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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师傅,今日开窑吧?”
“开。”
郭师傅简短、平静的回答显示着自信。他至今不知烧过多少窑新砖了,早已司空见惯,平平常常。可是对于冯家滩三队砖场场长冯德宽来说,却是第一次看见自己所负责的队办工场出第一窑产品,心里的兴头儿怎么也抑制不住。他仍然忍不住问:“成色不会赖吧?”郭师傅鼻腔里发出两声轻淡的笑声,仰起头看着东山顶上出现的淡红的霞光,不屑于回答了。德宽反倒笑了,心里更觉踏实了。
这当儿,一帮一伙男女青年从村口通砖场的大路上走来,围住德宽,乱哄哄地嚷嚷说,在县饮食公司当经理的冯安国,今天给小儿子娶媳妇,邀请他们去帮忙,去助兴,不去要伤乡党情谊哩……
德宽记起来,冯安国的儿子昨天后晌亲自跑到砖场来,邀请他今天去参加婚礼。他只是牵挂着那一窑新砖成色的好坏,把这样的喜庆大事忘记了。
“咱们今天开窑呀!”他说。
“迟开一天怕啥!”一片呼声。
砖场场长为难了。开窑推迟一天,整个生产计划就可能受到影响:麦子眨眼就要黄了,而五月的关中,常常是阴雨绵绵,能保证赶搭镰割麦之前,把第二窑砖坯装好,点起火来?可是,乡党情谊也要紧呀!甭说象冯安国这样有头脸的人物,即使是冯家滩很不起眼的庄稼人给儿子操办婚事,也得热情相帮——人一生能办几回婚丧大事呢?面对年轻人期待的眼光,中年汉子冯德宽,略显筹思之后,胡子拉碴的四方脸上,显出温和而又宽厚的笑容,对他的工人们说:“应该去,真个。只是老冯家用不了这么多人去帮忙,是不是去几个人代表一下大家的心意,剩下的人……开窑……”
年轻人不吭声了,你看看我,我瞅瞅你,那是不满意的明显表现,却不公开顶撞领导者的话。德宽心里一动,整个春天里,这一班年轻人,在他带领下,和泥,制坯,装窑,确实把力出了,把苦吃了;借着冯安国给儿子结婚的机会,让他们畅快地歇息一天,到冯安国家去凑热闹,甭窝了小伙子们的兴致,也甭使冯女国疑心他给他难看,乡党情分不敢马虎,他想把手一挥,喊一声“放假!”这时候,分工负责农业生产的副队长牛娃,已经走来了。
牛娃脸上是一派奇怪的神情,大声宣扬说:“哈呀!冯经理大人给娃子完婚,好大的派势!冯家滩一百五十多户人,人家不管谁家行不行份子礼,挨家挨户一齐请。羞得好多没钱行礼的人失急慌忙借钱哩……”牛娃说得兴起,在德宽的肩膀上砸了一拳,扬起粗大的手掌比划着,“德宽哥,人家准备待八十席客,光猪肉买下一百五十斤……”
牛娃的口气和语意间流露出的嫉妒和不满,太明显了。德宽怕他说出更难听的话来,就说乡党情谊怕还是要照顾的,他想给工人放一天假,马驹队长不在家,逢事他俩得多商量。
“放放放!放假!我那儿的棉花移苗也停了。”牛娃反而声音更大,带着一股气,长胳膊一挥,嘻嘻哈哈对周围的年轻人说,“走吧!到冯大人家过生日去!人家从县城饭店带回来高级厨师,油水厚哇……”
德宽让年轻人去了。看看脸上仍然呈现着嘲弄神色的牛娃,他把话岔开了:“咱们马驹不知……”
“他妈的!官大了,家发了,荣耀祖先哩!”牛娃反倒毫不掩饰地骂起来,“害得咱们砖场不得开窑,农活也停了。”
