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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安）
宋沿唐制，以翰林学士草拟“内制”，中书舍人草拟“外制”，称为“两制”。北宋前期的中书舍人，往往是寄禄官，不实任其职，而在中书的制敕院内设舍人院，另以他官任知制诰草拟外制。知制诰除宋初及特许外，需经召试制词后始能任职。以他官临时任职者，称为权知制诰。知制诰有时亦领他官或地方官，类同贴职，则不任草拟外制之职。宋太宗赵灵时曾以资浅者于舍人院草拟外制，称为直舍人院。熙宁间，复设直舍人院，是由于舍人院缺知制诰，任职者则因文词欠佳，而非资浅，明令候有知制诰即罢，带有临时代职之意。以他官兼任者，称为兼直舍人院。知制诰、直舍人院都是代行中书舍人草拟外制之职，故通常又以知制诰与翰林学士，并称为两制。
元丰改制，废草拟外制的知制诰及直舍人院，舍人院不久亦废。中书舍人实任其职，草拟外制，除特许外，亦例经召试制词后任职。改制之初，中书舍人为中书外省长官，不久中书外省改为中书后省，仍为长官。中书舍人缺官时，初以中书省官兼权，称为兼权中书舍人、权中书舍人。南宋时无舍人院，但若以资浅者任职草拟外制，也称为直舍人院。
（陈振）
织室
织室
宫中的丝织作坊。楚汉战争中，汉军虏魏王豹，输魏宫薄姬于织室，是为织室见于记载之始，可推知至秦已有织室的设置。西汉时，织室属少府，设在未央宫，为宫中织作缯帛和文绣郊庙之服。主管官吏有令、丞，属吏有令史等。织工多为官奴婢。贵族妇女犯罪，常被输作织室。宣帝时，织室已分为东织、西织。元帝时，东西织室岁费各达五千万，而产品远不及齐三服官（见服官）。成帝河平元年（前28）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东汉时废织室令，设丞。章帝以后，由宦官充任。
（宁可）
织造
织造
明代官府经营的丝织染业。督管此业的职官亦称织造。明政府又直接以内官监督官局织造，称织造太监。
明代织造按经营管理体制，可分朝廷官局和地方官局。朝廷官局包括：设在南京的内织染局，又名南局，隶工部，料造进宫各色绢布；设在北京的外织染局，即工部织染所，以染练绢布为主；另在南京设有神帛堂（隶司礼监）和留京供应机房，前者专造神帛，后者备不时织造。地方官局为分设在浙江、南直隶等八省直各府州的二十二处织染局，嘉靖七年（1528）后约为四省直十九处。各地方织染局岁造段匹（包括纻丝、罗、绢等）的原料为本府州民间交纳的税丝；经费多出自里甲丁田税银。明代官局织造虽遍及各省，但其搜刮重心是江南地区。朝廷官局大半只从事织品染练，而皇帝所用赏赐各项段匹，主要由苏州、杭州等府地方织染局分别造解。岁造段匹虽有定额，但常在额造之外添派，且往往增造坐派远较常额为大。明代又以太监督管织造，最初督造上供段匹，后发展为兼管地方织局的岁造。这些人凭借威权，搜劫不已，奸弊日滋。
织造主要建立在各地染织手工业者无偿劳动的基础之上，一般采取局织形式，集中生产。这些供役工匠通过匠籍制度强制征发而来，并以不同的劳役形式编入各地织染局。两京织染局使用的工匠以住坐人匠为主；苏、杭等府地方织染局则以存留匠为主，属于轮班匠之类（见匠户）。
有明一代官营织造迭经演变。苏、杭织造曾因诏令停止织造而间行间止。各织染局的生产经营方式也有过多次变化。变化内容主要围绕局织、市买和领织三种形式交替实行。市买和领织通常是在局织产量不足或停顿的情况下，官局用以搜括岁解段匹的补充手段。到明代后期，江南苏、杭地区由于官局织造日趋衰落，机户包揽领织的生产有较大发展，领织成为官府对民间丝织业进行控制和掠夺的主要方式。
（彭泽益）
执金吾
执金吾
秦汉时率禁兵保卫京城和宫城的官员。本名中尉。其所属兵卒也称为北军（见南北军）。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名为执金吾。王莽时改名奋武，东汉时复称执金吾。西汉时执金吾担负京城内的巡察、禁暴、督奸等任务，和守卫于宫禁之内的卫尉相为表里。执金吾秩为中二千石，有两丞及侯、司马、千人。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又式道、左右中侯及京辅都尉，也与执金吾有相属关系。武库为制造和贮存兵器的机构。中垒、寺互、都船之下皆有监狱。景帝时，中尉郅都曾拘捕有罪的临江王。主管武器及典司刑狱，也是执金吾的一项职责。东汉时执金吾属官只保留一武库，其余悉被减省，其职务主要是典司禁军和保卫京城、宫城的安全。执金吾每月要绕宫巡察三次，以预防和制止宫外水火之灾和其他非常事故。汉光武帝刘秀每到郡国巡视，便派执金吾留守京城；明帝东巡，还命执金吾守卫南宫。另外，有时皇帝出行，执金吾率领缇骑、步卒组成仪仗和警卫。章帝出巡，曾命执金吾随行宿卫。汉代执金吾有时也被委派为将帅而领兵远征。西汉昭帝时，执金吾马适建曾率军讨破羌人；东汉和帝时，执金吾耿秉还任主帅窦宪的副职而伐北匈奴。
（吴荣曾）
直奉战争
