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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如果说文化的早期阶段的特点便是城市从乡村中诞生出来，晚期阶段的特点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斗争，那么，文明时期的特点就是城市战胜乡村，由此而使自己摆脱土地的控制，但最后必要走向自身的毁灭。城市是无根的，对宇宙事物是无感觉的，它不可变更地把自己委身于石头和理智主义，由此产生了一种形式语言，以复制城市本质的一切特征——这不是一种生成和成长的语言，而是一种既成和完成的语言，它当然能够改变，但不能进化。现在，主宰一切的不是命运而是因果律，不是活生生的方向而是广延。由此言之，一种文化的每一形式语言及其进化的历史，都要依附于其源头性的点，而文明化的形式则可以四处为家，因而只要出现了，便能无限地扩展下去。确确实实，汉萨同盟（Hanse）在北俄罗斯的贸易中心的城镇的建筑是哥特式的，西班牙人在南美洲的建筑是巴罗克式的，但是，在西欧的范围以外，哥特式的风格历史的演进，哪怕最短小的一章，也是不可能的，亦如阿提卡或英国的戏剧，或赋格曲的艺术，以及路德式的或奥菲斯式的宗教，不可能为外来文化的人民所传播甚至内在地吸收一样。但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我们的浪漫主义的本质，却是无区别地属于一切都市人的东西。浪漫主义标志着歌德以其广阔的视野称作世界文学的东西的开始——这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世界城市的文学，那土生土长但受到忽视的地方性的文学，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而到处同它做着艰苦的斗争。威尼斯的国家，或腓特烈大帝的国家以及英国式的议会（作为一种有效的现实），是不可能复制的，但“现代宪法”却可以“引进”到非洲或亚洲的任何国家，如同古典的城邦可以在努米底人（Numidians）和古代不列颠人当中建立起来一样。在埃及，通用的书写文字不是象形文字而是字母文字，这无疑是文明时代的一种技术发明。所以，一般地说，它不是像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希腊语或路德的德语那样的真正的文化语言，而是像通用的希腊语、阿拉伯语、巴比伦语、英语那样的世界语言，是世界城市中日常的实际用法的产物，是任何人和每个人都能学会的。因此，在所有的文明中，“现代”城市采取了越来越统一的类型。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对我们来说，哪里就是柏林、伦敦和纽约，就像罗马的旅行家一样，可以在帕尔迈拉（Palmyra）、特里尔（Trier）或迪姆加德（Timgad），或一直延伸到印度河及咸海的各希腊化城市中，发现他自己的城市中的那种圆柱建筑、有雕像的广场和神庙。但是，如此传播出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风味，不是真正的习俗，而是样式主义，不是民族的服饰，而是一时的时髦。当然，如此一来，那远方的民族不仅可以接受一种文明的“永久”赐予，甚至还能以一种独立的形式把这些赐予重新放射出来。像这一类的“月光”文明（“moonlight”civilization），可见于中国南部，尤其是日本（它在汉朝末年，约公元220年时，首先汉化了）；另外，爪哇是婆罗门文明的接替者，而迦太基则自巴比伦文明中获得了自己的形式。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醒觉意识的形式，这种醒觉意识现在过分的敏感，已到了不受任何宇宙力量的缓和或限制的地步，已成为纯粹理智的和外扩的东西，但也正因如此，它能有一种有力的产出，使其最后的光芒能散播到几乎整个的地球，并对其发挥影响。中国文明的形式的片断可能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木构建筑中被找到，巴比伦的度量衡可能在南洋被找到，古典的钱币可能在南非被找到，埃及和印度的影响可能在印加文化的土地上被找到。
