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沙鲎芏剑╯tadhouder或stadtholder），以代替原来的诸侯皇子（后来荷兰独立时，其主政者仍用这官衔发难）。召开一个全国议会（states－general），决定低地国家内的税收，以便支持勃艮策公爵的军费。这已经是超过前例，因为过去每省自为一单位，要募兵筹饷时也只临时磋商于各省。而查理冒失所创设的司法，与当地人提倡的地方自治有很大的抵触。在他督导之下，低地国家开设了一所最高法院，规定以后各地的公文全要用拉
丁文或法文，而且法律是以罗马法为根据（因为低地国家的人民，尤其荷兰人，向来使用习惯法和不成文法）。这种政策一公布就引起普遍反对，列日农民反叛，打死境内的法官律师。荷兰的一个乡镇更自行创造一个条例，“凡有引用外国或冷僻法律名词而不译为通用荷兰文者”，一律罚款两镑。1476年全国议会否决了查理征税筹饷的要求。
要是这种僵局继续下去，以后的发展将无法逆料，但是翌年（1477）查理冒失战死，继承者为20岁的女公爵玛丽。勃艮第公园在战后失掉了勃艮第（此地从此成为法国领土），只成为低地国家的王室。一时各省重要人士聚会于更特（Ghent），草拟一份文件叫做“大特权”（GrootPrivilegie）。内中说明最高法院不能复核各地法庭本身足能解决的案件，各地产业所有人及市镇不能被传答复他们境域之外的问题，所有公文一律用低地国家内之语言；除非产业所有人同意，女公爵不得对外宣战、在境内抽税或铸币。所有官员都要由本地人充任，即是女公爵本人的婚姻，也要经过各市镇同意。
当时低地国家正遭逢内部叛乱及法国入侵的威胁，玛丽迫于无奈，只好接受。“大特权”有如入宪章，本身无强迫执行的力量，只是彰显低地国家构成时的内向性格。此后1579年的尤特列克特联盟（UnionofUtrecht）是荷兰独立的先声。盟内宣言即申明各省城镇原有的特权不因同盟而失效，同盟对重要事件的行动，必须获得所有各省全体一致同意。
玛丽之婚姻使低地国家刚脱离勃艮策的掌握，又陷入哈布斯堡（Hapsburg）皇室彀中。玛丽与奥国大公爵麦西米林（Maximilian）联婚，原有低地国家人士赞助。15世纪末年法国强邻压境，有了一个德奥血统的皇子作驸马，也可以借此将力量稍微平衡。不料哈布斯堡朝也在利用联姻扩展地盘，较勃艮第更胜一筹。所并吞的不止是公国、郡国的小地盘，一来就并吞一个现代型欧洲国家。麦西米林本人则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当日神圣罗马皇帝还由七个国王主教等推举，16世纪以后就由哈布斯堡家世袭），至他孙子查理五世时，低地国家的首长不仅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且拥有奥地利。又通过奥地利掌握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今日捷克），同时还兼西班牙国王，更因后者的关系，控制了意大利半岛和美洲一些领域。哈布斯堡家族囊括半个欧洲，引起英国和法国的反应。尤以法国眼看自己的领域被哈布斯堡王朝三面包围，亟思抵制。于是以远交近攻的办法，纠结欧洲更外围的盟友如土耳其、苏格兰及瑞典、丹麦进行一种更大规模的反包围。
低地国家包括今日之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原来希望在一个国王之下，有一点安全保障，其立国之政策则为局外中立、地方分权，以便各城镇各自发展本身的经济利益。而此时（16世纪）眼看局势之发展与他们的愿望愈来愈远。
16世纪也是宗教改革的时期。
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公布他的“九十五条论题”，原来不过是由他自己良心的驱使，从神学的角度对当日宗教的设施发表一些意见。（他将95条论题钉在威腾堡＇Wittemberg＇教堂门上，符合当时行事的办法。因为他虽身为僧侣，仍在威腾堡大学拥有教授的职位，教堂大门则是神学系的公告牌。）此一行动在历史上掀动的大波澜，为其本人始料未及。欧洲社会经济条件本来已和中世纪所定制度相去甚远，宗教改革的呼声在这时候被提出，只有使其他各种需要改革的运动更能借题发挥，其范围也更扩大、趋向也更显明。事后看来，这也是必然之事。
