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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种大功业，故德国的民权，虽然是很发达，但是没有力量去反抗政府。
在俾士麦执政的时代，他的能力，不但是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种种方面战胜全世界，就是对於民权风潮，也有很大的手段，战胜一般民众。譬如到了十九世纪的後半期，在德法战争以後，世界上不但是有民权的战争，并且发生经济的战争。在那个时候，民权的狂热渐渐减少了，另外发生一种什麽东西呢？就是社会主义。这个主义，就是我所主张的民生主义。人民得到了这个主义，便不热心去争民权，要去争经济权。这种战争，是工人和富人的阶级战争。工人的团体，在德国发达最早，所以社会主义在德国也是发达最先，世界上社会主义最大的思想家，都是德国人。像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大社会主义家，叫做马克思，他就是德国人。就是实行马克思主义像俄国的一些老革命党，都是马克思的信徒。德国的社会主义，在那个时候，便是非常之发达。
社会主义本来是和民权主义相连带的，这个主义发生了以後，本来应该要同时发达的。欧洲有了民权思想，便发生民权的革命。为什麽有了那麽发达的社会主义，在那个时候，不发生经济的革命呢？因为德国发生社会主义的时候，正是俾士麦当权的时候，在别人一定是用政治力量去压迫社会主义，但是俾士麦不用这种手段，他以为德国的民智很开通，工人的团体很巩固，如果用政治力量去压迫，便是徒劳无功。当时俾士麦本是主张中央集权的独裁政治，他是用什麽方法去对付社会党呢？社会党提倡改良社会，实行经济革命，俾士麦知道不是专用政治力量可以打销的，他实行一种国家社会主义，来防范马克思那般人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比方铁路是交通上很重要的东西，国内的一种基本实业，如果没有这种实业，什麽实业都不能够发达。
像中国在津浦铁路没有筑成以前，直隶山东和江北一带地方，都是很穷苦的，後来那条铁路筑成功了，沿铁路一带，便变成很富饶的地方。又像京汉铁路没有筑成以前，直隶湖北河南那几省也是很荒凉的，後来因为得了京汉铁路交通的便利，沿铁路的那几省，便变成很富庶了。当俾士麦秉政的时候，英国法国的铁路，多半是人民私有的，因为基本实业归富人所有，所以全国实业都被富人垄断，社会上便生出贫富不均的大毛病。俾士麦在德国便不许有这种毛病，便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把全国铁路都收归国有，把那些基本实业，由国家经营。对於工人方面，又定了工作的时间，工人的养老费和保险金都一一规定。这些事业，本来都是社会党的主张，要拿出去实行的。但是俾士麦的眼光很大，先用国家的力量去做了，更用国家经营铁路银行和各种大实业，拿所得的利益去保护工人，令全国工人都是心满意足。德国从前每年都有几十万工人到外国去做工，到了俾士麦经济政策成功的时候，不但没有工人出外国去做工，并且有许多外国工人进德国去做工。俾士麦用这样方法，对待社会主义，是用先事防止的方法，不是用当冲打销的方法；用这种防止的方法，就是在无形中消灭人民要争的问题，到了人民无问题可争，社会自然不发生革命，所以这是俾士麦反对民权的很大手段。
六、民权发达过程中的障碍和他的内容的充实。
现在就世界上民权发达一切经过的历史讲﹕第一次是美国革命，主张民权的人分成哈美尔顿和遮化臣两派，遮化臣主张极端的民权，哈美尔顿主张政府集权，後来主张政府集权派占胜利，是民权的第一次障碍。第二次是法国革命，人民得到了充分的民权，拿去滥用，变成了暴民的政治，是民权第二次障碍。第三次是俾士麦用最巧妙的手段，去防止民权，成了民权的第三次障碍。这就是民权思想在欧美发达以来所经过的一切情形。但是民权思想，虽然经过了三个障碍，还是不期然而然，自然去发达，非人力所能阻止，也非人力所能助长，民权到了今日，便成世界上的大问题。世界上的学者无论是守旧派或者是革新派，谁都知道民权思想是不能消灭的，不过在发达的时候，民权的流弊还是免不了的，像从前讲平等自由也生出流弊一样。
总而言之，欧美从前争平等自由，所得的结果是民权，民权发达了之後，便生出许多流弊。在民权没有发达之先，欧美各国都想压止他，要用君权去打销民权。君权推倒了之後，主张民权的人便生出民权的障碍，後来实行民权，又生出许多流弊，更为民权的障碍。最後俾士麦见到人民要主张民权，知道不能压止，便用国家的力量去替代人民，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这也是民权的障碍。欧战以後，俄国德国的专制政府都被推倒了，女子选举权也有好几国争到手了，所以民权到了今日，更是一个大问题，更不容易解决。
