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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息式白停止了叙述。
“后来呢？”夏皮罗追问道。
“后来？后来‘北京人’就失踪了。”息式白略带幽默地说。
沉思片刻，夏皮罗又问道：“你接到斯耐德尔的信后，告诉他赫本的地址了吗？”
“告诉了。但我当时只知道赫本已离开北平去上海了，具体地址和她干什么工作都不太清楚，我向斯耐德尔提供的惟一的一点线索，是通过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转交的。
“后来斯耐德尔再也没有给我来信，估计已经回美国了。当然，我也一直未能得到赫本的消息。至于斯耐德尔后来是否与赫本联系上了，以及‘那份珍贵的东西’赫本是不是还给了斯耐德尔，我也同样一概不知。你知道，中国内战不久，美国人又开始大批地回国了。”
“你的意思是说，是斯耐德尔中途劫持了‘北京人’化石，或者说是使用了调包之计？”夏皮罗有些惊奇地问道。
“难道你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吗？”息式白自信地说，“我总在这样琢磨，为什么海军陆战队正好派了对‘北京人’化石有所了解的斯耐德尔到协和医学院去装运化石？那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在斯耐德尔装车过程中出现，是在真的谈情说爱还是有别的企图？斯耐德尔中途违犯纪律私自将车停在赫本的家门口，又意味着什么？还有，那份令斯耐德尔惦念不忘，并四处打听赫本的下落，大有非要追回不可的‘珍贵的东西’，如果不是‘北京人’化石，又是什么？这一连串的疑问，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此刻的夏皮罗已经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他站起来，一边在办公室来回走动着，一边无限感叹地说道：“历史真是太奇妙了，太奇妙了！现在，我们似乎可以作如下的推理：在转运‘北京人’化石之前，斯耐德尔和赫本很可能通过协和医学院姓张的中国职员和美国公使馆的职员知道了‘北京人’即将转运美国的消息，于是，他们两个便秘密制定了一个劫持‘北京人’化石的阴谋，这个阴谋或许那两个有意或无意提供情报的人并不知道。当海军陆战队要派人去协和医学院装运‘北京人’化石时，斯耐德尔首先踊跃报名把这个差使揽了过来，因为据当时一些在中国服役的美海军陆战队员们讲，像这样的公差大多都是靠自觉报名参加的，除非在没有人愿意去干的情况下，才由上司指派。
“斯耐德乐的报名被批准后，便驾车来到了协和医学院，再用汽车的喇叭声将那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呼了出来，而后斯耐德尔采用闲聊的方式，从姓张的嘴里知道了是哪个箱子装有‘北京人’化石，并在装车时故意将它放在了车厢的最后。当然，那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并不知道斯耐德尔的阴谋，如果知道的话，我想她是不会透露的。
“斯耐德尔把装有‘北京人’化石的木箱装好后，便将车开出协和医学院而后直奔南河沿赫本的家门，紧接着按照事先和赫本商定好的计划，将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抬进里屋，用早已准备好的螺丝刀或别的什么锐器，将箱子撬开，然后取出了朝思暮想的‘北京人’化石。接下去，他们再将事先准备好的一些玻璃瓶之类的医疗仪器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装进原来的空箱里，再按原样封好，然后重新装上停在门口的卡车。这个过程如果事先准备得很充分的话，我想只需１５分钟。”
“问题是，夏皮罗先生，当时和斯耐德尔一起去协和医学院拉装有‘北京人’化石箱子的，还有陆战队的一位下士。这该如何解释呢？”息式白插话道。夏皮罗想了想，继续说道：“至于如何对待那位下士，我想斯耐德尔肯定早就想好对策的，或利诱？或威胁？或暂时将他引向一边？总之，斯耐德尔想法迫使他在以后的岁月中无法讲出这个事实。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种臆想和推测。”“那么往后的事情又是何以发展的呢？”息式白再次插话道。“也许由于斯耐德尔曾去协和医学院拉过‘北京人’化石，所以前往秦皇岛押送‘北京人’化石的重任也落在了他的肩上。当然，也许他是通过什么办法主动争取到的。后来，由于意外地爆发了战争，使斯耐德尔还未来得及处理那批劫持的‘北京人’化石就遭到被俘，接着又匆匆押往日本。正是因为战争的突然爆发，使斯耐德尔与赫本失去了联系，但他并没有忘记那批掌握在赫本手上的‘北京人’！于是，战争结束后，他便迫不及待地向你写信打听赫本的地址。息式白女士，你看是不是这样？”
息式白笑了笑，说：“我在中国时学了一句话，叫做‘英雄所见略同’。看来我们很有共同之处。”
