人的。从法律制度来说，就是政府的司法部门。
3．大匠。是砍削木材，很有精专技术的老师傅。老子作了一个比喻，他把政府的司法机关，比作砍削木材的技术专家。司法机关里的法律专家们应该都是精选的“包龙图”，是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人物，老子在比喻中，用了“匠”字，还加个“大”字，非常可能是有这层意思含在里面。宋朝有个天然的“包公”，人民就有了希望。“包公”到今天还代表着公正。司法机关里应该塑造、培养无数的“包公”，只要有他们在，马、鼠之辈，就会望而却步。所以，老子说：孰敢？可见“杀”不是老子的目的，“孰敢”才是真正的目的，是谓“以杀止杀”。老子的“杀”，是有教育性的，是慈爱。
4．伤其手。老子比喻说，砍削木材必须由有技术的专家去做，那样木材才能被砍削成合用之物。如果你不是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