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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年（唐天宝十载）为争夺石国（今塔什干），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发生一次“怛逻斯之战”，唐败，唐军有大批人员被俘往西亚。其中，杜环回国后撰有《经行记》，原书已佚。其叔父杜佑所撰《通典》中有他介绍伊斯兰教情况的片断记载。
中唐时，为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向大食等国借兵。两京收复后，肃宗允许大食兵世居华夏，可与中国妇女通婚。据传天宝以后留居长安一带的蕃兵胡贾几达四千人。
宋代与阿拉伯之间的交往绵延不断，来华穆斯林有增无减。为扩大贸易，宋朝廷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港口专设市舶司。五代、北宋之际，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新疆地区。到15、16世纪，在新疆地区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元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1219年起，成吉思汗率蒙古军大举西征，占领了今中亚及东欧、伊朗北部大片土地，建立了横跨亚、欧的蒙古大汗国。其孙旭烈兀举行第三次西征，攻陷了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建立了伊利汗国。蒙古贵族把上述被征服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组成“西域亲军”，率之东来，并把他们编入探马赤军，参加忽必烈在中国各地的征战；战后就地屯聚牧养。这些东来的“回回”在中国各地定居后，与当地居民通婚，繁衍子孙，逐渐形成回回民族。元代“回回”属色目人，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不少穆斯林在中央政府任重要官职，穆斯林人口也急剧增加，遍及全国各地，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伊斯兰教得到元统治者的保护，同佛教、道教等有同等地位，称为“清教”、“真教”或“回回教”。
明朝开国功臣中有不少是穆斯林，如常遇春、胡大海、蓝玉、沐英等。明朝历代统治者对穆斯林采取怀柔政策，穆斯林在朝中为官的不乏其人。七次下西洋、到麦加朝圣并带回天房图的郑和就是其中之一（见郑和下西洋）。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穆斯林到明代正式形成了民族共同体——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在明代也相继接受了伊斯兰教。
清朝统治者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实行歧视和高压政策，各族穆斯林的武装起义此伏彼起。
明清时期是形成带有中国社会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阶段，创办了经堂教育，开展用汉文结合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来阐发伊斯兰教义的译著活动，出现了苏非派神秘主义思想与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的伊斯兰教门宦制度。
中华民国时期，当局经常挑起和制造民族纠纷，并采用“以回制回”的策略，扶植、利用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中反动上层和封建势力，对广大穆斯林进行残酷统治，并多次挑起教派之争。各族穆斯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共同创建新中国。这一时期，随着时代前进，伊斯兰教自身也有革新，如倡兴新式教育，派遣留学生，翻译出版伊斯兰教典籍和刊物，组织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回教学会和宗教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出现宗教革新的派别，等等。
（张伟达）
伊尹
伊尹