但是，正当这种扩张的过程在超越一切边界时，文明的内在形式的发展也正在以一种深刻的连贯性完成自身。有三个阶段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来——文明从文化中解脱出来；优雅精致的文明形式的产生；以及最后，文明的僵化。对我们而言，这种发展现在已在进行之中。而在我看来，德国作为西方的最后民族，命中注定要去完成这一伟大的大厦。在这个阶段，所有关于生命——阿波罗式的生命、麻葛式的生命或浮士德式的生命——的问题，都已经被思考到了极限，已经达到了知与不知的最后的明确状态。人们不再为观念而斗争，或者说不再进行有关观念的斗争。那最后的观念——即文明本身的观念——已被扼要地阐述出来，技术和经济已作为问题被提了出来，随时等待处理。但是，这仅仅是一个伟大任务的开端；各种假设有待于展开，这种种的形式有待于应用到地球上的整个生存中。只有当这一步得以完成时，只有当文明不仅在形态上而且在总体上被确定地建成时，形式的僵化才会开始。在文化中，风格一直是自我实现的过程的节奏。但是，文明化的风格（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词的话）是作为完成状态的表现而出现的。它达到了——尤其是在埃及和中国——一种辉煌的完满状态，并且将这一完满状态传递给一种现在已内在地不可移易的生命的全部表现，传递给它的仪式和举止，以及其艺术实践的过分精致、过分雕琢的形式。至于那在渴望一种形式理想的意义上的历史，现在则不成问题，而是具有了一种确实的和简易的表面适应性，这种适应性一次又一次地想从目前基本上稳定的语言中制造出新的、无关紧要的艺术问题和解决办法。中国和日本的绘画（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以及印度的建筑的全部“历史”就属于这一类。正如哥特式风格的真正历史不同于这种假历史一样，十字军的骑士也不同于中国清朝的官吏——方成的不同于已完成的。前者是历史；后者则早已战胜了历史。我说的是“早已”；因为这些文明的历史仅仅是表面的，就像它们的大城市一样，面貌经常改变，但决不改变它们既有的本质。在这些城市中，没有心灵。它们是石化形式的乡土。
在这里，是什么东西灭绝了？而残存下来的又是什么？日耳曼各民族在来自匈奴的压力下占有了罗马的景观，因而阻止了古典世界作为“中国”的一个边陲国家延续下去，可这只是一种偶然。“航海民族”的运动（甚至其细节都和日耳曼人的运动的细节相似）自公元前1400年开始就和埃及文明相对抗，可只在克里特岛的区域获得了成功——他们在海盗船队的伴随下入侵利比亚和腓尼基海岸的伟大远征是失败了，如同匈奴入侵中国的失败一样。因此，古典文明是一种文明在充满光辉的时刻中断的唯一例子。不过，日耳曼人只是摧毁了上层的形式，并用他们自己的前文化的生活取而代之。“永恒的”那一层则从未被触及到。它隐藏起来了，被一种新的形式语言完全遮盖着，它藏匿在后来的整个历史的地下，今天，在法国南部、意大利南部及西班牙北部，还可依稀见到它的有形的残余。在这些国家里，大众的天主教从下面给其染上了一层晚期古典的色彩，使它和西欧上层的教会天主教十分显著地隔离开来。意大利南部的宗教节日展现了古典的（甚至前古典的）崇拜，在这个地区，一般地可以发现有一些神灵（圣徒），在对它们的崇拜中，古典的特性借天主教的名目而显现出来。
然而，在此，图象中出现了另一个因素，这种因素具有其自身的意义。由此，我们站在了种族问题的面前。
民族、种族和语言（1）
一
在整个19世纪，科学的历史图象因为一个来自浪漫主义或至少一定程度上受到浪漫主义影响的概念而有所损害——这就是在道德热情意义上的“民族”的概念。如果说早先在某个地方曾出现过一种新宗教、新装饰、新建筑或新文字，那么，由此而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问题就应当是——是哪一个民族产生了这种现象？如此来提出问题；是西方精神及其现代形式所特有的；但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样的提问都是虚假的，因而其对事件过程所作的任何描画必然地是错误的。“民族”，作为人们在其中历史地发挥作用的绝对基本形式，作为原始的家，作为原始的定居点，作为“其”人民的迁徙——所有这一切都是1789年的“Nation”（民族）和1813年的“Volk”（民族）——在最后的分析中，这两个概念都源自于英格兰和清教的自我确信——所表达的激动人心的观念的一种反映。但是，这种观念所包含的强烈的情感已经把它保护得严严实实，以远离批评的中伤。甚至敏锐的研究者也不明智地用它来把大量根本上不相似的东西包罗在一起，结果，“民族”发展成了一种确定的、想当然地认为被很好地理解了的单位量，而全部的历史就是通过这种单位量而被创造出来。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世界历史意味着各民族的历史——而对于希腊人和中国人来说，这并不是不辨自明的，或者说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其他的一切东西，如文化、语言、才智、宗教，都是由民族创造的。国家则是民族的形式。
