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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言语和真理是相互排斥的。事实上，正是因此，使得在使用固定语言的时期，出现了一种典型的“人物品评家”，他们整个地就是种族，知道怎样去把捉说话的人。用那锐利的目光看着一个人，透过野外的竞选演说（stump speech）或哲学的话语去了解说话的人，透过祈祷词去洞察祈祷者的内心，透过普通的善言温词去洞悉具有社会重要性的更本质的层次——实时地、直接地、并怀着一切宇宙事物所特有的不言而喻的确定性去做到这一切——这是真正禁忌方面的人所缺乏的，对这种人来说，一种语言无论如何都带有说服的作用。一个同时又是外交家的牧师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牧师。一个康德式的伦理哲学家决不是一个“人物品评家”。
那在言谈中说谎的人，总会不知不觉地在举止上自露马脚。一个用举止去掩饰的人，总会在语调上自现原形。正是因为僵化的言语把手段和意思分离开了，因而言语用手段骗不了敏锐的鉴赏家。一个行家里手只要看一眼人的步态或字迹，就立刻能从字里行间看出言外之意，就能对那人的情况了如指掌。精神上的交往越是深入和亲密，就越是不需要借助经由醒觉意识的符号和联系。真正的情谊只需了了数语就能被理解，真正的信仰是根本不需言语表达的。老夫老妻的农民便是那不需再用语言就能获得理解的最纯粹的象征，他们黄昏时分坐在自己的茅舍前，一句话不说，便能心心相印，每一方都知道对方的所想所感。言语只会破坏那种和谐。从这种相互了解的情境中，有这样或那样的某种东西恢复了，这东西超越了高级动物世界的集体生存，深深掩藏在自由运动的生命的原始历史中。在此，来自醒觉意识的传达，有时离完成已只有一步之遥。
民族、种族和语言（3）
五
在所有已经被固定的符号中，没有一种比我们在其目前的状态中称之为“文字”的那种符号的后果更重大的了。毫无疑问，文字属于纯粹人类的言语历史，但有关文字语言的“起源”的观念，至少是有关它的传统的观念，一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和贫乏无味的，就像有关言语的某个起点的观念一样。对于后者来说，一个准确的开端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是和小宇宙的本质共存的，且包括在小宇宙的本质中；对于前者来说，那种准确的开端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要求以许多种已充分发达的交往言语作为前提，同时，它所构成的只是一个缓慢而平静地进化的因素——尽管最后会成为支配性的因素。所有的学说（不论它们彼此间如何正面地冲突），例如冯特（Wundt）的学说和耶斯佩森（Jespersen）的学说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们用语词来研究说话，好象说话是某种新的自足的东西，这不可避免地会把他们带到一种根本上错误的心理学。实际上，文字语言是很晚才出现的一种现象，但它并不是一枝新芽，而是一切有声言语的词干上的一个分枝所开的最后一朵花。
实际上，纯粹的文字言语是不存在的。没有人在说话的时候，除使用既定的词汇之外，不利用其他的言语方式，比如重音、节奏、面部表情，这些东西比文字的语言更加原始，而且，文字的语言和这些东西已完全相互纠缠在一起了。因此，对于今天有着极端错综复杂的结构的文字语言的集合，十分有必要避免将其看作是具有一种同质历史的内在统一体。我们所知道的每一种文字语言皆有着十分不同的方面，而这些方面的每一种在其语言的整体历史中又都有各自的命运。没有一种感官知觉和词的使用的详细历史全然地无关。此外，我们还必须非常严格地把有声的语言和字句的语言区分开来；前者甚至连较为简单的动物物种都熟悉，后者在某些特征上——其实就是个体的特征，但因此也是最重要的特征——是根本不同的某个东西。对于每一个动物来说，声音语言，进而还有表现的动机（愤怒的吼声）和交往的符号（警告的叫声），是可以清楚地区分开的，而且，可以说，最早的词的情形无疑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么说的话，字句的语言是作为一种表现语言还是作为一种交往语言发生的呢？在十分原始的条件下，它是否多少独立于任何视觉性的语言如图画和姿势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没有答案，因为对于可以正当地称之为“语词”的前形式是什么样子，我们一无所知。语言学实在是太天真，它把我们今天所谓的“原始”语言（实际上，这是对很晚近的语言条件的不完全的描绘）当作有关语词和文字的起源的结论的前提来使用。在这类语言中，语词是一种已经确立的、高度发达的和不言自明的手段——也就是说，恰恰不是什么“原始的”东西。
