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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500年以后，出现了三种新的文化——首先是上旁遮普的印度文化；接着是百余年以后出现在黄河中游的中国文化；再接着是公元前1100年左右出现在爱琴海的古典文化。中国的历史学家对夏、商、周三个伟大朝代的论述，在许多方面同拿破仑把自己视作是继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s）、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s）和卡佩王朝（Capetians）之后的第四王朝如出一辙。实际上，在每一情形中，第三王朝与贯穿于其全过程的文化是共存的。当公元前441年名存实亡的周王成为 “东周公”（Eastern Duke）的一个国家奉养者时，以及当公元1793年“路易·卡佩”（Louis Capet）被处死时，在这两种情况的每一种情况中，文化皆过渡到了文明。商朝晚期有一些十分古老的铜器被保存下来，其对后代的艺术的关系，与迈锡尼时期的陶器对古典时代早期的陶器、以及加洛林王朝时期的艺术对罗马式艺术的关系，完全相同。在吠陀文化、荷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青春时期，在它们的“行宫”（Pfalzen）和“城堡”（Burgen）、骑士制度和封建领主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哥特时代的整个意象；“共主时期”（盟主，公元前685～591年）恰恰相当于克伦威尔、华伦斯坦和黎塞留（Richelieu）的时期，亦相当于希腊世界的第一次僭主政治时期。
公元前480～230年这个时期被中国的历史学家称之为“战国时期”；其发展之顶峰是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连年战争，各路大军带来了可怕的社会动乱，由此而产生了中华帝制的创建者“罗马式”的秦国。埃及经历这个阶段是在公元前1780年到1580年，其最后一个世纪是“喜克索人”统治时期。古典世界经历这个阶段是从喀罗尼亚（Chaeronea）战役（公元前338年）开始，并在革拉古兄弟（the Gracchi）（公元前133年）到亚克兴（Actium）战役（公元前31年）这段时间达到了恐怖的顶点。这也将是西方欧美世界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命运。
在这个时期，文化的重心转移了——古典世界从阿提卡转移到了拉丁姆；中国则从黄河（在河南府）转移到了长江（现在的湖北省）。那时的中国学者对于西江（Si…Kiang）尚很模糊，正如亚历山大里亚的地理学家对于易北河的了解一样，至于印度的存在，在那时，中国的学者也没有什么概念。
如同在地球的另一边出现了朱利安…克劳狄家族（the Julian…Claudian house）的元首统治一样，在中国这里，则崛起了强暴有力的秦王嬴政，他领导秦国，经过了决定性的斗争，终于独霸了中国，在公元前221年采用了“帝”的称号（字义上相当于“奥古斯都”），并自号恺撒式的名号“始皇帝”。他建立了“残酷的和平”——正如我们所称呼的——在一个已经耗尽的帝国中推行宏大的社会改革，并像罗马那样迅速地开始修筑他的“防线”（Limes），即著名的万里长城，为此，他在公元前214年吞并了蒙古的一部分领土。秦始皇也是第一个在一系列大规模的战役中征服了长江以南地区蛮族的人，并以军事性的道路、城堡和领地来巩固自己的成果。但是，他的家族的历史，也颇具有塔西佗式的戏剧的“罗马”意味：吕不韦（Lui…ti）（丞相，也是皇帝的继父）和伟大的政治家李斯（Li…Szu）＇是那个时代中国的阿格里帕（Agrippa），中国文字的统一者＇都占有重要地位，而最后，其历史很快地以罗马暴君尼禄式的恐怖终结了。继之而起的是两汉（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3年；东汉，公元25～220年），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疆界日益扩张，可是在京城中，宦官大臣、将军以及军人任意废立君主。只有在某些罕见的时刻，如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6年）和汉明帝（Ming…ti）（公元58～前76年）时期，中国儒家的、印度佛家的以及古典斯多葛主义的世界势力，才在里海地区彼此紧密接近，以至于它们能很容易地发生实际的接触。
