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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Nilsson）的《希腊的节日》（Griechische Festen）一书中就是这样。
当考虑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可以把古典宗教看作是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整体。公元前11世纪的伟大神的传说充满着青春的朝气，其悲剧性的圣洁令人想起客西马尼花园、巴尔德（Balder）之死和方济各。这些传说体现了“理论”、沉思和内心视觉前的世界图象的最纯正的本质，它产生于骑士世界中一批特选的心灵共同的内在觉醒。但是，更晚的城市宗教整个地是技术的、形式的崇拜，而这只代表了虔诚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不同的一面）。这些宗教距离伟大的神话和民间的信仰是同样的遥远。它们既不关心形而上学，也不关心伦理学，而只关心圣礼行为的完成。最后，这类城市对祀拜的选择，往往不是依据——像神话一样——某一种世界观，而是依据豪门望族的偶然的祖先崇拜和家族崇拜，这些豪门望族（与哥特时期的情形正好相同）把它们的圣像变成城市的守护神，同时为它们自己保留下庆祝和崇拜它们的权利。例如在罗马，祭拜田野之神浮努斯（Faunus）的鲁佩加里亚节（Lupercalia）是昆克提（Quinctii）和法比（Fabii）祭司团的特权。
公元前1300至1100年是中国宗教伟大的“哥特”时期，周朝的兴起也在这个时期。处理这一宗教必须特别谨慎。面对孔子和老子类型的中国思想家——他们全都生于他们的邦国的“旧制度”时代——貌似深奥实为卖弄的作风，一开始就想去对高级神秘主义和重大传说断定什么，似乎是很冒险的。不过，这种神秘主义和这种传说一定是曾经存在过的。但是，我们想对它们有所了解，就不能从伟大城市的这些过分理性化的哲学出发——正如荷马在类似的古典事物中所能告诉我们的同样很少一样，尽管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如果哥特时期的所有著作都曾遭到诸如洛克（Locke）、卢梭、沃尔夫这样的清教徒和理性主义者的责难，那我们对于哥特式的虔敬又能知道多少呢！然而，我们在处理中国人的灵性时，是把儒家的终结视作它的开端——尽管我们确实没有走得太远，只是把汉代的调和主义当作“真正的”中国宗教。
我们现下已经知道，与通常的假定相反，古代中国有一种强有力的祭司制度存在。我们知道，在《书经》的正文里，古代英雄传奇和神灵传说的残余被理性主义地加以整理，因而才能传诸后世；同样地，对于《周礼》、《仪礼》和《诗经》，如果研究它们时能够确信，在它们中间，存在着比孔子及其同道所能理解的更为深奥的东西，那它们也会显示出更多的内容。我们听说，在周朝初期，有对于冥界诸神和男性（禁止）的崇拜；有各种神秘宴饮的仪式，在那里，祭神与狂喜的集体舞蹈如影相随；有神灵与女祭司之间摹拟性的表演和对白，中国戏剧可能就是从这里演化出来的（和在希腊一样）。最后，我们终于获得了一些线索，明白了早期中国的神像和神话的茁壮成长为什么必然会被御用神话所吞没。因为不但所有英雄传说中的皇帝，而且在公元前1400年以前的夏、商两朝的绝大多数人物——尽管年月纪事皆有可考——都不过是已转化为历史的自然而已。这样一个过程的源头就深深地存在于每一年轻文化的可能性中。祖先崇拜一直都在寻求获得胜过自然神灵的力量。荷马史诗中的所有英雄，以及米诺斯（Minos）、忒修斯（Theseus）和罗慕洛（Romulus），全都是神变成的国王。在赞歌《救世主》（Heliand）中，基督也变成了这样的英雄。马利亚则变成了加冕的天后。正是这种崇高的（而且完全是无意识的）方式，使得有生殖力的人去崇拜某些东西——也就是，在他们看来，凡伟大的必是有生殖力的，必是系出名门，必是强大高贵的，是全族的祖先。一种强有力的僧侣制度是能够削弱这种时间神话学的作用的，但它在古典世界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而在中国则取得了全部的成功——这完全与僧侣方面的因素的消长成比例。旧的神现在成了皇帝、王公、大臣、侍从；自然的事变已经成为统治者的作为的征兆，各民族之间的攻击已经成为社会事务。再也没有什么能更好地适合儒家。这里只能有一个神话具有无限度地吸引社会伦理的倾向，因而，消除原始的自然神话的痕迹成为完全必要的。