推到实行民权的原始，自美国革命之後，人民所得的头一个民权，是选举权。当时欧美人民以为民权就算是选举权了，如果人民不论贵贱，不论贫富，不论贤愚，都得到了选举权，那就算民权是充分的达到了目的。至於欧战後三四年以来，又究竟是怎麽样呢？当中虽然经过了不少的障碍，但是民权仍然是很发达，不能阻止。近来瑞士的人民，除了选举权以外，还有创制权和复决权。人民对於官吏有权可以选举，对於法律也应该有权可以创立修改，创制权和复决权便是对於法律而言的。大多数人民对於一种法律，以为很方便的，便可以创立，这便是创制权；以为很不便的，便可以修改，修改便是复决权。故瑞士人民比较别国人民多得了两种民权，一共有三种民权，不只是一种民权。近来美国西北几邦新开辟地方的人民，比较瑞士人民更多得一种民权，那种民权是罢官权。在美国各邦之中，这种民权，虽然不能普遍，但有许多邦已经实行过了，所以美国许多人民，现在得到了四种民权﹕一种是选举权；二种是罢官权；三种是创制权；四种是复决权。这四种民权在美国西北几州，已经行得很有成绩，将来或者可以推广到全美国，或者全世界。将来世界各国要有充分的民权，一定要学美国的那四种民权。由此四种民权，实行下去，将来能不能够完全解决民权的问题呢？现在世界学者，看见人民有了这四种民权的思想，还不能把民权的问题完全来解决，都以为是时间的问题，以为这种直接民权的思想，发生尚不久，从前的神权经过了几万年，君权经过了几千年，现在此刻各国的君权，像英国日本意大利的君权，还有多少问题，不过这种君权，将来一定是要消灭的。这些直接民权，新近发生，不过是几十年，所以在今日还是一个不能解决的大问题。
七、民权革命的目的绝非以「代议政体」为止。
照现在世界上民权顶发达的国家讲，人民在政治上是占什麽地位呢？得到了多少民权呢？就最近一百多年来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一种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被选成议员之後，在议会中可以管国事，凡是国家的大事，都要由议会通过，才能执行，如果在议会没有通过，便不能执行，这种政体叫做「代议政体」，所谓「议会政治」。但是成立了这种「代议政体」以後，民权是否算得充分发达呢？在「代议政体」没有成立之先，欧美人民争民权，以为得到了「代议政体」，便算是无上的民权。好像中国革命党，希望中国革命以後，能够学到像日本，或者学到像欧美，便以为大功告成一样。如果真是学到了像日本欧美一样，可不可以算是止境，还要听下文分解。
欧美人民从前以为争到了「代议政体」，便算心满意足。我们中国革命以後，是不是达到了「代议政体」呢？所得到的民权利益究竟是怎麽样呢？
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的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议员」，有钱就卖身，分赃贪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各国实行这种「代议政体」，都免不了流弊，不过传到中国，其流弊更是不堪闻问罢了。大家对於这种政体，如果不去闻问，不想挽救，把国事都付托到一般「猪仔议员」，让他们去乱作乱为，国家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外国人所希望的「代议政体」，以为那就是人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那是不足信的。民权初生，本经过了许多困难，後来实行，又经过了许多挫折，还是一天一天的发达，但是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代议政体」，各国到了「代议政体」，就算是止境。近来俄国新发生一种政体，这种政体，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的政体。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究竟是怎麽样呢？我们所得到的材料是很少，不能判断其究竟，推想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是不同的多了。
但是我们革命党提倡三民主义来改进中国，所主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後尘，是要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真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我们要达到这种大目的，便先要把民权主义研究到清清楚楚。
