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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到公元3000年时学者们还利用今天的有关名称、语言遗迹的研究方法及关于原始的家和迁徙的概念去进行工作，我们真想象不出他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例如，约在公元1300年时，条顿的武士们赶走了异教徒的“普鲁士人”，而到1870年，这些人经过漫游后又突然出现在巴黎的大门口！罗马人迫于哥特人的压力，从台伯河流域迁徙到了下多瑙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定居在波兰，在那里，他们说拉丁语吗？查理曼在威塞尔河（Weser）打败了萨克森人，后者因此迁徙到了德累斯顿的附近，他们的地方被汉诺威人（Hanoverians）占领了，按朝代名称看，汉诺威人的原始居住区当是在泰晤士河！记录下名称之历史而不是民族之历史的历史学家忘记了名称也有自己的命运。语言亦是这样，由于它的迁徙、变异、胜利和失败，有时，甚至对于与其有关的民族的存在，我们也无法得出什么结论。印欧语言研究工作尤其犯有这一基本的错误。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普法尔茨”（Pfalz）和“喀拉布里亚”（Calabria）这两个名称曾换来换去，尽管希伯来人曾经从巴勒斯坦被赶到华沙，波斯人从底格里斯河被赶到印度，可是，从埃特鲁里亚人的名称的历史及从勒谟诺斯岛（Lemnos）上的所谓“替尔西尼”（Tyrsenian）铭文中，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或者，从法国人和海地黑人使用共同的语言来看，能不能说他们曾经构成过一个单一的原始民族呢？今天在布达佩斯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地区，人们说两种蒙古语、一种闪米特语、两种古典语言和三种斯特夫语，这些言语共同体全都觉得它们自己本质上就是民族。如果我们在此想建立一种迁徙史，方法上的错误就会体现在某些奇怪的结论中。“多立克”是一个方言名称——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全部。毫无疑问，在这类方言中，只有少数几支方言能迅速地传播开来，但是这并不能证明那归属于它的人类族系也有过传播，甚至都不能证明这种族系的存在。
二
由此，我们产生了现代历史思想中的一个特别的观念。如果一个历史学家遇到了某个已获得某种成就的民族，他就觉得他应当替这个民族回答一个问题：它是从哪里来的？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有一个来处，有一个原始的家，是关涉到尊严的问题。说我们发现它的地方就是它的家，这几乎是一个侮辱性的臆断。流浪是原始人类所怀抱的一种传奇性的动机，但是，把这一动机运用于严肃的研究也已经成为一种十足的狂热。中国人是否侵入了中国，或者说埃及人是否侵入了埃及，没有人研究过，问题始终是：他们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从什么地方侵入的。认定闪米特人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或雅利安人起源于迦南（Canaan），比放弃原始的家这个概念肯定要省力一些。
现在，所谓所有的早期人口皆是高度流动的，这个事实是没有疑问的了。例如，利比亚人问题的秘密就在这个事实当中。利比亚人或他们的祖先说的是含米特语（Hamitic），但是，甚至从古埃及的浮雕也可以看到，他们都是金发碧眼的人，因此无疑是源出于北欧的。在小亚细亚，从公元前1300年以来至少有三个迁徙层是被确定了的，它们可能和“航海民族”在埃及的几次侵袭有关；类似的情形在墨西哥文化中也能够看到。但是，对于这类迁徙的性质，我们一无所知。无论如何，毫无疑问，迁徙这类活动是现代历史学家喜欢描绘的——被挤压在一起的人们成群结队地穿过陆地，或是自己向前推进，或是被人推进，直至最后定居在某个地方。并不是民族本身的改变，而是我们对其所形成的概念的改变，损害了我们对民族的性质的看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并不流浪，而对于古代民族所热衷的流浪，也必须在极其仔细地考察之后才能给其贴上这个标签，因为这个标签并不永远代表相同的事情。人们喜欢用一个不变的动机来解释这些迁徙，这就是物质的需要——这个解释是苍白无力的，只具有与提出这一解释的时代相适应的价值。通常地，饥饿会引致十分不同的努力，它当然只是迫使种族的人背井离乡的最后一种动机——尽管可以理解的是，当这些人群突然遭遇军事上的阻力时，常常就会感觉到这种动机。毫无疑问，在这种率直、强悍的人身上，从他的心灵深处涌现出来的，正是那种想在自由的空间中活动的原始的、小宇宙的渴望，这渴望即是对冒险、对闯荡的爱，是对权力和掠夺的急切心情，亦是对事业、屠杀之快乐、英雄的牺牲的一种几乎不为我们所理解的炽热的欲望。毫无疑问，内部的倾轧或对强者的报复的恐惧，也常常是迁徙的动机，但这也是一种强悍的、男子气的动机。诸如此类的动机是有传染性的——“那呆在家里的人”是一个懦夫。再者，难道十字军或科特兹和皮萨罗（Pizarro）的远征，或我们时代的“疯狂的西方”开拓者的冒险也是普通的身体上的饥饿所引起的吗？在历史上，我们发现，一小撮侵入广阔土地的人，总是被血气的召唤，被追求高级命运的渴望所驱使的。