对于中国人的醒觉意识来说，天和地即是大宇宙的两半，彼此间并不对立，而是互为对方的镜像。在这幅图象中，既没有麻葛式的二元论，也没有浮士德式的能动力量的统一。生成变化就发生于“阴”（yin）和“阳”（yang）两种原则自发的相互作用之中，这两种原则被认为是周期性的而不是两极性的。由此推之，人也有两种灵魂，一种是“鬼”（kwei），它与阴、尘世、黑暗、阴冷相对应，而与（禁止）相分离；另一种是“神”（sen），它是更高级的、光明的和永恒的。除此之外，在人之外，也有无数的属于这两类的灵魂。成群结队的精灵充满了天空和水陆两界——到处都为“鬼”和“神”两种灵魂所充斥、所推动。自然的生命和人的生命实际上皆源出于此两大单位的运动。智慧、意志、力量和德性皆取决于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苦行主义和纵欲主义；骑士式的“孝”（hiao）的习俗——它要求贵族对任何不敬祖先的行为施以报复，哪怕已经过了好几代，并要求他在失败中宁死不辱；还有理论性的“仁”（yen）的道德，它是根据理性主义的判断从知识中推导出来的——所有这一切，都产生于关于鬼神的力量和可能性的概念。
所有这一切，皆集中在一个基本的概念——“道”（tao）。“阴”与“阳”在人身上的分与合，就是他生命中的“道”；而在人之外的由精灵交织而成的经与纬，则是自然的“道”。世界具有“道”，因为它有节奏、韵律和周期性。它具有“理”（li）、张力，因为人能认识它，并能从中抽象出固定的关系以为将来之用。时间、命运、方向、种族、历史——所有这一切，用周朝初期博大的、容纳万物的眼光来加以考察，都包容在“道”这个概念之中。埃及法老经过幽暗的地道通向他的庙堂的道路就与此相关，浮士德式的对于三维空间的热情亦是如此，但是，“道”与用技术征服自然的观念却相距甚远。中国人的园林避免那种充满热情的风景。它布置得景色重叠，不指向某一个目标，而只是引人信步漫游。早期的中国“教堂”——辟雍（Pi…Yung），其道路连接着重门、灌丛、台阶、小桥和庭院，从来不曾有过埃及式的阴森森的行进或哥特式的长驱直入。
当亚历山大攻抵印度河的时候，中国、印度、古典三大文化的宗教虔敬早已定型，并获得了道教、佛教和斯多葛派的广泛的无历史的形式。但在此之前不久，在古典和印度地区之间的区域，出现了一群麻葛式的宗教，而大约在同时，玛雅和印加的宗教历史也已经开始，尽管现今我们已无可补救地佚失殆尽。一千多年以后，也是当所有的一切都内在地实现和完成的时候，在没有希望的法兰西土地上，突然而迅速地涌现出了日耳曼式的天主教信仰。其在这里的情形与在其他地方的情形是一样的；不论其整个的名称和践行方式是否来自东方，也不论其千千万万的特殊细节是否来自原始日耳曼和凯尔特的情感，这种哥特式的宗教却是崭新的和前所未闻的，其最后的深刻性绝非外在于这一信仰的任何人所能完全领会，因此，想在历史的表面为其构想一些关联，只会是无意义的骗人把戏。
围绕这一年轻的心灵而形成的神话的世界，一个在无限性的象征之下可以看到的由力量、意志和方向构成的整体，一个巨大的施及远方的行动，一些突然打开的恐怖和天福的裂缝——这一切，对于这个早期宗教信仰的选民来说，是完全自然的东西，因之他们甚至不能将自己彻底地解脱出来，以便把它当作一个单位加以“认识”。他们就生活于其间。反之，对于同这些祖先相距三十个世代的我们来说，这个世界显得是如此之陌生和威势逼人，以致我们总是想要细致入微地把握它，结果反而误解了它的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
浮士德式的人们觉得，父性的神格就是力量本身，是永恒的、伟大的、永远在场的活动，是神圣的因果关系，它几乎不会采取人类肉眼所能理解的形式。但是当时，年轻人种的全部渴望，此一循环有力的血气的整个欲望，却卑躬屈膝于血的意义之前，在童贞女和圣母马利亚的形象中找到了它的表现形式。马利亚在天堂的加冕，正是哥特式艺术最早的动机之一。她是光的化身，为白色、兰色和金黄色所笼罩，周围为天使所环绕；她俯身向着新生的圣婴；她感到心头有一把利剑；她站立在十字架的脚下；她抱着死去的圣子的尸体。从10世纪之交开始，彼得·达米安尼（Petrus Damiani）和明谷的伯纳德发展了对她的崇拜；由之而产生了对万福马利亚（Ave Maria）和天使的敬仰。后来，在多明我会士中，又出现了玫瑰冠冕，以奉于圣母。围绕着她的形象，聚集了数不尽的传说。她是教会的天恩的守护者，是伟大的代祷者（Great Intercessor）。在方济各会士中，还出现了圣母往见节（Visitation），在英国本笃会士中（甚至在1100年以前）出现了圣灵感孕节（Immaculate Conception），把她推崇到完全超乎世人之上而居于光的世界之中。