毫无疑问，那使将来的世界语言有可能从动物世界的一般有声言语中分离出来的符号，就是我所说的“名称”——这是一个有声的影像，可拿来表示周围世界的某件事物，它被人看作是一种存在，并通过命名的行为而成为一种神意（numen）。我们没有必要去推测第一批名称是怎么得来的——在这个时期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人类言语中，没有一种能在此给我们提供最低限度的根据。但是，和现代研究的观点相反，我认为，决定性的转向不是来自喉结构造的变化，或来自声带构造的某个特殊性，或来自其他任何生理因素——如果说真的曾经发生过这类变化，那它们影响的也是种族方面——它甚至也不是来自一种逐渐增强的自我表现的能力，比如说，通过从字词到句子（H。保罗）这样的现成手段，而是来自一种深刻的精神变化。随名称而来的，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如果说一般的言语是恐惧的产物，是醒觉意识面对事实时涌现出来的深不可测的恐惧的产物，这种恐惧迫使所有的动物在渴望证明彼此的现实性和亲近性时不得不群聚在一起——那么，第一个字词，亦即名称的出现就是一次巨大的跃进。名称的滋养既来自意识的意义，也来自恐惧的源泉。世界不仅是存在着的，人们在其中还能感觉到一种奥秘。在表现语言和交往语言的更一般的对象之上和之外，人给那谜一样的东西以名称。野兽不知道谜的存在。对于这种最初的命名，人不能想得太过庄严和神圣。说出名称常常不是什么好事，应该让名称处于秘密状态，因为在它里面潜伏着一种危险的力量。由于名称的出现，人类就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即从动物的日常自然状态前进到了人的形而上的状态。在人类心灵的历史中，这是最伟大的转折点。我们的认识论习惯于把言语和思想放在一起，如果我们只考虑那些今天还能接触到的语言，那这就是对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比这更深入一步，我认为，随着名称的出现，本来意义上的宗教，确定的宗教，也从无形式的、类似于宗教的敬畏感当中出现了。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意味着宗教的思想。它是那摆脱了感觉的创造性的理解所具有的新概念。就像我们用一个十分重要的习语说，我们在“反思”、“沉思”某个东西。由于对被命名物的理解，一种高于一切感性生存的高级世界就开始形成了——这所谓的“高级”，既是依据明显的象征主义，也参照了头的地位，亦即人们（常常努力清楚地）推测的，头是思想之家。这种高级世界赋予了原始的恐惧感一个对象和一种解放之光。后来时代的一切哲学的、学术的、科学的思想一直是且仍然是以这种宗教的最初思想作为自己的最深厚的基础。
我们必须把这些最初的名称看作是一种高度发展的声音语言和姿势语言的符号储存中十分不同的和个别的因素，对于那符号储存的丰富性，我们再也无法想象，因为其他的这类手段已成为文字语言的隶属，它们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它们与文字语言的联系。然而，当名称开始使交往技术变形和精神化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是靠得住的——即眼睛的优势压倒了其他感官。人的觉醒和认识必须是在有光亮的空间中，他的深度经验是向光源和光阻的一种放射，他设想他的自我处在光的中心。“可见”或“不可见”交替地支配着产生最初的名称的理解状态。最初的神力（numina）有可能是在光的世界中以其效果而被人感觉到、听到和观察到而非看到的东西吗？毫无疑问，那众多的名称，和别的标志着世界事变过程中的某个转折点的东西一样，必定发展得既迅速又有力。在整个光的世界中，一切都具有空间的位置和在空间中持续的性质，这光的世界——在那原因和结果、事物和性质、对象和主体的紧张关系中！——很快就获得了无数的名称，并就这样铭刻在记忆中，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记忆”就是通过名称去理解被命名物的一种储存能力。在被理解的视觉对象的领域之上，加上了一个更理智的命名物的领域，它和前者都具有按极性安排并被因果原则所支配的纯粹广延物的逻辑性质。