并且，我们还必须考虑一下被入侵者侵入的国家的状况。它的特征总是或多或少有所改变，但这些改变不仅是由于外来移民的影响，而且越来越多是由于土著居民的本性，毕竟，他们在数量上是占绝对优势的。
显然，在无人区，弱者只求躲避攻击是很容易的，一般来说，他们的这个愿望是能够得到满足的。但是后来，在人口越来越稠密的情况下，侵入者就会赶走弱者，弱者要么是成功地保卫自己，要么就得取得新的土地以替代旧的土地。空间冲突已经存在了。没有一个部落的生活能在所有方面不与外界保持经常的接触，不会不怀着猜忌地随时准备诉诸武力。战争严酷的必然性教育了人们。民族，由于其他民族之故，由于反抗其他民族，精神上才会变得伟大。就这样，武器变成了对付人的，而不是对付野兽的。最后，在众多历史时期中，我们只有一种迁徙形式是值得重视的——武士成群结队地横扫住满了人的国土，那上面的居民还在过着平静而诚实的生活，他们已成为战利品的一个主要部分。在这时，由于胜利者居少数，许多全新的情形出现了。具有强悍的精神形式的民族在人数多得多但却没有精神形式的土著民的上面发展壮大，至于民族、语言和种族的进一步转变，则取决于更复杂的具体因素。自伯洛赫和德尔布律克从事具有决定性的研究以来，我们知道，所有迁徙的民族——居鲁士的波斯人、玛美尔提尼人（Mamertines）和十字军人，东哥特人和埃及铭文中的“航海民族”，都属于这种意义上的民族——比起它们所占领地区的居民来，在数量上是非常少的，只有几千个战士而已，他们只在一个方面优于本地人，那就是他们决心要成为一种命运，而不是屈从于命运。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不是可以居住的，而是已经有人居住的，因此，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地位的问题，迁徙变成了出征，定居过程变成了政治过程。在此，又一次，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定历史的时间范围内，一小队战士的胜利及随之而来的胜利者的名称和语言的传播，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民族的迁徙”——面对这一事实，我们有必要重复一下我们的问题，就是：事实上，在人、物和各种因素中，到底哪个是能够迁徙的。
在此有一些答案——一个地区或一个集体的名称（或一个被追随者所采用的英雄的名字），由于传播的原故，在这里消灭了，在那里又被一种完全不同的居民所接受或被传给他们：因为它可以从土地传到民族，并随民族而流动，反之亦然；征服者的语言或被征服者的语言，甚或第三种语言，为了相互了解而被接纳；或一个首领的武士组织征服了整片的国土，并通过被俘虏的妇女进行繁殖；或是一群由冒险家组成的乌合之众、一个带着妇女和孩子的部落，比如公元前1200年的非利士人（Philistines），他们完全按日耳曼人的方式，坐着他们的牛车，沿腓尼基海岸旅行到埃及。在这种种情形中，我们又要问一问，我们能否从名称和语言的命运中得出关于民族和种族的命运的结论呢？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坚决的否定。
在公元前13世纪时不断袭击埃及的“航海民族”当中，出现了达奈人和亚该亚人的名称——但在荷马时代，此二者几乎都是神话的名称——还出现了卢加（Lukka）的名称——后来这个名称用来指吕西亚（Lycia），尽管这个国家的居民称自己叫做特拉米列人（Tramilae）——还出现了埃特鲁里亚人、撒丁人（Sards）、西西里人的名称——但这根本不能证明这些“图沙人”（Tursha）说的是后来的埃特鲁里亚语，也不能证明它们和意大利的有着相同名称的居民具有一丁点的体质上的联系，也不能使我们有资格说他们是“同一个民族”。假定勒谟诺斯铭文是埃特鲁里亚文，而埃特鲁里亚文又是印欧语言，那由此就可在语言史的领域得出许多推论来，但是，在种族史的领域，是会一无所获的。罗马是一个说埃特鲁里亚语的城市，但这个事实对罗马民族的心灵就完全没有影响吗？因为罗马人说的恰巧是一种拉丁方言，故而他们就属于印欧语系吗？人种学家承认有一个地中海的种族和一个阿尔卑斯山的种族，承认在它们的北方和南方，北日耳曼人和利比亚人在体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但是，语言学家知道，巴斯克人由于言语之故属于一种“前印欧语系”——伊伯利安（Iberian）——的人口。这两种见解相互排斥。迈锡尼和梯林斯的建立者是“希腊人”吗？——这和问东哥特人是不是日耳曼人是一样恰当的。我承认，我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在我看来，“民族”是一个心灵的单位。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实际上不是由民族完成的；而是这些事件本身创造了民族。每一项行动，皆会改变行动者的心灵。即使在这事件之先有围绕着一个著名的名字或在一个著名的名字之名义下结成的某个群体，可在那个名字的威望背后有一个民族而不仅仅是一群人的这个事实并不是事件的条件，而是事件的结果。东哥特人和奥斯曼人之所以成为后来的样子，是由于他们在迁徙中的运气所致。并没有“美国人”从欧洲迁徙到美国；佛罗伦萨的地理学家亚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名字在今日指明的不仅是一个大陆，而且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该民族的特性在1775年、尤其是1861～1865年的精神动乱中宣告诞生。
