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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食盐专卖制度的贯彻执行，官府还规定了各产地食盐的贩卖区域，越界、私卖、私制和伪造盐引，超额夹带食盐者都予严惩。故宋朝盐法较唐朝更为完备和严密，盐利收入更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源。
辽金辽朝对食盐实行征税制。在辽五京及长春、辽西、平州置盐使主管盐政。会同初，后晋献燕云十六州，得河间煮盐之利，又置榷盐院于香河县（今河北香河），但其制史无详载。
金初循辽之旧，对食盐实行征税制。贞元二年（1154）始仿宋制行钞引法，设官置库，印造钞引。在北京（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西京（今山西大同）等七处设盐铁使司，负责批卖钞引。各盐场则设管勾等官负责监制和收纳盐斤。商人在京于榷货务，在外于附近盐司输纳现款，请买盐钞，即可赴盐场支盐，到划定的行销区域贩卖，卖盐后向地方州县官缴引。钞必须与盐司的钞引簿相符，引必须与州县批缴之数相同。盐载于引，引附于钞。钞以套论，引以斤论。如解盐司以盐一百五十斤为一席，五席为一套，一套为一钞，一席为一引。凡商人买引者皆以引计。
元元初政事简易，未设盐官，只征收盐税。1230年始行榷法，沿金朝旧制设置盐官制盐，仿宋折中之法，募民入粟，或收现钱给盐引支盐。灭宋以后，复采宋制，专用引法。全国盐务政令悉归户部。在主要产盐区置都转运盐使司，非主要产盐区置茶盐转运司或盐课提举司管理地方盐务。并置批验所批验盐引。盐场则设官负责监制、收买盐户食盐和支发盐商食盐。其卖引法为户部主印引，盐司主卖引。盐司按销盐状况确定引额，由户部按额印造，颁发各区盐司收管。卖引用盐司钤印，据行盐区域和规定的引价，随时填写发卖。每引一号，书前后两券，用印钤盖其中，折一为二，以后券给商人，谓之引纸，以前券作底簿，谓之引根。商人持引纸到盐场，盐官检验相符，于引背批写某商于某年某月某日某场支盐出场，即可将盐运到行盐地区售卖。盐场盐袋由官监制，按每引额重四百斤装为二袋，均平斤重，不得短少或超过。并在盐袋上书名编号以防伪冒。凡商人运盐至卖盐地区，必须先行呈报，由运司发给运单，盖印后写明字号、引数、商号和指定销盐县份。沿途关津，依例查验，验引截角。每引一张，运盐一次，盐已卖尽，限五日内赴在所地方官缴引，违限不缴，同私盐罪。其立法比宋更为严密，故引法起源于宋，完毕于元。盐法既密，导致引价日增。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6），江南盐一引，值中统钞九贯，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每引增至一百五十贯，造成官盐既贵，私盐愈多。加之军人违禁贩运，权贵托名买引，加价转售，而使官盐积滞不销。于是官府又扩大官卖食盐区域，强配民食，不分贫富，一律散引收课，衣民卖终岁之粮，不足偿一引之值。元惠宗至正年间（1341～1368）虽罢食盐抑配，然民困已深，祸机已伏，盐贩张士诚、方国珍与其他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元朝遂亡。故史家谓元朝亡于盐政之乱。
明明朝盐法，初承元制，其后略有变动。中央户部只颁给盐引，审核解部课银，稽核奏销，办理考绩。盐务行政分于地方。另设巡盐御史，或由巡河御史、按察史兼中央特派员监督地方盐务。产盐地区设都转运盐使司或盐课提举司，并下设分司，主管盐务。盐场则设盐课司主食盐的监制收买支卖事宜。其盐法除在某些地方按户收取粮、钞的户口配盐法及官吏以盐折俸法外，主要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开中法”和民制商收商卖的“纲法”。