“不过，这个推理虽然有些道理，但毕竟是一种推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篇侦破小说。”夏皮罗严肃地说。
“不论像什么。我想这总是一条不可舍弃的线索，何况不少侦破小说就是根据实际案情写成的。”息式白同样严肃地说。
“只是我们尚不知斯耐德尔和赫本后来联系的情况，也不知这两人现在居住何处。”夏皮罗说完，望着息式白。
“看来要想找到赫本是有些困难，但我想斯耐德尔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找到的，比如说通过海军总部，或者原在中国的海军陆战队员。不管他和赫本联系的情况怎样，只要能找到他本人，这件事就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息式白依然颇为自信地说。
“但是，如果斯耐德尔真的参与了劫持‘北京人’化石一案，事情恐怕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夏皮罗说，“所以我建议，还是请美国联邦调查局插手这件事为好。”
“如果美国联邦调查局能插手，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这样吧，息式白女士，你回去后尽快将我们刚才的谈话内容打印一份《备忘录》给我，然后由我出面督促联邦调查局派人调查此案。”
“好的。再见。”
５天后，夏皮罗将息式白打印好的《备忘录》连同斯耐德尔那封已经发黄的私人信件，一同交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驻纽约机构。
一周后，夏皮罗意外地得到答复，美国联邦调查局决定立案侦察此事。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效率是用不着怀疑的。在高速旋转的侦察机器的配合下，他们只用了大概三四天时间，便将现供职于纽约对外贸易总公司的斯耐德尔的情况尽握手中。很快，他们将斯耐德尔“请”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而后由调查此案的侦探巴利哈顿对斯耐德尔进行了首次审讯。
从有关资料中，我们查到了这次审讯记录：
巴利哈顿：“斯耐德尔，你和乔治蒂·赫本是什么时候分手的？”
斯耐德尔：“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珍珠港事件’的前几天，具体日期已记不起来了。”
巴利哈顿：“你是否有东西放在她那里保管？”
斯耐德尔：“有的。”
巴利哈顿：“是什么东西？在你离开中国之前她还给你了吗？”
斯耐德尔：“其实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不过是几件军服和几套普通的中国茶具而已。因为我很快被俘，没来得及拿回和带走这些东西。我想她也许早就扔掉了，你知道那时的北平已变成了日本人的天下。”
巴利哈顿：“现在你知道赫本居住在哪里吗？”
斯耐德尔：“不知道。自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我在中国被俘后，就再也没有得到她的音信。”
巴利哈顿：“你在关岛疗养的时候，给息式白女士写过信吗？”
斯耐德尔：“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实在记不清了，可能写过，也可能没写过。那时我想的是尽快养好身体返回本土。”
就这样，巴利哈顿的首次询问毫无结果。
正面进攻无效，巴利哈顿决定暗查。从斯耐德尔的眼神中，巴利哈顿已经隐约感觉到了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员的一丝惊慌，这种惊慌说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斯耐德尔的确参与了劫持“北京人”化石的事件；另一种是没有参与但又害怕把事情弄到自己头上，因为他毕竟是参与装运“北京人”化石全过程的唯一健在者。巴利哈顿认为，如果是第一种可能的话，那么在调查局开始注意他之后，他一定会有一些反常的举动，或设法销毁罪证，或为掌握“北京人”化石的人通风报信，或转移化石的藏匿地点。而要及时掌握他的这些行动，就只有用秘密监视的方法予以对付。于是，巴利哈顿很快开始了他的秘密行动。
果然，５天后，奇怪的事发生了。
据息式白后来撰文说，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３１日早晨，斯耐德尔和往常一样离开了自己的公寓，驱车驶向大街。躲在附近一家咖啡馆的巴利哈顿侦探亲眼目睹斯耐德尔消失于人流半小时后，便将电话打到了斯耐德尔的办公室。当斯耐德尔拿起电话时，巴利哈顿说了声“对不起先生，拨错电话了。”又很快将电话扣死。之后，他驾车来到纽约对外贸易公司外一家高层酒店，独自登上１３层客厅，然后开始暗中向外窥视。这间客厅的窗子正好和斯耐德尔办公室的窗子相对，这是巴利哈顿早在５天前就选好的地方。
这天早晨纽约上空阴云密布，大约９点左右，天空便开始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后来雨越下越大并伴有冷人的寒风。当天的气象预报说，下午和夜间将有大雨，并伴有小雪，气温将继续下降。