商初大臣。名挚，尹是官名。传说伊尹出身奴隶，生于伊水边，原为有莘之君的近身奴仆，听说商汤“贤德仁义”，而心向往之。商汤与有莘结亲，他作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来到商汤手下，成为汤的“小臣”。他身为庖人（厨师），便乘机用“割烹”作比喻向商汤陈说，要他“伐夏救民”。据《韩非子·难言》载，伊尹曾对汤“七十说而不受”，可见耐心陈说之情形。后伊尹受汤的赏识，被任以国政，帮助商汤攻灭夏桀，并潜入夏王朝内部以“间夏”，在商汤被夏桀扣押后，伊尹等人又给桀送去大批珍宝，使汤得以释放。
《管子·地数》称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他辅佐商汤先后灭掉葛、韦、顾、昆吾等方国，最后一举灭夏，建立了商王朝。伊尹被商汤尊为“阿衡”（相当于宰相）。商建国初，伊尹总结海内万邦存亡的教训，制订出君臣之间的关系准则。汤去世后，他又历佐汤子外丙、中王两王。中王后，汤之孙太甲继位，商朝实权落到身居相位的伊尹手里。因太甲不理国政，破坏了商汤之法制德行，伊尹将他放逐，囚禁于桐，自摄行政当国。太甲居桐三年，悔过自新，伊尹还政于太甲。太甲死后，伊尹作《太甲训》三篇（今佚），并尊太甲为“中宗”。据说伊尹活了一百余岁，卒于沃丁时，沃丁以天子礼葬之。伊尹在商代受到诸王隆重的祭祀，殷墟甲骨文中就有祭祀伊尹的卜辞，可见他的地位之高。
春秋时期叔夷钟铭文（摹本）
另一种说法是，伊尹为篡夺王位，将太甲放于桐而自己亲政。他自立为王统治了七年，因得不到拥护，太甲便乘机从桐逃回王都，将他杀死。
（胡厚宣）
伊州
伊州
唐在今新疆境内所置三州之一。领伊吾、柔远、纳职三县，治伊吾（今新疆哈密）。贞观四年（630）初置时名“西伊州”，六年去“西”字。天宝、至德时改名伊吾郡。
伊州地处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沙州（今甘肃敦煌县城西）与西州之间，是戈壁滩上一片较大的绿洲，农业开发较早。东汉明帝时击败匈奴，取其伊吾卢地，筑伊吾屯城，置“宜禾都尉”，于此屯田。此后，大多为屯田镇兵所居住。隋朝在伊吾屯城之东新筑伊吾城，为伊吾郡郡治。隋末又为杂胡所据，依附于西突厥。贞观四年，唐派西北道安抚大使李大亮运去粮食，对伊吾地区杂胡进行招慰，伊吾城主石万年以伊吾等七城归唐，唐因此置州。
伊州居民除汉人外，有西突厥、昭武九姓及杂胡，最多时达万余口。景龙四年（710）唐置伊吾军，驻兵三千，马三百匹。先天二年（713）隶属于驻北庭都护府的伊西北庭节度使。为了补充给养，伊吾军在这里进行了营田。代宗宝应元年（762）伊州陷于吐蕃。宣宗大中四年（850）沙州张议潮收复此地，重建伊州。
参考书目
羽田亨著，万斯年译：《唐光启元年写本沙川、伊州地志残卷考》，《唐代文献丛考》，商务印书馆，北京，1957。
（陈国灿）
衣食客
衣食客
两晋南朝时官僚贵族、地主豪强荫庇的依附人口。衣食客之名最早出现于西晋，太康元年（280）颁布的户调式规定了各级官僚有荫族、荫客的权利。衣食客即荫客之一，在贵族官僚庇护下获得复除，可免去承担国家赋役。各级品官荫占衣食客的具体数量是：第六品以上官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诸低级武职皆一人。此后，东晋南朝也规定，“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六品官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官各二人，第九品官为一人。
衣食客的身分地位历史记载不明确。品官占有衣食客的数量多至三人，少则一人，不仅绝对数比佃客少得多，而且从西晋到东晋一直没有增加，这反映出衣食客的需要量很少。衣食客往往和佃客、典计等相提并论，说明他们既不同于从事耕作的佃客，也不同于管理家务的典计，可能是一种由主人供给衣食办理杂事的随从。他们虽然不是直接生产者，但要听主人的差遣，并且只能注籍于主人的户籍上，不得独立为户，因而对主人也有依附关系。
（赵凯球）
《仪礼》
《仪礼》
