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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后，该书的图和目录均已亡佚，所以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改称之为《元和郡县志》。今本缺第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卷，正书仅存三十四卷。卷十八、二十五也不完整。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周梦棠补州县目录一卷，又辑逸文四十二条；光绪七年（1881），缪荃孙又补辑了一些逸文。张驹贤作有《考证》，于原书多所订正。该书现存最早的刻本是乾隆三十八年武英殿聚珍本，在此之前仅有钞本流传下来。现在通行的比较好的本子是1983年中华书局校点本。该本以光绪六年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参校了钞本四种，以及有关的地理书和史籍，吸收了张驹贤的《考证》，加以标点，附印周、缪补逸，并编有地名索引。
（赵守俨）
《元和姓纂》
《元和姓纂》
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原本十卷，今有十卷本、十八卷本两种。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812）成书。
作者林宝，济南人（一作三原人），约经历了唐德宗至穆宗四朝，做过同州冯翊县尉、太常博士、沔王府长史等官，当时即以擅长姓氏之学知名。曾与崔郾等共同审定《格后敕》，并参与修撰《德宗实录》和《皇唐玉牒》。
该书详载唐代族姓世系和人物，于古姓氏书颇多征引，因而也保存了一些佚书的片段。原书体例以皇族李氏为首，然后按四声韵部分系姓氏。唐代崇尚门第，家谱往往攀附望族以自重。《姓纂》取材包括私家谱牒，故所述族姓来源未必都翔实准确。原书久已失传，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再用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等补缺，重新分为十八卷，此为《四库》辑本。
《永乐大典》采录的《姓纂》已不完整，而且割裂原文，《四库》辑本也有遗漏。清孙星衍、洪莹及近人罗振玉都做过校补。孙、洪校本又分为十卷，以从其旧，于嘉庆七年（1802）刊版。现在流传的金陵书局本即翻刻此本。此后岑仲勉又重行校勘，写成《元和姓纂四校记》。所谓“四校”，指第四次校勘，以《四库》辑本为一校，孙、洪为二校，罗振玉为三校，岑氏所作为第四校。其校记重点在于“芟误”、“拾遗”、“正本”、“伐伪”。该书晚出，后来居上，功力最深，收获也最大。
（赵守俨）
元曲
元曲
元代具有创造性的文艺，包括散曲和戏曲。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散曲有小令和套数两种体裁。小令源于晚唐五代，依一个曲牌填写一支小曲，是词的发展。元代小令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创新。每句用韵，并加衬字。由不同曲牌同一宫调的若干支小曲联缀成套，称为套数或散套。两种体裁的散曲在元代都很盛行。自贵族官员至民间文士，多能作曲。元散曲继承宋金人词，吸收民间俗曲，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文艺。元杨朝英选录元人散曲，编成《朝野新声太平乐府》、《阳春白雪》等曲集传世。明朱权编《太和正音谱》收录了元散曲作家共一百八十七人，其中包括蒙古、女真和色目作家多人，元代著名的剧作家也多有散曲流传。
戏曲 在元代形成完备的形态，有杂剧（北曲）和南戏（南曲）两个系统。①杂剧。金末元初，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杂剧以唱为主，唱词由同一宫调的套曲组成，句尾入韵，并有科（动作）白（念白）以配合表述剧情。一本通常分为四折（四幕），剧前或两折之间可加“楔子”。一个剧本由一个演员（正末或正旦）演唱到底，其他演员只作配合的科白。这种新体制的杂剧，较诸宫调更便于表演戏剧情节，赋予思想内容。杂剧初盛于今山西、河北地区（参见彩图插页第86页）。元代著名剧作家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号为四大家。关汉卿被誉为“编修师首”、“杂剧班头”，对杂剧的发展贡献最多，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他生平编剧六十余种，现存十余种。其中如《窦娥冤》、《单刀会》、《拜月亭》等是具有较高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名作。剧作家王实甫所编的《西厢记》杂剧，共五本，二十一折，是少见的长剧，后世广泛流传，影响极大。杂剧演员中以女演员朱簾秀最为著名，兼长驾头、花旦、软末泥，号为“当今独步”。
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
明崇祯刊戏曲选《酹江集》插图
杂剧陶俑 河南焦作元墓出土