本章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这一浪漫主义的概念。自冰河时期开始，居住在地球上的是人而不是“民族”。首先，民族的命运决定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父子间的（禁止）延续、血缘的纽带，形成了自然的群体，这揭示了一种想在某一景观中扎根的确定倾向。甚至游牧部落也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在某一有限的区域。由此，生命、存在的宇宙的－植物性的方面，便被赋予了一种绵延的特性。我把这称作种族。部落、宗族、氏族、家族——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某一血统的事实的命名，这血统的循环是通过生殖关系在某个狭小的或广阔的景观中来进行的。
但是，这些人在醒觉意识、感受性和理性上也具有生命的小宇宙的－动物性的方面。一个人的醒觉意识与另一个人的醒觉意识发生关系的形式，我称之为语言。语言起初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活生生的表现，是当作一种感觉被人所接受的，但逐渐地，它发展成为一种有意识的交往技术，这技术取决于对附着在符号上的意义的共同理解。
在范围方面，每个种族都是一个单一的大实体，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能把许多个体存在联系在一起的伟大的醒觉意识的有效形式。并且，除非我们把这两者放在一起研究，经常地相互加以比较，否则，我们就永远也无法获得对其中任何一方的最后发现。
而且，如果我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种族的构成成分和作为语言的拥有者，还有作为某一血缘单位的派生物和作为某一理解单位的成员，人有着不同的命运，不论是他的存在的命运，还是他的醒觉存在的命运——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那我们就永远也不可能理解人的高级历史。这就是说，人的种族方面的起源、发展和绵延期，与人的语言方面的起源、发展和绵延期，完全是相互独立的。种族是某种宇宙的和精神的东西，带有某种隐晦的周期性，而其内在的本质部分地是由重要的天文学关系所决定的。
另一方面，语言则是一种因果形式，是通过其手段的极性进行运作的。我们常说到种族本能和语言精神。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时间”和“渴望”这两个词的最深刻的意义属于种族；而“空间”和“恐惧”这两个词的最深刻的意义属于语言。但是，由于“民族”的观念的覆盖，迄今为止，我们对所有这一切还感到陌生。
因此，在世上，既有存在之流（currents of being），也有醒觉存在的联系（linkages of waking…being）。前者有观相，后者则是基于体系。种族，正如在周围世界的图象中所看到的，是所有体质特征的集合，只要这些特征对于有意识的物种的感官知觉来说是存在的。在此，我们必须记住，身体是经由从童年到老年来发展和完成其特殊的内在形式的，这一形式在身体成胎时就已经被指派好了；同时，我们还要记住，身体（抛开它的形式不论）又是永远在更新的。因此，除了人的生存的活生生的意义以外，身体没有什么是实际地存在于人的身上的，而对于生存的活生生的意义，我们所知的与其在醒觉意识的世界中自行呈现出来的是一样多。就其所能接受的种族的印象而论，高级的人类几乎整个地被局限于那出现在他眼前的光的世界中的东西，因此，对他来说，种族本质上是可见的特征的总和。但是，甚至对于他来说，也还有不少的残余力量，可从中观察到非视觉的特征，诸如气味、动物的叫声，尤其是人类的言语方式。相反，在其他的高级动物中，接受种族印象的能力断然不是以视觉为主导。它的嗅觉要更强一些，此外，动物还具有人类所完全不能理解的某些感觉方式。然而，只有人和动物能获得种族的印象，而植物则不能。不过，每个园丁都知道，植物也有种族。春天的花朵渴望着轮粉和受粉，它们尽管显得光辉美丽，却不能相互吸引，甚至看不见彼此，而必须求助于动物，它们的色彩和香气只为动物而存在，每当看到这些，我总是不胜伤感。
我称“语言”是醒觉的小宇宙的全部自由活动，只是因为它所谓的表现总是为了别人。植物没有醒觉的存在，没有被感动的能力，因此也没有语言。反之，动物生存的醒觉意识完全是一种言说，不论个体的行动是不是打算说什么，即便行动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目的在方向上全然不同，也是这样。一只孔雀开屏的时候无疑是在说话，但一只玩弄纺车的小猫也是通过它的离奇有趣的动作在无意识地向我们说话。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人是否意识到自己被人看到，其在动作上便会有差别；一个人往往会突然用全身的动作来有意识地开始他的说话。