中国古代记载典礼仪节的书。简称《礼》，亦称《礼经》、《士礼》。据考古材料及古文献所知，商、周统治者有名目繁多的典礼，其仪节日益繁缛复杂，非有专门职业训练并经常排练演习者，不能经办这些典礼。儒生掌握的可能创行于西周并在春秋以后更加通用的各种仪节单，经不断排练补充，整齐厘订，成为职业手册。他们要为天子、诸侯、士大夫举行各种不同的礼，因此保存的仪节单很多，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但传到汉代只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五项典礼仪节，由高堂生作为专供士大夫阶层施行的“士礼”传授，称作《礼经》，为“五经”之一。汉宣帝时，以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所传习的《礼经》立于学官，当时属今文经（见经今古文学）。不久在鲁境又出现《礼古经》，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礼”三十九篇，但未传下。今文经传至西汉末，有戴德、戴圣、刘向三个篇次不同的本子。汉末郑玄用刘向接尊卑吉凶次序编排之本作注，并记明今古文之异同。今只有此本传下。该书至晋代始称《仪礼》，当时门阀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详定血统亲疏的《丧服》诸篇，出现了不少有关著作。唐贾公彦撰《仪礼疏》十七卷，南宋时与郑注合刊为《仪礼注疏》。当北宋熙宁（1068～1077）中一度废《仪礼》不为经，元祐（1086～1094）间又恢复。历宋、元、明，续有不少研究著作。清代研究者有十余家，以胡培翚《仪礼正义》为世所称。
（刘起釪）
夷
夷
先秦时期非华夏民族泛称之一。夷又有诸夷、四夷、东夷、西夷、南夷、九夷等泛称。一般多用以泛称环渤海而居，南至江淮的中国东方各族，亦称东夷。先秦时，东夷民族众多，主要指以传说时代的太皞、少皞为代表的部落集团及其后裔，《禹贡》称为鸟夷。太皞，风姓，建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少皞，赢姓，自穷桑（今山东曲阜北）登帝位，后徙曲阜。相传禹拟授“帝位”的皋陶也是东夷人，生长在曲阜。皋陶早死，其子名益。或传禹死启立，“益干启位，启杀之”，然后建立起夏王朝。夏与东夷屡有斗争，曾夺取夏太康王位的“有穷（在今山东德州）后羿”，就是东夷的一支。相传商汤先世活动在今山东、河北的渤海湾一带，学者多以为商人本亦为东夷民族。商王朝建立后，仍与东夷斗争不绝，史载“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渐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故殷末帝乙、帝辛（纣）都多次征皻方、盂方、夷方（皆东夷），驻跸之地，遍及济、汶以东。东夷被征服，商王朝也国力耗尽，后为周所灭。周武王建立周王朝之初，殷的余部及殷的与国东夷势力仍强。武王死，殷裔武庚在商奄（在今山东曲阜）、蒲姑（在今山东博兴）、徐戎（徐夷）、淮夷等东夷国家支持下发动叛乱。周公东征，杀武庚，灭不少赢姓之国，平定叛乱，又以蒲姑地封齐，以商奄地封鲁，但徐戎、淮夷仍长期存在于淮水流域。周穆王时，“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厉王时，“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复命召公伐而平之”。及至春秋，徐、淮犹盛，尚能“病杞”、“病鄫”。这时，还有奉祀太皞的任（今山东济宁境）、宿、须句（山东东平境）、颛臾（今山东费县境），自称少皞之裔的郯（在今山东郯城），皋陶后的六（在今安徽六安）、蓼（在今安徽霍丘）等国，以及与徐同祖的群舒（舒蓼、舒鸠、舒庸、舒龙、舒鲍、舒龚等）和九夷等东夷部落国家，活跃在山东半岛和江苏、安徽的淮水流域，成为齐、楚两霸必争的与国。他们都与华夏诸国早有通使、会盟关系，而诸夏国又或“用夷礼”，夷、夏遂逐步接近以至融合。近年出土的春秋徐国铜器，其文字、形制、纹饰已与中原器物无别。“九夷”之名犹见于战国，但秦并六国后，淮泗夷皆散为民户，到汉时已不见夷、夏之别。
参考书目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拾遗》，《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0辑，成都，1983。
（蒙默）
夷陵之战
夷陵之战
三国时期吴、蜀两国之间争夺荆州的重要战役。因交战于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史称夷陵之战；又因最后决战于猇亭（今湖北宜都北），亦称猇亭之战。赤壁之战后，三国分立。不久，刘备入蜀占据益州，留大将关羽坐镇荆州。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率军围曹操大将曹仁于樊城，水淹曹操七军，降于禁、斩庞德，震动许都。曹操采纳谋士司马懿、蒋济建议，利用孙、刘之间的矛盾，劝孙权向荆州进攻关羽后方，以缓和关羽北上的压力。
