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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曾聆听过不可解的神灵之可怕的声音。柏拉图认知疯狂，认为从病理学而言，它是低于理性，但它若来自神明，则高于理性；只有通过疯狂，诗人、情人与哲学家们才能窥见本体（Ｂｅｉｎｇ）的面目。确实，在凡人的事物中，依照亚理斯多德的想法，幸福是理性思考的结果，然而亦不全然如是；幸福有时可从不具思考，甚至违反思考而来。对亚理斯多德而言，有一些人，那些ａｌｏｇｏｉ（非理性者）
，他们有一种优于理性的原则；他们可以不具理性，甚至违反理性而成功。
这种例子与希腊思想的一般形式并立，表象对立于本体（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
，虚空对立于事物（Ｄｅｍｏｃｒｉｔｕｓ）
，非存在对立于真实存在（Ｐｌａｔｏ）
，物质对立于形式（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在基督教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发展为在每个人之内的理性与信仰的纷争；理性所不能搆及的事物，不再被单纯视为异于理性，却被认为是较高的启示。在对世界的诸种观察认知中，非理性的事物不再仅被认为偶合，或盲目的混沌，或超越理性的、某种令人惊奇的原则，而被总括地视之为神意。在理性上不可解的信仰，其一切基础观念，只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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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的矛盾来加以表达。任何理性的、严格的对信仰之解释都成为异端。
另一方面，在继后的几个世纪中，笛卡儿及其追随者则试图把理性彻底以其自身为基础而建立起来——至少，在哲学上对本体的思考是要如此，而这种思考是个人由自己完成的。虽然笛卡儿未触及社会、国家与教会，但启蒙时期的态度却做为其后果而兴起：用我所真诚思考的及我所能实际观察的，我可以见到世界真正的结构。理性思考——原则上每个人都具有的——对一般的人性生活是充足的基础。然而从起始，对这种理性哲学就有一种相反的运动在活动着，不论它被称为理性主义或是经验主义。这种相反运动，是被完全拥有理性却又看出它的限界的人所领导：“理性的另一面”
是在任何理性面前都重要的，它使理性成为可能，并且限制它。
对立于笛卡儿站着巴斯卡；对立于笛卡儿、霍布斯与格劳底乌斯（Ｇｒｏｔｉｕｓ）站着维果（Ｖｉｃｏ）
，对立于洛克、莱布尼兹与斯宾诺莎站立着拜尔（Ｂａｙｌｅ）。
十七、十八两世纪的哲学，似乎就从这些伟大的对偶之中完成出来。但那时的思想家们是不调合的，而他们的理念亦是互相排斥。
与此思想领域相对照，德国观念论的哲学家做了惊人的努力，以创生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协调，从理性之中看出比理性更多的事物。德国哲学在它最伟大的时期越过了前有的一切可能性，而发展一种理性概念，这个概念是独步于历史的。在康德的学说中，创造了新的开端。这个概念迷失于黑格尔的空想的结构中，但到了费希特与谢林又透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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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统观数世纪的思想，同样的事情似乎常常发生：不论理性的另一面以何种形式表现，在理性之悟解的过程中，它或者回变到理性之中，或者有时它被视作理性的限界；但结果它又被理性自身加以约束与限界，或则有时它被视为并被发展为一种新的及更佳的理性的源泉。
似乎在这种思想的最底层，即使在它一切的不安定中，仍旧时时有一种理性的安定，这种理性的安定是从未完全及彻底被怀疑的。一切对于存在的认知，最终都奠基于理性，或奠基于上帝。
一切怀疑都被不可怀疑的假定所限制；或者说，有某些人确定曾做过彻底的怀疑，但他们只是在历史上无实绩的先驱者，他们从未以彻底的悟解来了解他们自身。对于理性的相对运动，如同远处的雷声宣示着一场暴风雨，这场暴风雨可能会宣泄，但还从未宣泄。
如此，西方哲学的伟大历史，从帕曼尼底斯（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与赫拉克力图斯（Ｈｅｒａｃｌｉｔｕｓ）到黑格尔，可被视为贯通与完整的一体。它的伟大形式甚至在今天仍保留在传统之中，并重新被发现，它使哲学免于毁灭。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看到个别的哲学家成为被特别研究的对象，并看到他们的学说被重新恢复。以“学说”而言，对于以往的教训，我们所知道的或许要比早先任何伟大的哲学家更为充备。但我们意识到，对于学说及历史，我们已变为仅仅是“知道”