机会注定了匈奴人的猛烈攻击面对中国的“防线”必定是徒劳无功，这个“防线”每遇危机时刻，必定有一位强大的君主出来去保卫它。公元前124～前119年，在中国的图拉真（Trajan）即汉武帝（Wu…ti）的领导下，匈奴被决定性地击退了；也正是这位皇帝，为了打通一条通往印度的路线，最后把中国南部并入了帝国的版图；他还修筑了一条直达塔里木的有城堡的大道。于是，匈奴人被迫转而向西，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他们驱使着一群日耳曼部落，出现在罗马世界的“防线”之前。这一次，他们成功了。罗马帝国崩溃解体了，于是，三个帝国中只有两个还继续存在，并且一直存在着，以供不同的势力轮番侵袭，肆意劫掠。今天，是西方的“红发蛮夷”在高度文明的婆罗门和清朝官吏的眼前扮演了蒙古人和满洲人曾经扮演的角色，且扮演得如出一辙，当然，像蒙古人和满洲人一样，在适当的时候，西方人也将被其他的演员所取代。但是，另一方面，当时是在崩溃中的罗马的殖民地上，未来的西方文化在西北部暗暗地趋于成熟的，而在东方，则是阿拉伯文化已经兴盛起来。
阿拉伯文化是一种发现。它的统一性曾为晚期的阿拉伯人所猜疑过，但由于它完全为西方历史研究所遗漏，以至于我们甚至未能为它找到一个合适的名称。遵照它的主导语言来说，这一文化的胚芽时期和青春时期可称作是阿拉米时期（the Aramaic），晚期则可称之为阿拉伯时期，但实际上，并无真正有效的名称可用。在这个地区，多种文化相互交错，相应的各种文明的扩张也导致了许多重叠。我们可以在波斯人和犹太人的历史中探测到阿拉伯的前文化时期，这一时期完全处于古巴比伦世界的范围内，但它的青春时期则处于古典文明强大的魔力控制下，其时，古典文明挟其刚达于成熟的全部威力，排山倒海般自西方侵入这个地区；此外，在这个地区，埃及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影响痕迹也清晰可见。然后，阿拉伯精神——大部分时候在晚期古典文明的伪饰下——转而将它的魔力投到初生的西方文化上面。而在西班牙南部、普罗旺斯和西西里的民众心灵中，阿拉伯文明层叠在依然残存的古典文明之上，而成为哥特式的心灵借以培育自身的模式。这种文化的固有景观显然分布甚广，且各呈零散的片断。假定我们置身于帕尔迈拉（Palmyra）或忒息丰（Ctesiphon），而凝神遥望四周，则北方是奥兹尔欧尼（Osrhoene）；以得撒（Edessa）已成为阿拉伯青春期的佛罗伦萨。西方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新约》圣经及犹太圣典《密西拿》（Mishna）的故地，而以亚历山大里亚城为其前哨。在东方，玛兹达教（Mazdaism）经过了一次有力的再生，颇可与耶稣诞生于犹太世界相对应，但有关这次再生的情况，只有《阿维斯塔》（Avesta）经文的片言只语可使我们对它的发生略知一二。《塔木德》（Talmud）法典和摩尼（Mani）的宗教也是在这里产生的。在南方腹地深处，则是伊斯兰教的未来故乡，一个回教骑士的时代将在此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就像在萨珊王朝中那样；甚至到今天，那里还残余一些未经探察的城堡和要塞的遗迹，也正是在这里，位于红海两岸的阿克苏姆（Axum）的基督教国家和希姆亚尔人（Himyarites）的犹太教国家之间，进行了多次殊死之战，而罗马和波斯的外交人员则属于那煽风点火之徒。在最北方，是拜占廷帝国，它是凋萎的、文明化的、古典的形式与青春的、勇武的形式的奇异的混合，这种混合尤其表现在拜占廷军事制度的混乱历史中。在这一世界中，伊斯兰教最后——而且是十分晚的时候——促成了一种统一的意识，这可以说明，何以它能具有不断胜利的进展，何以基督徒、犹太人和波斯人几乎没有抵抗地就归附了。然后，再经过一定的时间，自伊斯兰教中，便产生了阿拉伯文明，而在这文明达到其心智完成的巅峰时，来自西方的蛮族突然闯入并逼近耶路撒冷。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当时有教养的阿拉伯人是怎样看待这次侵犯的？也许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相对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才略而言，当时的“法兰克王国”的那些政治关系尚处于较低的水平。甚至在我们的三十年战争——从那种观点看，这不过是 “远西”的一出戏剧——中，当一个英国使臣力图鼓动土耳其政府反对哈布斯堡家族时，那个掌控着从摩洛哥直到印度这一地带的政策的政治家显然断定，那些以掠夺为事的小国在他眼里是不值得考虑的。甚至当拿破仑在埃及登陆时，还有许多人对未来一点预感都没有。
