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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罗伯斯庇尔的名言“革命政府是自由对zhuanzhi的专政”所传达的意思远不止于此。它表露了一种令所有的多数派震动的深刻的恐惧，他们在重大关头总觉得自己“不合乎形式”。一支在纪律上已经涣散的联军轻易地向当时偶然脱颖而出的领袖拱手让出了权力，其范围和性质是合法的指挥所不可能获得的，如果是合法的，那将是不堪忍受的。但是，在更大范围内说，每一刚开始的文明所处的地位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比无形式的力量的崛起更能有效地揭示出政治形式的没落，从其最显著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很便当地指出拿破仑主义。黎塞留和华伦斯坦的存在，是何等完全地包含在其时代不可动摇的根源中啊！而英国革命，在其外表的无形式之下是多么富有形式啊！在此，恰恰相反；投石党是为了形式而战斗，绝对国家是合乎形式，资产阶级则是反对形式。仅仅废除一种已经过时的秩序，一点也不足为奇——克伦威尔和第一次僭主政治的领袖们就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在可见形式的废墟背后，不再有不可见形式的实体；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在那些废墟的周围或里面，是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为新的创造提供自明的、必需的基础的；他们别无选择，只好用一种偶然的政体来取代一个有着高度传统和经验的政府，这偶然的政体的未来不再牢固地建立一个缓慢地、彻底地受过训练的少数人的品质之上，而是整个地依赖于适时的继承人突然出现的机会——这些就是从文化到文明这种时代转变的显著特征，因而，那些能够比其他国家更长久地保持一种传统的国家，可以几代人一直享受到巨大的优势。
第一次僭主政治在非贵族的帮助下使城邦趋于完善；而非贵族现在却借第二次僭主政治的帮助毁灭了城邦。作为一种观念，城邦在公元前4世纪的有产者的革命中消亡了，可尽管如此，它仍作为暂时性的力量的一种安排、或一种习惯、或一种工具而留存下来。古典人事实上从未停止在政治方面以城邦的形式去思考和生活。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也不再是一个可尊可敬的象征，就如同自拿破仑几乎成功地把他自己的王朝变成“欧洲最古的”王朝以后，神圣的王权在西方已不再受到尊敬一样。
进而，在这些革命中，也像在古典历史中经常出现的情形一样，只有局部的和暂时的解决——而不会出现象法国革命从巴士底狱到滑铁卢那种壮观的情景——并且，在它们那里，场景甚至更为惨烈，因为在这种文化里，由于其基本上欧几里得式的情感，使得党派对党派的（禁止）冲突似乎是唯一的可能，使得失败者的一方的结局的唯一可能，不是像西方那样被功能性地归并到胜利者的体系之中，而是斩草除根，彻底地毁灭。在科西拉（Corcyra）（公元前427年）和阿尔戈斯（Argos）（公元前370年），有产阶级被成群地屠杀；在列昂提尼（Leontini）（公元前422年），他们被下等阶级驱逐出城外，那些下等阶级和奴隶一起理政了一段时间——因为怕他们回来报复——就全部撤出，移民到了叙拉古。从上百次这样的革命中逃亡出来的人涌进了城市，为第二次僭主政治补充了雇佣兵，并侵袭着海陆交通线。重新收容这些流亡的散兵是“狄奥多西”及后来的罗马人所提出的和平条约的通常特征。但是，第二次僭主政治本身用这种行动保证了自己的地位。狄奥尼修斯一世（Dionysius Ⅰ）（公元前407～前367年）取得对叙拉古的统治权——这个城市的上流社会以及雅典的上流社会集中了希腊最成熟的文化，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三部曲就是公元前470年在这个城市里创作的——靠的是大批屠杀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收他们的财产；接着又把人口全部重组，在上层是把大宗财产赠与他的追随者，在下层则是把奴隶提升为市民，并把受难者的妻女分配给他们（这样的事并不少见）。