元末，钟嗣成撰《录鬼簿》，编录元代剧作家事迹及作品名目，共收作家一百五十二人，剧目四百余种。见于其他记载的杂剧名目，还有两百余种。明臧晋叔编选元杂剧一百多种，题为《元曲选》。近人隋树森又自诸家曲集收辑百余种，题为《元曲选外编》。现存完整的杂剧剧本，略备于此。②南戏。形成于南宋时期温州一带，又称“温州杂剧”或“戏文”。南戏也由唱词和科诨组成，唱词多采民间俚谣巷曲，不限宫调，不限折（出）数，一剧演唱也不限一人。形式较北曲杂剧自由，但题材远不如北曲杂剧丰富而有思想内容。元朝灭宋后，关汉卿等北方杂剧作家和朱簾秀等演员相继来到江南，杭州成为杂剧的胜地。南戏吸取北方杂剧的题材而得到发展。著名的南戏有《荆钗记》、《白兔记》、《杀狗记》、《拜月亭》等。元末，高明作《琵琶记》，改编蔡伯喈、赵五娘故事，宣扬“全忠全孝”，充满理学的说教。见于记载的宋元南戏有一百六十八种，现存残本十二种。近人钱南扬有《宋元戏文辑佚》、《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可略见梗概。元代戏曲，仍以北曲杂剧为主，先后盛行于北方和南方。南戏只是作为地方剧种而流传。明初，南戏渐衰。嘉靖以后，演变为“传奇”而又得到发展。
（蔡美彪）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Ayurbarwada，1285～1320） 元朝第四代皇帝。
蒙古语称普颜笃皇帝（Bu… yantu qahan）。元成宗铁穆耳兄答剌麻八剌次子。母弘吉剌氏答己。早年师事李孟，接受儒家思想影响。大德九年（1305）奉成宗诏出居怀州。十一年，奔成宗丧，回到大都，与丞相哈剌哈孙合谋，拥立统军北边的长兄海山（即元武宗）为帝。武宗封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传。至大四年（1311）正月，武宗卒，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帝位。他力图改变武宗时造成的财政枯竭、政制混乱的局面，罢尚书省，废至大银钞（见钞），处死武宗权臣脱虎脱、三宝奴等人，整顿朝政，减裁冗员，停止浩大的土木工程，限制诸王驸马横行害民，开始编纂律令，并在延祐元年（1314）施行科举。又在江浙、江西、河南经理田土（见延祐经理），进行田产登记，由于地主阶级的抵制和执行官吏的苛暴，引起人民反抗，这一措施终于被迫停止。在西北，任用大将床兀儿统军，连败察合台后王也先不花，从此西北边疆未再发生叛乱。但是他的统治对前朝的弊政并没有太多的改善。倖臣铁木迭儿依仗答己太后的宠信，贪赃枉法，作恶多端，仁宗虽厌恶他，终不能制裁。按照武宗即位时的盟约，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皇位应由武宗子和世■继承，但他毁约，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元英宗）为皇太子，令和世■出居云南，和世■于中途抗命，失败后避往阿尔泰山以西。这一事件，招致不少诸王和武宗旧臣的不满。延祐七年，爱育黎拔力八达病逝。在位十年，年号皇庆（1312～1313）、延祐（1314～1320）。庙号仁宗。
（周良霄）
《元史》
《元史》
记录元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宋濂（1310～1381）、王濂（1322～1373）主编。全书二百一十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记述了从蒙古族兴起到元朝建立和灭亡的历史。
明洪武元年（1368），即元亡的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编修《元史》。第二年，以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濂为总裁，赵埙等十六人为纂修，于南京天界寺开局编写，仅用了一百八十八天，便修成了一百五十九卷。接着又派欧阳佑等往北平搜集元顺帝一朝的史料，于洪武三年重开史局，纂修除赵埙外，另召朱右等十四人参加，用了一百四十三天续修成五十三卷。然后合前后两书，按本纪、志、表、列传厘分后，共成二百一十卷。全部编撰工作历时只三百三十一天。
《元史》由于成书仓促，而且出于众手，出现了不少谬误，历来就遭到学者们的非难。所指出的问题主要是：随得随抄，前后重复，失于剪裁；又不彼此互对，考定异同，时见抵牾。如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同一专名，译名不一。史文译改，有时全反原意。沿袭案牍之文，以致《河渠志》、《祭祀志》出现了耿参政、田司徒、郝参政等官称而不记其名。又据案牍编宰相年表，仅删去其官衔而不予考订，以致有姓无名。
《元史》（明递修本）
列传照抄碑志家传之类，取舍不当之处甚多。改写纪年的干支，竟有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使史实完全错乱。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如将太祖误为太宗，太宗误为太祖，宪宗误为世祖，世祖误为宪宗等。纂修人对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军号、郡名，《地理志》述沿革，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某郡之类。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帐不旷”，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后妃表》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如此等等。所以清人钱大昕嘲笑“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因此下笔“无不差谬”。
