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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区域实际上是一致的。但从匹特那（Pydna）战役起，它的西部就越来越多地并入了古典帝国，终至屈服在罗马精神的强大影响之下，而这一精神之重心，却在一个遥远的区域。这就为假晶现象作好了准备。
从地理的角度和历史的角度看，麻葛文化就处在各高级文化的正中心——无论在空间方面还是在时间方面，它都是唯一与所有其他文化发生了实际接触的文化。因此，在我们的世界图象中，它的整体历史结构就完全有赖于我们能认清那被外在躯壳所扭曲的真正内在形式。不幸的是，这正是我们还未能认识到的，个中的缘由，既有神学上的偏见，亦有语言学上的偏见，尤其要归于近代研究过于专业化的倾向不合理地把西方研究细分为许多个别的分支——每一分支不仅在取材上和方法上，而且在思维方式上，皆与其他分支泾渭分明——因而使得人们对重大问题反倒看不见了。在此一情形中，专业化的后果也许比在其他地方更为严重。一般的历史学家，只呆在古典语文学的领域内，把古典的语言边界当作他们的东方视界；因此，他们完全不能察知那边界的两方——在精神上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两方——深刻而统一的发展。结果就出现了以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使用来排列和划分的“古代”、“中古”和“近代”的历史透视。对于研究古代语言及其“文本”的专家来说，阿克苏姆（Axum）、示巴（Saba）、甚至萨珊王朝的领域，都是不可究问的，因而在“历史”上它们几乎全都不存在。文学研究者（语文学家也一样）把语言的精神和作品的精神混淆在一起。阿拉米语区域的作品，如果恰巧是用希腊文写的，甚至仅是用希腊文保存下来的，他就把它们列入他的“晚期希腊文学”中，并把这种文学归入一个特殊的时期。而用其他语言写出的同一渊源的作品则超出了他的研究范围，但也要以同样人为的方法将其归入其他种类的文学中。可是在此，有最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一种文学的历史和一种语言的历史从来不是吻合的。实际上，麻葛民族的文学在此是一个自足的整体，它的精神只有一个，却是用好几种语言——其中也有古典语言——写成的。因为麻葛型的民族是没有母语的。世上有塔木德的、摩尼教的、聂斯脱利派的、犹太的民族文学，甚至有新毕达哥拉斯派的民族文学，但是没有希腊化的或希伯来的民族文学。
再说神学研究，其领域是按照西欧的各种不同教派而拆解细分的，因此，西方与东方之间的“语言学”分界对基督教神学也是有效的，且还在发挥效力。波斯世界归伊朗语言学的研究者去研究，因而，《阿维斯塔》的经文，虽然不是用雅利安方言写的，但却是用雅利安方言传播的，因此它们当中的重大问题应被视作“印度学”学者的工作的一个小小旁支，而根本不见于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之内。最后，由于希伯来语言学被限定为是旧约研究中的一个专科，因此，塔木德犹太教的历史不但从未得到单独的研究，而且在我所熟知的所有主要的宗教史中，已把它完全忘却了，而这些宗教史，却有篇幅论及每一个印度教派（因为民俗学也被列为一个专科），甚至还会论及每一个原始的黑人宗教。这就是今天的历史研究必须面对的最重大任务在学术上的准备情形。
二
帝国时期的罗马世界对于自己的境况怀抱有一种乐观的看法。后来的作家却总是抱怨非洲、西班牙、高卢，尤其是作为母国的意大利和希腊的人口减少与精神空虚。但是，那些属于麻葛世界的行省在这类怨声载道的检视中常常被排除在外。尤其是叙利亚，人口十分稠密，并且和安息人的美索不达米亚一样，血气与精神是很旺盛的。
年轻的东方的优势是人人都感觉得到的，而且迟早也会在政治上表现出来。从这样一种观点去考察那历史之场景，我们就能看到：在马略和苏拉、恺撒和庞培、安东尼和屋大维（Octavian）的史诗和虚饰背后，这个东方正日趋紧张地挣扎着想要摆脱历史地趋于灭亡的西方；费拉世界正在觉醒中。罗马首都迁移到拜占廷即是一个重大的象征。戴克里先曾选定尼科德米亚（Nicodemia），恺撒考虑过亚历山大里亚或特洛伊。安条克（Antioch）本来是比任何地点都更好的选择。但是事情晚了三个世纪，而这三个世纪正是麻葛的青春时代带有决定性的时期。