直奉战争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在中国北方进行的两次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0年直皖战争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并共推靳云鹏组阁。后来，张作霖又迫使靳云鹏辞职，支持亲日的梁士诒任国务总理。受日本支持的奉、皖两系开始重新合作，并联络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权，组成反直“三角同盟”。1922年1月，受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六省军阀，通电攻击梁士诒内阁媚日卖国，迫梁离职，直、奉矛盾日趋激化。4月上旬，奉军开入山海关与直军对峙，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以张作霖为总司令，率领四个师、九个旅，约十二万人，分东、西两路沿津浦、京汉铁路向直军发起进攻，直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指挥七个师、五个旅约十万人迎战。两军在长辛店、琉璃河、固安、马厂等地展开激战。5月3日，吴佩孚出奇兵绕道攻击奉军后方，使卢沟桥奉军腹背受敌；吴还分化奉军内部，使奉军第十六师临阵倒戈，造成全线溃退。5日，张作霖败退出关。后经英、美传教士调停，双方停战。此后，奉系在日本援助下重整军备，并与段祺瑞共同策动冯玉祥等直系将领倒直，伺机卷土重来。
直系取胜后，完全控制了北京政府，继续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其首领曹锟于1923年10月以贿选手段当上总统，曹遭到国人反对，加之内部各派争权夺利，财政濒于破产，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
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9月15日，张作霖以反对直系发动江浙战争为由，出动六个军及海、空军一部，共计约十五万人，分两路向山海关、赤峰、承德发起进攻。曹锟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四个军及后援军、海、空军约二十万人应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奉军在热河战场进展顺利，到9月30日已连克朝阳、开鲁、建平、凌源，10月9日又占赤峰，战事重心移向山海关主战场。两军在山海关争夺激烈，伤亡惨重。10月7日奉军攻克九门口要塞，威胁直军侧翼。吴佩孚于11日亲赴山海关督战。14日奉军又克石门寨，山海关直军正面阵地动摇，吴佩孚被迫放弃自海路运兵攻击奉军后路的计划，临时抽调精锐部队增援山海关战场。
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因不满吴佩孚排除异已，开战后在古北口屯兵不前，并与直系将领胡景翼、孙岳密谋倒戈。10月23日，冯玉祥乘直系后方兵力空虚，星夜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通电主和，宣布成立国民军。消息传到前线，直军士气一蹶不振，吴佩孚率兵一部回救北京，并急调江、浙、豫、鄂等省直军北上驰援。但奉军由冷口突入长城，占领滦县，直军后路被断，全线崩溃，山海关、秦皇岛均告失守，吴佩孚指挥的直军在杨村被国民军击败。山东督理郑士琦和山西督理阎锡山也出兵分别切断了津浦、京汉铁路，阻止直系援军北上。奉军大举入关，吴佩孚孤立无援，直军在华北的主力全部覆灭。11月3日，当奉军与国民军迫近天津时，吴率残部两千余人自塘沽登船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11月25日，张作霖、冯玉祥等共同拥戴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北京政权实际上落入奉系军阀手中。
（章立凡）
直皖战争
直皖战争
1920年7月，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吴佩孚、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进行的战争。
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掌握了北京政府的主要权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极力扩张其武装力量。段祺瑞提出“武力统一”的口号，企图利用直系军队消灭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又达到削弱直系的目的。在政治上，段操纵非法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取代直系首领冯国璋为总统；在军事上，于1919年1月建立辖有三个师四个混成旅的参战军为其嫡系。