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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尼率领的“全国联盟”则是右翼中的第二大党，这个政党直到今天还公然展示墨索里尼时期的法西斯标志。可见意大利人政治取向的差
异大到什么地步。而政治力量越是分裂，政坛斗争越是陷入泥沼，人民百姓就越是厌倦传统政客，期盼新鲜的面孔和有性格的强人。
当今民主政治的一大危机，就是这种厌恶政治的情绪，人民对严肃的政治议题丧失兴趣，见到正经的政治脸孔就感到沉闷。于是，一
批善于鼓动人民情绪、擅长表演多于从政的“明星”就有了可趁之机。日本从小泉首相以降的一系右翼政客，就是这种新世代角色的标本
示范。他们往往把自己包装成无惧传统、敢言敢当的反叛英雄．以经过精心设计的形象装作清流新风。
如果这些人恰巧还是富商，那就更有说服力也更危险了。泰国的他信就是一个例子，他不只可以调动庞大的竞选资源，使对手无力反
制，还可以用自己营商的成功例子说服国民：我既然搞企业搞得这么出色。治理政府当然也有一手；我既然自己赚个盆满钵满，当然也能
叫大家发财。
贝卢斯科尼是这类人里的极端。他不只有钱，而且拥有两项最足以左右意大利国民的资产：足球和传媒。他是意甲强队AC米兰的班
主，20世纪80年代叱咤一时的AC米兰“荷兰三剑客”就是他收购回来的宝贝。而他亲手创立的政党“意大利力量”（ForzaItalia），这个
名字原本就是来自意大利球迷为国家队呐喊加油时的口号．相当于中国球迷在场上吼叫的“雄起”。当他在1994年第一次出来竞选总理的
时候，AC米兰球迷会简直成了他的竞选后援总部，全国的AC米兰球迷也都自动过户变成他的选民。
最能巩固贝卢斯科尼权势的，当然是他独步意大利的传媒帝国。他不只利用电视和电台的时事节目设定了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议题，在
报纸上降低甚至消除任何不利于自己的讯息（例如他在法庭受审的报道），在杂志中追击抹黑对手的私生活。还利用旗下广告公司的户外展
板与大屏幕电视，把自己的样子散布到意大利全境。如果一个外国游客这阵子到意大利旅游，他大概会以为贝卢斯科尼是这个国家的国
王．而意大利则是他的私人庄园，因为他的笑容无处不在。这就是贝卢斯科尼给大家的最大启示：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面写的
“老大哥”是在掌握政权之后，才使得自己成为国民最熟悉的形象；现在一个富豪政客却可以先让自己的笑脸投射到每一个家庭之中，再
掌握政权。
原题为“意大利是富豪干政的坏榜样”，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5月03日
个人慈善取代不了社会公正
第一个总结市场经济规律的思想家，现代资本主义信念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其实也是批评资本主义最猛烈的人。
在《国富论》第一卷结尾，他痛斥商人“欺骗和压迫公众”，不止说他们“下贱”和擅使“卑劣的阴谋”，还说“商人工匠只知道为一
己的利益。他们所求的，只是到一个有钱可赚的地方”，甚至把他们形容为没有良心的冷漠公民，造成社会的“庸俗”。
相反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感论》里指出，真正使人称得上美善的是“多同情他人而少些只顾自己的感受，抑制吾人的自私欲望，
尽情发挥我们仁善的爱心——人性的完美由此组成”。
即便如此，他还是为资本主义鼓与呼，称颂“看不见的手”之美妙，说富人们的自利行为无形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并让其种类滋生的
繁衍，即使他们不是刻意如此，也不知有此后果。表面看来，亚当·斯密是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他明知市场经济无益于人性之完善，明
知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个道德的社会，但依然把他十分珍视的“四大美德”之一的恩惠，排除在他所设想的政治生活与社会体制之外。
因为在18世纪启蒙时代的背景下，他首要的战斗目标是政治和信仰的自由，而非古代学者如亚里士多德等所提倡的道德美善。在他看来，
市场经济是一种可以把人民从政治和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体系，还人以自由、买卖、投资和定居的自由。
