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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相应的报酬，赔偿因被剽窃所造成的损失的要求不予支持。（朱文民）本报讯：昨日下午西区龙山高层住宅施工区发生一起重大事故。因承建施工单位未设防护网，三块红砖由２０米高空坠落，一过路男人被砸，头部重创，送医院不治而死。
本市发现一例爱滋病毒感染者
本报讯：长江医院于上月２７日收理了一位免疫系统疑难病症患者，据行家会诊检查结果，患者有可能感染了国内尚属罕见的爱滋病毒。该患者自述
曾去美国探亲旅游，但无不良性行为。有关部门正在查找其具体……
当我挤在公共汽车上肥硕的妇女和干瘦的男人之间，我总是拚命往窗边挤。车厢里弥漫着各种难闻的气味，包括他们的体臭口臭汗臭烟丝臭和化妆了的女人脸上美容霜的怪味，当然还有促使我头晕的汽油味。我发誓如果我有一颗原子弹我将把所有的公共汽车绑成一串，全部炸碎它们，我将给每一个城市人发放一架飞翔器作为交通工具。但这显然办不到。我挤在窗边凝望城市的街道房屋和人群，听到了地球吱扭扭转动的轻微声音。一切事物都在吱扭扭转动，但他们感觉不到，能感觉到的人一般来说都是天才或者都是疯子。在三路环城车上我看见过一个远房亲戚。车过中央路的时候我一眼看见了他，他的吊在肩上的蓝的卡中山装和人造革枕形旅行包在人堆里特别醒目。我看见他把两只旅行包一前一后系好搭在肩上，站在中央商场门口朝橱窗里东张西望。橱窗里不过站了几个光着大腿的塑料模特儿。我不知道那有什么稀奇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茶馆好好烧他的老虎灶非要跑到中央商场来丢人现眼。我注意了一下他的鞋子，他穿的是黑皮鞋，但我还是马上联想到了那天在西区环形路口看见的一只解放鞋。这很奇怪。
我的家乡小镇也在这个地球上，也在无聊地吱扭扭转动。另外它还像一道掌纹刻在我手心上，我有时候摊开手掌，就看见了那个呆头呆脑的小镇。我的父亲他不知道他在地球上跟着地球在无聊地转动。他在一家从前叫做来家染坊的印布厂干活，每天昏昏沉沉地搅拌一缸靛蓝水。他摊开手掌只有两件事，一是揉捏我母亲干瘪的乳房，二是揍我的屁股。但自从我逃离了小镇，他的第二件事就干不成了。对于小镇生活的记忆，淡如一阵青烟，你挥挥手青烟便散尽了。当我在夜晚饥饿难忍的时候，我回忆起从前站在门槛上吃梅饼的情景。梅饼多么好吃，又酸又甜又清脆，那是我对于家乡小镇的唯一牵挂了。你在大城市里见不到梅饼，你跟他们描述半天他们也弄不懂梅饼是一种什么东西。
我坐上三路环城车到呼家街下。那儿有一位我在大学里认识的老客先生。他很有钱。我搞不清楚他的钱是怎么来的，老客说你可以经常到我这儿来蹭饭，我就经常在晚饭前赶到呼家街去。你作为一个穷光蛋就得习惯蹭饭。老客每天下午六点钟到家。六点钟之前他不在家也不在那个叫科技信息中心的单位里，你不知道他整天在干些什么。我问起时老客说，“还能干什么？捞钱！”我说怎么捞？老客说：“还能到水里捞？做生意！”我又问做什么生意？老客就火了，“你吃你的饭，别什么都问。”我觉得老客现在明显是财大气粗了，想想那时候他站在排球场的裁判台上作演讲竞选学生会主席我还给他鼓红了巴掌，那时候老客是多么温和可信多么受人爱戴啊！有一天老客在饭桌上盯了我半天，郑重其事地说，“你多好，看着你我就想起我的青春时光。”我说不出话，我对老客这种老白菜梗子态度敢怒不敢言。但是老客的眼圈渐渐红了，这让我莫名其妙。老客在他的鞋帮子里掏来掏去，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外国女人，眼睛像铜铃一样大，鼻子像三角铁一样巍然耸立。老客说，“她怎么样？”我说，“龇牙咧嘴，但挺威武的。”老客说，“她是美国加州人。”我说。“你们在搞情况吗？”老客的眼光忽然变呆滞了，他的喉咙深处咕噜响了一下，说，“我要到美国去。”