与此同时，另一种新的文化在墨西哥发展起来了。这种文化距离其他文化过于遥远，以至于它们之间不通任何音信。因此，它的发展与古典文化的发展居然具有相似性，就尤其令人惊奇了。毫无疑问，站在一座古墨西哥神庙面前的考古学家，当他在这种联系中想到他的多立克神庙时，一定会震撼不已；然而，古墨西哥神庙确实具有地道的古典特征——即在技术方面表现出的权力意志的薄弱——正是这种特征使得阿兹特克人（Aztecs）的武装很差，因而也使得他们的灭顶之灾有了可能。
这巨祸的发生，是一个文化终结于暴死的唯一例证。这文化不是死于饥谨、镇压或阻抑，而是在它的全盛时期被谋害的，就像一棵向日葵的头被一个过路人打掉了那样被摧毁了。所有这些国家——包括一个世界强国和不止一个联邦——它们的疆土和资源远远超过了汉尼拔时代的希腊罗马国家的疆土和资源；它们都具有一种综合的政策，一种审慎的、秩序井然的财政体系，以及一种高度发达的法制体系；它们还具有查理五世的大臣们所想象不到的行政观念和经济传统；具有丰富的、用几种语言写成的文学，以及在伟大的城市才有的杰出的才智和讲究礼仪的社会，这些在西方没有一样可以拿出来加以比较——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在某次决战中毁掉的，而是被一帮匪徒在短短数年中铲除的，并且铲除得如此之彻底，以至于幸存的居民对它连一点记忆都没有留下。像提诺契特兰（Tenochtitlan）这样的大城市，在地面上连一块石头也没有留下。在犹加敦（Yucatan）的原始丛林中，玛雅的大城市群转眼之间便被掩盖在植物的复压之下，我们连它们中任何一个的旧名称都不知道了。在文学方面，只有三本书幸存下来，但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它们。
这出悲剧中最骇人的特征还在于，它的发生决非西方文化之必然。它是冒险家们的私事，当时的德国、法国和英国，根本无人知晓该地发生了什么。这个例子再好不过地表明，人类的历史毫无意义可言，而深刻的意义仅寓于个别文化的生命历程中。它们的相互关系是不重要的和偶然的。在这个例子中，这一偶然是如此的全无意义，如此的绝顶荒谬，以至于就是在最狂野的闹剧中，它也是不可容忍的。凭着几门大炮和几十支枪支，就导演和终结了这出戏。
甚至有关这个世界的最一般的历史的确凿知识，现在也永远不可能得到了。像我们的十字军和宗教改革一样重要的事件，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是在最近几年，研究工作才想着无论如何要弄清楚这些事件后期的发展进程的轮廓，而在这些资料的帮助下，比较形态学或许可以利用其他文化的图象来拓展和加深这种文化的图象。以此为基础，这一文化的转折点比阿拉伯文化的转折点大约晚二百年，比我们自己的文化的转折点大约早七百年。玛雅文化也有一个前文化时期，这个时期，像在中国和埃及的情形一样，出现了文字和历法，但对于这些，我们已一无所知。只知道其时间推算的起始日期，远后于基督诞生，但究竟与基督诞生这个事件相差多少年，我们现在已不可能有确切的认识。无论如何，这总能说明，墨西哥人发展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历史感。
“希腊式”的玛雅各国的青春时期，可以由科班（Copan）（在南部）、底克尔（Tikal），以及稍后的奇金依特撒（Chichen Itza）（在北部）、那伦佐（Naranjo）和塞巴尔（Seibal）等古城的刻有日期的浮雕石柱得到证明——大约在公元160～450年。在这个时期的末期，奇金依特撒是此后多个世纪所效法的建筑术的典范。至于帕楞克（Palenque）和佩德拉斯·尼哥拉斯（Piedras Negras）（在西部）的全盛时期，大约相当于我们的哥特时代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公元450～600年=欧洲的1250～1400年？）。在玛雅文化的巴罗克时期或晚期，坎普敦（Champutun）成为了风格形成的中心，而在阿纳瓦克（Anahuac）高原上，“意大利式的”纳瓦（Nahua）民族在这时也开始受到文化的影响。在艺术上和精神上，这些民族只是文化的吸收者，但是在政治才能方面，它们却远远超过玛雅人（公元600～960年左右，=古典文化的公元前750～前400年；=西方文化的1400～1750年？）。就在这时，玛雅文化进入了“希腊化”阶段。约在公元960年，乌克斯马尔（Uxmal）已告建成，不久就成为了一座第一流的世界都市，成为了玛雅文化的亚历山大里亚和巴格达，它们全都是在文明之肇始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了一系列辉煌的城市，如拉布那（Labna）、玛雅潘（Mayapan）、察克莫尔敦（Chacmultun），以及一个复兴的奇金依特撒。这些地方标志着一种宏伟的建筑风格的顶峰，从此以后，这种建筑风格再也不会产生出新的样式，而只是把具有趣味和特色的旧的动机运用到巨大的形式中。在政治上，这是有名的玛雅潘联盟（Mayapan League）——由三个主要的邦国组成的一个同盟——的时代，虽然这联盟多少有些牵强和拼凑，且尽管这期间发生了几次大的战争和反复的革命，可它还是成功地保持了它的地位（公元960～1165年=古典文化的公元前350～前150年=西方文化的1800～2000年）。