居于建业上游的荆州直接关系孙权江东政权的安危，又是蜀与魏争夺中原的战略要地，一直为吴、蜀所必争。当年十月，孙权趁关羽与曹军在樊城作战之际，派大将吕蒙袭取了荆州治所江陵。关羽腹背受敌，十二月南返至章乡（今湖北当阳东北），与子关平皆为吴将俘杀。孙权占领荆州，吴、蜀联盟关系破裂。
夷陵之战图
刘备为了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章武元年（221），不顾臣僚反对，决定进攻东吴。七月，刘备亲率大军东进，前军四万人在巫县（今四川巫山北）初战告捷，随即占领秭归。翌年正月，蜀水军屯驻夷陵，占领长江两岸。孙权命陆逊为大都督，率军五万迎战。二月，刘备自秭归率诸将所统军队向前推进，连营数百里，前锋屯驻夷道（今湖北宜都）和猇亭。陆逊据守有利地形，坚持以逸待劳，采取防御方针，不与蜀军决战。吴、蜀两军在夷陵对峙数月。闰六月盛夏，刘备决定移入密林结营，准备秋后再战。陆逊见蜀军营帐皆集丛林之中，便发起火攻，大火席卷蜀营。陆逊率领诸军全线出击，连破蜀军四十余营，阵斩张南、冯习及沙摩柯等将领；蜀将杜路、刘宁等纷纷投降。蜀军舟船器械、水步军资，损失殆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刘备逃至附近的马鞍山（今湖北宜昌西北），准备集结残部，又遭吴军包围。蜀军最后土崩瓦解，死者以万计。刘备带领残兵连夜西逃，至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不久忧愤而死。
夷陵战后，孙吴占据荆州，将蜀汉遏制在三峡之内，稳住了西边的屏障；蜀汉战败，据险立国。曹魏仍是吴、蜀大敌，客观上孙、刘仍需联合抗曹，不久，双方重修盟约。因此，魏、蜀、吴三方鼎峙的形势得以继续维持。
（卢开万）
移宫案
移宫案
见三案。
移剌窝斡起义
移剌窝斡起义
金代西北路契丹人的反金斗争，其领导者为移剌窝斡。金灭辽后，对契丹人的防范和镇压十分严酷。正隆五年（1160），金海陵王完颜亮准备南侵宋，派牌印燥合等征发西北路契丹丁壮从军。契丹译史撒八、孛特补等人杀燥合及招讨使完颜沃侧，夺取招讨司兵甲三千幅，举行起义。起义声势浩大，山前山后广大牧民纷起响应。移剌窝斡先参加撒八领导的起义军，为六院节度使。撒八欲率众西走，往依西辽，山前契丹人多不乐从，移剌窝斡与陈家等杀撒八，自为都元帅，拥众东还至临潢府东南新罗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攻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擒总管移室懑，兵至五万。六年十二月，移剌窝斡称帝，建年号天正。此后率军北上攻泰州（今吉林白城市东南），声势大振。复攻济州（今吉林农安），被金军击败，西走至临潢西南霿松河。又攻懿州（今辽宁彰武西）不克，逐破川州（今辽宁北票东北黑子古城），向山西进军，至花道（今内蒙古赤峰东南）与金军相遇，乃转移至袅岭西陷泉（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被金军追及，大败。移剌窝斡率余部转入奚地。后北走沙陀。部下稍合住与神独斡擒之，至金军投降。移剌窝斡被押送中都处死。起义军余部仍坚持斗争，直至大定四年（1164）五月，才被最后镇压下去。
（张博泉）
颐和园
颐和园
清代皇家园林。位于北京西北郊，由万寿山、昆明湖两大部分组成。万寿山原名瓮山。山南麓，玉泉、龙泉等泉水汇成一湖，称为瓮山泊。元初，郭守敬主持疏浚瓮山诸泉，作为通惠河水源之一。明代，瓮山泊周围开辟了水田，湖山之间，兴建了一些寺庙，成为北京西郊有名的风景区，也称为西湖。
清乾隆十四年（1749）仿照杭州西湖的形状进行疏浚，将湖面向东招展，并于湖的西北端将水面沿着瓮山西麓往北伸延，再转而向东，沿着瓮山的北麓开凿后湖。湖中挖出的泥土，堆叠了瓮山的东麓。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帝（即清高宗弘历）为在次年向其母后祝寿，在瓮山圆静寺的旧址建造了大报恩延寿寺，瓮山改名万寿山，西湖改名昆明湖，随后将这座园林命名清漪园。此后，陆续兴建楼台殿阁，乾隆二十九年全部竣工，历时十五年，共用银四百四十八万余两。该园与畅春园、圆明园以及玉泉山的静明园、香山的静宜园被称为“三山五园”。
咸丰十年（1860），清漪园和圆明、畅春、静明、静宜等皇家园林一起被英法联军焚毁。同治年间（1862～1874），慈禧太后两次准备修复圆明园，未能实现。光绪十一年（1885），设立海军衙门。十二年恢复昆明湖水操，于是借办海军之名，重修清漪园。十四年，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将清漪园工程公开，并取“颐养冲和”之意，改名颐和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