，并且脱离了生命本身，脱离了实际被信仰的真理，这种意识使我们对于传统的最根本意义加以怀疑——不论此传统是如何伟大，亦不论它已供给我们并仍在供给我们多少满足。我们怀疑哲学是否可以让我们掌握到真理，甚至怀疑在这种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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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传统中是否可以掌握到真理。
确实，现西方人的本质之中已发生了某种巨大的事件：一切权威的毁灭，从过分对理性的信赖中觉醒，以及诸种束缚之解除，使得任何事情，确实，任何事情似乎都成为可能。
用古老的语言所作的工作，仅显得一层帏幕，在此帏幕之后隐藏着某种混沌的力量，使我们焦望的眼睛无法看到。这项工作似乎除了长久持续的蒙蔽之外别无其他。对于这些旧的语言与学说之热情地更新运动，虽然出自善意，却显得没有真正效果，仅显示出我们渴望紧紧掌握它，但又无能为力而已。
真诚的哲学行为必须从我们新的实际处境中生出，并在此立足。
二、齐克果与尼采
当代的哲学处境是被此一事实所决定：齐克果与尼采这两个哲学家，在他们当时虽未被人注意，并在很久的时期中对哲学历史没有影响，现在却持续地增强其重要性。自黑格尔以后，哲学家们逐渐扩大地面对他们两个，而在今日，他们无疑被认做是他们那个时代真诚的伟大思想家，他们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他们的反对都证明了此点。在我们这个时代何以他们不能再被漠视呢？
在哲学行为的处境上，以及在真正的生活上，齐克果与尼采都显得是某些命运的表露，这些命运以前无人注意到——除了瞬息而现并即刻遗忘的预感之外。然而这两位哲学家对它却早已了解。
论到这个命运究竟是什么，即在今日仍然未有断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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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哲学家加以比较，并不能对此问题作一回答，然而却使它清晰，并使它更为迫切。由于他们两人没有任何相互的影响，这项比较就更具意义，而又是由他们两个之非常不同，他们之间的共同特点就更使我们印象深刻。从他们整个的生活过程，直至他们思想上的个别细节，都如此逼近，以致他们的本性似乎是由他们那时代的精神处境之必然性所导致。
他们带给西方哲学以颤栗，而此项颤栗的最后意义现在还未估定出来。
他们两个具有着相同的思想形态与人性，这些是与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分解地相连着，而他们对此亦做如是了解。因此，我们将以三点来讨论他两人的相似，第一，他们的思想，第二，他们所思想的存在（Ｅｘｉｓｔｅｎｚ）
，第三，他们了解自己的方式。
１。他们思想上的共同处：对理性之疑问他们的思想开创了一个新的界域。他们越过了一切被认为显然的限界。似乎他们不再从思想上的任何事物退却。似乎一切永久之物都在他们令人眩晕的吸取之中被销蚀掉：齐克果以他世的基督教，而这基督教却类似空无，并仅在消极①（荒谬，殉道）与消极的决定之中显示它自己；尼采以真空，从这个真空，一种新的实在，带着绝望性的暴力导生出来（永恒的回返以及尼采与此相应的教条）。
他们两个都从存在的深渊来质疑理性。对理性之彻底与急进的反抗，从未曾在如此之高的思想阶层发生过。这一项
①含否定、舍弃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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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绝不仅仅是对理性的敌意；而是意图把一切形态的理性据为己有。它并非情感的哲学，因为他们两个都毫无退缩地、向用之于表达的概念推进。
它决不是教条式的怀疑主义，而是他们整个的思想都追向真诚的真理。
在辉煌的路向上，以哲学的热忱穿透整个的生命，他们所带来的不是某些学说，不是任何根本立场，不是对世界之某些描绘，而是为人类而设的全新的心智态度。这个态度是以无限反省为媒介；这个反省就是意识到，以反省自身它无法得到任何真正的基础。他们学说的本性不能用任何单一的事物加以形容；没有任何固定的教条或要求可自他们之中抽引而出，做为独立或永久之物。