暗中监视了一天的巴利哈顿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时间，当看到了斯耐德尔在收拾提包和办公桌时，他瞥了一眼手表，正是下午６点半。于是，他快步走出酒楼，闪身钻进自己那辆“费尔兰”牌小汽车，然后随时准备跟踪斯耐德尔的“查韦”牌小汽车。不一会儿，斯耐德尔钻进了自己的车里，巴利哈顿紧随其后，眼望着斯耐德尔进了自己的公寓，巴利哈顿才把车停在不远处，而后到前面的一个小吃部买了一个汉堡包，又回到车里坐定，看斯耐德尔夜间到底有什么活动。
大约８点３０分左右，斯耐德尔身穿一件皮毛领子的翻皮外套从公寓走了出来。他把一堆东西放入车内，又站直身子一边搓手一边望望四周，然后迅速钻进汽车，随着一声轻微的引擎声，“查韦”牌汽车启动了。
巴利哈顿并没看清斯耐德尔往车上放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见斯耐德尔的车启动后，也让自己的车跟了上去。但是，巴利哈顿在风雪交加中已很难分辨出在他面前行驶的汽车，到底哪一辆是斯耐德尔的“查韦”牌小车。
巴利哈顿决定回到布鲁克林区斯耐德尔的寓所等待。
巴利哈顿醒来时，已是早晨７点左右。他推开窗子，只见外面铺了一层厚厚的雪，对面的停车处没有车胎轧过的一点痕迹，这说明斯耐德尔的汽车昨晚既没有开回来也没有开出去。看来，斯耐德尔是真的一夜没有回家了？
巴利哈顿走出旅店大门，按照多年养成的习惯，他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一边在雪地上散步，一边收听新闻。
……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昨夜的大风和结冰的马路与桥面使汽车驾驶极为危险。据报道，纽约市的街道和公路发生的事故很多。在布鲁克林区的米尔贝森桥上，发生了一起汽车相撞事故，其中有５人死亡。一辆开往布鲁克林区的小车显然由于路滑而失去控制，撞在马林大街桥的桥座上。驾车人已不幸死亡。以下还有其他交通事故的新闻……
巴利哈顿结束了１５分钟的散步，回到旅店，匆匆洗罢脸，用过餐，又重新坐到了昨晚坐过的位置上，继续观察对面斯耐德尔寓所前的情况，并开始思索下一步的行动。
大约到了１０点左右，仍不见斯耐德尔的踪影，巴利哈顿只好叫来一杯咖啡，要来一份当天《纽约时报》，随便看了起来。可其中一篇关于交通事故的报道他刚看了一半，便惊呆了：
昨夜风雪突然袭击
造成多起交通事故，数人死亡
……
威廉·斯耐德尔，４９岁，住址是布鲁克林区海克斯街１９５号。当他驾车向布鲁克林区行驶时，在结冰的马林大街桥上滑到桥旁，撞在桥座上，当场死亡。斯耐德尔先生在纽约对外贸易公司工作。事出后，当局已通知他的公司及其亲属。
……
巴利哈顿这才恍然醒悟，斯耐德尔为何一夜未归。震惊之余，巴利哈顿马上想起了斯耐德尔小车后箱中那两个布袋。他当即打电话到报社，报社回复他没有任何消息；他又向马林大街交通事故分局打去询问电话，得到的答复是：“在整个汽车里，除当场毙命的驾驶者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更没见到什么布袋。”
巴利哈顿相信交通事故分局的话是真实的，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在斯耐德尔的汽车里发现了“北京人”化石的话，早晨的广播节目和《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恐怕早就被换掉了。但问题是，斯耐德尔昨晚为什么要冒着漫天风雪将车开到偏僻的马林大街？他那两个鼓鼓囊囊的布袋里到底装的都是什么玩艺儿？他在出事前又与哪些人有过接触？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此外，斯耐德尔究竟是死于车祸，还是他杀？
此后，尽管联邦调查局又作过些调查，但随着斯耐德尔的死，最终还是没有查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于是，斯耐德尔事件，由此成为“北京人”失踪之谜中的又一个不解之谜。
就在斯耐德尔事件渐渐平息不久，美国《纽约时报》有一天用大幅标题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
金融家贾纳斯寻找“北京人”被指控有欺诈行为
芝加哥路透社２月２５日电：芝加哥金融家克里斯托弗·贾纳斯为寻找遗失的“北京人”遗骨，今日被联邦检察官起诉有欺诈６４万美元之嫌。
联邦大陪审员指出，贾纳斯先生现年６９岁，根据法律第３７条款控诉他为寻找“北京人”化石活动而筹集的款项大部分被他据为己有。
起诉书说，退休的银行家贾纳斯先生从银行借款中得到５２万美元。另外从投资者手中得到为了寻找和摄制“北京人”影片的美金１２万元。
……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之中。