这就是“民族”这个词唯一的涵义。言语的统一和生理的家世皆不是决定性的。使民族和人口区分开，使民族从人口中提升出来，并在将来某一天使它重新在人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东西，永远是那作为族类之“我们”的内在生活经验。这种情感越是深刻，民族的生命力就越是强悍。民族的形式，有强悍的，也有温驯的，有昙花一现的，也有不可毁灭的。它们可以改换言语、名称、种族和土地，但只要它们的心灵尚在，它们就能汇聚并改变任何地方、任何来源的人类素材。汉尼拔时代的罗马人的称号意指着一个民族，而在图拉真时代，则仅指一种人口。
当然，我们常常有十足的理由把民族和种族相提并论，但在这种场合下的“种族”，不可用今日达尔文式的意义来加以解释。确实地，我们不能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一个民族被维系在一起仅仅是由于生理起源上的统一，或认为它甚至能把这种统一性维持达十代之久。我们可以不厌其烦地重复说，这种生理起源之说，除了对科学而言之外，根本就不存在——对民族意识而言，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一个民族曾对这种血统纯洁的理想产生过狂热之情。在种族中，并没有什么物质性的东西，而只有宇宙性的和方向性的东西，只有对一种命运所感受到的和谐，只有历史存在的行进的单一节奏。正是这种（全然形而上的）脉动的不协调，产生了种族仇恨，德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这种仇恨，跟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这种仇恨是一样的强烈；而也正是这种脉动的和谐，产生了夫妻之间的真正的爱——这和仇恨是一样的。没有种族观念的人，绝不会了解此种危险的爱。如果现在说印欧语言的人类中有一部分怀抱有某种种族理想，则由此被证明的，并不是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原型民族的存在，而是那一理想的形而上的力量和权能。非常有意义的是，这种理想从未在全体人口中体现出来，而主要地是体现在人口的武士部分，特别是在它的真正的贵族当中——也就是，在那些完全生活在事实的世界、生活在历史生成的魔力下的人们当中，在那些敢作敢为的命运的人当中——并且，恰恰是在早期时代（另一个有意义的方面），一个生来对品性和尊严感到陌生的人，不经过特殊的困难便能获准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对妻子的选择，乃是为了他们的“血统”，而不是为了后代。相应地，在真正的僧侣和学者的天性中，种族特征的痕迹要薄弱一些（甚至在今天也还能看出来），尽管这些人和其他人在血统关系上常常是很接近的。一个强悍的精神可以把身体锻炼成一件艺术品。罗马人就是在混杂甚至形形色色的意大利部落中形成为一个有着最稳固、最严格的内在统一性的种族的，那种统一性既非埃特鲁里亚的，亦非拉丁的，也不仅仅是“古典的”，而专门地是罗马的。没有一个地方把凝聚一个民族的力量有像共和晚期的罗马人半身塑像那样一目了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例子——没有别的例子可以像它那样更清楚地展示出学者们有关民族、语言和种族的那种种看法所必然引起的错误——在这个例子中，有着最终的、可能是决定性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阿拉伯文化仍没有被承认是一个有机体。这就是波斯人的例子。波斯语是一种雅利安语言，因此“波斯人”是一种“印欧民族”，因此波斯的历史和宗教属于“伊朗”语言学的范畴。
首先，波斯语是和印度语处于同一等级，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派生出来的语言呢，抑或仅仅是一种印度方言呢？在印度的古吠陀经文与大流士（Darius）的贝希斯顿（Behistun）碑铭之间，有七个世纪的语言发展是没有文字的，因而这个时期的语言发展也是十分迅速的。这个间隔之大，几乎相当于塔西佗的拉丁文和842年斯特拉斯堡誓约的法文之间的间隔。现在，特勒阿马尔奈的文字和波伽兹科易的档案告诉了我们公元前第二千年代中叶——即武士制度的吠陀时代——的许多人和神的“雅利安”名字。而提供这些名字的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然而，爱德华·迈耶尔认为，它们是印度的而不是波斯的，而且现今已发现的数字的情形也是一样。并没有所谓波斯人的单位，也没有我们史学家意义上的其他任何“民族”的单位。他们都是印度的英雄，他们一直西进，以他们的贵重武器即战马和他们自己的热忱而成为在日趋衰老的巴比伦帝国的广阔世界里的一支力量。
大约公元前600年，在这个世界中出现了帕西人（Persis），他们是一些务农的野蛮人，住在一个很小的区域，但人口在政治上是统一的。希罗多德曾说，在波斯的诸部落中，只有三个属于真正的波斯民族。这些古代骑士们的语言在山区存活下去了吗？“波斯人”这个称呼真的是由一个地名转变而来的民族名吗？非常相似的米底人（Medes）就只是得自一个地名，在那里，一个上层武士阶层通过伟大的政治成就而渐觉自己是一个单位。在萨贡极其继承者的亚述文献中（约在公元前700年），随同非雅利安的地名一起发现了大量“雅利安”人名，全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