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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的传达方法。把这些观点逐渐和干部讲明，不要采取倾盆大雨的方式。
这次所谈的意见，都是建议性的。请同志们带回去讨论，可以推翻，可以发展，征求干部的意见。大约要有几个月才可能形成正式条文。
根据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发＇58＇８４号》文件刊印。其中第二十一条《不断革命》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二十二条《又红又专》已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有毛泽东手稿）
注 释
〔１〕 指《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二十三条。
〔２〕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
一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1＇，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2＇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５日，于广州
根据《红旗》一九五八年第一期刊印。
二
刘、邓、周、陈、乔木、吴冷西＇3＇各同志：
此件请审阅。如同意，请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泽东
四月十五日
三
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指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委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依靠合作社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个报告同毛泽东的文章一起发表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创刊号上。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社长崔希彦、内务部农村救济司司长熊天荆、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施德生、封丘县县长张剑南。这次接见的情况，新华社记者写成通讯《幸福的会见，巨大的鼓舞》，刊载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上。其中有这样的报道：
毛主席首先问封丘县县长张剑南：
“应举社的那篇报告是谁写的？”
张剑南一听就知道毛主席指的是“红旗”杂志上发表的那篇“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的报告。他马上告诉毛主席：“是中共封丘县委第一书记韩洪绪同志写的。”
“那篇报告写得很好。”毛主席还问：“韩洪绪同志读了多少书？”
“战前在高小毕业。”
毛主席就称赞说：“不容易，不容易，高小程度就能写出这样好的报告，真不容易！”
毛主席又问了韩洪绪工作的情况，张剑南都一一向毛主席作了介绍。
“你们的合作社，为什么叫应举社？”毛主席同崔希彦开始了有趣的谈话。
“我们村里过去出了一名文举，这个举人，同一般的举人不一样，他不剥削人，靠自力更生维持生活。我们的合作社也是依靠自力更生进行生产渡荒的，所以就叫应举社。”
毛主席听得笑了起来，“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过去是一个穷社，经过几年的努力就改变了面貌，再过几年你们还会更好！”
“这些成绩都是由于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才取得的。我们合作社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崔希彦说。
毛主席摇摇手说：“不，不，这是由于你们合作社全体社员的努力，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全国的事情要办好，就要依靠全国六亿人民的努力。”
毛主席又问：“应举社的小麦每亩收了多少斤？”
“估产是每亩一百五十斤。”
毛主席算了一下以后说：“你们计划每亩产八百斤，小麦每亩只能收一百五十斤，还有六百多斤，今年是不是有把握实现亩产八百斤？”
“完全有把握，而且争取超过。”崔希彦满怀信心地回答。
…………
燃着一支香烟，毛主席亲切地对崔希彦说：“要戒骄戒躁，干部和群众要紧密地团结，要把红旗永远插在你们社里，让红旗越插越高。”
崔希彦听着毛主席的教导，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只是说：“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作。”
“你们合作社的交通方便不方便？”毛主席又问崔希彦。
“交通很方便，在新乡下火车以后，有汽车直通我们的合作社，周围的公路也四通八达。”
这时，毛主席和内务部农村救济司司长熊天荆、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施德生谈起了民政工作，熊天荆和施德生把民政工作的内容一一讲给毛主席听，共有二十多种。
“这么多，能作完吗？”
“在省里，除这些工作外，党交给我们的其他工作，我们同样是完成的。”施德生说。
“过去有人提意见，说民政工作头绪多不好作。谢觉哉部长批判了这种意见，他说，民政工作就是作人的工作，别的部门不管的事情，我们都要管起来。”熊天荆说。
“你的意见呢？”毛主席问熊天荆。
“我同意谢部长的意见，只要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完成。”
“对了，民政工作就是作人的工作，不要怕麻烦。”毛主席乐得笑开了。
…………
〔２〕 这段话原手稿为：“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各同志意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毛泽东在本篇（二）中的一段批语，就是针对这段话的修改而写的。《红旗》杂志发表时，改为现在这个表述。
〔３〕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1958年5月18日、20日）
此件＇2＇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也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注 释
〔１〕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印发倪伟、王光中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给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贾拓夫的报告写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２〕 倪伟、王光中的报告中说，安东机器厂是为抗美援朝建立起来的小修理厂，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生产任务不足，他们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制造了不少的拖拉机零件。一九五六年开始作生产拖拉机的尝试，虽然两次试制没有成功，但工人们摸索到了制造内燃机的经验，提高了试制的信心。他们想了各种办法克服技术上、工具上、材料设备上和财务上的困难，没有技术人员就依靠老工人，做发动机喷油嘴没有电火花设备就以手工方法钻孔，终于在一九五七年二月试制成功一台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他们计划今年五月以前再试制两台，下半年生产１５０台，一九五九年生产１５００台，并计划改产捷克式的二十五马力拖拉机。
独立自主地搞建设
（1958年6月17日）
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2＇，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向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印发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写的批语。
＇2＇见《孟子·离娄上》。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
（1958年7月22日）
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够吃饭、睡觉。
我们言归正传，吹一吹昨天交谈的问题。就在这个房间里吹！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相同，一个指头不同。这个问题，我讲了两三次了你忘了没有？
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2＇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
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
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所有制问题老早就提过，列宁就提过租让制＇3＇，但那是对资本家的。
中国还有资本家，但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你们控制过旅顺、大连，后来走了。为什么控制？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来你们自动走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4＇。后来，赫鲁晓夫＇5＇同志提议取消了，我们感谢他。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6＇，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
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7＇是一样的。
另外，我们对米高扬＇8＇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每次来都劝我去莫斯科，我说去干什么？他说，总会有事情做的。后来，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出了题目，去开会，搞个文件。
去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当时我说过，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一点，我在小范围内同赫鲁晓夫等同志谈过。他们承认。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是亚洲式的。当时在场的有布尔加宁、米高扬、库西宁、苏斯洛夫＇9＇等人，还有你（指尤金）吗？中国方面，有我和邓小平＇10＇。
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11＇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
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但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利。
苏联的经验要学。普遍真理要遵守，这就是《莫斯科宣言》里所写的那九条＇12＇。要学习所有的经验，正确的经验要学，错误的经验也要学。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斯大林很爱摆架子。
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没有公开谈，报上没有讲。我们很谨慎，也未公开批评你们，采取了内部交谈的办法。我去莫斯科以前，和你谈过。在莫斯科期间，由邓小平同志谈了五条＇13＇。今后，我们也不准备公开谈，因为这对赫鲁晓夫同志不利，应该巩固他的领导。我们不谈，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意见不是真理。
在国家关系上，我们两国是团结一致的。这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只要是不利于苏联的，我们都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在大的问题上我们都反对。苏联也是这样做的。
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14＇。斯大林在世时是一百四十一项，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添了好多项。
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
但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15＇。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16＇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17＇就向我进攻。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这种怀疑是必然的：“第一，你们反王明；第二，不要你们革命，你们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那么神气。”在莫斯科，科瓦廖夫＇18＇招待我，费德林＇19＇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军事学院有个苏联顾问，在讲战例的时候，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不准讲朝鲜战争的，只准讲苏军的十大打击。
让我们自己讲讲嘛！他连我们自己讲都不让。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嘛！在朝鲜还打了三年嘛！请军委把这个材料搜集一下，交给尤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