新教的宗旨在信教自由，“凡信徒即可以做长老”（priest－hoodofbelievers）风气的倡导之下，西欧和北欧产生了很多宗派。其中路德派尚是其中较保守者，马丁·路德主张革除罗马教廷若干陋习，可是他对社会秩序仍保持传统的看法。因此路德派容易在德国被接收。很多诸侯亲王在支持路德后，就脱离罗马和维也纳的束缚，而他们在自己领域里的威权并未受减损。（德国这时为约300个单位组成，诸侯亲王和各主教的属区各百余，自由城市也约百余。）新教的“左翼”则可以再洗礼派（Anabaptists）为代表。此派无意在神学上和哲学上钻研。他们只希望将圣经上所叙述的基督教原始性格重现于人间。他们的教堂是一种受苦受难的组织。因之他们也创出一种不务家人生产事业，只在情绪上求发泄的趋向。以此作为标榜，他们容易打进下层社会，如荷兰的缝工和面包烤匠即成为再洗礼派的领袖。法兰德斯的织工也组织不少小单位。其中有些人走上无政府主义和原始共产主义道路。他们的弱点则是不能在体制上作为新社会制度的精神支柱。最后在低地国家内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仍是保守派与过激派之间的加尔文派（Calvinists）。
加尔文，法国人，他的神学立场以“命定论”（predestina－tion）为核心。简单的来说则是人不论贤愚不肖，将来或入天堂，或入地狱，早为神所预定。然则如此，命定论仍有各种问题，如：这种命定是一种绝对的、或相对的因素？难道人之为恶真是神之主谋，而不仅是他自己违背神的意旨？如果真有命定，则一个人要在是非可否之间下决心，又如何能确定他之选择即是神的安排？诸如此类问题，固可以逻辑答复，也可视作人类经验以外，非逻辑所能解释的一种神秘现象，本书以下各节还有机会叙及。其不坠入一个机械式的解说之中，反可以被多方接受，也使新时代高层社会的领袖及思想家对之感到兴趣。当赋命定论以坚定的解释时，则有“我个人之命运非人间其他威权可以左右”的气概，而抱持此种观念的人也有倾心于事业成功的趋向，如此才能证明他自己确有神佑。这些气概与趋向使命定论被公认为有助长唯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功效，为推进资本主义的有力工具。
16世纪低地国家的经济又有了新的发展，毛织工业以外放分工办法（详第一、二章）进出于今日比利时南部和法国北部各小市镇和村庄，由于脱离了城市同业公会的束缚，范围日益广大，也更具有资本主义的性格。同时荷兰与齐兰的船舶也在扩充，至16世纪中期之后通过丹麦、瑞典海峡，出入波罗的海之船只1／2到2／3为低地国家所有，每年超过2000艘，其中大部分属于荷兰。这些船只每年以一半的时间捕鱼，其他时间为商船载货，北至波罗的海，南及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虽然仅出入于沿海无数的市镇与村庄，可是经营的资本浩大，背后财务之支持者多为大城市的商人，而以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为主。
低地国家之内，本已产生各种利害冲突，如经外放分工办法织成的毛布的价格低于城镇里同业公会所公订。有些地方寺院林立，僧侣持有某些商业税收的特权，又不免与信民冲突。乡间的士绅在城市势力发展后，否定僧侣有对他们抽税的权力，这些市镇出钱收买附郭封建领主的特权，包括路税、渔猎特权等，而用这些特权作基础，支持他们在经济上管制的力量。
低地国家南北不同，也引起猜忌。北方荷语通行地区，不承认哈布斯堡属于日耳曼系统，此王朝与勃艮第的渊源，加上以布鲁塞尔（今日比利时首都）为政府中心，及引用很多律师法官造成官僚政治，使其“法国势力”和“外来因素”色彩较浓。低地国家的东北角，曾多年联合反抗查理五世，他们所用的东荷兰语和低地德语接近，再洗礼派因着语言的接近，很容易从德国渗透入这地区。至1543年查理五世将这地区全部占领，从此统率了低地国家的17个省区，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低地国家内的很多省区仍不承认他是国王，只不过是一个身兼领17个区域首长职务的亲王而已。所以他必须依照成例，以个别不同的方式在各该省区执行其权责。如果变更体制，各省区仍可拒绝承应。