一切词型，如格、代词和介词（它们当然产生得较晚），都具有关于被命名的单位的因果的或局部的意义；形容词和动词也常常成双成对地产生出来；通常＇如在卫斯特曼（Westermann）所研究的非洲西部的埃维语（E’we）中＇，同一个词由于发音的高低而表示诸如大与小、远与近、被动与主动等特性。后来，这些姿势语言的残余完全变成了词的形式，例如，我们在希腊文的μακροs（大）与μικροs（小）及埃及文中表示痛苦的u音中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开始于这些成双成对的正反词的对立思考的形式，构成了一切无机逻辑的基础，并把关于真理的每一种科学发现都变成了概念矛盾的运动，其中最普遍的例子就是旧观点和新观点的概念被对比成“谬误”与“真理”。
第二个伟大的转折点是文法的运用。现在，除了名称以外还有了句子，除了词的称名以外还有了词的关系，随之而来的，反思——它是一种运用词的关系所进行的思考，它来自于用词的标记来标明其存在的事物的知觉——成了人的醒觉意识的决定性特征。交往语言在真正的“名称”出现之前是否就已经包括了有效的“句子”，这是一个很难以回答的问题。句子，按这个词目前被接受的意义来理解，其实是在这些语言的内部、根据它自己的条件、按照自己的阶段发展起来的，但是，其前提就是得有名称先行存在。句子作为一种概念关系，只有随着与其诞生一同出现的理智的变化才有可能。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假定，在高度发展的无词的语言中，特征或特性一个接着一个在持续的实际运用过程中转变成了词的形式，并由此以一种日益牢固的结构而奠定了其位置，这就是我们今日的语言的原始形式。因此，所有文字语言的内部结构都是建立在古老得多的结构的基础上的，为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它不必依赖词的储备和它的命运。
事实上，情形正好相反。因为，随着句法的出现，原始的个别名称变成了词的体系，这些词的特征是给定的，但不是通过其固有的意义，而是通过其文法的意义。名称是作为某种新奇的和整个地自足的东西而出现的。但是，词类则是作为句子的要素而出现的，从此以后，醒觉意识的内容就有如滔滔江水涌入词的这个世界，它们要求在词的世界中得到标明和表现，直到最后，甚至于“所有的一切”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态变成了一种词，能为思维过程所采用。
从此以后，句子就成了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用句子而不是用词语来说话了。时常有人试图给这两者下个定义，但从来没有成功。根据F。N。芬克（Finck）的说法，词的形成是心理的一种分析活动，而句子的形成是心理的一种综合活动，前者先于后者。可以证明，作为印象而被接受的同样的现实性会获得不同的理解，因此，词也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界定。但是，根据通常的定义，一个句子是一种思想的词语表现，是说话者心灵中的几种观念的联系的一种象征（保罗就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要从句子的内容来确定它的性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仅仅是，我们把那些相对而言最大的机械单位叫做是被使用的“句子”，而把那些相对而言最小的单位叫做是“词”。文法规则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才是有效的。但是，一当我们从理论过渡到实践，就看到，通常所使用的语言不再具有这样的机械结构；它服从的不是规则，而是节奏。因此，在把要传达的东西按一定排列置于句子中时，就先验地包含了一种种族特征。同样的句子，对于塔西佗和对于拿破仑而言，对于西塞罗和对于尼采而言，是迥然不同的。英国人遣词造句的方式，与德国人判然有别。在原始的、古典的、中国的和西方的言语共同体中，决定句子单位类型的，并由此决定词与句子的机械关系的，不是观念和思想，而是思考的过程，是生命的类型，是血气。文法与句法之间的边界，应当划定在言语的机械方面终止和说话的有机方面开始的地方——后者指的是一个人用以表达他自己的方式、用法、习惯、观相。另一个边界，则在于词的机械结构变为声音构成及表现的有机要素的地方。英国的移民，即便是小孩，常常也能从英文“th”的发音方式而被辨认出来——这种发音方式乃是土地的一种种族特征。只有在这些范围内的东西，才可以正当地称之为“语言”，它具有体系，是一种技术工具，能够被发明、被改善、被改变和被废弃；相反地，发音和声音表现则是附着在种族之上的。我们识别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人，不需要看到他，而只要听他的发音；不仅如此，我们还能以此来识别一个异族的成员，即便他能说一口纯正的德语。巨大的声音变异，如加洛林时代的古高地德语和哥特晚期的中古高地德语，是有地域界限的，而且它们只影响语言的言说，而不影响句子与词的内在形式。
