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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之役 即援朝逐倭（日本）之战。万历二十年，掌握日本大权的丰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又渡临津江，进逼王京（今汉城）。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弛于武备，军队望风而溃。李昖逃奔平壤、后又奔义州（今新义州东北）。日军进占王京后，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掠府库。又攻入开城、平壤。朝鲜八道几乎全部沦陷。在这种形势下，明朝应朝鲜之请，出兵援朝。但援军因兵少力弱，地理不熟，游击史儒战死，副总兵祖承训仅以身免。明廷得败讯后，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集四万兵马赴朝。次年正月进攻平壤，击败小西行长部，获平壤大捷，此后又复开城，扭转战局。后又进逼王京，但在距王京三十里的碧蹄馆因轻敌中伏，损失惨重。三月，刘綎、陈璘率军抵朝。明军扼临津、宝山等处，并断日军粮道，日军缺粮，不得不放弃王京，退缩至釜山等地，开始与明军谈判。明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和议。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江为界等无理要求，谈判破裂。二十五年日军再次发动进攻，明神宗朱翊钧下石星等于狱，以邢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大将军，调蓟辽、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兵及福建、吴淞水兵援朝，又募川、汉兵等往援。次年二月，明军兵分四路，中路李如梅、东路麻贵、西路刘綎、水路陈璘，分道向釜山挺进，陈璘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打败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八月，丰臣秀吉死，日军撤兵，中朝联军乘势进击，日军大败。但李舜臣和明军老将邓子龙也在与日军的海上会战中牺牲。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
三次战役虽取得胜利，但也使明朝的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史载：“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经此三次战役后，明朝元气大伤，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孙文良）
《万历武功录》
《万历武功录》
记载明万历时期农民起义和民族关系的传记体史书。明瞿九思撰。九思字睿夫，号慕川，湖北黄梅人。举万历元年（1573）乡试。三十七年以抚按疏荐，授翰林侍诏，力辞不受，以授徒讲学为业。该书乃其访求六科纪事，实录邸报，雪抄露等纂成，全书凡十四卷，一百七十六篇。其中卷一至卷六记北直隶、山东、山西、宣大镇、河南、陕西、宁夏镇、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农民、矿徒、饥民、军兵、白莲教及少数民族起义，卷七至十四记中三边、东三边、西三边（见九边）、鞑靼、瓦剌等北方各民族活动事迹，为研究万历以来阶级斗争与民族关系之重要史料。该书首刻于万历四十年。清时被列为禁毁书目，流传甚少。国学文库铅印本仅存卷七至十四。1962年，中华书局据万历原刻本影印行世。
（范金民）
《万历野获编》
《万历野获编》
明人笔记。三十卷，又有补遗四卷。沈德符撰。德符字景倩，明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人。家世仕宦，随父寓于京邸。同当时士大夫及故家遗老、中官勋戚多有交往。近搜博览，博洽多闻，尤明于时事和朝章典故。功名不就回到家乡秀水以后，将故所见闻。仿欧阳修《归田录》之体例，随笔记录。万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间撰成该书，三十卷，书名寓“野之所获”之意，四十七年又编成《续编》十二卷。德符留心史事，颇具特识。该书记述起于明初，迄于万历末年，内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遗闻、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纷争、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山川风物、经史子集、工艺技术、释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诸多方面，尤详于明朝典章制度和典故遗闻。所记大都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伪，常者固加详，而异者不加略，内容翔实，在明代笔记中堪称上乘之作。为研究有明一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该书著成后，未即刊刻。后有明末刻大字本，流传甚罕。清康熙间桐乡钱枋，见朱彝尊旧抄本，即据以辑录于《日下旧闻》中。然因其书事多猥杂，难以查考，又重新列门分部，事以类序。分为三十卷，目为列朝、宫闱、宗藩、公主、勋戚、内监、内阁、词林、六部、科场、督抚、司道、府县、畿辅、士人、外郡、释道、土司、风俗、技艺等。德符五世孙沈振又搜辑诸家所藏，得二百三十余条，编为八卷，后依钱枋体例，编成四卷附后。全书已失原书的本来面貌。清道光间有钱塘姚祖恩扶荔山房重刻本。未分门类的原刻本，则很难见到。通行本有1958年北京中华书局以姚氏刻本为底本出版的铅印标点本。
（谢国祯 韦祖辉）
汪古
汪古
（ö；Onggüd）金元时期阴山以北部族。或译雍古、王孤、瓮古、旺古、汪骨、汪古惕。拉施都丁《史集》解释说：金朝皇帝为了防御蒙古、克烈、乃蛮等部，修筑了一道大墙，蒙古语叫unkuh，交给该部守卫，因此得名汪古。