德宽宽厚地笑笑。牛娃二十五岁了,仍然是光棍一条,看见人家娶媳妇,心里难受哩。其实冯安国一家从来也没惹过他,更没伤害过他。冯安国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先后在城里参加了工作,每一次,都要招来牛娃的嘲骂。他嫉妒,他愤恨,他猴急干叫唤罢了,冯安国照样当县饮食公司的经理。……德宽有意谈起砖场的令人鼓舞的情况,好使牛娃回到自己应当关心的事情上来。果然,牛娃渐渐安静下来,兴致很高地猜想估摸着,马驹现在该当进山了?到了种牛养殖场了吗?他可是鸡啼时分就从家里动身的……
“甭操心。马驹办事稳当着哩!”德宽说,“先前说妥了的事,不会出麻达。你倒是应该把草料准备好,顶好割些青草……”
天已大亮,东山群峰燃烧在火一样红的朝霞里,轮廓反倒模糊了。两位副队长的心思,一下子飘到陌生的秦岭山里去了。按照已经交涉好的协议,种牛繁育场同意把冯家滩三队作为优良的秦川牛繁育点,今天他们的队长马驹去赶种牛回来。
“德宽哥,牛娃哥。”冯安国的大儿子什么时候来了,站在跟前,满面笑容地邀请三队两位副队长,“俺爸叫我来请你俩……”
“噢……好好……”德宽诚恳地笑着,盯着这位已经在县城工作、结婚而且有了孩子的青年,客气地说,“你先回,我随后就来。”
“大家都去了,就差你俩……”
“俺俩去一个——德宽去!”牛娃扬起头,象分派什么工作任务似地说,“我还有事哩!”再不容别人分辩,他扯开长腿就走了,这个拗家伙!
“好。我马上来。”由于牛娃生硬地拒绝,走掉,德宽变得更加真诚,以便使邀请他的人不感到难堪,“我去给郭师傅招呼一下。”
冯安国的大儿子匆匆地朝村子里走去,因为牛娃的不友好而显现在脸上的尴尬神色瞬即消失了。德宽心里也舒展了。他的心性跟他的名字完全一致——德行宽厚。他和媳妇兰兰过着自家的日月,穷虽穷到丁当响,却不像牛娃那样嫉妒任何比他宽裕的人家。冯安国的三个儿女一个一个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渠道进城参加了工作,每一次都在冯家滩村里引起一阵又是眼红又是忌恨的声浪,而冯德宽脸面上却安之若素。他想,自己没饭吃,不必仇恨人家手里端着碗嘛!他虽然一年四季吃着无法计算营养成份的粗食淡饭,胃口却很好,饭量惊人,身体十分壮实,脸膛胖乎乎的,浓密的串脸胡须也遮掩不住赤红的脸颊,眼睛里永远是平静踏实的神色。
在就任三队副队长兼砖场场长之前的十余年里,他是三队的磨房主人,一年四季扑一身细茸的面粉,给这家那家加工粗粮和细粮。这个容易引起纷争的磨房,自他当家以后,常常伴着嘎嘎轧轧的机器的响声传出嘻嘻哈哈的女人的笑声。他能教那些歪鼻斜眼的麻迷婆娘喜笑颜开地背上面袋走出磨房,再把又一位扛着麦子的家庭主妇迎接进来。大家都觉得他人好心好脾气好,却不大注意他还有更高的能耐,而当马驹把他安排到新开办的砖场当场长以后,他的本领大放光彩了。旁的不说,单是那一帮小伙子,那是连大队的干部们也觉得头疼的人物,在他手下,一个个却全都成了砖场里的干将。这一点就令冯家滩人人佩服。