“我要到美国去。”我走过的九座城市中到处听见这个声音。那些人，精明强干刁钻促狭老实本份呆若木鸡的人都要到美国去。这让我惊诧不已，因为我背熟了京广线陇海线津沪线，那些铁路无法通到美国去。我想世界也许已经脱离地球在疯狂运转了。而我的所谓城市调查在这种运转过程中显得渺小可笑。他们说你去美国不会比去拉萨艰难多少。问题是要花力气，你冬天去北海公园溜冰还要排队买票呢。在九座城市里我侦察了九个出国申请机构，九个机构的门口排着九曲人阵，他们都裹紧了大衣头巾挤在那里。我在盘算我什么时候会排进去，会不会排进去。看见那种长阵我就饥肠辘辘，我想起在大学时节日加餐的排队队伍也是那么长，两种队伍有没有区别只有天知道。
我与老客的膳食关系未能长久地维持下去，想到最后一次见面我就面红耳热。我不知道到底是谁的错。简单地说有一天我去呼家街蹭饭时碰到了一件怪事。我敲门，老客磨蹭了半天才出来开门，他脸色灰白，光着身子用手遮护着游泳裤头。我说，“你在睡觉？你没做饭？”老客一声不吭把我拉进门，然后凑到我耳朵边说，“你来的正好，我招架不住了。”我说，“你说什么？”他怪笑了一声，抓住我往房间里拽，“帮帮我忙，到床上去。”房间门开着，铺在地上的席梦思床凌乱不堪，我看见被窝外露出一个披满棕色鬈发的大脑袋。我的脸一下子灼烧起来望着老客。老客湿漉漉的手紧抓着我不放，他说，“帮帮我，一起收拾这条骚母狗。”我终于明白了，我的该死的心脏跳得像拨浪鼓一样。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我抽出手就回身，我骂了一句“老客你他妈的……”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骂老客这混蛋。老客追着我说，“这有什么？美国人都这么干。”我一边开门一边说，“不，我干不了。”我觉得心脏快要跳飞了。老客站在门口鄙夷地看着我，突然大声说，“滚吧你这老土鳖，永远也别来蹭饭了！”然后他使劲把门撞上了。我站在楼梯口。对于老客的污辱我并不怎么在意。我是在想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这是城市中性生活的一种吗？思考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也许有一定难度。我２１岁了但我对性生活领域还很陌生。我想这不是我的错，我走过了九个城市，但我所幻想的那个城市姑娘还没出现，在城市里美丽的姑娘多如蚂蚁，让我怎样去寻找她和她恋爱结婚过性生活生育孩子建立家庭呢？我沿着人行道经过呼家街。在穿越呼家街地下商店时我听见了墙上反弹着一种嘎嗒嘎嗒的声音，我怀疑那是地轴断裂的声音。地球也许快要转不动啦？自那以后我每次路过呼家街都能听见那种可怕的声音。我真的怀疑地球快要转不动啦。
和平旅社旅客一
你见过一个养蜂人吗？
我这样问了三遍，发现坐在对面床上的老头是个聋子。他用一种紫色的汞药水洗脚，洗得很仔细。洗完脚他就一直坐在床上抠脚丫。老头目光呆滞，嘴角时常神经质地牵动，像要叨咕什么。我走过去凑到他耳边喊：
你见过一个养蜂人吗？
我是来上访的。老头看着我说，他的脖子上长着一个鸡蛋大的肉瘤。听口音老头像是苏北人。他又说了一遍，我不找杨凤仁，我是来上访的。
你也有冤假错案吗？我四一年就参加新四军了，我革命了大半辈子了。乡政府为什么不给我盖房子？他们每年说就盖就盖，我等了五年了，房子在哪儿？屁影子也没有呐。我知道中央有文件要给我们盖房呢，乡政府为什么不执行命令？我告到县里县里也不管，他们都吃了豹子胆了违抗军令呢。让我上省里告，省里就省里，我还怕省里？省里到处住着我的革命战友呢，他们都坐着小车到处跑呐。乖乖咙的咚。
你坐上他们的小车了吧？
找不到他们的人影呀。这城太大，政府也多，我就是不知道上哪儿找他们的人影呀。我到政府去找唐书记，可是小哨兵楞是把枪横拦着不让我进，乖乖咙的咚，狗仗人势呢。我打仗的时候他连一条精虫都没当上呢。我说找唐书记，他说不在，我说我跟唐书记一起打的孟良崮。他说什么孟良崮不孟良崮我不懂这里又不是菜场随便让你进去。我一急说老子毙了你这个小杂种。他倒好，笑了。说这里没有姓唐的书记，让我到乌有巷居委会去找找。可是老唐明明是在省里当书记呀，他自己告诉我的，乌有巷在哪里？小同志你知道乌有巷在哪里吗？乌有巷吗？往东，再往西，走回来，往南，再往北。怎么找？