开中法，又称开中，即召商纳粮、纳马、纳铁、纳帛、纳银等官需之物，而以纳粮为主，易之与盐。凡边地缺粮，由户部出榜召商，赴边纳粮。仍先编制二底簿，分立字号，一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等收粮机构，一发各盐运司及提举司等盐务机关。俟商人纳粮，即由收粮机关填写纳粮数、应给引数、盐数，并填给仓钞，由商人持其至盐务机关经检验相符，则按数给引，派场依次支盐，按区行销售卖。其检放、截角、缴引及途程等手续均与元朝相同。开中法实行初期，商人并就边地召民垦种，谓之商屯。寓屯于盐，收转运省、边储充和殖边开边之效。史称“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但永乐以后专于北京等少数地区开中，其余各处相继停止，已失开中实边初旨。明中叶以后，权势豪要纷纷以纳粮、纳银占中盐引，然后贱买贵卖，遂使商人失利又难以按时支盐，从而影响商人纳粮报中，致边地商屯尽废。明英宗正统初，因商人赴各场支盐，多寡悬殊，乃创“兑支”之例，如淮浙盐不敷分配，则准持引赴河东、闽广诸场支取；不愿兑支者听其守支。这种办法仍无法解决商人支盐的矛盾，正统五年（1446）乃将食盐分为“存积”和“常股”两部分。常股价贱，由守支商人依次支盐；存积价贵，边事有急，召商人入中，引到即支。存积与常股盐一般维持三七或二八的比例，后来存积盐的比例稍有上升。存积盐的设置并没有缓解开中法的危机，反而使常股盐壅滞、兑支制度加强，破坏了原定支盐地域界限，并产生出“代支”制度。代支即盐商几年几十年支不到盐，年久物故，允许亲属继承支盐权。于是又产生了有的商人把引目与人的“伙支”，把引目典当与人的“卖支”，委托别人贩卖，坐收盐利。这样，代支的出现就使单一的开中商人分化为专以报中售引为业的边商和以守支贩盐为业的内商。边商成为粮商和引商，内商才是经营盐业的盐商。由于内商之盐不能速得，边商之引不愿贱售，报中无人，存积盐滞销，致边储无着。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正式实行开中折色，召商纳银，汇解国库，分给各边以济军饷。加上弘治二年（1489）因无盐支给盐商，实收余盐开禁，允许盐商购买灶户正课之外的余盐以补正盐之缺，令灶户每引交银后直接卖盐与商人，更加引起私盐泛滥。而官府对灶户的剥削，造成灶户破产，官课正盐逐年减少，更完全动摇了开中法的基础。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海盖兵备道呈海州盐税书
纲法行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1617），即为销积引，将商人所领盐引编成纲册，分为十纲，每年一纲行税引，九纲行现引。册上有名者具有世袭包销权利。其后，官不收盐，令盐户将应纳课额，按引缴银，谓之“仓盐折价”。官府卖引，由商人自行赴场收运，政府将食盐收买运销之权悉归商人。从此开中法废纲法兴，确定了盐法中的商买商卖的包销制度。
清清朝中央户部管理全国盐务，盐政之权分于各省。初差御史巡视，后改归总督、巡抚兼管，终则设置盐院。产盐地区设都转运使司，或以盐法道、盐粮道、驿盐道、茶盐道兼理盐务。盐运使以下分别置官设署掌政令、征课、批引、掣放等盐务。其盐法以继承明末官督商销的纲法行之最久。
官督商销，即召商办课，由专商垄断盐引和引岸（见盐商）。商人向政府缴纳引税后领取盐引，买盐及销售均有地点限制。盐商中收盐者为场商，行盐者为运商。运商中又分引商、运商。引商均子孙世袭，称为“引窝”，垄断盐引购买权，大都脱离流通过程，靠出卖盐引，坐收“窝价”为生。运商活跃于流通领域，垄断盐的运输和销盐地区的引岸权。运商中又有总商和散商之别。散商即个别的盐商，总商即散商的首领。官府把散商隶总商名下，总商负督征盐课和查禁私盐之责，并将散商花名引数送盐政衙门备案，然后按所领引数行盐纳课。官督商销使专业盐商垄断了盐的收买、运输和销售，得以任意剥削食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随着官府财政的需要，不断增引加课，雍正时又开“报效”之例，每遇军兴、庆典、营建，皆令盐商捐资。国家为奖励盐商，初则准其加价，继则准其加耗。加之官吏勒索成风，私盐盛行，盐法紊乱，商民皆受其害。于是从雍正时起，在一些地区陆续对盐法进行改革。或废引截商，官运官销，或将盐课摊入地丁，就场征税，听民运销。道光十一年（1831），遂在主要产盐区行票盐法。
清两浙盐运道发给盐商江岫云的执照
票盐法，即取消盐引私引商，设督销局，招贩行票，在局纳课，领票买盐，直赴运岸行销。票盐法废除了引商、运商对食盐的垄断，具有降低盐价、打开销路及增加盐税等作用。咸丰以后，百货抽匣亦及盐务，谓之“盐厘”，盐课收入，恃盐厘为大宗。厘金征收方法有包办和散收。包办即由会馆或同业公所向匣金局承纳包额，商民可免匣金局留难殊求；散收即各厘金局直接向货主个别征收。同治三年（1864）整顿两淮票法，聚多数散商为少数整商。五年，李鸿章在淮南行循环票法，盐商只要能照章完纳盐匣，即可享受循环运盐之权，不准新商加入。从此，票商专利同于引商。光绪年间，因赔款、练兵、要政、海防、兴办铁路等名目而增收盐匣，数逾正课。自此盐价日贵，私盐日甚，引岸多废。省亦各自为政，或官运，或民运民销，或官运商销，制度不一，但仍以官督商销为主。盐商专利之弊，与清朝相始终。