他要到冯安国家帮忙、助兴去了。当他走上沟泉上的小土桥的时候,心里不禁油然生出一股怨气来。冯经理呀冯经理,你鼓捣三个儿女参加了工作,乡党们背地里骂你哩!你给儿子办婚事,这样大操大办,是想捂乡党的嘴呢,还是显示你的荣华富有呢?无论出于哪种意思,都不好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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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冯家滩党支部书记冯景藩老汉今天成了全村起得顶迟的一个人。在屋脊上空追逐嬉戏的知更鸟儿的叫声,没有惊动沉沉鼾睡的老汉,村巷里两声响亮的汽车喇叭的鸣叫,却终于把老支书惊醒了。
老汉睁开眼,透过后墙上的木格窗户,看见后院里那株缀满红色花蕾的石榴树上,已经洒满初夏清晨明丽的阳光了;麻雀在残挂着枯黄榆钱的树枝间跳跃,吱吱喳喳吵闹不休。怎么睡到这个时候了呢!他急忙翻身坐起,穿上夹袄,突然觉得头晕,眼涩,四肢酸软,心里烦乱。这才想到,昨天晚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几乎整整一宿没有合眼,直到知更鸟儿在屋脊上空叫起来的时候——那是勤劳的庄稼人起床的时间,他才迷迷糊糊睡着了……
昨日后晌,冯家滩大队三个生产队的六槽牲畜中的最后两槽牛马,分给社员拉回自个家里饲养去了。塬坡和河川的全部旱地和水地,在此之前,也已按照人口和劳力分配给一家一户经营耕种了。土地和耕畜,作为冯家滩大队的集体经济的基础,现在分配完毕了。而当这一复杂、琐碎、麻缠的分配工作完毕以后,主持整个大队进行这项工作的党支书本人,反而有一种无法排解的失落感……
景藩老汉不紧不慢地结着夹袄上的布纽扣,顺势靠在身后的墙上,不急于下炕了。现在,忙着起来做啥,一家一户种庄稼了,还要党支书操什么心呢?
昨日午饭后,第二生产队的男女社员,老人娃娃,媳妇姑娘,不用打铃集合,也不要干部吼喊催促,一溜一串拥到二队饲养场上来了。队长简单宣布了牛马分配办法,就拿出早已制做停当的纸团,放在一只瓷碗里,让各家各户的男主人或女当家抓阄。一只只粗壮的庄稼汉的黑手,迫不及待地又是抖抖索索地伸到瓷碗里去了,随之就是一声愉悦的欢叫或是一声难受的吁叹。抓到“实阄”的人笑嘻嘻地按着号码到槽头牵出牲畜来;抓到“空阄”的人有的一拍大腿懊丧地走掉了,有的眼馋地去品评人家拉到手里的牛马。整个饲养场的小院和拴牲畜的场地上,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围着一头牛或一匹马,议论着价值的合理性儿,把主持这场分配的大队领导冷落到一边了。
景藩老汉甘愿领受这种冷落。他在队长宣布了抓阄分配的办法之后,干巴巴地讲了几句注意事项,就远远地走到堆放青草的平场一边,蹲在铡草的铡墩上,咂着短管旱烟袋吸烟,没有一丝兴致参与对任何一头牲畜的品评和议论。
老汉心里难受啊!二十六年前,年轻的庄稼汉子冯景藩,不分白天和黑夜,出东家小院,进西家门楼,熬红了眼睛,嘴唇上暴起一层焦死的干皮,终于说服了一家一户的庄稼人,把自家宝贝似的黄牛或青骡,拉到刚刚盘起的大槽上来了,在小河川道里集合起来第一个大槽的牲畜……二十六年后,仍然由当年的农业社主任冯景藩亲自主持,再把三个生产队的六个大槽的百十头牛马,一头一匹折了价,分给一家一户庄稼人,由他们重新牵回自家的小院里去独槽喂养……哦哦!老汉蹲在铡墩上,咂得旱烟锅里吱吱响,心里说不清是一股什么味道。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在笑,听着那些熟悉的声音在喊,哪头牛价钱高了,哪匹马的价钱合茬了。老汉鄙夷地瞅着这些人:分给你们的时候,总是嫌标价太高;当初入社合槽折价时,总是嫌价钱合得低……他转身走掉了。