假晶现象是从亚克兴战役开始的；在这次战役里，本应是安东尼获胜。这不是罗马与希腊之间用来解决争端的斗争——那种斗争在坎尼和扎马（Zama）战役中就已经解决了，在那一斗争中，汉尼拔的悲剧在于他不是为他的祖国而战，而是为希腊文化而战。而在亚克兴战役时期，是尚未诞生的阿拉伯文化对抗那已经衰老的古典文明的时期；争端之焦点在于是要元首政治，还是要哈里发政治。如果安东尼胜利，则能使麻葛心灵获得解放；可他的失败却使麻葛的土地上蒙上了罗马帝国的铁幕统治。在西方历史上，有一个类似的事件，就是公元732年图尔（Tours）和普瓦提埃（Poitiers）之战。如果当时阿拉伯人打胜了，把“法兰克斯坦”变成了东北方的一个哈里发辖地，那么，统治阶级就会熟悉阿拉伯的语言、宗教和习俗，像格拉那达（Granada）和开拉温（Kairawan）这样的大城市就会在罗亚尔河（Loire）和莱茵河上建立起来，哥特式的情感就会被迫用清真寺和阿拉伯风格的久已僵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就不会有日耳曼的神秘主义，而会有一种伊斯兰教的苏非主义。类此的事情在阿拉伯世界确实发生了，个中缘由主要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叙利亚－波斯民族没有产生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这样的人物，没有产生密特拉达狄（Mithradates）或布鲁图斯（Brutus）、卡修斯（Cassius）或安东尼这样的人物联手对抗罗马。
今天，我们又在俄罗斯看到了第二次假晶现象。武功歌中的俄罗斯英雄传奇，在关于基辅的弗拉基米尔大公（Prince Vladimir）（约在公元1000年）及其“圆桌”骑士团的史诗系列中，在民间英雄伊利亚·穆罗木茨（Ilya Muromyets）身上达到了顶峰。俄罗斯心灵和浮士德心灵之间的整个巨大差异，在这些英雄故事跟“同时代的”民族大迁徙时期的亚瑟王（Arthur）和厄曼锐克（Ermanarich）的英雄传说、以及以希尔德布兰德之歌（Hildebrandslied）和瓦尔特之歌（Waltharilied）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尼伯龙根英雄故事的对比中，已经显露无遗。俄罗斯的“墨洛温时代”始于伊凡三世（Ivan Ⅲ）推翻鞑靼人的统治（1480年），经过罗立克（Rurik）家族最后的几位王公及罗曼诺夫家族（Romanovs）最初的沙皇时代，直到彼得大帝（1689～1725年）。这一时期恰恰相当于从克洛维（Clovis）（481～511年）到实际上使得加洛林王室取得优势的泰斯特里战役（Testry）（687年）之间的一段时间。我劝各位读者去读一下图尔的格列高里（Gregory of Tours）所写的法兰克史（叙述到591年），并比较一下卡拉姆琴（Karamzin）的主教故事中的相应部分，尤其是关于可怖的伊凡（Ivan the Terrible）以及波理斯·戈都诺夫（Boris Godunov）和瓦西里·叔伊斯基（Vassili Shuiski）的部分。再也没有比它们更相似的了。俄罗斯的这一段由大贵族世家和教长所主导的莫斯科公国时期，有一恒定的因素，即古老的俄罗斯派系对亲西方文 化的一派的反抗，随后，从1703年彼得堡建造之时起，俄罗斯出现了一种假晶现象，迫使原始的俄罗斯心灵进入陌生的躯壳之中：首先是已呈完满的巴罗克躯壳，随后是启蒙运动的躯壳，再后则是19世纪的西方躯壳。俄罗斯历史中的致命人物是彼得大帝，我们可以拿查理曼大帝和他相比；查理曼所处心积虑、用尽全力地要强加的正是查理·马特好容易才阻止的东西，即摩尔－拜占廷精神的统治。治理俄罗斯世界可以仿照加洛林王朝的样式，也可以仿照塞琉西王朝的样式——就是说，存在着是选择旧俄罗斯的老路还是选择“西方”道路的可能性；罗曼诺夫王朝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塞琉西诸王喜欢希腊人，而不喜欢身边的阿拉米人。莫斯科的原始沙皇制度甚至今天也还是适合于俄罗斯世界的唯一形式，但在彼得堡，它被歪曲成了西欧的王朝形式。神圣的南方——拜占廷和耶路撒冷——对每一个希腊正教教徒的心灵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但它却被面向西方的世俗外交所扭转。莫斯科的焚毁是一种原始人民的强有力的象征性行动，表达了对外国人和异教徒的一种玛卡比式的（Maccabaean）憎恨，可这次焚毁行动的结果却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Ⅰ）访问巴黎，同西方列强结成神圣同盟和达成协议。就这样，一种民族性，它的命运本应是在没有历史的状态下继续几个世代，却被驱使进入了一个虚妄的、人为的历史中，而古老的俄罗斯心灵对于这种历史简直就是无法理解。晚期时代的艺术和科学、启蒙运动、社会伦理、世界城市的唯物主义都被介绍进来了，尽管在这种前文化时期，宗教是人们借以理解自己和世界的唯一语言。在这没有城镇、原始农民所居住的土地上，外来型式的城市就像溃疡一样黏附在上面——虚妄、不自然、不能使人信服。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i）说：“彼得堡是世界上最抽象、最做作的城市。”他虽然出生于这个城市，但是他感觉这城市终有一天会跟晨雾一同消失。散布在阿拉米农民土地上的希腊主义的人工城市，也是这样幽灵似的、不可置信的。耶稣在加利利时即已知道这一点。当圣彼得注目于帝都罗马时，一定也会感受到这一点。