跟富有特色的古典方式一样，这类革命的这种运作总是只会导致数目的增加，而不会导致势力范围的扩大。这种革命可谓数不胜数，但每一次都纯粹是为了自身而进行的，且只在自身的某一个点上来进行，只有它们彼此属于同时代这一事实才使它们具备了一种集体现象的特征，那也是一个时代的特征。拿破仑主义也一样；在此，再一次，一种无形式的统治第一次把自己提升到国家的架构之上，但又不能达到完全的、本质上的与国家脱离。它依靠军队的支持，与已经失去了其“形式”的邦族相反，军队开始觉得自己是一种独立的力量。这就是从罗伯斯庇尔到波拿巴（Bonaparte）的短命历程——随着雅各宾党人的垮台，重心就从行政方面移到了野心勃勃的将军们身上。这种新趋势在西方的扩展有多么的深远，可以从贝尔纳多特和威灵顿（Wellington）的例子看出来，更可从1813年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Ⅲ）的《告吾民书》的故事中看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国王若不坚决跟拿破仑决裂，王朝的生命就会遭到军人的威胁。
第二次僭主政治的这种违宪行动也表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阿尔西比亚德和来山德在各自城市的武装部队中所占的地位上，这种地位与城邦的基本形式是不相容的。前一位是一个失去官职的逃亡者，并违背国内当局的意旨，从公元前411年起事实上指挥着雅典的海军；另一位尽管根本不是斯巴达人，却觉得自己是一支忠于他本人的军队的完全独立的首领。公元前408年，两强为争夺爱琴海世界的海上霸权而展开的竞争就是采取这两个人之间竞争的形式的。在这以后不久，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建立了第一支大规模的职业性军队，并采用了战争机器（炮队）——这是一种新的形式，它成了“狄奥多西”以及罗马的榜样。从此以后，军队的精神凭其自身就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并由此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国家多大程度上是它的军队的主人，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它的军队的工具。事实上，从公元前390年到367年，罗马政府就完全掌控在一个军事委员会的手中，这一事实相当明确地显示了军队是有自己的政策的。众所周知，亚历山大，这位第二僭主政治中的浪漫主义者，也越来越受到他的将军的影响，他们不仅强迫他从印度撤退，而且理所当然地瓜分了他的遗产。
这实质就是拿破仑主义。那种把个人统治扩展到不是由民族或法律而是仅仅由军事和行政的纽带结合起来的地区，其做法也是这样。但是，扩张本质上与城邦是格格不入的。古典国家即是一种不能有任何有机的扩展的国家，因此，第二僭主政治的征服就把自己分解为两种政治单位的并置，即城邦和臣服的领土，它们的结合最初是偶然的，且永远处于危险之中。希腊化－罗马世界的奇异景象就是这样出现的，其真正的意义迄今还未被认识——那不过是一圈边界地区，其中有一堆的城邦，尽管面积不大，可国家的概念本身，“共和国”（res publica），仍然像过去一样是专属于它们的。在这些地区中间（实际上，就每个个体而论，领导权是在一个点上），是所有真正的政治的舞台。“全世界”（orbis terrarum）这一有意义的表达，对它来说只是一种手段或一个客体。罗马人的“至上权”概念——指的是在城壕之外的地区享有的行政上的独裁权力，它在其占有者进入城界（Pomoerium）之时就自动消失了——以及“行省”的概念是与“国家”正相对立的，这表明，古典的共同本能只知道城市实体是国家和政治主体，“城外”只有作为这主体的客体时才和它有关。狄奥尼修斯把他的叙拉古城变成了一个要塞，由“一群小国家”围绕着，他就从那里开始扩张他的权力范围，经由上意大利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海岸，一直到北亚得里亚海，在那里，他占有了安科纳（Ancona）和波河河口的哈特里亚（Hatria）。马其顿的腓力（Philip of Macedon）则遵照他的老师菲利的耶逊（Jason of Pherae）（公元前370年被刺杀）的榜样，采取了相反的计划，把它他的重心放在外围（实际上就是放在军队身上），由此而对希腊世界的各个国家施行统治。马其顿就这样扩展到了多瑙河，亚历山大死后，塞琉西帝国和托勒密帝国也纳入了这个外围——这两个帝国都是从一个城邦（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进行统治，但要通过现成的本地机构作为中介，这个机构在最底层的方面较之其曾经的任何古典行政可以说要好一些。罗马本身在同一时期（约公元前326～265年）把它的中意大利地区建成了一个边陲国家，通过一套具有拉丁权利的殖民地、同盟国和居民点的制度使它从各个方面得到保障。