老汉从二队的饲养场转身下坡时,暗暗流出一股泪来,又悄悄用大拇指抹掉了。冯家滩三个生产队的饲养场,都是在他的领导下逐步由草房换成红瓦砖房的。为了施肥方便,三家饲养场按计划分别从村子里搬迁到向阳的塬坡上。每年冬季到来之前,他都要逐一检查饲养场里牲畜过冬的防寒设施:苫盖窗户的稻草帘子织好没有?烧水的地灶盘好了没有?干土准备得足不足?怀犊儿的母牛或母马,“小灶伙食”缺不缺饲料?他是个庄稼人,自小喜欢抚弄牲畜;他是中共冯家滩的党的领导,深知这些宝贝牛马在一个生产队里的份量。
岂止是牲畜的安全越冬问题!冯家滩一百五十多户,七、八百口人,粮食和棉花生产,社员的生活和分配,再加上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这家那家的纠纷,足以使他从天不明起来,忙到天黑,甚至忙到夜深人静,才能落枕。
一晃二三十年过去了,强壮的庄稼汉子冯景藩,已经变成一个两鬓霜白的老汉了。冯家滩耗尽了他庄稼人的黄金岁月,在几乎精疲力竭的时候,却猛然发现,他拽着的冯家滩这辆大车好象又回到二三十年前的起点上……他现在从村巷里走过去。夕阳映照着一座座庄稼院高高矮矮的房屋,狭窄的街巷里,这家那家门外的槐树或椿树的树干上,系拴着一头黄牛或者叫驴,悠闲地甩着尾巴,在夕阳余照里反嚼。这景象,使人一下子回忆起合作化前乡村里的景象。景藩老汉背着手,心里灰败而又空落,匆匆走进了自家的门楼,又一股酸渍渍的东西从鼻腔里泛起来。他揉一揉鼻子,使劲咳嗽两声,没有搭理老伴的询问,走进里屋去,也没有吃夜饭,就脱光衣服躺下了。
春节过后,景藩老汉参加了中共河口县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三级干部会议。无论县委书记的长篇报告也好,农工部长的讲话也好,小组讨论也罢,参观试点也罢,都不能扭转景藩老汉心里那一层看法:单干。责任制这个绕口的新名词,老汉总是说不顺畅,他在小组会上仅有的一次简短的表态式的发言里,三次把责任制说成分田单干,惹得同一小组里的男女干部哈哈大笑。他自己则在心里说,其实就是单干嘛!地分了,牛分了,一家一户自己种庄稼,不是单干是什么!责任制——那是把猫叫成咪,名词不同罢了。
然而,党的决议他总要执行的,会议结束的那天后晌,他把带领他们来开会的河西公社书记者王引到县委党校院子的一棵泡桐树下,真诚地说:“我保险赶搭镰割麦以前,把土地和牲畜分到社员户里……”
“好嘛!社员正好赶上种秋。”工书记笑嘻嘻地说,同时提醒他,“甭说‘分’,是责任制,或者说承包,包干,不是分田单干。”
老汉嘿嘿嘿笑着,点点头,随即说:“责任制落实了,我想……把支书的担子卸了……我老了,跑不动咧!”
“唔……”王书记警觉地瞅了他一眼,表示理解地说,“那你得先给自己找个年轻人呀……你怎么办呢?”