民国1913年，在中央的财政部设盐务署和稽核总所分管盐政和税收。盐务署的下属机构有产盐地区的盐运使司，并有盐场设场知事，掌盐务行政、产制贮藏、仓坨盐警、盐督捆运、征收场课；销盐地区的榷运局主管收盐发盐。稽核总所的下属机构有产盐地区的稽核分所，销盐地区的稽征处、收税总局，主管收税放盐。时值袁世凯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以盐税为担保。按照合同规定，盐务稽征总所及其所属机构必须聘请外籍人员分掌盐务；征收的盐款不得存入银行团之外的银行，非经外籍任职人员签字不能提取，致使中国的盐政主权落入外人手中。1917年以后，善后借款本息改由关税支付，1928年国民政府始将盐税存款改存中国银行，收回盐政主权。1932年和1935年政府曾对盐务机关进行改组，扩大盐务稽核总所职权。1937年再次改组盐务机关，盐务稽核总所改为盐务总局，直隶财政部，综理全国盐务，于产盐地区设盐务局、销盐地区设盐务办事处。撤销原盐务署，财政部设盐政司，专司指导与审核事宜。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省自为政，盐法紊乱较晚清为甚。其后逐渐建立盐法制度，规定非政府许可不得开采。政府于盐场适宜地点建立仓坨储盐，盐场所制之盐必须全部存于指定的仓坨，由政府检查质量，秤发出纳，就场以百担为单位征税。商人买盐须先向代理国库银行纳税，领取完税凭证后再至仓坨买盐。仓坨出售之盐，由场长召集全体制盐人代表，按等议价公布。盐商在产区缴纳之场税及中央附加税称正税，销区缴纳之岸税及中央附加税称销税。政府还建立盐警缉查私盐。其运销制度，在稽核总所成立初期，虽曾在一些地区取消票权，开放自由贸易，但难于在全国推行，不少地区仍然实行专商包运包销的引岸制。盐税税率，据30年代统计，约占盐价的四分之三。抗日战争爆发后，政府加强了对食盐的官运官收，以增加收入。内战爆发后，民国政府更是不断增加盐税，以挽救其财政崩溃。
参考书目
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上海，1937。
陈诗启：《明代的灶户和盐的生产》，《厦门大学学报》，第1期，1957。
杨德泉：《清代前期两淮盐商资料初辑》，《江海学刊》第11期，1962。
（贾大泉）
盐商
盐商
清政府特许的具有垄断食盐运销经营特权的食盐专卖商人。他们借此特权而攫取巨额的商业垄断利润，成为清代显赫一时的豪商巨贾。
清初盐法沿袭明制，基本上实行封建的引岸制度。盐商运销食盐，必须向盐运使衙门交纳盐课银，领取盐引（运销食盐的凭证），然后才可以到指定的产盐地区向灶户买盐，贩往指定的行盐地区销售。但领取盐引则须凭引窝（又称窝根、根窝），即证明拥有运销食盐特权的凭据。盐商为了得到这种特权，须向政府主管部门认窝。认窝时，要交纳巨额银两。握有引窝的盐商就有了世袭的运销食盐的特权。
清代盐商主要有窝商、运商、场商、总商等名目。他们在食盐流通过程中具有不同的职能，其中以总商的势力为最大。
窝商，亦称业商。清初，无窝商、运商之分。有引窝的盐商都是自己运销食盐。以后，有引窝的盐商，因资本短缺，无力贩运，遂将引窝祖予无窝之商运销食盐，便有了窝商、运商之分。窝商并不经营盐业，而靠垄断引窝，坐收巨利。
运商，亦称租商。运商认引贩盐，先向窝商租取引窝，缴付“窝价”。然后，赴盐运使衙门纳课请引，凭盐引到指定产盐区向场商买进食盐，贩往指定的销盐区（即“引岸”）销售。运商在食盐流通过程中起着食盐产地与销售地之间的桥梁作用。
场商，是在指定的盐场向灶户收购食盐转卖给运商的中间商人。场商具有收购盐场全部产盐的垄断特权，并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手法，残酷剥削食盐生产者而攫取商业利润。
总商，又名商总。清政府盐运使衙门在运商中选择家道殷实、资本雄厚者指名为总商。其主要任务是为盐运使衙门向盐商征收盐课。总商经济势力雄厚，与官府的关系最为密切，是盐商中的巨头。
盐商垄断了全国食盐流通的全过程，肆意压低买价，抬高卖价，剥削灶户和消费者，获取巨额的商业垄断利润。他们大多生活奢侈，尤以扬州的两淮盐商为甚。