直系不甘心皖系的扩张，提出“和平混一”，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与段对抗。1920年4月，直、奉两系结成反段联盟。5月，吴佩孚自衡阳率直军北上至保定，准备讨段。段祺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调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在北京附近布防。6月成立定国军，段自任司令。7月14日，直皖两军在北京东西两面的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西线直军遭边防军进攻受挫，退出高碑店。东路边防军由徐树铮坐镇，进攻直军所据杨村，未决胜负。16日，日本开出一支护路队助西北边防军占领杨村。17日，吴佩孚率兵突袭边防司令部所在地松林店，皖系部分高级将领被迫投降。接着，直军占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奉军也大军压境，作为直军的后盾。这次战争历时五日，皖军大败。7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职，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了北京政权。
（侯均初）
直系军阀
直系军阀
北洋军阀派系之一。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出以直隶（今河北）人冯国璋为首领的一派。冯死后，曹锟、吴佩孚继起为其首领。主要人物有李纯、王占元、萧耀南、陈光远、蔡成勋、孙传芳等。主要地盘有江苏、江西、湖北三省。冯国璋原是袁世凯的亲信将领，1912年9月任直隶都督，次年被派南下镇压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攻占南京，其部属驻守长江下游一带。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到北京继任总统，其部下曹锟、李纯、陈光远、王占元分别任直隶、江苏、江西、湖北等省督军，构成了直系的基本势力。
直系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为争夺中央政府的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18年8月，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徐世昌为总统，取代了冯国璋的职权。次年12月冯病死，曹锟、吴佩孚成为直系首领。他们一面迎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反对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内战政策；一面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揭露皖系的媚日卖国行动，赢得了舆论的支持。1920年7月同奉系首领联合发动了直皖战争，在京汉线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等地打败了皖系军队，与奉系一起控制北京政府。
直皖战争后，直奉之间在地盘和权力的分配上，矛盾日益尖锐，导致1922年4月爆发首次直奉战争。双方在北京附近开战，结果奉军战败，退出关外。直系控制北京政权后，仍采用消灭异己势力，推行武力统一的政策。先打起“恢复法统”的旗号，驱逐徐世昌，扶出黎元洪复任总统。继而策动广东的陈炯明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出广东。同时向外地伸张势力，派杨森督川，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1923年吴佩孚制造了屠杀京汉工人的“二七”惨案。6月曹锟在京驱逐黎元洪，10月经贿选窃踞总统职位。直系由此而声名狼藉，财政经济状况也日趋恶化。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兴起，孙中山同奉系和皖系势力的反直系“三角同盟”发挥一定的作用。直系内部四分五裂，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酝酿推倒曹锟统治，并同奉军秘密联结。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在山海关、热河激战。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吴佩孚腹背受敌，主力被歼灭，率残部仓皇南逃。11月3日，战争结束。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但奉系扶持段祺瑞出台主政。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北京政权实际上被奉系首领张作霖控制。