对科学性的人之怀疑 由于他们对于真理的意识，他们。。。。。。。。。
两人都怀疑朴实的科学知识中的真理。科学的洞察，其方法学上的正确性他们并不怀疑。但齐克果对那些博学的教授们感到吃惊；他们大部分的生命与科学为伍，并且死的时候相信科学会继续，而若可能，他们希望活得更长，以便沿着指定的方向去做更多的了解。他们从没有经历过那成熟的转折点，在此点，一切都要反转过来，人会更加了解，有某些事物是人所不能了解的。齐克果想到，最可怕的生活方式乃是通过人的精明及其所发明之物来使世界迷乱——意图解释整个自然界却不了解自己。尼采则对诸种学究典型做毁灭性的分析，这些学究，对他们自己的行为没有真诚的意识，他们不能成为他们自己，并且他们要以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去抓住存在本身，但这种渴望推至最后，是荒瘠不育的。
反对体系 对于每种划地自限的理性行为——它意图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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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真理得被认知——之怀疑，使得两位哲学家都变成“体系”
的反对者。
这体系便是整世纪以来哲学所具有的形式，并在德国观念论获得它最后之装璜的东西。对他两人而言，体系是实存之改道，因而是谎言及蒙骗。齐克果承认，吾人经验中的实存世界，对上帝而言可能是体系，但对一个存在的心灵，决不是体系；体系只能相应于已经结束的与安置定的事物，然而存在却正是与此相反之物。体系哲学家正如一个人造了堡垒，自己却居住在邻近的小茅屋之中。这种人是只会做空想的人，他自己并不居住于他所思考的事物之中；然而一个人的思想却必须是他所居住并生活于其间的房子；不然它就变为倒错的东西。哲学之基本的问题——即它自己本身是什么，科学又是什么——都确立在一种不可逃避的、新的形式上。尼采要求比笛卡儿的怀疑更好的怀疑，并且他见出黑格尔错误的意图——把理性发展得除了粗鄙的哥德式风暴之外一无所是。
体系意志（Ｗｉｌ－ｔｏ－Ｓｙｓｔｅｍ）
对他而言是一种诚实之缺乏。
存在如解释 他们两人以同样的方式来表示“何为真诚。。。。。
的认知“。对他们而言，它仅是解释。他们亦同样认知他们自己的思想为一种解释。
然而，解释是没有终结的。对尼采而言，存在可做无限的解释。对齐克果而言，已经发生及已经完成的事情常可用新的方式加以了解。当它被人作新的解释时，它就变为新的实在，然而实在之本身却仍是隐藏的；因而我们这短暂性的生命决不能被人正确地了解；没有人可以绝对渗透自己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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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个都以解释所得的图象做为对存在的知识，但其情况却似乎只是在对解释之解释中，存在的密码之被译出。
尼采希望将基本的原文——ｈｏｍｏ
ｎａｔｕｒａ“自然人”——从它的浮面的涂饰之中揭露出来，并阅读它的真象。齐克果给予他的作品之唯一的意义，是它们必须被阅读出个人的原文及人类存在关系的原文。
面具 与这个基本的理念相连的是此一事实：这两位最。。
开放、最诚挚的哲学家，对于掩饰及面具有共同倾向。对他们而言，面具是必然属于真理的。间接沟通成为他们对真理之真诚沟通的唯一路向；间接沟通，做为一种表达方式，是同短暂存在中的真诚真理之暧昧性相适合的；在这种沟通的过程中，真理必须经过每个存在者之内在的源泉而加以捕捉。
存在本身 他们两个人，在他们的思想中，都推向一个。。。。
基础，这个基础可能是在人之内的存在（Ｂｅｉｎｇ）本身。从帕曼尼底斯经由笛卡儿到黑格尔的哲学说：思想即是存在（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ｓ
Ｂｅｉｎｇ）。但齐克果反对它，他确定此一命题：你信什么，你就是什么：信仰即是存在（Ｆａｉｔｈ
ｉｓ
Ｂｅｉｎｇ）。
尼采所看到的是冲创意志。但信仰与冲创意志只是符号，它并不能指陈它们所意含的是什么，它们自己可被无穷地解释。
诚实 他们两个都断然趋向诚实。对他们两人而言，诚。。
实都是最终的美德之表现，是他们两个将自己归属的。尽管一切其他事物都卷入令人困惑的疑问，诚实仍旧是最低限度的绝对之物。他们两人要求极度真诚——尽管这种要求把自身都带入疑问之中；再者，这种要求是暴力之反面——此种暴力意欲由刻板与野蛮的确定性来掌握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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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存在主义