我刚刚已经说过，单词是句子中相对来说最小的机械单位。可能再也没有东西能像各个人种获得此等单位的方式那样最可代表其思维的特征。例如，对于班图（Bantu）黑人来说，他所看见的某个东西，首先是属于一大堆的理解范畴。相应地，那用来表示这个东西的单词，总包含着一个核心或词根，包含着一大堆单音节的字音。当他说到田野中的一个妇女的时候，他大体会用这样的词：“活的－一个－大的－老的－女的－外面的－人”；这里共有七个音节，但它表示一种单一的、头脑清醒的、而在我们看来却是十分陌生的理解行为。在有一些语言中，词所涵盖的范围，几乎和句子不相上下。
以文法的结构逐渐地取代身体或声调的姿态，这在句子的形成过程中实在是一决定性的因素，但是此一过程从未完成。世上并没有纯粹的文字语言。用单词来说话的活动，当它变得越来越精细时，便会通过字的发音，唤起了我们的意义感觉，转而又通过词组的发音，进一步唤起我们的关系感觉。故而，我们在语言方面的学习，使我们在这种简捷象征的形式中，不但能了解光的事物和光的关系，而且能了解思想的事物和思想的关系。语词原先只是用于命名，使用也不确定，故而，听者要想理解，就必须去感受说话人的意思。言语就是这样，也只有言语是这样，故而，容貌和声调在现代言语的理解中所起的作用，远较一般公认的要大。对于许多的动物来说，甚至可以设想实词符号的存在，但动词符号的存在决无可能。
在这一把文字言语的形成多少引向终止的历史中，最后的一个重大事件便是动词的产生。自一开始，这个事件便意味着一种高度的抽象。因为实词是这样的一些词，通过它，那在明亮的空间中被感觉所确定的东西，也将在事后的思考中成为可唤起的，而动词则是对变化类型的描述，这种变化类型是看不见的，而只能通过注意各个别情况下的特殊特征，通过从这些特征中抽取概念，来从千变万化的光的世界中提取出来。“下落的石头”原本只是一种单位印象，但我们首先把运动和运动物分开，然后把下降当作一种运动从无数其他种类的运动——下沉、踉跄、绊倒、滑倒——中分离出来。我们“看”不到那种区别，但我们“知道”它。逃与跑、或飞行与漂移之间的差别，全都超出了它们所产生的视觉印象，只有通过一种受过词语训练的意识才能了解。但是现在，由于这种动词思考的出现，甚至生命本身也可以成为沉思的对象。从在醒觉意识中留下的活生生的印迹中，从生成之物（单纯模仿性的姿势言语对它从不过问，也从不加以考察）的环境中，生命本身的东西——即出现的独特性——被无意识地消除了，剩下的东西作为某一原因的结果（风的吹拂、闪电、农民的耕种），在纯粹广延性的描述下，被置于了符号体系的适当位置。人们必须全身心地埋头于主语和谓语、主动和被动、现在时和完成时的牢固的确定性中，才能认识到理解在这里是多么完整地掌握了意义和非心灵的现实性。在实词中，人们还能把心理的东西（观念）看作是视觉物的副本，但在动词中，人们用无机的东西来取代了有机的东西。我们是活着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此时此刻正感知着某物——这个事实最终成为被感知物的一种属性。依据词的思维，被感知物即是持存，亦即现在时态的“是”（is）。就这样，最后形成了思想的各种范畴，并按照什么是其所固有的，什么不是其所固有的而分成许多等级；就这样，时间作为一个维度、命运作为一种原因、活生生的事物作为化学的或心理的机制而出现。数学思想、司法思想和教义思想的风格就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
而且，通过这种方式，还产生了在我们看来与人的本质不可分割的不一致性，而实际上，这种不一致性只是词的语言在人的醒觉意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表现。自我与对方之间的这种交往工具，因为它的完善而从动物性的感觉领悟中形成了一种用词来进行的、代替感觉的思考。那种无谓的思考——亦即所谓的“吹毛求疵”——就是用词的意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