唐会昌元年（841），回鹘为黠戛斯所破，其一部南走，定居于阴山地区。故其贵族与高昌回鹘一样，以卜国可罕为始祖。唐末，此部同李克用率领的沙陀部关系密切，可能有部分沙陀人融合，因此又自诩为“晋王”、“沙陀雁门节度”（即李克用）的后裔。后臣属于辽。金灭辽，又臣属于金，在此期间，又吸收了一些从西域内迁的回鹘人、亡辽的契丹人，以及邻近的汉人和西夏人。继回鹘之后，鞑靼部在漠北称雄，漠北诸部一概被称为鞑靼，汪古在唐、五代史书中也被认为是鞑靼“别部”。但汪古的基本成分是由操突厥语的各部人结合而成，容貌和■面的习俗同蒙古人有明显差别，故辽、金时称他们为白鞑靼，以区别于蒙古语族的鞑靼或黑鞑靼。元朝将汪古列入色目人中。
12世纪末，净州以北的边墙建成，汪古部主摄叔、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兄弟相继为金朝守边，称北平王。1203年，成吉思汗灭克烈部，乃蛮太阳汗遣使约汪古一起对抗蒙古，阿剌兀思将太阳汗的意图报告成吉思汗，并发兵会合蒙古军同攻乃蛮。成吉思汗以阿剌兀思自动归附，乃任命他为五千户汪古人的首领，许嫁以女儿阿剌海公主，并相约两家世代通婚，敦交友之好，互称“安答”（anda，契交）、“忽答”（quda，亲家）。
阿剌兀思长子不颜昔班、侄镇国、次子孛要合相继袭位，称北平王，娶阿剌海公主。孛要合次子爱不花娶忽必烈女，至元间称为丞相，主汪古部事。爱不花长子阔里吉思继任，元成宗铁穆耳时，受封高唐王，娶成宗女，镇守西北边境，被笃哇军俘虏后遇害。其弟术忽难袭高唐王，又进封鄃王、赵王。术忽难传位阔里吉思子术安，术安娶泰定帝姊。从此，汪古部主相继袭爵赵王。
汪古部原住边墙以外，其中心为黑水（今内蒙古达茂旗艾不盖河）附近的按打堡子。蒙古灭金，又据有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城卜子村）、砂井（今四子王旗红格尔公社）和集宁（今内蒙古察右前旗巴彦塔拉公社土城子）等地。按打堡子在元代建起城池和王府，初称新城，后改名静安，又改德宁（今内蒙古达茂旗鄂伦苏木）。集宁、德宁、净州和砂井元代都升为路，各领一县，是赵王的直属领地，由他自选官吏治理。汪古人和汪古领主的属民也散布在阴山以南和中原广大地区。元代还有几个著名的汪古家族。净州马氏于金末迁开封，在金、元两朝世代任官，其中马祖常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按竺迩出身阴山边塞，因出征甘陕四川等地有功，任征行大元帅。其孙赵世延，官至御史中丞、中书平章政事。巩昌另有一支汪氏，世袭巩昌等路便宜都总帅。
汪古人主要经营畜牧业。少数人会种秫罚В鱿至俗ㄒ档摹爸痔锇状锎锘А薄Ｔ谕艄挪苛斓厣柚面湔荆倭四玖冢╩orin，蒙语意为马）驿道，通往漠北；又设榷场、和籴所和官仓。集宁、德宁、净州和砂井等地，因处于交通要道，官民贸易发达，形成了一些城镇和村落。从各城镇的遗迹判断，当地已有烧制砖瓦、陶器和冶铸铜铁等手工业部门。汪古部处在不同文化的各民族之间，许多人通晓多种语言文字、文化水平较高，有人专以充当通译人为业。汪古人多信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取基督教名，墓石刻十字和叙利亚文铭文，专设管理诸路也里可温总管府治理。汪古部主也扶持佛寺，尊礼高僧，同时又崇尚儒学，集宁、净州、德宁城中都建有孔子庙，设有学校。阔里吉思曾建万卷堂收藏经史。
元亡，末代赵王汪古图降明，不少汪古人迁至内地。
参考书目
周清澍：《汪古部事辑》，《文史》第9、10、11、12、14等辑，1980～1982。
（周清澍）
汪精卫
汪精卫
（1883～1944） 国民党副总裁，亲日派首领，后堕落为汉奸。名兆铭，字季新。1883年5月4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生于广东三水。汪幼读四书，十八岁应番禺县试，中秀才。1903年官赞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宪法和政治理论，开始萌发反清思想。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被举为评议会议长，一度主编《民报》。1905～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期间，汪曾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产生了积极影响。1907年随孙中山赴南洋，设立同盟会支部、办报、募集捐款。1910年3月，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出狱并结识袁世凯。在袁的指使下，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
1922～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制定三大政策。汪最初表示拥护，但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汪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1月，随孙中山北上，图谋召开国民大会、抵制军阀专政。1925年3月孙病危，汪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汪辞职赴欧洲。1927年4月初回国。他一度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主持武汉国民政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也于7月15日发动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与南京国民政府合流。1928年11月，陈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组派，汪被举为首领。1930年汪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潜逃香港。1931年，汪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汪再次合作，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汪被刺受重伤，出国就医。