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道德乃个人之事，政府不应该为所有人设定生活的目的和方式，它不能规定我们的信仰和人生规划，
也不能限制我们要过怎样的日子。市场经济不需要恩惠和同情心做它的基础，它根本就和这些道德无关。
公司为牟利而存在，这是一种社会体制；至于个人要不要行善，则是他自己的事。所谓有良心的资本家和有人性的资本主义，只不过
是两者之间的偶然碰撞，而非必然的因果结合。盖茨和巴菲特的仁慈并非市场规律的基础，纯属个人的取向。
比尔·盖茨最近发现要改善第三世界的卫生状况，不能不从减贫下手。但他立刻理解到要帮助贫民搞小买卖谋生脱贫，没有银行愿意
贷款是个难题，于是投资开设不以牟利为目的的“微型金融机构”。这就是巴菲特那句“市场经济解决不了贫富差距”的真义了，不以赚
钱为目标的银行和药厂是不存在的。
这两位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的善举，吊诡地彰显了一个根本问题：市场经济帮不了最苦的人，我们只能期盼个人偶发的善心。然而，这
世上还有多少个盖茨和巴菲特呢？
原题为“看不见手，更看不见良心”，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6年0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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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帝国的阴影
给人骂了几个月之后，默多克终于在8月9号开腔响应：“在收购《华尔街日报》的这三个月里，其中一件最辛苦的事就是面对批评
了，那些刻薄的语言只适用在搞种族灭绝的独裁者身上。”他也没说错，在《华尔街日报》将被他收购的消息传出之后，不只网上的另类
媒体大肆攻击这位“邪恶大亨”，连许多备受尊重的主流传媒也不放过这个“澳洲来的骗徒”。其实早在这桩震动全球媒体界的大事发生之
前，默多克的“邪恶”形象就已经家喻户晓深入民心了，甚至连007系列电影其中一集的反派角色也是用来影射他的。
默多克到底做错了什么？根据一些反对者的说法，他的罪行简直到了罄竹难书的地步，所以还真有好几本书即要用上数百页的篇幅来
罗列他的恶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指他降低了新闻的水平，例如他旗下的《纽约邮报》和《太阳报》都是擅长贩卖腥膻色甚至不实的驰名
小报，而他的旗舰电视频道“福克斯”（Fox）则不只立场偏颇，还常常把新闻弄得像是娱乐表演一样，乃当今“信息娱乐”（Infotainment）
潮流的代表者。
自从“九一一”之后，他的“新闻集团”更全力替美国新保守派护航，一方面歌颂出兵伊拉克的决策英明正确；另一方面则攻击反战
分子，把他们形容为“自由的敌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外，他也紧紧跟随鹰派的脚步，例如2006年中以色列轰炸黎巴嫩开启的战事，
就被他拥有的一份澳洲报章说成是，“以色列慷慨地送了一个大礼给黎巴嫩”。
对所有“反恐战争”和英美保守派的反对者而言，默多克固然是个大敌。但有趣的是，《华尔街日报》的言论也一向以保守派著称，
在经济上他们主张政府尽量放宽市场管制，与默多克的新自由主义立场非常接近；在政治上，他们让像JohnYoo这样的鹰派学者发表了许
多支持布什扩张总统权力的文章，在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幕僚利比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之际，还坚持为他辩护，这也应该很合默多克的
胃口。既然如此，默多克收购臭味相投的《华尔街日报》难道不是一次天作之合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担心《华尔街日报》会被玷污，
而自由派则痛骂默多克的野心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原来拥有《华尔街日报》的班氏家族一直被认为是美式报业家族的代表之一，比起其他的家族控制的《纽约时报》和
《华盛顿邮报》，他们对编辑自主的原则守得更紧，尽量不去干涉编辑的言论立场和运作方式。此外，《华尔街日报》还是一份出了名的性
格分裂的报纸，它的社论和其他言论版上的内容固然非常右倾，可是新闻却相当独立，甚至有和评论版对着干的势头。据说新闻部的记者
们私底下还会把评论部称作“纳粹党”。反观默多克，在他的牢牢控制之下，“新闻集团”一百七十多份报纸在“反恐战争”期间发出的几