从此以后，在彼得堡的周围所发生的每一件事，真正的俄罗斯人都觉得是谎言，是毒药。一种真正启示录式的憎恨指向于欧洲，“欧洲”即意味着不是俄罗斯的，包括雅典和罗马在内，正如麻葛世界在其假晶时代把古埃及和巴比伦都看作是古老的、异端的、魔鬼的一样。阿克萨科夫（Aksakov）1863年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俄罗斯心灵解放的第一个条件是，它应当用尽全力、竭尽心智地憎恨彼得堡。”莫斯科是神圣的，彼得堡是撒旦的。一则流传甚广的民间传说把彼得大帝描写成敌基督者（Antichrist）。阿拉米的假晶现象也是这样的，从玛卡比时期的《但以理书》（Daniel）和《以诺书》（Enoch）到耶路撒冷毁灭后的《约翰福音》、《巴鲁书》（Baruch）、《以斯拉四书》（Ezra Ⅳ）等全部的启示录中，都在对“敌基督者”安提阿库斯（Antiochus）进行口诛笔伐，都在攻击罗马的巴比伦偶像崇拜，攻击精美和富丽堂皇的西方城市，攻击整个古典文化。它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是不真实的、不洁的；文雅的社会、巧智的艺术、阶级、异邦及其文明化的外交、司法、行政等等，都是如此。俄罗斯的与西方的虚无主义之间和犹太－基督教的与晚期古典的虚无主义之间的对比是甚为极端的——一方面是对外来文化毒害本土母体中尚未诞生的文化的憎恶，另一方面则是对自己固有的文化的过度成长的极端厌恶。深刻的宗教情感、天启的闪光、伟大觉醒时的战栗与恐惧、形而上学的梦想与渴念等等，都属于一种历史之开端，正如精神清澈的痛苦属于历史之终结一样。它们在这两种假晶现象中混合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现在街道上和市场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思考信仰的性质。”此言亦可移用于以得撒或耶路撒冷。1914年前的那些俄罗斯青年——肮脏、苍白、自负、抑郁地躲在角落里、经常沉迷于形而上学，用信仰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即使眼下谈论的题目是选举权、化学或妇女教育问题，亦复如此——他们就是希腊化城市中的犹太人和早期基督徒，对于他们，罗马人是带着一种倨傲的嘲弄和秘密的恐惧的混合心情去看待的。在沙皇俄国，没有资产阶级，一般地，也没有真正的阶级制度，而是像法兰克的辖地一样仅仅有地主和农民。俄罗斯也没有所谓的城镇。莫斯科只是一座修有堡垒的宫邸（克里姆林宫），而环绕着它的，却是一片巨大的市集。就像俄罗斯本土上其他的任何一座城市一样，这座模仿而成的城市，其成长，其围合，都是为了满足宫廷、政府和商人的需要并给他们提供便利的；住在城里的居民，处在上层的是一个从事虚构的实体，一个沉浸于发现问题和冲突的知识阶层，处在下层的则是流离失所的农民，个个如他们自己的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带着全副形而上的抑郁、忧惧与怜悯，永远对那片广阔的大地怀有乡愁，并酸涩地恨着那敌基督者引诱他们堕入的无情的灰色世界。莫斯科没有自己固有的心灵。上层阶级的精神是西方的，下层阶级所拥有的是乡村的心灵。这两个世界之间，没有相互的了解，没有交往，也没有同情。要了解这一假晶现象的代言人和牺牲者，只举两个人就足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农民社会的代表，托尔斯泰（Tolstoi）是西方社会的代表。前者在心灵上绝对离不开那片土地，而后者无论怎样挣扎努力，也永不能接近这块土地。
托尔斯泰是先前的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未来的俄罗斯。托尔斯泰的内心是和西方联系着的。故而甚至在他反对彼得主义的政策时，他也仍是该主义的伟大代言人。西方并不是毫无消极面的——断头台即是凡尔赛宫的一个亲生儿女——托尔斯泰尽管对欧洲恼火，他却始终摆脱不了欧洲的羁绊。他恨欧洲，其实即是恨自己，所以他才成了布尔什维主义之父。这种精神，及“其”1917年的革命，其十足的虚弱无力，已在他死后出版的《黑暗之光》（A Light Shines in the Darkness）中表露无遗。这种憎恨，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没有的。他的热情的生命力博大无边，足以包容一切的事物，包括西方的事物在内——如他所说：“我有两个祖国：俄罗斯和欧洲。”