别找啦。我笑起来。乌有巷就是没有这条巷，别找啦。小杂种，他耍了我呀？！老头尖叫了一声，他突然扯开了裤带把裤子往下褪。你看看这是什么？这儿有两块蒋介石的弹片呀。我看见了老头干瘪蜡黄的小腹上有两道褐红的伤疤，像两条蚯蚓僵卧不动。老头说小杂种他怎么敢耍我呀？！老头扯开着裤子对我吼。我看见他脖子下的肉瘤气愤得快要炸裂了。遇到这样一个暴躁的老革命我真不知如何安慰他！我不能让他老扯开着裤子，因为天气很冷。我实在找不到帮助他的方法，只能温和地对着他耳朵喊：“把裤子穿上吧，当心感冒。”在城市里你经常能见到一些新奇古怪的玩意，让你着迷。我曾经迷恋过工人俱乐部里的碰碰车，我每隔几天就到那儿去花五角钱买一张门票，我一走进圆形车场就直奔那辆火红的碰碰车，跳上去捏紧塑料方向盘狂跑一圈。我吹着口哨驾驶碰碰车，见到别的车就冲上去猛撞。要知道在碰碰车场里撞人是不违反交通规则的，可惜就是撞不翻他们。我知道迷恋这种儿童游戏实在可笑，但我忍不住地要往工人俱乐部跑，我忍不住地要去撞人，这也实在可笑。直到有一回我撞了那辆由一对烫发男女驾驶的碰碰车，烫发的小伙子突然从车里跳下来，冲我瞪着眼睛，“你再撞我们我一刀捅了你。”我说干嘛要捅我？他说，“你还装傻？你撞了我们还不知道？”我无言以对，我觉得他一点也不懂游戏规则，比我还可笑。从此我就对碰碰车倒了胃口。后来我就经常出没于西区的鼓楼周围。在鼓楼的顶台上有一架天文望远镜，你花二角钱可以看三分钟城市景观。我就把眼睛紧紧贴着镜筒鸟瞰全城，你在望远镜里看这个城市会觉得它更加神秘漂亮。扫兴的是那个看守望远镜的老头不停地在边上提醒你。“一分钟了。两分钟了。”每次都是匆匆忙忙，但我还是从望远镜里看见了不少街上看不见的东西。我看见过五一医院的停尸间，看见一盏蓝色的灯泡照着一排裹白布的死人。看见过一个梳辫子的女孩跟一个男人接吻的场面，镜片里只有一根独辫子随着头部的后仰往下坠，两个人的脸都看不见，但我知道那是接吻。我还看见过一座在八层楼上的巨大的会议室，窗户里面有好多人像企鹅一样呆板而可爱地游移着，不知在开什么会。在城市里你只要花钱就可以干很多开心的事情。这是我对城市下的第一条定义。这一点谁都理解，所以也许就不存在什么城市的定义了。城市是复杂的。我每天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回百子街，在百子街与青海路交接的医药商店橱窗里总能看见一只带有微刺的高级避孕套。有时候想想城市真是复杂的，你不能说城市是一只高级避孕套。你喜欢城市就不能随便糟蹋城市。但我看见有的人在糟蹋城市，就在医药商店门口，四个穿牛仔裤的小伙子在吹那种避孕套，他们把它吹成了一只大气球，狂笑了半天。他们把气球塞给一个背霸气书库的小男孩，小男孩不要，他们在后面追，我看见那只避孕套气球在一只焦黄多毛的手上轰然爆炸，炸成碎片掉在街道上。他们在糟蹋城市。我如果是他们的爸爸就扒下他们的裤子，朝每人屁股打５０巴掌！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面对人类的堕落我无能为力。我已经习惯于在街头漫游，在街头漫游是调查城市的主要途径。我这样把手插在冰凉的大衣口袋里，沿街摇晃，从商店玻璃反光中我看见自己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人，我的严峻的面孔我的轻缓的步态已经全无家乡小镇的特征，我把这种变异的结果叫做城市化。城市化意味着我逃出家庭的成功。从此那个小镇离我远去，那个倒霉的小镇最多像一条掌纹留在我手心上，我只要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只要不去回忆，父亲母亲大哥二姐统统见鬼去吧。