多年来一直苦苦忙于寻找“北京人”的贾纳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无从查询，难做定论。倒是听人说起，这一指控后来并未将他送进监狱。
后来的实际情况是，随着斯耐德尔事件的不了了之，随着银行家贾纳斯的被起诉，在美国七十年代掀起的这场寻找“北京人”热潮，在经历了几番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之后，终于落下了帷幕……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息式白再次来到了夏皮罗先生的寓所。当两人谈起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以及贾纳斯的案情时，彼此都显得无可奈何。过了一会儿，夏皮罗才说：“我看这是一篇没有结尾的侦破小说。”
“是的，看来我不得不用纪实小说的形式来完成‘北京人’的故事了。”息式白有些伤感地说。
“不过，我还是抱有希望的。”夏皮罗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我有机会到中国去的话，我一定要到北京、天津等地好好找一找！”上帝能给这位老人一个机会吗？
在七十年代，当美国寻找“北京人”的文化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之时，中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正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尽管如此，在中国的民间，寻找“北京人”的传闻也时有发生。而且，居然还出现了“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公安局对“北京人”进行立案侦查的故事。
这个对“北京人”进行立案侦查的公安局，就是天津市公安局。
……
在弗利提供的三条线索中，其中一条是他将一个军用提箱寄存在了瑞士百利洋行天津分行。经专案组调查得知，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确实做过一些倒卖文物的生意，染指“北京人”之事，也是完全可能的。但专案人员在调查中，与之相关的人员却一口否认他们曾经收到过弗利送去的军用提箱，更没有见到过什么“北京人”化石，甚至有人还说，我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有弗利这个所谓的美国医生。
弗利提供的第二条线索，是说他将一只军用提箱存放于法国人开办的巴斯特研究所了。经专案组对原巴斯特研究所部分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也未找到可靠的线索和依据。正当一筹莫展时，意外的情况出现了：有人提供了一位中国女人的线索，说这位中国女人当年曾是原巴斯特研究所所长最宠爱的情人，与所长关系甚密，很可能她知道有关箱子的情况。于是，专案人员顺藤摸瓜，找到了原巴斯特研究所所长当年的这位中国情人，通过多次追问，这位“情人”终于吐露了真情：她当年和巴斯特研究所所长确实曾经相爱，并且也认识弗利这个美国军医。而且她和巴斯特研究所所长以及弗利三人，还曾在北平的北海公园游玩过一次，直至深夜才赶回天津。但第二天一大早，美国海军驻天津兵营就突然被日军包围，接着弗利被俘，便再也没见弗利和巴斯特研究所所长有过接触，更没见过所谓送来的军用提箱。
这位所长的情人的意思很清楚，由于“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天，他们和弗利都在北平北海公园玩，而装有“北京人”的箱子这时要么还在秦皇岛，要么还在秦皇岛至天津途中，弗利手中是不可能有箱子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弗利当即被俘，被俘后的弗利不可能有人身自由，同样也就不可能拥有箱子。所以她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都没见到过弗利送来的箱子，自在情理之中。但这位所长的情人没见到弗利送过箱子，并不等于弗利没有送过箱子。因为据弗利后来所说，他被俘一个星期后又被放了出来，他是在被放出来之后将箱子转存到巴斯特研究所的。可专案组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还是未在原巴斯特研究所找到弗利所说的箱子；而弗利当年是否就一定把箱子存放在了原巴斯特研究所，也缺乏可靠的证据。
弗利提供的第三条线索是将另两个箱子交给了他平常最信赖的两个中国朋友。专案组人员通过四处调研，八方查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弗利说的那两个他最信赖的中国友人。这两个中国友人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当专案组人员找到他们时，这对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