今天所讲的大意，是要诸君明白欧美民权的先进国家，把民权实行过了一百多年，至今只得到一种「代议政体」。我们拿这种制度到中国来实行，发生了许多流弊。所以民权的这个问题，在今日还是很难解决，我以後对於民权主义，还要再讲两次，便把这个问题，在中国求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我们不能解决，中国便要步欧美的後尘，如果能够解决，中国便可以驾乎欧美之上。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 「权」和「能」分开的政治机构一、由极端反对外国到极端崇拜外国。
中国人民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所以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
我们为什麽要仿效欧美呢？因为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比方就武器一项说，欧美近年的武器，便是一天改良一天，要比中国进步得多。中国的武器，几千年以来，都是弓箭刀戟，在二三十年以前，还是用那几种东西。像庚子年发生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的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当时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联军的机关枪和大炮，那种举动，就是当时中国人对於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对於他们的物质进步之抵抗。不相信欧美的文化是比中国进步，并且想表示中国的文化，还要好过欧美。甚至於像欧美的洋枪大炮，那些精利武器，也不相信比较中国的大刀还要利害。
所以发生义和团来反抗欧美。
义和团的勇气，始初是锐不可当的，在天津杨村一战，是由於英国提督西摩，带了三千联军，想从天津到北京，去救那些公使馆，经过杨村，就被义和团围住了。当时战斗的情形，义和团没有洋枪大炮，只有大刀，所围住的联军，有很精利的枪炮，在义和团一方面，可说是用肉体相搏。西摩因为被他们包围了，便用机关枪去扫射义和团，义和团虽然是被机关枪打死了很多的人，血肉衡飞，但是还不畏惧，还不退却，总是前仆後继，死死的把联军围住。弄到西摩带那三千联军，终不敢通过杨村，直进北京，还要退回天津去等候，另外请了大兵来帮助，才能够到达北京，解除各国公使馆的包围。就那次战争的情形而论，西摩有几句批评说﹕「照当时义和团之勇气，如果他们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枪炮，那些联军，一定是全军覆没的」。但是他们始终不相信外国的新式武器，总是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沈藉，还是前仆後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後，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
不过庚子年的义和团，是中国人的最後自信思想和最後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文化相抵抗。由於那次义和团失败了以後，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用外国的新东西和中国的旧东西比较，就武器一项的效力，自然是很明显的。至於除了武器之外，像交通上的铁路电报也要比中国的挑夫驿站好得多。我们要转运东西，火车当然是快过挑夫，便利过挑夫。
要通消息，电报当然是迅速过驿站，灵通过驿站。
再推到其余种种关於人类日常生活的机器，和农工商所用的种种方法，也没有不是比中国进步得多的。
所以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後，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所以经过义和团之後，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了，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由於要崇拜外国仿效外国，便得到了很多的外国思想，就是外国人只才想到还没有做到的新思想，我们也想拿来实行。十三年前革命，仿效外国革命政治，成立民主政体，目的是在取法乎上，所以把外国很高的政治哲理，和最新的政治思想，都拿来实行，这是中国政治思想上一个最大的变动。