他们的读者 一般而论，人们或可怀疑在这样一种思想。。。。。
中是否表现了任何事物。
事实上，齐克果与尼采两人都清楚，那些仅用思维的人是无法了解他们思想之中所摄含的。重要的是，去了解它们的人是什么样的个人。
他们转向这样的个人：这些人要与他们两人一同，并从他们自己本身抽绎出只能用间接方式表达的东西。李希登堡（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
的这一则警语适用于齐克果，并且他自己把它引用：这些作品如同一面镜子，假使一只猿猴向其中窥视，里面所出现的决不会是一位使徒。尼采说，一个人必须自己去赚取为了了解自己所需要的个性。他认为思想的形式建基于其上的那种真理是无法传授的。这两个人都寻求属于他们的读者。
２。
在实际处境——那个时代——之中，他们对存在的思想他们的这种思想，以特殊的方式属于那个时代，它奠基于齐克果与尼采的实存状况上。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单独的理念，或任何体系，或任何条件是有决断意义的，这是由于他们两个都没有以那个时代的时髦形式来表现它，他们没有建造一个世界观，亦没有规划出一个变迁的世界之图形。
他们不以自己为那个时代的积极表现；倒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生存负面性地来表现它：它是一个被他们绝对摈弃的时代，他们通过它的废墟来看它。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在自己的本性中彻底去体验它，以它完全所是的样子去观看它，以便能超越它。
这种情况的发生起先是非自动地，然后则是自觉地——因为他们自觉到他们不是那一时代的代表，而是尖锐的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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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３０２
堪的例外。让我更近一些来察看这件事。
他们的问题 他们两人都是在青年末期感知了他们的问。。。。。
题——即使尚不甚清楚。一种决定缠卷了他们整个的心，虽然有时它暗默，不被意识到，但它会再回来，强迫他们面对它，驱使他们进入彻底的孤独。虽然他们没有地位，没有婚姻，在存在中不是任何显眼的角色，然而他们却真正表现为伟大的实在论者，他们对实在之深渊具有真诚的情感。
对人之本质的变革之察觉 在以他们那时代为废墟的基。。。。。。。。。。。
本体验中，他们接触到这一变革的实况：向历史回顾，回顾到古希腊之端始，他们感到这一整个的历史到现在已结束。
在转折点上他们唤醒对这一时刻的注意，并要求将历史做为一个整体来勘察它的意义及演程。
人们已经试图在经济、工艺、政治历史及社会学各方面来了解这个时代，但齐克果与尼采却在另一方面，觉得他们看到了人之内在本质的变革。
齐克果将今日样相的基督教视为一个巨大的欺骗，在其中上帝被当作一个呆子。这样的基督教与新约的基督教根本不同。于是只有两条路：或者用诡计继续支持这种欺骗，并隐瞒实情，结果每件事都变为空无；或者诚实地坦白承认这种不幸：即是，在今日没有一个人可以按照新约的意义通过，变为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并且我们以敬神为口实，削弱基督教义，在这种削弱的基督教中讨生活。这项担承可以显示出其中是否还有任何真实的东西存留着，以及它是否得到神意的赞扬。假如没有，那么都要重新打破，以便在这种慌恐之中，有些人可以站起来，支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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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２存在主义
约圣经的基督教。
尼采用一句话来表示这一时期的历史性处境：上帝已死。
如此，他们两个对于他们的时代的本质都做了历史性的批判。他们都看到他们面前的空无；都看到了那些已丧失的东西的本质，但都不意欲空无。假如说齐克果假定了基督教的真理之可能性，而在另一方面，尼采不仅在无神论中发现了损失，更发现到最伟大的机运——他们两个仍旧有共同之点，即是意欲实现存在之本质，意欲实现人的高贵及价值。
他们没有当作改革用的政治纲领，可说完全没有纲领；他们不将他们的注意力指向个别的细节，而是要通过他们的思想去影响某些他们所先见——并非在细节中——的事物。对尼采而言，这种不确定性是在长远中他的“较大的政策”
；对齐克果而言，它是在对世间一切事物皆莫不关心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