但是，作为研究元代历史的史料来看，《元史》比其他某些正史的史料价值更高。①元代的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其部分内容赖《元史》得以保存下来。②《元史》的本纪和志占去全书一半，而本纪占全书近四分之一，《文宗纪》竟多达一年一卷。有人批评它不合定例，不知芟削。然而这种作法却起到保存上述失传史料的作用。列传部分，由于元代史馆的资料就不完备，汉人（特别是文人）常有碑传可资参考，而一些蒙古名臣往往无从搜寻，因此立传有详于文人，略于蒙古将相大臣的现象。如丞相见于表的有五十九人，而立传的不及一半。太祖诸弟、诸子仅各有一人有传，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可是就见于列传的蒙古、色目人而言，其中有一小半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对这些当时有很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只能通过《元史》才能了解。③纂修者违反了修史的惯例，没有删去儒家学者认为不屑一提的史实。如有人批评“作佛事则本纪必书，游皇城入之礼乐志”。又批评它“列传则先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遗规”。《元史》中保留或增加了这些内容，正是反映元代一些重大社会内容的史实。此外如《地理志》附录河源、西北地、安南郡县等项，《祭祀志》附国俗旧礼，《食货志》增创岁赐一卷，这都是根据元代实际情况保留下来的重要史料。
书成不久，就有朱右作《元史拾遗》，解缙作《元史正误》。解缙还奉旨改修。清朝以来，不断有人重修《元史》。留传到现在的，有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曾廉的《元书》，柯劭■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儿史记》等。但它们都不能取代《元史》原书。
《元史》于明洪武三年（1370）冬刻成（参见彩图插页第87页）。嘉靖时南京国子监用洪武旧版重印，损坏的版页则重新补刊，称为南监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元史》，是以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影印的，但其中有描修的错误。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元史》标点校勘本，以百衲本为底本，校对了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百四十四卷残洪武本及其他版本。除本书互校外，又参考有关史料进行了校勘，并吸取了前人的考订成果，是目前较好的版本。
（翁独健周清澍）
元世祖忽必烈
元世祖忽必烈
（Qubilai，1215～1294）元朝的创建者。庙号世祖，蒙语尊称薛禅皇帝（Secěn qahan）。拖雷正妻唆鲁禾帖尼的第二子（参见彩图插页第81页）。
蒙古灭金，据有中原地区以来，习惯于游牧的蒙古贵族，把他们原有的落后制度强加于汉地，造成了政治混乱，生产破坏的恶果。这种情况，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蒙古的统治，因而需要有所改革。忽必烈为藩王时，便思“大有为于天下”，热心于学习汉文化。先后召僧海云、僧子聪（刘秉忠）、王鹗、元好问、张德辉、张文谦、窦默等，问以儒学治道。1251年，长兄蒙哥即大汗位，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雨驻爪忽都之地。先后任汉人儒士整饬邢州吏治，立经略司于汴梁，整顿河南军政，屯田唐、邓，都收到积极效果。1253年，受京兆（今陕西西安）封地，忽必烈又在这里任诸儒臣兴立屯田，兴复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使关陇地区的吏治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些成效更加深了忽必烈采行汉法的认识，并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对他的拥护。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通过交相引荐，聚集在他的幕府里，为元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同年，忽必烈受命与大将兀良合台远征云南，灭大理国。年底，班师北还，留兀良合台继续经略云南诸地。1256年，命僧子聪卜地桓州东、滦水北的龙岗，建开平城，修筑宫室。忽必烈采行汉法的活动招致了蒙哥的不满。