景藩老汉实心实意地说,“我想来起去,只觉得公社奶牛场合适。我去喂牛,倒是有经验……”
“可以。”王书记干脆地答应了,“只是你得先找一个接班人……”
景藩老汉早已给自己找好了退路。他睡在县党校印着红字的干净被窝里,想着分地分牛以后自己怎么办。社办砖场、化工厂、钢窗厂和农机修理厂,这些地方他当领导不行,当工人又不懂技术。他瞅中了奶牛场。他可以当一名完全合格的饲养员,挣一份工资,够他老年享用就行了。
得到王书记的允诺,他回到冯家滩,坚决贯彻执行中共河口县委一九八一年“一号文件”。按照预先的计划,现在还不到夏收,土地和牲畜已经全部分配到户了。等到二队最后分掉这两槽牛马,老汉心里慨然系之:完了!他终于抑制不住心情的伤感,涌出眼泪了……
景藩老汉结好纽扣,下了炕,他想立即到公社去,找王书记,到奶牛场去喂牛。土地和牲畜已经提前完成分配下户任务,责任制落实了,至于中共冯家滩党支部的接班人,让王书记派党委干部来选择安排吧!他等不及了。……
“安国来过两回了,叫你哩。”老伴从伙房里端来一盆洗脸的温水,提醒他说,“我说你刚刚睡下……安国说叫你一起来就去。”
“我到公社寻王书记去呀!”景藩对老伴吩咐说,“安国有啥事,等我回来再说。”
“你忘了?”老伴仍然和颜悦色地提醒他,“人家给娃结婚哩!”
“噢……”景藩洗着手脸,满是水珠的脸上,显出失误的神情,淡淡地说,“我从公社回来再去。”
“明日到公社去吧。”老伴劝他,“甭叫人家说咱冷淡。”
“冷淡就冷淡!”景藩没好气地说,“人家给娃娶媳妇,我跑那么欢做啥?”
“甭忘了,咱还托人家给咱办事哩!”老伴悄声提醒他说,“你不去不好。”
“不提这事我还不生气!”景藩老汉掼下毛巾,生气地说,“咱托他办的那事,他怕是早丢到耳朵后边去咧……”
去年秋天,儿子马驹从部队复员回到冯家滩,原先订下的未婚媳妇——薛家寺村薛老八的二女子,提出了苛刻的结婚条件:只有马驹参加了工作才有资格和她去领结婚证。这不过是解除婚约的借口罢了。景藩老汉陷入了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里:出得自己家门,就是督促队长们抓紧分地分牲畜,在那些被自己亲自拔除了界石的大块田地里,重新栽下写着各家户主名字的木桩;回得自家屋里,就看见老伴因为失去未来的儿媳而一筹莫展的愁苦脸相。一九八一年的春天,对于冯家滩那些分到责任田和牲畜的庄稼人来说,是心劲空前高涨的一个难忘的春天;对于党支部书记冯景藩来说,却是太凄苦了!
尽管如此,他不能眼盯着这门亲事告吹。老汉一方面让媒人刘红眼从中周旋,调解,希求打开薛家女子关死了的大门,另一方面,老汉加紧自己给儿子寻找工作的脚步。老汉骑着那辆破旧自行车,跑到县政府,找到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气喘吁吁地陈述一番,得到的却是严格的,政策性极强的回答: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他去找县委刘书记。这是河口县的一位老领导人,和景藩老汉相识已久,曾经很赏识很器重全县最早试办起农业社的冯家滩农业社主任冯景藩。刘书记听着他的话,不住地点头,不住地叹气,表示很能理解他的困难,却无法为他农村户口的儿子在城里安排工作。他仍然不甘心,找到县饮食公司请冯经理帮忙。乡党毕竟是乡党,冯安国满口应承,而且热情地招待他在县国营第一食堂吃了午饭。他曾经高兴过一阵子。可是时过半年,没见丝毫信息。他忽然想到,人说冯安国是个“大嘴”,“应得展,撂得远”,怕是早已扔到耳朵后头了。
“马驹呢?”他记起儿子来。
“到山里买牛去咧。”老伴说,“鸡啼时走的。”
“尽是胡闹!胡整!”老汉气恼地说,“队里现有的牛都分咧,他还买!”
老伴不再说话,她知道父子间在公事上不和,常常拌嘴。老汉当支书,儿子当三队队长。儿子在腊月里一上台就分地又分牛。老汉骂儿子是分田单干,是拆集体化的墙根,不管老汉怎么喊,儿子还是把一捆写着户主名字的木桩栽到三队的耕地上去了。谁料想,麦子刚刚锄罢,老汉自己也领着一队和二队的干部在大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