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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文本,突破了我们对电影所有的构想。它不是一个故事片,不是一个剧情片,不是一个纪录片,不是一个电视剧,也不是一个口述史,它什么都不是,但是又诠释着这一切。它特别奇怪。这样一个自我矛盾的、互相诋毁的东西,被压到传奇性、娱乐性的最低限度,诗意在这个时候出现。但是诗意不是拔高的结果,而是一个压缩、削减、减法的过程。浓缩到最后,它是一个赤裸裸的、干枯枯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文本,我们的记忆。
我非常钦佩达德利•;安德鲁的眼光,刚才他提到的绿色,中国画家张晓刚也注意到这一点。张晓刚画1970年代记忆的系列作品,就是在画绿色。在从前苏联到美国去的诗人布罗茨基回忆早年生活的散文《小于一》中也谈到了这个遍布整个苏维埃的邮政等高线,我把它称之为邮政绿,1。2米的邮政绿。在中国标准的高度是1。1米,还有标准的颜色和浓度。这个邮政绿太有意思了,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产物,资本主义不可能有的,这也是几个费解的问题之一。
吕教授刚才谈到,《二十四城记》是一部关于消逝的电影,这个消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消逝。所谓消逝和失去也可能一样。比如这次金融危机,雷曼兄弟没了,很多人赚了几十年的钱突然没有了。这个搬迁的故事,讲的是这个工厂要消失,然后另外一个新城,所谓的居住空间要起来。在商品房里住的人,他们各自的生命不发生交叉,他们只是在这儿住,他们干的事情,他们的灵魂、教育、文化完全不一样,但只要有钱可以到这儿来住。搬来的人的空间是一个独立王国,从上海、辽宁或其他某个地方搬过来,变成一个独立的文化体,跟它所在的那个城市毫无关系了。他们1950年前从自己的家乡搬来,然后没有自己的故乡,到这儿建立一个理想主义的城市。五十年以后,一切都不在了。非常有意思。
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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