此后，从公元前237年起，我们发现，哈米尔卡尔·巴尔卡（Hamilcar Barca）为迦太基在西班牙赢得了一个帝国，按照古典的生活方式修建了一座古城；C。弗拉米尼乌斯（公元前225年）为罗马征服了波河流域；最后，恺撒建立了他的高卢帝国。这些都是下面种种斗争所赖以进行的基础：首先是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在东方所进行的拿破仑式的斗争；其次是西庇阿和汉尼拔在西方所进行的斗争——在这两种情况中，城邦的规模都成长过甚——最后是三巨头所进行的恺撒式的斗争，他们利用全部边陲国家来支持自己，并施展各种伎俩，为的是成为“罗马第一人”。
七
在罗马，国家到公元前340年左右已获致强大而构思精巧的形式，这使得社会革命可以维持在宪法范围内进行。像公元前310年的监察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这样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他修建了第一条水道和阿庇亚路，差不多就像是一个僭主统治着罗马，可当他试图借大城市的群众之手去消灭农民，由此一厢情愿地把政治引向雅典方向的时候，他很快就失败了——因为他的目的是想让奴隶的后代能进入元老院，想以金钱而不是土地赋税为基础去改组百人团，把被解放的人和无土地的人分配到乡村部落之中，这样他们的票数就有可能超过乡下人（他们常常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后者很少投票）。但是，他的监察官职位的继任者不失时机地推翻了这一切，把无土地的人重新赶回到大城市的部落中。由少数显赫家族出色地领导着的非等级本身知道它的目标（正如前面已经说到的）不在于破坏，而在于掌握元老院的行政机关。最后，它终于打进了一切政府机关＇根据公元前300年的奥古尔尼乌斯法（Lex Ogulnia），非等级甚至打进了具有政治重要性的大祭司团和占卜团的僧职＇，并且在公元前287年的暴动中，它甚至没有得到元老院的同意就使平民表决（plebiscita）取得了法律效力。
这种自由运动的实际结果，恰恰和空想家所期待的相反——实际上，罗马没有空想家。它的伟大胜利剥夺了非等级的目标，从而也剥夺了它的动力，因为实际说来，当它没有了“对立面”时，它也就变得无力了。公元前287年以后，国家形式的存在是为了政治上的用处，这用处也只有在一个具有伟大边陲的国家——罗马、迦太基、马其顿、叙利亚、埃及——的世界中才真正有价值。这种国家形式已经不再有成为“民权”活动的消极对象的危险了。也恰恰是这种安全性，构成了那一仍然“合乎形式”的民族臻至其伟大之境的基础。
另一方面，在无形式的、由于大量吸收被解放的人而在其种族冲动上久已趋于无力的平民中，那一国家形式发展了一个以其伟大的实践才能、地位、财富而超群出众的上等阶层。这一阶层的力量与城市新贵中相应的阶层的力量联合起来。因此出现了一个十分狭小的圈子，其组成是那些具有最旺盛的种族品质、过着显贵的生活、具有广阔的政治眼界的人，全部的统治经验、治军经验和谈判经验都集中和留传在他们身上；他们认为指导国家是与他们的身份相配的唯一职业，他们觉得自己是行使指导国家的特权的继承人，他们教育子女的只是治国之术和对于无限自负的传统的坚信。这种贵族阶层——其本身的存在是没有宪法依据的——以元老院作为它的宪法机器，后者最初只是代表贵族（亦即“荷马式的”贵族）利益的一个实体，但从公元前4世纪中期开始，前执政官——这些人曾经既是统治者又是指挥官——成为终身议员，形成了一个具有出色才能的严密团体，控制着议会，并通过议会控制着国家。甚至到公元前279年时，在皮洛士（Pyrrhus）的大使息涅阿斯（Cineas）看来，元老院就像是一个国王议会，而最后，它的核心则是一小撮拥有“元首”（princeps）和“显贵”（clarissimus）封号的领导人物，这些人物在各个方面——地位、权力、公共威望——堪与“狄奥多西”的帝国统治者相匹敌。在此出现了一种在其他任何文化的大都市所不曾有过的政府，出现了一个可能除了在威尼斯和巴罗克时期的罗马教廷以外找不出同类的传统，而在威尼斯和罗马教廷，情形是截然不同的。这里没有诸如造成雅典毁灭的理论，没有使斯巴达最后成为可鄙之地的地方主义，而只有一种伟大风格的实践。如果“罗马”是世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不可思议的现象，那不是由于罗马“民族”——罗马“民族”像其他任何“民族”一样，本身只是没有形式的原料——而是由于这个阶级，不管怎样，是它把罗马引入了这一状态，并这样保持着；结果，这一特殊的存在川流，其在公元前350年时还只对意大利中部有重要性，现在逐渐地把全部古典历史吸收到自己的地基中，使古典历史最后的伟大时期变成了罗马时期。