原属直系的浙江督军孙传芳，为抵制奉系控制长江下游，1925年10月和省长夏超、闽督周荫人发出反奉通电，并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派兵进攻上海，沿沪宁路击溃奉军，占领南京、徐州，从此以东南五省首领自居。吴佩孚乘孙传芳反奉机会，到汉口自称苏、浙、鄂、赣、川等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委任萧耀南为鄂军总司令，重新纠集直系势力。至1926年6月北伐战争前夕，吴佩孚拥有兵力约二十万人，占据湖南、湖北、河南和陕西东部、河北南部，控制着京汉铁路。孙传芳拥有兵力约二十万人，占据着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在工农革命运动支援下，先在湖南、湖北消灭吴佩孚的主力，接着在江西、福建击溃孙传芳军队。不久，直系军队的残部也分别被消灭。
（郑则民）
职田
职田
中国古代按官职品级授与官吏作为俸禄的土地。施行于西晋至明初，其间亦曾称为菜田、禄田、职公田、职分田等。职田是国家掌握的公田，不属官吏私人所有，只以收获物或部分收获物充作俸禄的一部分，官吏离任时要把职田移交给下一任。这种土地严禁买卖，也不得换易。
东汉献帝时，曾将京畿三辅地区（今陕西中部）的公田按原俸禄等级给予百官，让他们自己收取租税，是职田制的萌芽。两晋时期，职田逐步形成固定的制度。西晋元康元年（291）正式规定中央官吏按一、二、三品授与菜田十、八、六顷。菜田的授受办法是：以每年立夏为断，立夏前到任的官吏，可收取当年的田租为俸禄；立夏后到任的，田租归前任，继任者另外领取一年的食俸。东晋时，始授予外官禄田，其数量大体上是都督二十顷，刺史十顷，郡守五顷，县令三顷。南朝刘宋各级官员所得禄田数量比西晋有所增加，禄田的授受也改以芒种为断。元嘉末年又一度改变为按官吏到职之月起，计月数而分其田禄。齐、梁、陈各代也都有禄田。北魏太和五年（481）对州刺史、郡太守等地方官依官品等差给以公田，是为北朝授职田之始，至太和九年颁布均田令时予以重申。隋给职分田，一品五顷，至五品则为三顷，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唐代武德元年（618）诏令内外官各给职分田，数量亦以秩品高下为差。唐代的职田只授给职事官。未补正的内供奉和裹行官不给职田，只从太仓领取相当职田地租最低量的“地子”；员外官则既无职田也不给“地子”。
职田形成制度以后，历代政府都十分注意职田的管理，以保障百官的经济利益。唐代职田由尚书省工部屯田郎中主管，具体事务由朝廷委派使职官和州县长官处理。州县每年六月要勘造一次职田籍帐，申报尚书省。这种籍帐记载职田四至、田租标准等，称之为“白簿”。当年十月依据白簿征收地租，给付本官。在白簿的基础上，又有三年一造的职田“黄籍”，供长期保存。唐代前期，基本上实行了此种造籍制度，但也有例外。由于职田常常是侵夺农民的熟田，严重妨碍均田制的施行，以致政府不得不承认职田“侵渔百姓”，在贞观十一年（637）和开元十年（722）两次暂时停给职田，改给仓粟（每亩折合二斗）。唐代后期，职田管理日渐混乱，职田籍帐多不能按规定勘造，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常常乘机用各种手段兼并职田，使之成为“形势庄园”；与此同时，又换易荒闲薄地充作职田，照旧征取高额地租。
从两晋至唐，职田的经营及其直接劳动者的身分都有所变化。两晋南北朝时期，禄田由官府使役驺卒、文武吏及僮耕种。这些劳动者往往是全家服役，世代相袭，人身依附极强，其身分十分卑微。他们在禄田上受到分成制的地租剥削，每年至少要将收获物的五成或六成交给官吏。所以此时期禄田上的劳动者实际上是农奴。唐代授予职田，不再同时授与田驺、吏、僮等作为劳动力，而由职田的管理当局“借民佃植”或受职田的本官“自佃”。法令规定职田租佃“并取情愿，不得抑配”。因此，唐代的职田一般是分成小块，由国家编户即普通称之为“百姓”的人（主要是自耕农）佃种。这些职田劳动者同两晋南北朝的驺卒等相比，有较“自由”的身分，对受职田的官员一般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但他们同样承受残酷的剥削。唐代职田实行定额租制，其租额通常限定在二斗至六斗，实际上职田佃农所受的剥削远不止此数，他们在交租之外要另交职田草，又要变米雇车搬送（或交纳脚钱），甚至还要交纳别立名目的桑课等。职田差税如此苛重，农民不愿耕种，唐后期不得不在局部地区临时将职田田租分摊在两税地亩上，使之成为两税的附加税，由两税户交纳。此法并未久行，更通常的办法是州县逐年将职田强行摊派给百姓租佃，甚至强令身居城镇的人虚额出税，给百姓造成极大的苦难。当时有人就指出“疲人患苦，无过于斯”。其结果是造成职田佃农相继逃亡，而官府又变本加厉，捕系亲邻，征赔地租，把负担摊配在其他农户身上，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