我路过堂子巷的时候，看见区政府门口拥了好多人。水泥门楼上拉着一条横幅：市人才交流中心市场。我挤进人群时一个围着大口罩戴着鸭舌帽的男人从后面把我胳膊拽住，“别插队，排好队登记。”我说，“登记什么？我不要登记。”那人甩开我胳膊说，“真没教养，小流氓也到这里来登记。”我说，“谁是小流氓？我看你才像个老特务，你不是特务干嘛又戴口罩又戴鸭舌帽的？”特务对我翻了个白眼，没再理我。我就跟在他身后，随着队伍往一张长条桌前挪。长条桌前坐着一排国家干部模样的人，他们微笑着把一张表格发给排队者，轻声细语地和他们交谈。我觉得他们就像天使一样纯洁可爱。环顾四周，人才们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他们脸上有一种相通的郁郁寡欢的气色，我就知道那是生活不如意的人们，各有各的不幸。但我觉得那个老特务肯定是冒充的人才，我盲目地排到了长条桌前，听见老特务对国家干部说，“这社会总算变了。”总算变了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又听见他说，“这是我的学术著作，出版了２１年了。可是我还在家禽公司当出纳员。”我侧过身子瞟了眼老特务的学术著作。真的是一本学术著作。书已经发黄，封面上印着《激光在化工机械生产中的应用技术》。老特务的手按在上面，手指苍白失血，仿佛一排切碎的萝卜条。我内心对老特务油然升起一种敬意。我相信了他是个激光人才。轮到我了，一个女干部把表格递给我说，“请填写。”我不知道该不该接那张表格，我说，“填好了会怎么样呢？”她说，“交流呀，到发挥你专长的地方为四化多做贡献呀。”她慈爱地看着我，说，“你有文凭吗？”我想了想说，“有一点。”她笑起来，“什么叫有一点？有就是有，别谦虚。知识分子是党的栋梁呀。”她又问，“你学什么专业？”我就怕别人问我学什么专业。我迟疑了一下告诉她，“城市学。”“城市学？”女干部考虑了一下说，“目前还不需要城市学人才。”我说，“我知道不需要。”女干部拍拍我的肩说，“别急，你会人工培育蘑菇吗？”“不会。”“你学过微波载送吗？”“没有。没学过。”“那么你懂西班牙语吗？你会设计时装吗？你懂康奈斯电脑操作程序吗？”“我都不会。”我说。女干部开始用怜悯的眼光看着我说，“那你只能呆在原单位了。你在哪里工作？”我说了声不知道就溜出了人才队伍。我也不知道怎么闯到了这里来。我根本不想交流到哪儿去，我的专业就是他妈的逛遍城市。我不是什么蘑菇微波康奈斯人才，也不需要别人对我问这问那的就像我母亲临睡前干的一样。离开区政府时我看见那个搞激光的老特务还站在台阶上，他的露在大口罩外面的眼睛红红的，我听见他还在口罩里含糊地念叨，“这社会总算变了。”那是一个怪人，我就不知道这社会到底在哪儿变了。
好像就是那天，在堂子街的公共厕所里我遇到了另外一个怪人。那是个矮个子男人，他站在小便池的一端看着我走进去。他的眼神很怪。我小便的时候听见他轻轻叹了口气，紧接着他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动作。他抖动着男人的玩意从小便池那端往我这儿移，眼睛斜睨着我。我瞠目结舌，退下了台阶。我说，“你要干什么？”他又叹了一口气，看看我没说话。他把脑袋顶在墙上撒尿，却撒不出来。我想他可能是病了。我走出厕所没几步，发现矮个男人又追了出来，他用一根手指往我腰上捅，说，“去看电影吧，”我说，“看什么电影？”他说，“随便。看电影。”我说，“我为什么要去看电影？跟你去？”这时我听见他叹了第三口气。我断定他是个精神病患者。我加快步子离开了臭烘烘的厕所，猛回头看见精神病患者又钻进了厕所。我觉得碰上这种事情真让人好笑。你一辈子也不容易碰上一件这种奇怪的事情。
和平旅社旅客二
你见过一个养蜂人吗？
我走南闯北什么样的人都见识过。
那么你见过一个养蜂人吗？
他是哪儿的？不知道。他说他常在这儿住。
他长得什么样子？高个子细长眼睛络腮胡子黑皮夹克。一个养蜂人。
那叫什么特征？中国人都是这样子。再说我一般都住江南大酒家，我难得上这样的破旅馆来，连暖气也不送。新来的房客穿一件银枪呢子大衣，鼻梁上夹一副金边方镜。我看见他用手套不停地掸着床单，然后放下那只黑色公文包。他说，“脏死了。”打开公文包。包里显得空空荡荡，最醒目的是一排放着的六个各种颜色的证件，还有两根领带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衫，他从夹缝里掏出了名片，递给我，“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