乎是同一种声音。当年他收购英国的《泰晤士报》时也曾像现在买《华尔街日报》一样，答应公众绝不改变编采独立的传统，最后还是食
言收场。
更重要的是，是《华尔街日报》的保守乃一种价值上的保守，他们自有一套“自由市场与自由人民”的社会哲学。而默多克的保守似
乎只不过是种现实利益的需要，当撒切尔夫人主政英国的时候，他就站在保守党那边；当工党在大选稳操胜券，他就离弃了保守党的候选
人。近日的新闻，则是在他私下赞助的美国右翼的眼中钉希拉里，一个和他保守“理念”截然不同的“自由派”政客。此外，《华尔街日
报》出于自己的价值观，时常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今年使它夺得普立策奖的一篇报道就是一份大谈中国市场经济副作用的调查报告。
原题为“邪恶的梅铎”，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6年08月13日
超级财团垄断传媒的年代
这个世界上喜欢把原来很严肃的刊物变成媚众取宠的小报的老板，绝对不止是默多克一个人；和他一样事必躬亲总是要传媒紧跟自己
政治路线的，更是数不胜数；可是兼备这两项条件，同时还要很有钱也很有野心地去建立一个传媒帝国的，恐怕就只有默多克了。所以，
默多克是令人畏惧，甚至叫人厌恶的。
默多克收购《华尔街日报》，最叫全球传媒中人担心的还不是这份大报日后的走向和质素，而是整个媒体世界的命运。
言论自由是很脆弱的，它需要很多具体的条件来保证它的健康存在，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媒体所有权的分散。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假如
一个地方的传媒机构大多被政府或单一财团垄断，那么，任何不利于这个政府或财团的言论就不大可能出现了。再假如那个财团还有很明
确的政治取向，而且强硬要求下属媒体跟随，那么，不只所有不同于这个取向的意见会被消音，甚至连有碍于传播这个取向的一切讯息也
极有被排除障蔽的机会。
就算这个财团没有既定的政治立场，也不表示各种言论可以在它拥有的媒体上任意流布，因为它的生意太大太杂，所以它要顾虑的东
西也就比别人多了。就以默多克当年下令取消曾经是“千古罪人”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回忆录合约一事为例，彭定康那本书的出版社Harper
Collins其时还没有开拓中国市场的打算，为什么默多克要担心中国方面的反应呢？那是由于默多克还有别的生意要在中国做，他不想为了
区区一本书就失去了巨大的电影电视市场。如果HarperCollins还是一家独立的出版社，或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难道除了默多克就找不到别的出版社了吗？当然不是。除了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全世界还有时代华纳等五六家大集团，它们合共拥占
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出版市场。而且要注意，它们都是跨媒体经营的，在出版以外，它们更庞大的生意是电影、电视、电台和网络这些最赚
钱的产业。这是个超级财团的战国时代，谁想活下去，谁就要选择依附靠拢的对象。所以，《华尔街日报》的主要对手，英国的《金融时
报》最近也开始紧张了，急着要找可以栖身的大树。
这些财团大多来自美国，而美国的建国父辈都很了解言论自由与分散传媒所有权的重要，因此依循他们的精神，美国曾经有各种限制
传媒垄断的法例和规定，例如不准一家公司在同一个城市同时拥有电视和主要的日报，也不准一间公司在一个地区市场拥有多于两家的电
视台和多于六家的电台。这些规定是为了保证地方性的小媒体和媒体市场的多样性，以免被一把声音吞没了整个资讯环境。
但是，以新闻集团为首的这些大财团却出了一大笔钱在华盛顿搞游说，试图说服当局放松管制。他们的理由是传媒生意到底也是生意，
既然做生意要依循市场规律，政府就不应该去限制他们做生意的自由和破坏价高者得的买卖本质。这些道理不只完全符合近二十年来称霸
全球的新自由主义，也是默多克等人天天利用旗下媒体鼓吹的“常识”，所以，那些原来挡着他们发财的关口终于被一一攻破，几家财团
开展了瓜分天下的黄金之旅。值得一提的是，默多克聘用的许多说客本来就是负责管传媒的退休高官，他给出的高薪对仍然在位仍然掌权
的官员当然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私下为美英政治领袖提供捐款，公开利用媒体为他们做宣传的功绩就更不用说了。