但是，这个充满圣洁、光和灵魂之至美的世界，如果没有一个与之不可分离的反观念的话，将会是不可想象的，这个反观念构成了哥特式的最高最深的创造之一——只是今天它已被人们遗忘了，有意地遗忘了。这个反观念就是：当圣母端座于宝座之上，露出温柔美丽的微笑之时，在背后却隐藏着另一个世界，它在整个的自然和整个的人类中间制造和滋生着邪恶，它杀戮、毁灭和诱惑——这就是那魔鬼的王国。它深入到整个造物中间，暗藏在各处。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披着人皮的恶鬼、幽灵、巫婆、狼人。谁也不知道他的邻居是否卖身给魔鬼。谁也无法断言一个尚未发育的婴儿就准保不是魔鬼的诱饵。一种也许只有埃及的早春时期才可与之比拟的骇人的恐怖，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上。他每时每刻都可能堕入地狱之中。这里有妖术，有魔鬼的“弥撒”和巫婆的“安息日”，有山顶的群魔夜宴，有巫术的法水和魔咒的经文。地狱王子（Prince of Hell）以及他的亲属——母亲和祖母，由于他自身的存在即是对婚姻圣礼的否定和嘲弄，故而他可能没有妻子和孩子——他的堕落的天使和幽灵般出没的侍从，是所有宗教历史中最惊人的创造之一。日耳曼的洛基（Loki）只不过是这地狱之王的一个初步暗示而已。他们的带着角、爪、马蹄的奇怪形象，早在11世纪的神秘剧中就已经完全定型了；这些形象中到处充满了艺术家的幻想，而且一直到丢勒（Dürer）和格吕恩瓦尔德（Grünewald），哥特式绘画若是没有它们就会变得不可想象。魔鬼是狡诈的、凶狠的、恶毒的，但最终，他总是要受到光明力量的愚弄。他的族类都脾气乖戾、性情暴躁，具有邪才诡智；作为一种怪异的想象力的产物，他们成为与天后的灿烂笑容完全相反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的化身，同时又是与罪人悔罪的惊惧完全相反的浮士德式的世界幽默的化身。
单单只是夸大这一强大有力的、持久的图象的壮观景象，或单单只是夸大人们信仰它时所怀有的真诚的深度，都是不可能的。马利亚神话和魔鬼神话同时并存，二者缺一不可。不信仰其中任何一个都是致死之罪。故而，一边是颂唱祈祷文时的马利亚祀拜，一边是降咒驱魔时的魔鬼祀拜。人们不断地在无底深渊的脆弱边缘徘徊。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就是一场对魔鬼的不停的殊死之战，每一个人都作为“战斗教会”的一员而投身其间，去为自身而战以建立功名。满披荣光的天使和圣徒的“凯旋教会”高高在上，俯视着下界，天恩即是武士在战斗中的盾牌。马利亚是战士可以投入其怀抱获得慰藉的保护神，也是褒奖勇士的高贵妇人。两个世界都有各自的传奇、艺术、经院主义和神秘主义——因为魔鬼也能施行奇迹。在各种宗教的青春时期，唯有这里的特征是色彩象征主义——白色、兰色属于圣母马利亚，黑色、硫磺色和红色属于魔鬼。圣徒和天使飞翔于太空之中，而魔鬼和巫婆则蜷缩在黑夜里，沙沙作响。正是光明和黑暗两者一起使得哥特艺术充满了难以言述的灵性——此即是“艺术的”想象，但并非任何艺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世界将为天使和魔鬼的军团所住满。弗拉·安杰利科（Fra Angelico）和早期莱茵派大师的为光所环绕的天使，大教堂的门上那些狰狞扭曲的图象，实际上都布满空中。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它们，感受到它们的存在。今天，我们简直不再懂得神话为何物；因为它决不只是一种美学上令人愉悦的再现某物的方式，而是一种暗藏在醒觉意识的各个角落并震撼着存在的内心结构的最为生动的现实性。这些创造物始终是围绕着一个东西。它们只能被瞥视而不能被察看。它们被人以一种信念信奉着，那信念即是把证明的念想视作亵渎神圣。现今我们称作神话的东西，我们的文学家和艺术鉴赏家对于哥特式的色彩的品评，都不过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流风余韵而已。在往昔的日子里，人们对它并不怎么“欣赏”——因为在它的背后隐藏着死亡。