盐商与朝廷及各级官府的关系十分密切。乾隆帝（清高宗弘历）屡次南巡时，长芦、两淮等地盐商承办差务，供亿浩繁，以博乾隆帝的欢心。此外，康乾以来，清政府每遇重大军需、庆典、赈务、工程之时，盐商往往踊跃捐输巨额银两，多则数百万，少亦数十万。乾嘉年间，各地盐商报效捐输军需就达白银三千万两之巨，其中两淮盐商为支持清政府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从嘉庆四年（1799）到八年的短短四年之间，连续六次捐输，共达白银五百五十万两。对盐商的报效捐输，清政府在政治上奖给职衔，使其本身官僚化；在经济上给予优恤，初则准其“加价”（提高官定售盐价格），继则准其“加耗”（增加每引捆盐斤数），甚至豁免积欠盐税。此外，遇到盐商缺乏资本，清政府又借给帑金，俾资周转，谓之“帑本”；盐商每年交纳息银，谓之“帑利”。盐商和政府之间这些政治和经济的联系，说明清代盐商是为封建政治、经济服务的商人资本集团。同时，盐商又将其所获的商业垄断利润购置土地，把这种利润转化为封建土地所有权，使其本身封建地主化。
乾嘉以来，盐商报效捐输渐多，又要支付清政府的“帑息”，加之官吏的勒索和本身的奢侈生活消费，便日渐陷入外腴中瘠，入不敷出的困境。盐商为了克服深重的危机，不断抬高盐价，加紧对消费者的搜刮，贫苦百姓至于淡食，引起民怨鼎沸。结果私盐因官盐价高而盛行畅销，官盐壅积滞销，盐课欠额日多，直接影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清政府为了增加盐课收入，对盐法进行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两江总督陶澍改淮北引盐为票盐，三十年，两江总督陆建瀛又行票盐于淮南。以后，票盐法又逐渐推行于福建、两浙、长芦。在票盐法施行中，取消了引窝，无论官绅商民，只要纳税之后皆可承运，并且在销售区域之内，无论何县，都可随便销售。
同治五年（1866），两江总督李鸿章为凑集军费，责令票商捐款，并且准其作为世业，以后不再招新商。从此以后，盐商仍是获有世袭垄断特权的专卖商人。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被推翻，但盐商仍作为专卖商人而沿袭下来。
（萧国亮）
盐税
盐税
民国时期政府对盐的产制运销所征的捐税，是历届政府主要财政收入之一。又称“盐课”。1913年，北洋政府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以盐税抵押，于是帝国主义开始干涉中国的盐务，中国政府仅能使用盐税收入抵债后的余款（即盐余）。北洋政府为增加盐税收入，乃筹议改良，而盐商群起阻挠，广行贿赂，使盐制积弊日深。1913年12月，北洋政府颁布《盐税条例》，规定每百斤征税二点五元（后改为三元），此外不得以他种名目征税。从此各种不同之税率得以逐渐趋于划一。据盐务稽核所统计，1914年全国盐税之收入为六千六百八十六万元，至1919年增为八千七百五十万元。嗣后内战频兴，各省军需浩繁，遂相继截留盐税，并纷起增加盐税附加，盐政之积弊更深。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着手改革盐政，1931年5月公布的《新盐法》，以“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为原则，规定每百公斤征税五元，渔盐征税零点三元，工业、农业用盐一律免税。此立法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但由于专商暗中阻挠，加之财政当局深恐改革后税收短少，迟迟不予实施。直至1934年12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限于1936年底完全施行。后因格于时势以及抗日战争爆发，新盐法仍未实行。然而盐税收入已很可观。据统计，1927年全国盐税收入为八千五百二十四万元；到1937年全国（东北未在内）已达二亿二千八百六十三万元，占财政总收入的22。9％。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了筹措军费，于1942年1月1日起停征盐税，实行食盐专卖，后因成绩不佳，于1945年又改专卖为征税。
（齐福霖）
《盐铁论》
《盐铁论》
根据盐铁之议记录写成的重要史籍。西汉桓宽撰。宽字次公，汉宣帝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前81），下诏把各郡国推举的贤良文学召集到京师，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