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返国，准备乘机取代蒋介石出掌政权。蒋回南京后，汪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汪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在汪周围早已聚集了一批随时准备向日本投降的民族败类，他们宣传抗战必败的投降主张。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汪精卫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12月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他对内残酷杀害爱国人民，搜刮民脂民膏；对外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并追随日本参加德、意、日《国际防共协定》，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效力。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参考书目
黄美真等：《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出版社，上海，1943。
（丁贤俊）
汪伪“国民政府”
汪伪“国民政府”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反共亲日派，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在日军卵翼下建立的傀儡政权。
1937年12月及1938年3月，日本在沦陷区北平和南京两地，分别组织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7月，日本向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透露，日本拟认汪精卫为和谈对手。同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11月，日本再次发出诱降声明。于是，汪精卫集团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代表影佐桢昭、今井武夫在上海举行秘密谈判，签订《日华协议记录》，议定：缔结反共协定；中方承认“满洲国”，日方于恢复和平后两年内撤兵（内蒙古等地除外）；日本享有开发中国资源的优先权等条款。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偕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重庆。到越南河内后，发表降敌“艳电”。1939年4月，由日本特务秘密护送汪等进入上海，着手组织伪中央政府。经日本策划，北平、南京两地伪政权取消，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参见彩图插页第146页）。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为“国旗”，另加三角布片，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其组织机构仍用国民政府的组织形式，汪伪“国民政府”一度遥奉重庆国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兼代主席。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院长王揖唐、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周佛海等。
汪伪政府的辖区包括苏、浙、皖等省大部，沪、宁两市和鄂、湘、赣、鲁、豫等省小部分。在政治上，他们收编国民党降日部队并收买流氓地痞建立“和平建国军”和特务组织，在其辖区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捕杀抗日爱国人士。配合日本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妄图瓦解抗日阵线。1941年3月，成立清乡委员会，集结大批伪军伙同日军实行反共清乡，妄图消灭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和游击队。在经济上，滥发纸币，圈占土地，“委托经营”某些工矿企业，强征粮棉，实行物资统制，并收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还公然开征鸦片捐。在文化教育上，推行“新国民运动”，施行奴化教育。在外交上，1941年11月，追随日本参加《国际防共协定》，1943年1月，对英、美宣战，号召效忠日本盟邦。同年11月，又伙同伪满洲国和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国的伪政府签订《大东亚共同宣言》，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摇旗呐喊。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其位由陈公博继任。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伪国民政府宣告解散。以陈公博为首的一批汉奸头目先后被处决。
参考书目
黄美真、张云：《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蔡德金等：《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2。
（丁贤俊）
王安石
王安石
（1021～1086）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分，同年轻的宋神宗赵顼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