因为认定魔鬼会控制人的心灵并引诱他们堕入异端、淫乱和妖术之中，于是地上以战争来讨伐它，并且用火和剑来对付那些已归附于它的人。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要想抛开这种概念来思考自身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哥特文化中删除这一可怕的现实，那所剩下的就只有浪漫主义了。那升到天空的，不仅有以炽热的爱献给马利亚的赞美诗，而且还有无数火刑堆上传出的号哭声。紧靠着大教堂的，就是绞架和刑具。生活在那个时候的每个人都意识到一种巨大的危险，而他所惧怕的，不是行刑者，而是地狱。成千上万数不清的女巫真的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她们谴责自己，为求得宽恕而祈祷，并怀着对真理的纯粹的爱去忏悔她们的夜游和与魔鬼的交易。宗教法庭的法官带着眼泪，怀着对这些堕落的可怜虫的怜悯之情，把她们送上拷刑台，以求拯救她们的灵魂。这就是哥特式的神话，正是从这里产生了大教堂、十字军、深刻而充满灵性的绘画、神秘主义等等。而在它的阴影中，那深奥的哥特式的天福如鲜花般怒放，今天的我们对此甚至不能形成任何概念。
在加洛林时代，所有这一切仍然是陌生而遥远的。查理曼在第一道“撒克逊法令”（Saxon Capitulary）（787年）中禁止古日耳曼人对于狼人和夜游者的信仰，晚至1120年，在沃尔姆斯的伯尔卡德（Burkard of Worms）的《教令集》中，这种信仰仍被指责是一种错误。但是二十年后，这种革斥在《格拉蒂安教令集》（Decretum Gratiani）中重新出现的时候，却只采取了一种淡然的形式。关于魔鬼的全部传奇早已为海斯忒巴赫的凯撒里乌斯（Caesarius of Heisterbach）所熟悉，而在《圣徒行传》（Legenda Aurea）中，它与马利亚的传说是同样地真实而有效。1233年，正当美因兹（Mainz）和施佩耶尔（Speyer）的大教堂修建圆顶的时候，颁行了教皇训谕，承认信仰魔鬼和巫祝合乎教规。当多明我的会士们设立宗教裁判所来武装自己向魔鬼作战的时候，圣方济各的《太阳颂歌》写出还没有多久，方济各会的会士们还跪在马利亚的面前作虔诚的祈祷，并向远方传布她的祀拜。天国的爱都集中在马利亚的圣像上，尘世的爱因此是与魔鬼相近的。女人即是罪恶——伟大的苦行主义者就是这样觉得的，他们在古典世界、中国和印度的同道们也是这样觉得的。魔鬼只有通过妇女方能统治。女巫正是致命的罪恶的传播者。正是托马斯·阿奎那发展了关于梦淫妖（Incubus）和女梦淫妖（Succuba）的可憎的理论。注重内心的神秘主义者，如波纳文图、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邓斯·司各脱，则发展了一整套关于魔鬼的形而上学。
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观的背后，一直具有一种强烈的哥特式信仰。当瓦萨里（Vasari）赞扬契马布埃（Cimabue）和乔托（Giotto）重新以自然为师的时候，在他心中所想的，就是这个哥特式的自然，这个在各个角落受到站在光明之中、且总是威胁相向的天使和魔鬼的环形队伍之影响的自然。对自然的“模仿”，意味着模仿的是它的灵魂，而非它的外表。让我们最后摆脱那种复兴古典的“古代”的无稽之谈吧。文艺复兴，在当时指的是公元1000年以来的哥特式的上升，新的浮士德式的世界感，以及自我在无限中新的个人体验。对于某些个体精神来说，它无疑指的是对于古典（或是被认作古典的东西）的一种由衷的热情，但那也不过是个人趣味的一种表现而已。古典神话是一种娱乐素材，一种寓言式的戏剧，通过剧中的一层薄幕，人们可以同以前一样确切地看到古代哥特式的现实性。当萨沃那洛拉（Savo…narola）起事的时候，古代的装饰正突然地从佛罗伦萨生活的表面消失。佛罗伦萨人的劳作完全是为了教会，而且是满怀信心。拉斐尔（Raphael）是所有画圣母马利亚的画家中感情最为真挚的。一种对撒旦的王国以及通过圣徒从那里获得解放的坚定信念，构成了所有这些艺术和文学的基础；不论是画家、建筑家，还是人文主义者，他们每个人——尽管嘴边常常挂着西塞罗和维吉尔（Virgil）、维纳斯和阿波罗的名字——都把火烧女巫看作完全自然的事，并且佩带护身符以防魔鬼。马西留斯·费奇诺的著作充满了对于魔鬼和女巫的博学研究。米朗多拉的弗朗西斯科（Francesco della Mirandola）（用优雅的拉丁语）撰写他的对话作品《女巫》，为的是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