所以16世纪中期，低地国家享受短时间的和平和统一，各自享有境内五花八门的各种既得权益（vestedinterests）。查理五世本来可以实际领有这块领域，但因又分身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忙于在德国应付马丁·路德，又要主持抵抗土耳其人及在意大利半岛的战事。他忙碌了半生，总希望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帝国，削平各种异端邪说而重新以天主教广布于他所管辖的领域与人民之间，但事与愿违，于1556年自愿退位。治下的帝国分为两部分：德奥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部分，传于皇弟斐迪南；西班牙王位及意大利半岛之领域及低地国家则传予其子菲力普二世。后者在位60年，也是低地国家变乱的开始，以后终于演发至荷兰独立。其中原因甚多，但是中世纪以来欧洲人所崇奉的价值以宗教为首要（最低限度在表面上要超过民族国家和社会经济地位），所以1566年，约有300多个低级贵族在布鲁塞尔提出要求，请终止对宗教异端的迫害，荷兰独立战争因此而展开。
荷兰之独立，肇始于1566年的请愿活动，其实哈布斯堡王室惩办异教徒，历来已久。1550年查理五世曾颁发严峻的命令。内称：凡印刷、抄写和传播路德、加尔文、兹文利（Zwingli）等离经叛道文件的人，一律处死。未经批准私阅圣经或在公开及私人场合下讲解圣经的也处死。如果触犯这罪条的表示忏悔，则男子斩首，女子活埋，不忏悔的即绑在木桩上烧死。在查理五世退位之前，低地国家内因新教异端被处死者，数目已多，有人曾说以万计，最低限度也以千计。
各教派的发展也有不同的命运，如再洗礼派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曾受迫害，在独立战争时却很少被提起，而战事几乎完全由加尔文派来领导。加尔文派原由法国北部渗入低地国家，盛行于法兰德斯，而今日比利时南部经过80年战争，这些地区则仍为天主教盛行地区，又仍属西班牙统治（而成为日后之比利时）。加尔文派盛行北方，成为昔日之荷兰共和国（今日之尼德兰国）全国通行的信仰。可见得宗教触及人类之生活与思想，两者间之关系非常微妙。所以信民在膜拜时固然可以无限虔诚，也可以混入不少俗念，多时尚非当事人所可洞悉。莫特里（JohnLothropMotley）研究荷兰独立运动及独立战争多年，他曾写出：“关于对上天问题之解释，很多人可能因威迫利诱而放弃了他们的宗旨。宗教上的事，人性经常是可以揉转混合的。一到物质上财政上的事，抵抗强权，才会众心一致。”这说法即指出当日宗教之争端实为其表，而其他很多社会经济特权等问题则为其里。倘非后者，也不会有前者。
现在历史家已经公认查理五世生长于低地国家，深悉民情，他虽惩办异教徒，仍不愿惊动这区域内其他的复杂因素。其子菲力普二世，则被认是西班牙人。他排斥异端，借着宗教问题整饬低地国家内部管理权之情事。他一方面计划在全境创设新主教区（bishoprics），一方面又维持常备军。以宗教驯服信民，带着一种政教合一的趋势，而以武力作后盾，其军费亦取给于当地人民，间接又多了一个增税之威胁。1566年初的请愿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各地示威运动蜂起。有些城市将各天主教堂里的圣像等标帜捣毁，同时也有不少下层民众，对几次大洪水没有适当的救济而使食物价格高涨，表示愤慨。对征收什一税的教堂及蛮横的法庭不满。低地国家的高层社会，则看穿菲力普的种种做法是在克制他们历史上的特权。
菲力普此时人在西班牙，于1567年派阿尔瓦（DukeofAlva）带领10000精兵越过阿尔卑斯山而来，这些队伍穿着精良的甲胄，携带前所未有的滑膛枪，并且决定以战养战。1569年菲力普根据阿尔瓦的建议，公布了低地国家的新税制，内中以营业税值百抽十最为苛刻。当日民间经济不像今日社会，每样物品转手一次就要增价10％，是全民一个极重的负担，于是市民停止交易，各地骚动不可收拾。
低地国家的武装抵抗开始于1569年左右，到1648年三十年战争（ThirtyYearsWar）（是役欧洲多数国家都被卷入）和会时，各国（包括西班牙）承认荷兰共和国之独立。其中尤特列克特联盟订于1579年，已于上述。荷兰共和国宣布独立，则在1581年，其实1609年共和国与西班牙曾签订12年的休战公约，这时荷兰已在事实上被承认，但是历史家综合前后，统称荷兰的独立运动历时80年之久。此中发展之详情非本书所能或应缕述，以下只对与我们之题材有切要的地方扼要提及：