1257年，蒙哥遣使勾考关中、河南财赋，藩府诸臣都受罗织致罪。忽必烈采用姚枢建议，送家口前往和林，以为人质，并亲身入觐，始取得蒙哥谅解。蒙哥停止了勾考，但仍尽罢其所设置的行部、安抚、经略、宣抚、都漕诸司。1258年蒙哥兴师伐南宋，忽必烈初以足疾家居休养，后因负责东路的诸王塔察儿进攻襄、郢地区无功受谴，蒙哥授命忽必烈代总东路军。1259年九月，忽必烈率师抵淮河，蒙哥在合州前线病逝的消息传来，忽必烈仍挥军自阳逻堡渡长江，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并以军接应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这时，得悉留守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擅自征兵，图谋汗位的消息，忽必烈立即采纳汉人儒士郝经的献计，与宋约和，轻骑北返燕京。
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部分诸王的推戴下，即汗位于开平，建元中统。在诏书中明确提出了“祖述变通”，“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提倡“文治”的政治纲领。它的基本精神是要更改蒙古旧制，采行汉法，建立与中原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中央集权制封建政权。忽必烈在中央设中书省，以王文统任平章政事，在各地分设十路宣抚司，任汉人儒士为使。同年五月，阿里不哥也在部分留居漠北的诸王拥戴下，称大汗于和林。忽必烈以汉地丰富的人力、物力的依托，出兵击败阿里不哥。在与阿里不哥鏖战的同时，中统三年（1262）春，益都行省李璮乘机叛乱，被忽必烈迅速镇压。这两件事都对当时的政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阿里不哥的失败意味着草原诸王保守势力受到挫折，使忽必烈能较少牵制地推行仪文制度改从汉法的基本政治纲领，而李璮的叛乱又强烈地引起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废除汉人诸侯的世袭制度，削弱这些家族的军权，在地方上实行军民分治等等，一方面以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则可严密对汉人的防范。此外，又在各级政权中引用色目人分掌事权，使与汉人官僚相互牵制。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与政治意图下兴建的新王朝，其创制立法，始终着眼于在保持蒙古贵族统治特权的前提下，对旧制作必要的更改，使政权机构能大体上符合汉地的统治需要，又足以确保蒙古贵族的既得利益。
中统五年八月，忽必烈又改元为至元。经过从中统元年到至元初年的增改损益，新王朝的各种制度大体上确立下来。至元八年（1271），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次年，确定以大都为首都，标志着新王朝的政权建设已全部完成。元朝政权在总体上是取法于中原前代王朝的体制，与中原的封建经济基础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也保留了不少蒙古的落后旧制。因此，这个政权本身是充满矛盾的，作用也比较复杂。中央集权政治的重新确立，恢复了正常的统治秩序，对人民的赋役剥削限制在一定的数额之内，较之前此的黑暗混乱是一大进步。忽必烈很重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立司农司，垦荒屯田，兴修水利，限制抑良为奴，等等。在他统治期间，社会经济逐步恢复，有些地区有所发展，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出现了“户口增，田野辟”的景象。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这个政权也保留了大量的蒙古落后旧制。如：分封采邑制度（投下二五户丝制）；遍及于各生产领域的驱奴制；手工业中的官工匠制度；商业中的斡脱制；贵族世袭的选举制度以及民族压迫政策等等。这些制度在元朝一代始终保留下来，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使元朝的社会矛盾愈益激化。
在建成新王朝、稳定对北方统治的同时，忽必烈又积极着手统一南宋的战争，至元十一年，命伯颜大举伐宋。十三年，下临安，十六年最后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全国的大统一。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王朝，它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发展了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南北方的统一也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前景，其影响都十分深远。
全国统一以后，忽必烈的保守、嗜利和黩武等消极因素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