然而，这种情形立即会引起两种语言之间十分重要的区分——一种语言只是为世界而表现，这是一种来自所有生命所固有的渴望的内在必然性，即渴望在见证物面前实现自己，渴望向自己展示自身的存在；另一种语言想要让自己被确定的存在所了解。因此，就有了两种语言，即表现的语言和交往的语言。前者只采取醒觉存在的状态，后者是醒觉存在的一种联系。所谓理解，就是用自己对信号刺激的意义的感受来对信号刺激作出反应。因此，所谓相互理解，所谓进行“交谈”，所谓对“你”说话，就意味着别人所领会到的意思正相当于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在见证者面前，表现的语言仅仅是证明“我”的在场，而交往的语言则以“你”的存在为前提。那个“我”是在说话的人，而那个“你”则意味着能理解“我”的语言的存在。对于原始人来说，一棵树、一块石头、一片云，都可以成为一个“你”。每个神灵都是一个“你”。在神话故事中，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和人交谈，我们只需观察一下我们自己在怒火中烧或诗兴大发的时刻的自我，就能认识到，甚至在今天，任何东西对我们都可以变成一个“你”。而且正是通过某个“你”，我们才第一次获得了有关“我”的知识。因此，“我”指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存在着一个通向某个他物的桥梁。
然而，要在宗教和艺术的表现语言与纯粹的交往语言之间划出一条准确的边界是不可能的。这在各高级文化及其形式领域的各自发展中也是如此（而且是尤其如此）。因为，一方面，人们在说话时不可能不把某些与纯粹交往需要无关但却要特别地加以强调的重要特征加进他的言说方式中；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在戏剧中，诗人总想“说出”他在一种忠告中说得同样好甚至更好的话，而在绘画中，绘画的内容总意味着教训、警告或劝善——例如希腊正教教堂中的连环画，总要与严格的教义保持一致，并具有一个公开的目的，就是使目不识丁的观众能够理解宗教的真理；还有荷加斯（Hogarth）的取代了布道的绘画；甚至于祈祷，这种面对着神的直接陈言，也可以用某人当面的崇拜仪式的演示来取代，以使那仪式对他的言说可以为他所理解。有关艺术之目的的理论争论有赖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一种艺术的表现语言决不只是一种交往语言，并且僧侣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人们相信，只有僧侣才知道人神交往所用的语言。
所有的存在之流都具有一种历史的印记，而所有的醒觉存在的联系都具有一种宗教的印记。我们所知道的、在每一真正的宗教或艺术的形式语言中，尤其是在每一种文字的历史中（因为书写文字是供阅读用的口头语言）所固有的东西，无疑也适用于人类一般的有音节的语言的源头——实际上，原初的语词（有关这些语词的结构，我们现在是一无所知）必定也有一种崇拜色彩。但另一方面，在种族与我们称作生命（作为争夺权力的斗争）、历史（作为命运）、或今天称作政治的事物之间，也存在着相应的联系。当一棵攀缘植物寻找附着点，以使自己能够环绕、胜过和压制树木，并最终扶摇直上、高出树巅的时候，我们总说这里面有一种政治性的本能；或者，当一只百灵鸟在高处婉转鸣叫的时候，我们总说这里面有一种宗教性的世界情感，这样的说法可能过于异想天开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从这类事情中，也就是说，存在和醒觉存在的发言，节奏和张力的发言，形成了一个不间断的系列，可直接导向每一种现代文明的完善的政治形式和宗教形式。
在此，终于找到了两个生疏的词——“图腾”和“禁忌”的关键，这两个词是人类学家在世界的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中发现的，它们的应用范围本来相当有限，但自发现后便悄悄地进入了研究的前景中。这些词越是捉摸不定，我们就越觉得从中可感触到一种不仅仅是原始人所具有的终极的生活基础。现在，作为上述研究的结果，我们已经明确了面前的这两个词的意义。图腾和禁忌描写了存在与醒觉存在、命运与因果律、种族与语言、时间与空间、渴望与恐惧、节奏与张力、政治与宗教的终极意义。生活的图腾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