这个时代终结的标志是一次大革命，以及（“罗马式”的）纳瓦族诸强国在玛雅事务上对这次革命的断然干预。靠着纳瓦族诸强国的帮助，胡纳克·凯尔（Hunac Ceel）发起了一场广泛的颠覆运动，摧毁了玛雅潘城（约在公元1190年=古典文化的公元前150年）。其结果，便是过度成熟的文明的历史类型，在那里，各个不同的民族为军事霸权而展开竞争。那些伟大的玛雅城市，如同罗马时代的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一样，沉溺于温柔的满足中，但是在纳瓦族的疆界上，这些民族中的最后一个，即阿兹特克民族却正在发展壮大。这个民族年轻、充满朝气、野蛮，并充满了一种贪婪的权力意志。公元1325年（=奥古斯都时代），阿兹特克人建立了提诺契特兰，这座城市不久便成了整个墨西哥世界的最高首府。公元1400年左右，大规模的军事扩张行动开始了。被征服地区由军事殖民地和军用道路网所保护着，而高超的外交手腕更是使各附庸国俯首帖耳，且彼此隔离。提诺契特兰帝国日益庞大，在那里居住着一种世界居民，操着这个世界帝国的各种语言。纳瓦族各省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安全的，可是向南的推进正在快速展开，且即将染指玛雅各邦国；接下来的几个世纪的进程如何，我们无从得知。因为突然间，一切都终结了。
在那个时候，西方所处的水平，玛雅人在公元700年左右就已经超过了；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时代尚未到来，故而根本不曾成熟到能够理解玛雅潘联盟的政治策略，而公元1500年的阿兹特克人正在创建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还是将来的事。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把浮士德文化的人和任何其他文化的人区分开来的东西，正在于他对向远方发展怀有的不可抑制的冲动。正是这种冲动最终扼杀甚至消灭了墨西哥文化和秘鲁文化——这一无与匹敌的冲动已准备好发挥于一切领域。当然，爱奥尼亚风格在迦太基和波斯玻利斯（Persepolis）受到模仿，而希腊化的趣味则在印度的犍陀罗（Gandara）艺术中找到了欣赏者。未来的研究也许可以在原始日耳曼的木构建筑中找到某些中国的样式。清真寺的风格，影响所及，更从印度直达于俄国北部、非洲西部和西班牙。但是，所有这些如和西方心灵的扩张能力比较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不用说，西方心灵真正的风格历史只能在自己的母土上自行完成，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没有边界的。在提诺契特兰城曾经矗立的地方，西班牙人建造了一座巴罗克式的大教堂，并饰以西班牙绘画和雕塑杰作。在那个时期，葡萄牙人已经开始经营东印度；而源自于西班牙与意大利的晚期巴罗克建筑也延及到波兰和俄罗斯的中心地带。英国的罗可可风格，尤其是帝国时代的罗可可风格，在北美的各殖民州中为自己开辟了广阔的地盘，可它们的形状奇异的房屋和家具在德国却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古典主义风格已经在加拿大和好望角发生作用，如今影响所及更是无所顾忌。在每一其他的形式领域中，情况也完全一样；这种年轻有力的文明与那些依然存留的古老文明之间的关系，即是：它以西欧－美洲的日益深厚的生命形式的层积覆盖在其他一切文明之上，在这种覆盖之下，本土的古老形式渐渐地绝迹了。
高级文化的类别（4）
六
面对有关人的世界的这幅图象——它注定要取代陈旧的、甚至仍然牢牢地主宰着最优秀的心灵的“古代－中古－近代”的图象——对于“历史是什么？”这个老问题提出一个新的答案，也将是可能的了，而且我认为，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这个新答案也将是最后的答案。
兰克（Ranke）在其《世界史》一书的前言中说：“只有当纪念碑变得可以理解的时候，且只有当可信的成文的证据可以利用的时候，历史才算是开始了。”这是一个资料搜集者和整理者的答案；显然，这一答案把那已经发生的事与在某一特殊时期对特定的研究者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