领导独立战争的奥伦治皇子（PrinceofOrange此人又名“威廉寡言”＇WilliamtheSilent＇）承袭了法国南部奥伦治和德国西部纳绍（Nassau）的采邑，又在荷兰、齐兰、布拉班特和格德司拥有庄园，是低地国家首富之一，也是高级贵族，向来与哈布斯堡王室接近，但到举兵造反前夕，仍未显露意图，所以有此名号。他原来为天主教徒，后改为路德派，又于战事期间成为加尔文派信徒。作战16年，后于1584年被西班牙主使刺死。荷兰独立之后，他的子孙继嗣。但是他们只用总督（stadtholder）名号，其职务虽世袭，仍称通过各省之选举，其中虽有间断，但如此直至拿破仑时为止。也可以说是替立宪君主制（constitutionalmonarchy）打开了一条出路。（拿破仑败后奥伦治家的继承人则复辟为王，也是现今荷兰的王室。）
战争期间，控制城镇成为两方的主要战略，所以攻城战极为重要，1578年帕玛公爵（DukeofParma，AlexanderFarnese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之侄）取得军权后，改变战略，重点在截断斯克尔特河下游的交通，使依赖此河与内外交通的城镇不战而降（也有实效），所以其目的仍是掌握人口中心，而非消灭对方的野战军。作战方式趋向职业化，火炮与筑城同属重要。除了被围时全城人民因为生命财产攸关而集体加入外，通常两方交战员都是外籍募兵，西班牙的兵员曾到60000至80000人，使军费与财政成为决定战事发展的主要的因素。独立军除在各地派捐之外，初期高级贵族如威廉寡言等人毁家纾难，没收天主教堂资产，以及邻国如英、法、德各处之接济，都属重要。其长期的影响，则是战后低地国家内之贵族更形没落，荷兰城镇中之资产阶级愈加抬头。
菲力普以战养战的计划完全失败，营业税值百抽十无法达到预期之目的，反要从马德里以大量金银（首先来自南美洲）输送到低地国家。如此长期以现款使用于这个狭小的地区，促使此间金融经济加速展开。即在战时的荷兰，其港口的贸易也大增。变乱开始时，南方各地新教徒及反西班牙人士包括不少技术员工。犹太人和资本家，纷纷避地他邦，直到1588年英国女王出面援荷，各界人士重返大陆庭集于北部，助长荷兰工商业之发展。菲力普不能有效处置低地国家，与西班牙全面战略有密切关系。他这时要防备土耳其西侵（勒潘托＇Lepanto＇之海战，已于第二章言及，即发生于1571年，西方之联军由西班牙领导），又要干预法国之内争，且要制止英国介入低地国家之事。最后，则有大舰队（Armada）之征英，都是极为浩费，很多行动没有成功，反而重重牵制菲力普的发展。对荷战事旷日持久，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当初一个宗教问题演变为荷兰人的民族战争，西班牙只能控制低地国家的南部，而此地日后也终于演变为今日之比利时。
威廉寡言又以“海上乞丐”（SeaBeggars）为机动部队。原来1566年低级贵族请愿时，一位权臣曾轻蔑的称他们为“叫化子”（gueux），造反的人偏以此名号自荣，曾编制叫化子歌谣传颂，设计叫化子的图样自相标榜。所以经威廉发给特许状（let－tersofmarque）的武装民船有交战员之身份，通称“海上乞丐”。他们出没无常，也给独立军助威不少。不过他们肆无忌惮，有时趁火打劫，杀人掠货之际，不严格区分敌友。就历史发展而言，他们助长了荷兰人日后在海上的发展，而他们所表现“海上无骑士精神”的侵略性格也成为16、17世纪的一般风气。
从以上各种发展综合看来，新时代的趋向符合克拉克所说的“战争是一种国营事业”（Warbecameabusinessofthestate）。荷兰立国之后，没有更好的逻辑去支持她的存在，只好纵容此种趋向继续发展，而在其过程中表现出一种资本主义的性格。
荷兰共和国之立国可以说是发挥了自由的精神，但仍不能算作民主。而所谓的自由，也只是容许了社会上能说话的人物继续保全他们的权益，并不鼓励所有人各抒所见。在1600年前后，7个省的省议会约有代表2000人，称为“摄政阶级”（regentclass），是一切威权与财富之精萃，因之每一个城镇里的政治可能为极少的特殊阶级垄断，有些家族彼此照顾，他们的地方势力也等于世袭。
独立之初，全国的加尔文派只占1/10人口，至1619年后，已有未皈依此派的新教信徒不能在市政府里任职之规定。只是这种限制并未强制执行，随着时间之进展，其要求反更松懈。为此，有所谓控诉派（Remonstrants）及反控诉派（Contra－remonstrants）的争执。这两派同称为加尔文信徒，也同时有神学威权的支持。他们的争执在于对命定论的解释。前者要求对命定论不作过于严格的定法。有人批评他们根本不承认命定论。这时荷兰省（荷兰