在义和团以前，中国和外国已经通了商，早知道外国的好处，也是很多，但是全国人的心理，还不相信外国是真有文明。所以当义和团的时候，便把仿效外国的铁路和电报都毁坏了，就是外国的枪炮也不信仰，在打仗的时候，还是要用中国的弓刀。以後因为失败，又反过来信仰外国，在中国所用的无论什麽东西，都是要仿效外国。由此可见中国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後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
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只要听到说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对於民权思想，也有这种流弊，革命以後举国如狂，总是要拿外国人所讲的民权，到中国来实行。至於民权究竟是什麽东西，也不去根本研究。前几次所讲的情形，是把外国争民权的历史和胜利之後，所得的什麽结果，详细的说明。由於那几次的研究，便知道民权政治，在外国也不能够充分实行，推行民权，在中途也遇到了许多障碍。现在中国主张实行民权，要仿效外国，便要仿效外国的办法，但是民权问题在外国政治上，至今没有根本办法，至今还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外国人拿最新发明的学问，来研究民权，解决民权问题，在学理一方面，根本上也没有好发明，也没有得到一个好解决的方法。所以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导师。
二、外国政治的进步远不及科学的迅速——民权问题仍无办法。
自义和团以後，一般中国人的思想，时时刻刻，件件东西，总是要学外国。外国的东西，到底可不可以学呢？比方用武器讲，到底是外国的机关枪利害呢，还是中国的弓刀利害呢？这两种东西没有比较，一定是外国的机关枪要利害得多，不但是外国的武器要比中国的利害，就是其他各种东西，外国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就物质一方面的科学讲，外国驾乎中国，那是不可讳言的。但是外国在政治一方面，究竟是怎麽样呢？外国的政治哲学，和物质科学，两种学问的进步，又是那一种最快呢？我可说政治的进步远不及科学。
譬如兵学就是一种军事科学，专就兵学论，外国的战术随时发明，随时改良，所谓日新月异，所以拿一百多年以前的外国兵书，今日有没有人还拿去用呢？那是没有的。不但是一百年以前的兵书，没有人拿去用，就是十年以前的兵书，到了今日也是无用。外国的武器和战术，每过十年便成一个大变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的武器和战术，每过十年，便有一次革命。外国最大的武器，和价值最贵的武器，就是水上所用的战斗舰。现在外国的战斗舰，每艘要值五千万元以至於一万万元，能够值这些钱的船，才叫做一只兵船。外国物质的进步，以武器为最快，武器的进步，又以战斗舰为最快，战斗舰的变动，最多不过十年，在欧战以前的战斗舰，至今已成废物了。不但是海军的战斗舰有这样大的变动，就是陆军的枪炮也是日日进步，每十年一次变动，每十年一次革命，每十年一次翻新。现在我们所用的枪，在外国已经成了无用的废物，欧战时各国所用的大炮，到了今日也算是旧式。不但是武器，在欧美是日日进步，件件翻新，就是其他机器物品，也是天天改良，时时发明，所以外国在物质文明上的进步，真是日新月异，一天比一天的不同。
至於在政治上，外国比较中国，又是进步了多少呢？欧美两三百年来，经过许多次数的革命，政治上的进步虽然是比中国快得多，但是外国的政治书本，像二千多年以前，在希腊有一位大政治哲学家，叫做柏拉图，他所着的共和政体那本书，至今还有学者去研究，对於现在的政体，还以为有多少价值可以供参考，不像兵船操具，过了十年，便成无价值的废物。由此便知外国的物质科学，每十年一变动，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後，大不相同，那种科学的进步是很快的。对於政治理论，在二千年以前，柏拉图所写的共和政体，至今还有价值去研究，还是很有用处，所以外国政治哲学的进步，不及物质科学的进步这样快。他们现在的政治思想，和二千多年以前的思想，根本还没有大变动。如果我们仿效外国的政治，以为也是像仿效物质科学一样，那便是大错。外国的物质文明，一天和一天不同，我们要学他，便很不容易赶上。至於外国的政治进步，比较物质文明的进步，是差得很远的，速度是很慢的。像美国革命，实行民权有了一百五十多年，现在能够实行的民权，和一百多年以前，所实行的民权，便没有大分别。现在法国所行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