这个小圈子（不拥有任何公共权利）在运用革命所创造的民主形式时所表现出来的正是政治机智的圆通自如——那些民主形式在这里与在别的地方一样，都是从它们所具有的用途中获得其全部价值的。它们当中的那个唯一因素如果处理不得当，就立刻会产生危险，那就是导致两种相互排斥的力量交互渗透；如果处理得很好、很镇静，就会永远是由高级经验去定调子，尽管人民还是坚决相信决策是由自己作出的，因而是自己所欲望的。既要合乎民意，又要最大程度地取得历史成就——这就是这种政策的秘诀，因此之故，也是这种时期存在的唯一可能的政策，是罗马政体至今仍未有匹敌者的一种艺术。
不过，在图景的另一方面，革命的结果是金钱的解放。从此以后，金钱成为百人团人民大会的主人。自称为“人民”的人越来越成为金钱巨头手中的工具，统治集团需要全部的战术优势来在平民中保持平衡，来使那在贵族家族领导下的、大城市群众仍然被排斥在外的三十一个乡村部落中的自耕农保持有效的代表权。因此，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所作的安排被取消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大财团和群众之间天然的联盟，不管怎样是经过好几代人都没能变成现实，尽管我们看到它实际上是后来（在革拉古兄弟和马略时期）为了摧毁血统传统而真正实现了。资产阶级和自耕农、金钱和土地占有，使各自分离的机体保持了一种相互平衡，并通过国家观念（贵族就是它的体现）而使两者结合起来共同发挥效用，直到这种内在形式分裂为碎片，两种趋势在敌对中分裂为止。第一次布匿战争是一次商人的战争，是反对农村利益的战争，因此，执政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大监察官的一个后裔）在公元前284年把这个问题的决策交给了百人团人民大会去讨论。另一方面，波河平原的征服是符合农民利益的，因此在部族人民大会上，它为保民官C。弗拉米尼乌斯所通过——此人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恺撒式人物，是弗拉米尼乌斯大道和弗拉米尼乌斯竞技场的建造者。但是，当他（公元前220年当监察官的时候）在执行他的政策过程中禁止元老院议员经商，同时又允许平民进入古老的贵族百人团的时候，他实际上只是让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的新兴金融贵族受益，因而（尽管他本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成了被组织为一个等级的大财团的创造者——亦即是骑士团的创立者，他们在一个世纪以后结束了贵族的伟大时代。从此以后，当汉尼拔（弗拉米尼乌斯就是在他的面前阵亡的）被铲除时，甚至对于这样一个政府而言，金钱也逐渐成了完成其政策——古典世界所知道的最后的真正国家政策——的“最后手段”（ultima ratio）。
当西庇阿家族及其集团不再是一种统治力量时，所剩下的也只有个人的私人政策，他们毫不迟疑地追逐自己的利益，把“全世界”视作是消极的掠夺对象。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他就属于这个集团）把弗拉米尼乌斯看作一个纯粹的蛊惑者，把革拉古时代的一切不幸都归咎于他。就弗拉米尼乌斯的动机而论，波利比乌斯是完全错误的，但就弗拉米尼乌斯的政策所产生的效果来说，波利比乌斯又是完全正确的。弗拉米尼乌斯——跟老加图一样，后者怀着对农民的一种盲目的热情，可因为反对伟大的西庇阿的世界政策，而被推翻了——的施为也是适得其反。金钱进入了血统领导权的领域，在不到三代人的时间里，金钱就消灭了自耕农。
如果说罗马成为革命后仅存的、制度未受损害的唯一城邦是古典民族的命运中不幸中之大幸，那么反之，在我们西方——其谱系形式深深地扎根于绵延的观念——暴力革命的爆发竟然只是在一个地方，那就是巴黎，几乎就是一个奇迹了。导致法国革命的，不是出于法国绝对主义的强大，而无宁是它的软弱，以致从英国引进的观念与金钱的力量相结合，引起了一种爆发，这爆发赋予了“启蒙运动”的口号以活生生的形式，把德行和恐怖、自由和暴虐结合在了一起，甚至在1830年和1848年的小剧变以及最近社会主义者对剧变的渴望中还在发出回声。在英国本土，当贵族在法国的统治比任何时候都zhuanzhi的时候，那里确实有一个以福克斯（Fox）和谢里丹（Sheridan）为中心的小圈子，这个圈子热衷于革命的观念——这些观念全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