他已超越了彼得主义和革命，他从他的未来远景回看这两者，就如同从远方回看一切。他的心灵是启示录式的、渴念的、绝望的，但仍对那个未来远景充满确信。伊凡·卡拉玛佐夫（Ivan Karamazov）对他弟弟阿辽沙（Alyosha）说：“我想去欧洲；虽然我明知我只是去到一所墓地，但我也知道这墓地之于我是亲切的、非常的亲切。亲爱的死者葬在那里，覆盖在他们身上的墓石，每一块都在告诉世人，这曾是无比热情地生活过的生命，这曾是无比狂热的一位信仰者——信仰他自己的成就、自己的真理、自己的战斗、自己的学说，故而，我甚至现在就知道，我会跪下来，亲吻这些墓石，为死者而啜泣。”相反，托尔斯泰本质上代表着一种伟大的理解力，属于“受到启蒙的”、“关心社会”的那种人。他所看到的身边的一切，都属于文化晚期的、大都市的、西方形式的问题，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甚至连什么是一个问题都不知道。托尔斯泰是西方文明中的、属于西方文明的一个事件。他站在彼得大帝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中间，他和他们都不想把目光投向俄罗斯的土地。他们所攻击的事情，在他们用来进行攻击的形式中重又出现，可辨认出来。他们的这种攻击不是启示录式的，而是理智的。托尔斯泰对私有财产的恨，是一种经济学家的恨；他对社会的恨，是一个社会改革家的恨；他对国家的恨，是一个政治理论家的恨。故而他能对西方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在各方面本来就与马克思（Marx）、易卜生和左拉（Zola）这些人物一脉相传。
相反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属于任何一派，只属于原始基督教的使徒派。他的《群魔》（Daemons）一书被俄罗斯的知识阶层斥之为反动。但是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类冲突——“保守”和“革命”都是西方的术语，与他漠不相干。像他这样的心灵，是能够看到我们称作社会的事情以外的一切的，因为对于他的心灵来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是无足轻重的，根本不值得加以改良。没有一种真正的宗教是以改良事实的世界为目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每一个原始的俄罗斯人一样，基本上不知有这样一个世界，他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生活在一个形而上的彼岸世界中。心灵的痛苦煎熬，跟共产主义有什么相干呢？一种宗教竟然去插手社会问题，它就不成其为宗教了。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即便是在此生之中，也是一种直接呈现给他的宗教创造物。他的阿辽沙反对一切的文学批评，甚至包括俄罗斯的文学批评。他关于基督生平的著作如果写出来了——他经常打算要写——一定会成为一本真正的福音书，就像原始基督教的福音书那样，后者是完全独立于古典和犹太文学形式以外的。在另一方面，托尔斯泰则是一个西方小说大师——《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便无人能敌——他即使是穿上农民服装的时候，也还是一个文雅社会的人物。
在此我们可以把首尾勾勒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圣徒，托尔斯泰只是一个革命家。托尔斯泰是彼得大帝的真正继承人，从他这里，也只有从他这里，才会产生布尔什维主义，这种主义不是彼得主义的反面，而是它的终结，是社会的东西对形而上的东西的最后凌辱，因此之故，事实上也是假晶现象的一种新形式。假如彼得堡的建造是敌基督者的第一个行动，则彼得堡所形成的社会的自我毁灭，就是第二个行动，农民的心灵必能感受到这一点。由于布尔什维克并不是民族，甚至不是民族的一部分，而是这种彼得社会的最低阶层，和其他阶层一样，同样是外来的、西方的，但不为其他阶层所承认，因而满怀被践踏的怨恨。社会的政治、知识阶层，还有开始是以浪漫主义的行话、接着又以经济的行话来捍卫自由和改革的文学，以及其本身就属于社会的受众——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大都市的，是“文明化的”。真正的俄罗斯人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门徒。尽管他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