《洛杉矶时报》透露，默多克的下一个目标将是《纽约时报》。看来，全世界唱同一首歌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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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太圆了，政治抓不牢
泛谈足球如政治的关系很容易，但如果要说清楚两者到底是怎么联系起来的话，就有点难度了。政客总是想利用足球；从希特勒、墨索
里尼到佛朗哥；都曾经试图让足球成为他们的宣传工具；而球迷也未曾停止过把自己的国仇家恨投射在足球之上，例如所谓“英阿大战”；就
一直被解读为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的福克兰群岛战役的延续。但是；足球为何能够担起这样的重任？围绕它的巨大情绪动力又是怎么来的呢？
伊朗大师级导演基阿鲁斯达米拍过一部片子，叫做《春风吹又生》，描述一个电影导演在伊朗山区的强烈地震之后，前往灾区寻找曾
在他上一部片子里担任主角的小孩。结果令人失望，直到片末，在一片颓垣败瓦之中，在流离的灾民堆里，我们就是看不见小男孩的踪影。
然后，动人的一幕出现了：就算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正在努力收拾破山河的伊朗人连帐篷都还没搭好，竟然先七手八脚地赶着架上天线，
装好电视，赶着收看1998年世界杯。电视打开那一剎那，远方球场上的喧哗立刻为这山谷带来了久违的生气。
在最绝望无助的时候，为了那一点点的甜美，生活还是值得继续过下去的。就像独立之后就陷入内战的安哥拉，三十年来的战火葬送
了无数百姓的性命，遍地皆是的地雷炸断了数十万计的大腿。但是敌对阵营的士兵偶尔碰上了却会踢场友谊赛，为了他日战场再见时能够
念在踢过球的因缘手下留情；而难民营里则不乏拄拐杖还在追逐用破皮包卷成的足球的儿童。如今安哥拉首度打入世界杯决赛周，虽在首
仗败给前殖民宗主国葡萄牙，可是虽败犹荣，斗志昂然，振奋了安哥拉全国上下的民心士气。战争可以摧毁一切，但是战争摧毁不了足球。
放在国际舞台，足球还可以织起最不可能出现的网路。例如这一届的世界杯，其中一个焦点，就是伊朗能否打进16强，因为曾经宣
称“纳粹大屠杀并不存在”及“以色列应该在地图上消失”的伊朗总统内贾德，届时可能亲赴德国观赛。欧洲政界及犹太人团体早就强烈抗议，
要求德国政府禁止他入境。在伊朗首战墨西哥的比赛中，也有许多人示威，谴责在场的伊朗副总统。可是最怪异的情况发生了，一批极右
德国新纳粹分子居然聚众游行，声援来自中东世界的伊朗队。这些平常在欧陆不会特别宽容的种族主义者，现在竟以内贾德为同道。
伊朗总统内贾德是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固然站稳宗教上的保守路线，受到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支援；但他同时也是个打民粹牌起家
的政客，精于迎合民意。而宗教上的保守主义和迎合大众的民粹倾向并非总是走在同一条轨道上的。
美国《新共和国》杂志主编FranklinFoer在《足球如何解释世界》一书中曾经报道过伊朗的“足球革命”，让我们了解到足球与政治的
复杂纠葛。在伊斯兰革命之前，足球就被巴勒维王朝奉为国家世俗化与现代化的一面旗帜，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及至什叶派教长掌握
政权，虽然讨厌这种袒露大腿的运动，但已无法将它从伊朗人的生活之中抹除。妙的是上任总统卡塔米和现在的内贾德都标榜自己是球迷，
在竞选的时候纷纷找来明星级球员助选。可见即使在伊斯兰神权政治里面，外来的足球还是一种统一民心的手段。
问题是在于世界杯是以国家而非宗教为单位的，这个世上只有伊朗队，没有“什叶队”。于是世俗化的民族主义和宗教的保守主义之间
的潜在矛盾就被足球给射穿了，触发这火头的是另一组社会矛盾——根据伊朗当局的规定，女性只宜看电视上的足球比赛转播，不可到现
场观赏那些男性的躯体，更不能在球队获胜的时候拥到街上庆祝。
1997年，当伊朗队在墨尔本打赢了澳大利亚队，首次取得世界杯决赛周的入场门票，凯旋班师德黑兰，在世上最大的球场阿札迪搞庆
功大会的时候，数以千计的女球迷不理禁令，脱下长袍，拥到球场闸门前，意图冲进场内。她们喊的口号就是“阿札迪是我们的权利”（阿札
迪是自由的意思）和“我们也是伊朗人”。吓傻了的警卫居然就让一部分女球迷进了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